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治学漫笔
思考：通向史识的桥梁
郭世佑
有一种说法：历史不外乎由时间、地点、人物等简单要素构成，不需要动脑筋，死记硬背即可，哪怕是数学、语文基础不行，也能做好史学研究。其实不然。
历史原本就是现实的凝固，现实不过是历史的延续，既然现实是那么复杂，历史也不可能简单到哪里去。历史蕴藏着许多深刻丰富的内涵，有血有肉，而且充满矛盾。欲寻求历史规律，就离不开思考。历史资料固然汗牛充栋，但由于资料的记录者各自的旨趣、视角与目的不同，所记内容与质量迥异，甚至真假难辨，如何找出相对真实与相对完整的记录，同样离不开思考。此其一。其二，史料无论怎么繁多，相对于广袤多变的历史空间与错综复杂的历史过程而言，又总是有限的，某些重要的历史细节或场景并未载诸文字，如何克服史料的不足，揭示历史的连续性与整体性，同样依赖思考。其三，历代统治者与他们的刀笔吏出于阶级利益的考虑，常把某些关键因素隐藏起来，史料所记载的往往只是表面现象，如何找出那些关键因素，直逼历史本质，仍然离不开思考。因此，“学而不思则罔”、“行成于思，毁于随”等古训对于治史者同样适用。
便捷有效的思考一般可从推敲差异或矛盾入手。不同的史料、论点、论据之间的差异，不同论据的准确性与代表性的差异，不同论点的逻辑性与普遍适应性的差异，价值标准的差异以及论点与论据的矛盾、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矛盾等等，均可作为思考的起点或契机。
思考是涉足任何学术殿堂的不二法门，也是通向史识的桥梁。许多深邃的学术思考其实就是感悟，感悟所得便是史识，而史识就是史学的灵魂。大凡前贤之治学者，不独功底深厚，而且善于思考。诚如袁枚所言：“学如弓弩，才如箭镞。识以领之，方能中鹄”。其实，无论是治史，还是习文，或是研究社会与自然，既应在有限的学术生命里尽可能多地掌握信而有征的资料，亦当通过提高感悟能力去尽量添“识”。二者均非朝夕之功，但对研究者来说却又不可不为之努力。史学的真实与广博，连同哲学的睿智与思辩，文学的灵气与秀美，应是史学工作者追寻的境界。
我自量资质愚鲁，且生也晚，不敢奢望同功力与史识接缘，但尽量鞭策自己多动脑筋，既不成心标新立异，也不轻易对某些未经确证的定论人云亦云。80年代初，理论界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触动史坛，主张以实践为标准评价历史事件与人物的呼声可谓不低，我则认为不能简单化。在我看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正确的。但作为正确反映客观事物及其本质联系的真理与作为品评历史事件与人物的历史评价观点并不一样，实践对二者的要求也各不相同。历史评价固然是从逝者的实践中来，但既无法回到逝者的实践中去——逝者不能复生，又不能将后人的实践越俎代庖——历史不能重演。至于历史人物的实践，那只是评价对象，更不能作为评价标准。这些浅见倾注了我的一份思考，因而有幸引起学界的关注，乃至首肯。
智慧与勇气堪称人生旅途的启明星，但若想获得真正的成功，离不开劳动的双手。恩格斯说：“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事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我从中领会出两层意思：一是唯物主义需要发展，不能依赖注经式的山重水复；二是发展唯物主义需付出艰辛劳动，光说空话无济于事。
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术交流
为人类的美好未来而奋斗
——“孙中山与世界和平”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赵立彬
中国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与日本创价大学联合举办的“孙中山与世界和平”国际学术研讨会前不久在广州举行。与会的中外学者就孙中山的和平观和大同思想、孙中山实现国内和平的具体主张以及孙中山与世界各国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孙中山的和平观与大同思想，是这次学术研讨的重点。与会者充分肯定了孙中山弘扬民族美德，强调加强国际协调、超越大国强权的窠臼，从而实现人类的和谐、合作与进步的思想和实践，指出他的和平理想是以反对民族压迫、民族侵略和为推翻腐败的卖国者统治，消除天地间的不平等，以期造成大同世界为前提的，充分显示了孙中山的伟大胸怀和为人类美好未来而奋斗的精神。
思想与实践相结合，是孙中山作为一名杰出的政治家、革命家的伟大之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为了实现国内和平，孙中山进行了艰苦的努力，但有时为了祖国统一，又不惜坚定地开展武装斗争。与会者对孙中山具体的和平主张和政治选择进行了探讨。关于孙中山在民国初年南北议和中的态度问题，有学者详细地分析了他在担任临时大总统前后赞成南北议和的不同原因，指出孙中山赞成议和前期主要是出于斗争策略的考虑，而后期则主要是由于客观形势及各种外部压力所迫使。对于第二次护法战争时期孙中山坚持护法北伐，以武力统一全国的主张，提出要结合社会历史条件和时机对“武力统一”与“和平统一”两种主张作出具体分析和具体评价。也有学者肯定了1924年孙中山提出依靠民众之力铲除军阀及帝国主义、实现国内和平统一和联合亚洲乃至世界各被压迫民族反抗列强侵略，进而实现亚洲及全世界永久和平与大同之制两大和平主张。
外交是孙中山革命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展现其为争取世界各国支持，实现国内和平统一，创造和平国际环境的不懈努力的重要内容。有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孙中山与日本的关系。有的提出联日兴亚是其外交策略的主轴；有的通过对《中日同盟》真伪问题的探讨，认为其反映了孙中山希望日本援应中国革命的外交策略。对于苏联与共产国际对孙中山的影响，也有学者指出反军阀斗争是影响和制约他“联俄”进程的一个重要因素，苏俄给予孙中山以极大的外交支持，但大国沙文主义也相当明显。
对于孙中山研究中的一些具体问题，与会者也发表了不同意见，为孙中山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提供了新的视角。例如，有的学者从传播学的角度研究孙中山对三民主义的宣传；有的结合孙中山及其时代，对孙中山思想对现代中国及世界的影响进行了探讨。
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
一代盛事 旷世巨典
——关于大型清史的编纂
戴 逸 李文海
中国有“易代修史”的传统。一个朝代灭亡以后，后继的新朝代为了总结历史，借鉴往事，吸取经验教训，都要给上一个朝代编纂历史。宋修唐史，元修宋史，明修元史，清修明史，这一修史的优良传统绵延不断，经久未绝，两千多年来积累了丰富浩瀚的二十六史和其它汗牛充栋的历史著作，构成我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一
现在，清朝被推翻已经整整90年了，但至今还没有一部较为理想的大型清史。1914年，北洋政府曾开设清史馆，编纂清史，历时14年，至1927年完成536卷《清史稿》。由于参加编纂的人大多是清朝的遗老遗少，忠于清廷，故而在不少重大问题上记载失实，评论不公，如把徐锡麟、秋瑾、熊成基等革命烈士斥为乱匪，而把瑞方、志锐、陆钟琦等因抗拒革命而被击毙的清朝官员说成是“慷慨捐躯，从容就义，示天下以大义”。还有在记载民国元年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时，只书其事，而不书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之名。这种立场、观点当然不能为世人所接受。故国民党统治时代，《清史稿》被列为禁书。平心而论，《清史稿》是以前清国史馆的资料、稿本为基础，提纲挈领，删繁就简，囊括三百年史事，历时颇久，用功甚勤，有相当的学术价值，未可一笔抹煞，但存在严重的政治缺陷。且编纂时，清宫所藏历史档案尚未为世人共知，故没有利用丰富的档案史料，这就大大影响了此书的质量。国民党去台湾以后，亦有编纂清史之议。但它偏居一隅，无心作此巨大的文化工程，又缺乏修史的专门人才，故仅把《清史稿》稍作修订。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央领导人曾提出编纂清史的建议与设想。董必武同志向中共中央建议编写两部书，一部是清史，一部是中国共产党史，此建议得到许多领导人的赞同。但此时百废待兴，还顾不上修史工作，故而搁置下来。1959年，周恩来总理委托吴晗同志考虑编纂清史的规划，吴晗有一个较宏大的设想，拟设立清史馆，先从培养清史研究人才和大规模征集、整理清史史料开始。他向戴逸谈过设想并征求意见。田家英同志对修史最为热心，有意亲自撰写清史，收集了大量清人的墨迹和史料作为修史的准备。60年代初，毛泽东主席在和范文澜同志的一次谈话中说：自己退居第二线，管的事情少了，空闲时间多了，想读一点清史方面的书。可见，清史和编纂清史工作在中央领导人中受到极大的关注。1965年秋，周恩来总理责成中央宣传部筹备此项工作，中宣部为此召开部长会议，决定设立清史编纂委员会，作为编纂清史的领导机构，委员由七人组成：郭影秋（时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关山复（时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尹达、刘大年、刘导生、佟冬、戴逸，并在中国人民大学内成立了清史研究所，作为编纂大型清史的执行机构。但这次会议以后不久，“文化大革命”便开始了，酝酿多年的编纂大型清史工作化为泡影，而且成为中宣部和郭影秋干扰和对抗文化大革命的一项罪行。“文革”中，中国人民大学被勒令解散，教师分散到其他学校，郭影秋为了保存已在中国人民大学集合的一些清史研究力量，于1973年建议成立清史研究小组，暂时附设在北京师范大学内。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后，清史研究所复归人大。80年代初，有人写信给邓小平同志，建议国家纂修清史，邓小平同志将这封信批转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此时，国家正在制订社会科学的“六五”规划，清史是历史规划中最重要的项目。本拟先写一部清代人物传和一部清代通史，作为整个大型清史的主要架构，此项工作一直延续到“七五”规划。由于当初的社科规划基金较少，资助的力度不够以及其它原因，大型清史的编纂工程未能继续实施下去。现在，已进入21世纪，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国家的面貌焕然一新，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综合国力增强，加之研究队伍壮大，学术积累丰厚，编纂大型清史已是最佳时机。此项工作启动过早或过迟，均有不利。启动过早，历史当事人很多健在，涉及个人利害关系与意见分歧，且史料未及整理，研究未及展开，猝尔命笔，质量难以保证。启动过迟，时过境迁，历史记忆淡褪，历史细节模糊，亦不易写成真实可信的历史。二十六史中的很多部写成在旧朝代灭亡以后约数十年至一百年左右。现在，清朝灭亡已九十年，编纂大型清史，此其时矣。希望政府、社会、学术界共同关注此事，使此巨大的文化工程得以及时启动和顺利展开。
二
编纂清史不但有重大的学术价值，而且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清朝统治中国达268年之久，其前期在发展经济文化、巩固国家统一、加强民族团结等方面有重大功绩，其政策措施，多可借鉴。中叶以后，内外矛盾尖锐，实行闭关锁国，拒绝进行改革，政治日益腐败，其失误和教训，实足发人深省。“殷鉴不远，在夏后氏之世”。且清朝灭亡至今不足一百年，离我们时间最近，对现实生活影响最大，和当前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民族、文化等各个方面息息相关。要了解和掌握中国的国情，根据中国的国情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非对清代历史进行深入研究不可，因此很有必要编纂一部网罗各方面史事，详尽完备、篇幅较大的清史来。江泽民同志指出：“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一贯重视历史经验的借鉴和运用。”又说：“一个民族如果忘记了自己的历史，就不可能深刻地了解现在和正确地走向未来。”修纂清史的重大意义，也正是在这里。
我们今天要写一部怎样的清史？其体例、体裁、部件、篇幅需要全国的专家学者共同讨论，各抒己见，集思广益，拟定一个比较完善而可行的方案。清史的编纂既然是继承和发扬我国修史的传统，就应该和已有的二十六史相衔接，吸收已有史书的优点；但清代后期已从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跨进，历史内容和单纯的封建社会很不相同，修史的体例、体裁、方法应该超越前史，有所创新。为了讨论方便，清史可否考虑设置以下部件：
一、编年。编年以纪史事，按时间为序，取代二十六史中为帝王作传的本纪。二、传纪。网罗268年之历史人物，分别作传。这是大型清史的主体部分，篇幅最多，相当于旧史中的列传。三、通史。按今日章节式之体裁，写成有清一代之通史。篇幅不必过大而观点须鲜明，叙事需准确，文字需通畅，为旧史所无之新增部分。四、专史。分门别类，叙述清代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民族、思想、文化、科技、文学、艺术等各方面之发展，取代旧史中的“志”。五、表。各种史表，如世系表、职官表等。六、图。地图与其它图籍。七、纪。清代268年中，包括南明和太平天国，二者各有其政权，各有其历史，各有其典章制度，可否另设《南明纪》、《太平天国纪》，分别叙述。又清代关外部分，可否设立《清史前纪》。八、清史著述书目。
当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内设立清史研究所，即是为了编纂大型清史。35年来，这一巨大的文化工程虽然迟迟未能正式启动，但清史研究所一直坚持这一工作方向和目标，黾勉以赴，矢志不渝，为大型清史的编纂作准备。大型清史，工程浩大，部件众多，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必需把各个部件分解开来，采取蚂蚁啃骨头的办法，逐个部件，分期分批，撰写完成。这个办法，持之以恒，已见成效，20年来，清史研究所与其他单位合作，已完成了许多研究成果，包括《清史编年》12卷，《清代人物传稿》37卷以及大量资料的整理编纂，这些成果可以作为今后修史的准备和基础。
三
“盛世修史”在文化史上具有重大意义。我们现在说到历代的文化工程，唐代就会提到《五经正义》和修纂六史，这些都完成于唐初的贞观盛世；宋代就会提到《文苑英华》、《册府元龟》、《太平御览》、《唐会要》以及《新唐书》、《新五代史》、《资治通鉴》，这些都成于北宋前期政治较安定的宋太祖至宋神宗年间；明代就会提到《元史》和《永乐大典》，二书成于明太祖、明成祖国力最强大之日；清代就会提到《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和《明史》，这些都是在康熙、雍正、乾隆的盛世所编纂的。我们这一代人幸值国家开始腾飞之时，将以什么样的文化工程传留给后世？当然，编纂《清史》、《中华民国史》、《中国共产党史》，应是21世纪历史学界光荣的使命和义不容辞的责任。
编纂清史是一项艰巨的文化工程，要有政府和社会的支持与参与。既要有一定的经费、编制，又要组织和协调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共同努力，如军事史要依靠军事史家，经济史要依靠经济史家，科技史要依靠科技史家，要有学术界、文博界、档案界、科技界、出版界的协同配合，还要邀请台湾与海外学人参加讨论与编纂。任何个人或单位皆难以承担这一繁复的组织领导工作。历代修史都是政府主持，以政府首脑领衔，如唐初六史的修撰，以宰相魏征、房玄龄、褚遂良等领街，有学者姚思廉、李延寿、颜师古、李淳风等参与；清修明史，由大学士张廷玉领衔，有史学家万斯同、王鸿绪等参与。这样的修史班子具有政治和学术上的权威性，便于创造修史的条件，动员和协调各方面力量，研究和解决编纂中的疑难和问题。可以相信，如果组织有力，条件具备，规划妥善，不难于二十年内完成编纂大型清史此一代之盛事、旷世之巨典。
（附图片）
戴逸教授
李文海教授
4月5日，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在京举行“清史”编纂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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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一家之言
严复研究析疑二题
林平汉
严复（1853—1921），这位“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不仅是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也是热忱的爱国主义者。严复研究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课题。本文拟就严复研究中的两个热点问题，谈一谈自己的看法。
严复晚年学习西方文化思想的认识
在中国近代风云际会的动荡岁月中，严复面对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严峻现实，第一次系统而有选择地传播进化论，提倡资产阶级思想文化，为促进戊戌维新运动和中国走向近代化作出了杰出贡献。严复早期思想的进步性是显而易见的，也是学术界公认的。然而，严复晚年的思想究竟是承前发展，还是渐趋保守而转为复古，仍众说纷纭。笔者认为，严复晚年仍然主张学习西方科学文化，促进中西文化交流，但并非“全盘西化”或一概否定传统文化。他提出，“四书五经固是最富矿藏，惟须改用新式机器发掘陶炼而已”，就是利用先进的科学理论与方法，整理旧学，发扬优秀的文化传统。
1914年，严复提出一个重要概念——“执西用中”。他说，应“依乎天理，执西用中，无一定死法，止于至善而已。”所谓“依乎天理”即顺应自然，“执西”即吸取西方文化于我有益者；“用中”即从切合中国的实际需要出发，以最完善为追求目标。这种提法是严复经过长期的思索，到了晚年才提出的，将之作为重构中华文化的准则。这是严复爱国主义思想的精华，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但由于严复并未专文阐述这一观点，故而在当时影响不大。五四运动前夕，严复还提出了“所期取彼长，为国补缺漏”的主张，希望汲取西方先进文化，弥补民族文化的不足。这种颇具辩证科学的文化观，也是对“执西用中”的补充。
严复晚年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与他从前所主张“择其善而从之”、“阔视远想，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的科学观点是相一致的。我们应该全面科学地发掘整理严复的思想宝库，以弘扬先哲的可贵精神和优良的思想遗产，汲取有益的历史借鉴。
严复对袁世凯与筹安会的政治态度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中华民国。然而，辛亥革命无法避免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思想准备尚不成熟，民国有名无实。封建残余势力伺机复辟，加上各种政治势力纷争，整个社会动乱不安，人民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面对严酷的社会现实，严复深感忧虑和烦恼。在清末民初这段时期，严复对袁世凯其人和中国国体问题的纷争，有一个认识过程。他当时认为，中国应当实行君主立宪制，否则，社会没有稳定的秩序，又怎能迈上富强之道？在严复看来，国民尚缺乏民主意识，无法立即实行共和制。
1915年8月，杨度强邀严复参加筹安会，宣扬“吾国是不宜于共和，抑宜于君主”。严复虽曾设想“定虚君之制”，但面对“民主共和”思潮深入人心，他不同意遭到国人唾骂的袁世凯贸然改变国体，实行君主专制。严复被列名于筹安会，自感身不由己地落入袁世凯、杨度等所导演的洪宪帝制的阴谋圈套，但他深居简出，极力托辞拒绝参加筹安会主持的活动，也没有为筹安会撰写文章。
严复与梁启超过从甚密，在政治上也常相勉励。1915年6至8月间，严复曾致信梁启超，指出：“见此次来京与各方首要密谈数次，皆不值项城所为。松坡既仍处笼中，虽朝夕过从，极尽奉承之能事，然英雄之身可击而志不可夺，项城其亦愚之甚矣”。这明显表露其对袁世凯所作所为的不满和对蔡锷（字松坡）英雄气概的赞许。同时，他还勉励梁启超以文字诛伐，发挥沪上报章的作用。1915年9月3日梁启超发表《异哉所谓国体者》一文，引起社会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响。袁世凯欲以4万元的金票收买严复，要求严复署名撰文驳难梁启超，但被严复拒绝。
1916年春夏之交，袁世凯帝制闹剧收场后，仍想继续当大总统，希望严复为之“奔走”。严复在同年4月20日致庄蕴宽的信中，明确阐述：“今晨项城代表刘君来见，必欲弟为之奔走。弟以身可杀，头可断，此事断不能为，当时已婉言谢绝。”严复在认清袁世凯真面目后，不肯为帝制奔走，但他也不愿劝袁辞总统位。1916年4月4日，严复在写给熊纯如的信中述及，“惟是今于取消帝制之后，复劝项城退位，则又万万不能，何则？明知项城此时一去，则天下必乱，而必至于覆亡。德人有言：‘祖国无上’。……吾之不劝项城退位，非有爱于项城也。无他，所重在国故耳。”他之所以拥戴袁世凯，也主要是为了寻求国家社会的稳定发展。至于拥戴错了，则应另当别论。
总之，严复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时期一位复杂的历史人物，我们应当根据当时的历史形势和他的处境来评价他的言行。
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
文化精神的科学总结
——评《中国文化精神》
李治亭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文化大国，文化积累深厚。邵汉明主编的《中国文化精神》（商务印书馆出版）一书，反省了往昔的文化研究，重新审视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对中国文化精神进行了总结。
在近一个世纪的岁月里，几代学人为建构中国“文化精神”，曾进行过长期不懈的探索。然而，人们的认识远未一致，尚存诸多歧见。该书详列“五四”以来各派的观点和主张，品评其得失，又作中西比较，就中国文化精神的内涵、研究的意义与方法、继承与超越等问题做了系统阐述，将中国文化精神概括为七个方面：以人为宇宙中心的人本精神、“天人合一”的和谐意识、以“德行”为人生准则的道德意识、追求“天下有道”的理想主义、“力行为重”的实践品格、“圣人并包天地”的宽容品格、“万物一体”的整体思维。这七个方面的内容，恰是与西方文化精神相区别的具有中国历史特色的文化精神。
中国文化精神来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往对文化精神的不同观点，皆缘于对传统文化的不同认识与理解。该书从诸子百家中去寻找中国文化精神，列出了道家、儒家、墨家、法家、兵家、佛教、现代新儒家等的“文化基本精神”，简明扼要地阐述了各家思想的要义和精蕴。各派思想，有共同之处，但也确有差异，可构成互补关系。中国漫长的封建统治，已把各派各家思想文化掺糅在一起，经长久地筛选、积淀，终于熔铸成以儒家为标榜而又涵盖各家文化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该书阐明了中国历史与文化演变的历程及其文化特色，总结出的中国文化精神符合中国历史文化的实际。作者强调，中国文化精神只能说明过去，今天和将来既不能全盘照搬，也不能一概舍弃，要批判地继承其精华，更要超越它，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建立现代意识的中国文化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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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在历史长河中探索边疆治理的演进
——评《中国边疆经略史》
李心强
幅员辽阔的中国有9个边疆省区。世纪之交，就中国边疆形成、发展演变的历史进行深入的学术研究，对于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维护边疆的稳定与民族团结、促进边疆的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而开展中国历代边疆治理的研究，是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的一项基础性工作。马大正主编的《中国边疆经略史》（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一书，就是这一专题研究的重要成果。
该书以中国历史发展的时代顺序来贯通，以历代边疆政策、边疆开发和治理、边疆行政机构的设置等为论题，对不同历史时期、不同边疆地区各不相同的边疆问题展开研究，同时围绕历代中国边疆经略这一主线，将这些内容各异、形式有别的专题有机地融为一体，从而对中国历代经略边疆的历史原貌进行了比较完整的表述。
中国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各边疆地区的差异性，凸现出中国历代经略边疆研究的难度。该书将中国边疆的历史寓于中国历史长河之中，将不同边疆地区寓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范畴之中，将边疆地区各少数民族寓于中华民族大家庭之中，实事求是地从历代边疆政策、边疆开发和治理、边疆行政机构的设置、中央王朝与边疆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及民族关系的发展和演进等角度加以探讨，既显现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也突出了中国历代不同边疆地区的自身特点，充分展示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中丰富多彩的边疆历史特色。
该书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在诸多方面提出了鲜明的观点。该书将中国边疆的特点概括为：悠久的历史曲折发展过程中的连续；广阔的地域——分散发展演进后的统一；多样的民族——自立发展基础上的融合；复杂的问题——多重矛盾发展的叠加。这一论点具有比较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理论价值，对于我们更深入、更全面地了解边疆、认识边疆、研究边疆、建设边疆，有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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