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术交流
推动国史研究的深入开展
——“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学术座谈会”综述
郑剑
4月3日，《当代中国史研究》杂志社在京举办“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学术座谈会”，来自有关科研机构和高校的专家学者围绕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国史研究的对象与重点等问题进行了交流。
与会者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各方面都取得了辉煌成就，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因此，开展国史研究十分重要，有助于总结历史经验、正确认识国情，具有资政育人的社会功能。近些年来，国史研究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和关注，发展势头喜人，但也存在视野不够开阔、领域相对狭窄、方法比较单一等问题。为了推动国史研究的深入开展，建构国史研究的学科体系和学术规范、进一步明确其研究对象和方法越来越紧迫。
关于国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与会者认为，国史研究必须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鉴于其研究范围非常广泛，研究内容还在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地扩展，故而其研究方法应当多样化。具体而言，就是要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积极借鉴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包括国外史学研究的好经验、好做法，从多角度、多层面来深化和拓展国史研究。目前应当特别注重定量和实证分析，运用田野调查、问卷调查、发掘档案资料、搜集口述史料等手段，有目的地收集有价值的研究资料。
关于国史研究的对象和重点，与会者认为，目前的国史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史和经济史两个方面，前者包括党在新中国各个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历次重大运动、重大事件，后者包括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工业、农业等领域取得的成就及其发展过程。这两个方面的研究都是以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对党和国家层面上的活动研究较多，对社会动态和状况的研究则相对薄弱。既然是国史研究，在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时期和背景下发生的各种事物的历史变迁，都应当成为其研究对象。也就是说，国史研究的对象，除了国家之外，也可以是一个地区、一个系统、一个社会基层组织、一个团体甚至是某些人、某个人。因此，在新世纪，积极开展人口史、家庭史、妇女史、婚姻史、社会心态史、当代城市史、环境保护史等的研究，将会进一步拓宽国史研究的领域，深化国史研究的内容，进而更科学、更生动地描绘出共和国的历史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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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学者聚会北京研讨
全球化与两岸及港澳地区经济整合
本报讯 “经济全球化与两岸暨港澳地区经济整合前景学术研讨会”日前在北京召开。
与会者认为，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不可阻挡的趋势，它有利于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的优化配置，为各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但也使国际竞争空前激烈。尤其是在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尚未根本改变、经济全球化仍为少数强国所主导的情况下，经济全球化不可避免地会给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带来风险和挑战。因此，如何积极应对经济全球化这一历史大潮，抓住机遇，趋利避害，是摆在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全体中国人面前的共同课题。
与会者强调，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两岸及港澳地区的经济发展不但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且形成了优势互补的良好态势，如果进行优化组合，会大大增强两岸和港澳地区各自的国际竞争力，有力地推动整个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进程。
这次研讨会是由北京大学台湾研究中心、北京大学港澳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亚非所、山东鲁台交流研究促进会、台湾淡江大学、香港政策研究所、澳门基金会共同举办的，来自祖国大陆和台港澳地区的专家学者百余人参加了研讨会。
（马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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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把党性与科学性统一起来
龚育之在《在党的历史决议的基础上前进》一文中指出，党史是一门科学，以党的历史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学习和研究党史，必须把党性和科学性统一起来。在党的历史决议的基础上前进，就是为了达到这种统一。党性包含相互关联的两层含义：一是党的组织纪律，即遵守决议，服从中央；一是党的思想路线，即实事求是，尊重实践。这两方面必须统一起来，而只要不是像“文化大革命”中那样，党的思想路线从根本上出了问题，二者也是可以统一起来的。如果不顾党的利益，不讲党的纪律，不遵守党的历史决议，不是正确态度，就会偏离方向。同样，如果违背科学性，也就从根本上失去了党性。党性包含着尊重事实、尊重实践的思想路线。当然，党性与科学性要很好地结合起来，还需要做很多的工作。
（摘自《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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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科扫描
孙中山研究评述
林家有
今年是辛亥革命九十周年。提起辛亥革命，人们自然就会想到孙中山这个伟大的名字。孙中山是中华民族的一代伟人，伟大的爱国者，民主革命和中国近代化的先驱。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和中国的近代化事业，他献出了毕生的精力和智慧。在半个多世纪的生涯中，孙中山有一半以上的时间是在异国他乡度过的，足迹遍及欧、美、亚洲各地，历经各种艰险。他频繁地接触国内外各个阶层的人士，他的爱国革命活动也对外国发生了影响。所以，他又是一位世界性的伟人。正由于孙中山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又由于他思想深邃和人格高尚，自1925年他逝世以后，世界上研究他的思想和学说、评价他的历史功业者很多，“孙学”一直是一门显学。
过去的研究——奠基工作
1925年孙中山逝世以后至1979年我国改革开放以前，为孙中山研究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国内外学者研究孙中山，形成了“孙学”的基本特征。在前期，即20世纪20-30年代，研究的着重点主要是整理和出版孙中山的著作，研究孙中山的政治思想——三民主义，以及他的生平事功。最早出版的传记是美国林百克著、徐植仁译的《孙逸仙传记》（上海三民公司1926年版）；其次是英国康德黎、琼斯著，郑启中、陈鹤侣译的《孙逸仙与新中国》（上海民智书局1930年版）。而我国最早研究孙中山并为之撰写传记的是云南白族人施滉，他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攻读东方学硕士学位时撰写的论文就是《孙中山评传》。这是施滉在孙中山逝世三周年时完成的孙中山传记，但由于各种原因该书未能公开出版，以致这本评传在斯坦福大学档案中埋藏了近七十年之久，直至1996年才被云南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国共两党由合作而分裂，因而产生了谁是孙中山思想与事业继承者和真假孙中山三民主义的论争，出现了对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研究的热潮，先后出版了《三民主义之研究》、《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三民主义的国家观》、《孙文主义总论》、《三民主义之理论的体系》、《三民主义之使命》、《三民主义概论》、《孙中山先生传》等一批论著。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1925-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官定意识形态，但各种研究均带有特定阶层的偏私和狭隘，解说和诠释都明显存在着不公正、不科学和不够深入等问题。国民党内部政治派别较多，这些派别皆以孙中山思想和事业的正统传人自居，众说纷纭，各执一词，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理解和运用有很大分歧。这一时期的研究有一定成就，但也存在明显的弱点。
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至40年代末国民党败逃台湾止，我国学者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研究有所深入和发展。除何干之的《三民主义研究》、崔书琴的《三民主义新论》外，还出版了侯外庐的《三民主义与民主主义》、张闻天等人的《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郑文瑞的《三民主义哲学之基本研究》等著作。从学术的角度看，由于各人的政治观点明显不同，除了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去研究孙中山政治思想的学者之外，其余多少都带有不同政治派别的政治倾向，他们解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不是为了给孙中山合理的历史定位，更多的是为了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这样的研究不仅没有将孙中山的事功和思想梳理清楚，反而更增加了难度。
1949年以后至1979年，我国大陆学者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孙中山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三民主义）和历史活动力求做出科学的评价，曾一度出现过研究孙中山的新气象。除了出版陈锡祺著《同盟会成立前的孙中山》外，也发表了不少关于孙中山的哲学思想和三民主义思想以及孙中山与兴中会、同盟会和辛亥革命的关系等方面的研究文章。虽然论著的学术水平上了一个档次，但大体上都是属于政治史和思想史方面的内容。这时期我国台湾的学者除了编辑出版《国父全集》、《国父年谱长编》以及《革命文献》等资料书之外，也出版了《孙中山先生传》、《孙中山先生的史料与史学》、《孙学体系新论》以及孙中山思想研究等很多著作。与此同时，美国、德国、苏联和日本学者研究孙中山也很有成绩，出版了像《壮志未酬的爱国者——孙中山》、《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孙中山传》、《孙文与中国革命》、《孙文与日本》等颇有影响的著作。毫无疑义，这个时期的孙中山研究无论从理论、方法乃至研究的内容上都有很大的发展，为后来“孙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现在的研究——发展和超越
1979年以来至20世纪末，由于外国学者的研究兴趣转向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对于政治史、思想史的研究有所减弱，对孙中山的研究也有所淡化。我国台湾由于受台独思潮和本土化观念的影响，一向被奉为国民党官方意识的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研究也受到冲击，“孙学”的发展受到制约。而我国大陆学者对孙中山的研究则以前所未有的态势发展，不仅成立了许多孙中山研究会和研究机构，也举办了多次国际、国内的学术研讨会；不仅出版了《孙中山全集》、《孙中山年谱长编》、《孙中山研究丛书》、《孙中山基金会丛书》等，也出版了许多会议论集，如《孙中山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孙中山与他的时代》、《孙中山与亚洲》、《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孙中山与现代文明》，还出版了内容广泛的论著，如《孙中山论》、《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道路研究》、《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军阀》、《孙中山与近代中国》、《孙中山政治学说研究》、《孙中山军事思想与实践》、《孙中山社会科学思想研究》、《孙中山教育思想研究》等，以及关于孙中山与共产国际、孙中山与传统文化、孙中山与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孙中山与世界等方面的研究专著。由此可见，这个时期的孙中山研究不仅范围有很大拓宽、研究的方法和思路有很多创新，而且学术水平也有显著提高。多数学者在坚持阶级分析方法的原则下，借鉴了西方综合研究的理论，将孙中山的思想和实践作为整体进行全方位的考察，更加彰显了孙中山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地位，从而加深了对孙中山作为20世纪中国社会第一位伟大改革家的认识，恢复和显示了孙中山作为中华民族伟大代表和时代巨人的形象。这是孙中山研究的巨大发展和超越。我国学者为孙中山研究和“孙学”的发展作出了世界公认的成就。
未来的研究——走向更加理性和成熟
展望孙中山研究的未来，可以肯定，它不会因为时间的变迁和世界政局的变化而被轻视。孙中山的历史地位和影响绝不会随着历史的推进而减弱，作为人类文明的历史遗产——孙中山的思想、人格将会继续发挥作用。未来学界对孙中山研究重视的程度以及重视的内容也许会有不同，但它永远不会从学者的心目中消失。未来的“孙学”发展，或许不是数量上的发展，而很可能是在重新发掘和整理材料的基础上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以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取得更加理性和更加深刻的研究成果，使孙中山研究显得更加成熟和理性。
任何历史人物都生活在一定的时代之中，不管其思想主张如何，不论其行为表现怎样，归根到底都是时代的产物。只有明了历史人物所处的时代以及环境的繁杂，才能找寻历史人物经历的艰辛及其思想和实践的历史意义。孙中山是全世界的优秀代表，研究孙中山不能仅从政治视角去追寻，更重要的是用联系的观点去探索孙中山的思想和实践与历史和现实的关系。运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化学的方法对孙中山进行大视角的审视，全面地考察孙中山的思想和活动，将会是未来孙中山研究的趋势。
事实上，近代中国的政治家、思想家，尽管他们思想的兴奋点和考虑问题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他们的看法和观点各异，但多数都是围绕中国近代化这一时代主题立言行事的。他们或是近代化事业的积极支持者、推动者，或是近代化事业的反对者、抵抗者，由此导致了中国社会内部的分化，形成了不同政治派别，出现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选择。近代中国各大政治集团、各派政治势力之间的争论，正是围绕中国要不要近代化以及选择一条怎样的近代化道路而进行的，他们的思想和主张都是对中国近代化这一时代主题的不同回应。所以，运用社会变迁和社会发展的近代化理论和方法对孙中山进行全面的研究，必将引起研究范式、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的转变，有利于拓展孙中山研究的领域和空间，也会丰富孙中山研究的内容，给孙中山研究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同时也有利于发挥史学研究关注现实、参与历史的社会功能。所以，未来的孙中山研究仍然将会是人们关注的重点，但研究方法和评价的标准将会不同。在近代化视野下研究孙中山，不仅是为21世纪孙中山的研究拓展思路，而且也肯定会产生出更为丰硕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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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社会主义的生命在于实践创新
张奎良在《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内蕴》一文中认为，社会主义与唯物主义有着内在关联，“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这个命题，浓缩了从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经过空想社会主义再到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发展历程。实践的唯物主义把作为社会主义“逻辑基础”的唯物主义提升到实践活动的层面，只有付诸实践的唯物主义才能真正达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正因为有实践的唯物主义，才有实践的唯物主义者，而践行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内蕴的人当然也就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者，他们的使命也就是“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实践是社会主义的生命，社会主义要在实践中不断创新。
（摘自《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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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者论坛
关于主观能动性的思考
黄铸
主观能动性，是一个重要的哲学命题。这个命题在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历程中，起过极其重要的作用，也积累了丰富而深刻的经验教训。联系这些经验教训对主观能动性的命题进行冷静思考，对于哲学理论的研究、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都有重大的意义。那么，怎样才能更好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呢？历史经验表明，关键就在于能否坚持实事求是这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
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新中国建立初期，正因为坚持了实事求是这条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所以能正确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在曲折、困难、复杂的革命斗争中极其巧妙地引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1956年以后，特别是1958年大跃进中，正是因为背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只强调主观能动性，结果自然走到了主观主义以至唯意志论。邓小平指出：实事求是“这条思想路线，有一段时间被抛开了，给党的事业带来很大的危害，使国家遭到很大的灾难，使党和国家的形象受到很大的损害。”
正确发挥主观能动性，关键在于实事求是，使思想符合实际，主观符合客观。那么，怎样才能检验思想与实际、主观与客观是否相符合呢？这就需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理，把思想、计划、方针、政策等等主观的东西放到实践中去检验，看是否能得到预想的成功。一般说来，成功了的就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失败了的就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人们正确发挥主观能动性，不但在行动之前就要力求使自己的思想、计划、方案等等符合客观实际，而且在实践已经证明其存在错误（即不符合客观实际）的时候，必须及时改正错误。
不坚持甚至不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必然思想僵化，迷信盛行，也就无从正确发挥主观能动性，若勉强去发挥，也只能遭到失败。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搞“两个凡是”，徘徊了两年，正是这种情况。那时虽然提出要“大干快上”，却并没有得到好的结果。只有经过真理标准的大讨论，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行了改革开放，才使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广大干部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得到空前的发挥。
但是，由于人们的实践在时间和空间上受到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所以实践的检验也是有局限性的。并且，事物是向前发展着的，人的实践也是向前发展着的。人们要发挥主观能动性，不但要在特定的实践中检验自己的思想是否符合客观实际，而且要从实践中发现新的问题，引出新的思想，用以指导新的实践，而不能只停留在实践已经证明的东西上。这就要有预见性、超前性、创造性，要敢试、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不冒点风险，办什么事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这并不违背实践标准，而是在试和闯的实践中去认识新的真理，并改正不符合实际的部分。这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
发挥主观能动性，要有创造性，就必须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实践是群众的实践，许多真正的创造都来自群众。毛泽东把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完全统一起来。他说：“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邓小平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群众路线，充分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他说，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由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
总之，发挥主观能动性，必须严格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包含着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否则就会变成庸俗唯物论。发挥主观能动性，又必须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否则就会变成主观主义以至唯意志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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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努力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
——“信息化、工业化和数字城市研讨会”综述
陈敏英
围绕落实“十五”计划提出的“努力实现我国信息产业的跨越式发展”这一重大课题，新江汉大学、武汉市科委和全国城市发展研究会主办的“信息化、工业化和数字城市研讨会”前不久在武汉市召开。
与会专家普遍认为，当今世界，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高度重视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的发展，把它作为迎接新的经济发展和应对二十一世纪挑战的重大战略举措。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涉及国家经济发展的命脉，关系到国家安全的大局，关系到一国在未来国际竞争总格局中的地位。信息产业也是当今融合度最高、发展潜力最大、涵盖面最广、拉动经济增长最快的新兴带头产业。从我国的情况看，在“八五”、“九五”期间电子信息产业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产业整体素质进一步提高，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仍然很大，在软件、集成电路、信息源器件等重要领域落后于发达国家，不少核心技术仍受制于人。信息企业机制不活，竞争能力弱，技术创新能力差，信息安全问题日益突出等问题，进一步提醒我们一定要加快推进信息产业的发展。
多数专家认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不是不要工业化，而是把工业化与信息化更好地结合起来。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发展信息化为主题，以调整产业结构为主线。有专家提出，实现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必须完成三大任务、采取两个主要措施。三大任务是：大力开发和运用信息技术，迅速发展信息产业，加快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加强现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为实现信息化并且带动工业化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运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实现工业现代化。两个主要措施是：加快制度创新，形成良好的制度环境；加强技术创新，推动信息化和工业现代化。
研讨会的另一个内容是“数字城市”。有专家指出，数字城市和城市数字化是两个不同概念。城市数字化是指城市建设、生产、生活等方面用计算机技术来管理，也就是城市信息化。数字城市相对来说狭义一点，就是以地理信息为基础的城市信息系统。数字城市的主体是有数据、软件、硬件、模型、服务，它的重点对用户来说就是服务。数字城市的本质是信息系统，它是建立在全社会信息化基础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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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一部可藏可读的文化史研究专著
——评《中国藏书楼》
臧永清
优秀的学术专著，既可置之案头、书架，为主人增色，又可供专家学者使用，以为备检之需，同时还能成为普通读者的知识读物，达到传播文明、普及文化、提高品位和素质的目的，也就是集学术性、知识性和可读性于一体。由著名学者任继愈主编、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藏书楼》，正是这样一部三性完美结合的中国文化史研究专著。通观全书，有如下特色。
第一，填补了中国文化史研究的一项空白。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藏书文化，源远流长，其形态、构成、传承以及其中的人文精神，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影响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然而，以往对于中国藏书历史与文化的认识，大多局限于一些具体问题、具体人物、某一朝代或某类藏书等方面，缺乏从宏观上进行整体而系统的研究。《中国藏书楼》洋洋一百五十万言，对中国历代藏书的历史与文化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总结，填补了中国藏书文化研究的空白，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内容。
第二，研究角度独到。藏书楼是藏书文化的载体，承载着中国藏书文化与藏书事业的千古辉煌，但其自身似乎难以展开。该书从最常见、最易为人忽视而又最有特色的藏书现象入手，以史、论、表、传等体例形式，全景式地展示了历代藏书楼的面貌，多视角地再现了中国藏书楼与藏书文化的关系，比较全面地论述了中国藏书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以至人类文明中的地位与作用。这种独到的研究角度为全书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学术上有所创新。科学研究的生命与魅力在于创新。该书的成功，创新是一大特色。除了对以往研究中普遍关注不够的书院藏书、佛道寺观藏书和基督教、天主教堂藏书均给予了相应的重视，在所有涉及的朝代内都辟有专门章节予以介绍，使这几部分中国藏书事业中不可缺少的内容都得到了理应得到的尊重外，对于人们研究较多的官府藏书与私人藏书，也都有新的开掘与发现，尤其是明清两代的宫廷藏书，其资料之详备、论述之公允，是以往同类研究中所未见的。这样一来，就使得中国藏书文化的研究更加完整与完善。
第四，语言清新，行文流畅。在全书的叙述中，既完整地再现了中国藏书文化的全貌，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准和丰富的知识含量，又没有一些学术著作那种语言艰涩、孤芳自赏，拒普通读者于千里之外的不良文风。学术著作增加可读性，流畅易懂，必然会扩大阅读面，而阅读面的扩大，又将对学术研究成果的普及和全民文化素质的提高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这应该是当今学术著作写作的努力方向。成于众手的《中国藏书楼》，可以说比较好地做到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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