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理论)
专栏：
“三个代表”是坚持“三个有利于”的根本保证
上海市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
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不仅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而且为在新形势下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提供了根本保证。没有党的先进性，没有科学理论指导下的党的建设，就不可能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出现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也就谈不上坚持“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创造性地运用邓小平理论的集中体现，是对邓小平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
第一，在顺应现代化规律的前提下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三个代表”的思想是我们党顺应现代化规律、驾驭现代化进程、开掘现代化动力的理论成果。无论邓小平关于“三个有利于”的思想还是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思想，都是我们党在顺应现代化规律的前提下把握中国发展进程的体现。邓小平理论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其中，“三个有利于”不仅打破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某些不正确理解，而且为中国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这是邓小平在顺应现代化规律的前提下构建新理论、开拓新局面、挖掘新动力的体现。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如何通过加强党的建设来巩固和发展二十多年来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果，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更加坚实的政治保障，是我们党面临的艰巨任务。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就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顺应时代潮流，把邓小平理论创造性地运用于新形势下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所作的新的理论概括，使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具有了更强的时代性。
第二，在驾驭现代化进程的前提下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使我国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处于剧烈的变动之中。“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既为中国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也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中国要想取得现代化建设的最终成功，必须在改革、发展与稳定之间保持协调与统一。中国的特殊国情要求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既要为驾驭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矛盾和冲突提供科学的理论说明，又要为执政党自身的发展建构具有前瞻性、开放性的理论框架。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回应了时代的要求和人民的期望，为我们党保持新时期的大好局面、巩固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果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第三，在开掘现代化动力的前提下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与“三个有利于”标准之间的共同点是在充分开掘现代化动力的前提下，不断为中国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今天，如何使“三个有利于”更好地成为我们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判断标准，如何使各种新型经济要素和社会要素符合“三个有利于”的要求，已成为我们党沿着邓小平开辟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开掘现代化动力所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怎样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发展，使各种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政策措施成为推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动力，是在未来发展进程中必须回答的重大问题。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不仅对这些问题作出了科学的回答，而且为在新时期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提供了强大动力。
“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更好地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提供了根本保证
“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江泽民同志把邓小平关于经济与政治相互依存、不能顾此失彼的思想，用来分析和把握新形势和社会结构新变化的体现，是江泽民同志在新时期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和邓小平理论的重要成果。“三个有利于”作为衡量各项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判断标准，能否在新时期得到更好的贯彻，关键取决于我们党。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则是新时期加强党的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因而也就成为新时期坚持“三个有利于”的根本保证。
第一，“三个代表”是新时期坚持“三个有利于”的核心。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功，并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开辟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正是遵循“三个有利于”标准的结果。当我们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必然要对不断变化的社会结构和经济基础进行分析，以使“三个有利于”的标准能够在新时期继续得到贯彻与落实。因此，“三个代表”就成为新时期对“三个有利于”的政治表述：党正确把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坚持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正确把握物质与精神的辩证关系，坚持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正确把握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也就回答了新时期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第二，“三个代表”是坚持“三个有利于”的理论保证。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方针政策，只有在强大的理论保障下才能转化为中国现代化的动力。尤其是在社会正处于重大变革的今天，如何使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方针政策为我国的有序发展奠定稳固的基石，是一项异常艰巨的政治任务。必须通过理论建设，构建坚持“三个有利于”的理论保障体系，巩固二十多年来改革开放的成果，把新型的社会要素、经济要素纳入到现代化的轨道上来。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顺应这一要求、解决中国当前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重大问题的体现。
第三，“三个代表”是坚持“三个有利于”的必然要求。“三个有利于”标准使我国的生产力获得了解放和发展。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经济基础的变动必然带动上层建筑的变革。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社会充满着各种崭新的要素，而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变动，必然对政治建设提出新的要求。其中，加强党的建设是关键。只有通过加强党的建设，才能使“三个有利于”始终不渝地得到贯彻与落实。如果说“三个有利于”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项工作提供了根本判断标准，那么，“三个代表”则在新时期深化了党建目标，拓展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的历史使命，为进一步开掘和培育执政党的文化基础、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提供了理论指导。
“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要求进一步巩固执政党的政治基础
任何一个政党都必须有强大的政治基础。没有政治基础的政党，也就没有了发展的空间和动力。从我们党的发展历程来看，它所拥有的社会基础、经济基础、文化基础，都是它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重要资源。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使我国社会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对我们党的政治基础的开掘与培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在把握中国现代化规律的前提下，为我们党开掘和培育更为稳固的政治基础，就成为新时期的迫切要求。
第一，开掘和培育执政党的社会基础。中国共产党作为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政治核心和先进力量，与西方资产阶级政党有着本质的不同。邓小平曾经讲过：西方的“多党制是资产阶级互相倾轧的竞争状态所决定的，它们谁也不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而中国共产党则始终代表着人民的利益。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必须通过对执政党社会基础的开掘与培育来保持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水乳交融的政治优势。我国实行的改革开放，实际上就是通过现代化建设来培育执政党社会基础的体现。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在理论层面上对开掘与培育党的社会基础进行的科学的、实事求是的说明。
第二，开掘与培育执政党的经济基础。如何使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与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关系到党的经济基础能否长期稳固。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正是从理论上回应了这一时代的政治要求。这表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通过政治建设来保障“三个有利于”标准的贯彻执行，不仅显示了党中央具有现代化和国际化的视野，而且也说明我们党坚持改革、发展与稳定三者有机统一的决心。
第三，开掘与培育执政党的文化基础。文化多样性及其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对抗与交融，是当代世界文化发展的一种趋势。面对这样一种趋势，如何使我们党保持先进的思想和文化优势，关系到党在二十一世纪能否具备驾驭各种文化和价值冲突的能力。正是在这一关键时刻，江泽民同志提出中国共产党要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丰富了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政治内涵，把文化生活方式的重建和先进文化的张扬注入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之中，从而使中国共产党拥有了更具引导力和号召力的文化资源。
“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对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具有重大作用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能否取得成功，关键取决于我们党。只有把党的建设搞好了，才能使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邓小平曾明确指出：“我们一定要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加强党的纪律和战斗力，使我们能够胜任对于整个国家和各族人民的巨大领导责任。”江泽民同志也提出，“把我们的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关键在于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二十多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功，就是因为我们始终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新的世纪，新的形势，新的目标，新的任务，对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在不断变化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中，通过加强党的建设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就成为时代赋予我们的紧迫课题。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就是对这一课题的理论回答，它将对在新形势下加强党的建设，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产生重大的作用。
首先，“三个代表”为提高党的吸纳能力提供了指针。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使我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许多新型的社会关系。新型社会关系的形成，要求我们党必须构建吸纳各种先进资源的机制。而“三个代表”不仅为党加强功能层面的建设提供了指针，而且为保持党的强大生命力和先进性提供了理论基础。
其次，“三个代表”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提供了方向。中国共产党如何在巩固传统政治优势的基础上，提高自身应对各种风险与挑战的能力，成为新时期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从整体上来说，我国的政治体制为维护党的权威奠定了强大的政治基础。但是，体制性的力量并不能自动消解来自外部的各种挑战，这就需要通过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提高，增强我们党应对各种风险与挑战的能力。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把新时期党的建设的内容与要素完整地提炼出来，从而为我们党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提高指明了方向。这也是新时期我们党把经济建设与政治建设统一起来的重要体现。
“三个有利于”和“三个代表”体现了我们党的第二、第三代领导集体以发展的眼光把握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智慧与勇气。“三个有利于”拓展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内涵，“三个代表”突出体现为加强党的建设。只有按“三个代表”的要求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才能使“三个有利于”得到更好的贯彻执行。因此，“三个代表”是新时期坚持“三个有利于”的根本保证。（执笔人：刘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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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思想纵横
优政：党政干部的新追求
张黎洲
勤政为民，清正廉洁，这是对党政干部最基本、最起码的要求。但是，面对新世纪、新形势、新任务，我们也面临着一个如何提高领导水平、如何提高执政能力、如何提高为人民服务的质量的问题。这就要求广大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在坚持勤政、廉政的同时，开拓进取，力行优政。
全面审视当今国际国内形势，还是那句老话：机遇和挑战并存，希望和困难同在。在新世纪，我们要完成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实现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这三大任务，有许多极其复杂的问题要解决；在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有许多深层次的难题要攻克；世界范围内，以经济实力、科技实力为主要内容的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一句话，无论从肩负的繁重任务、面临的各种困难，还是应对激烈的国际竞争来看，都要求我们各级领导干部树立强烈的“优政意识”，以高昂的斗志和奋发的精神，积极探索，奋力攻关，提高工作效率，促进事业发展。早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就提出：“全党必须再重新进行一次学习”，“学习好，才可能领导好高速度、高水平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江泽民同志一再强调：“任何安于现状、因循守旧，不思进取、无所作为的思想，都不利于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这些殷切期望都包含着“优政”的要求，党员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在整个干部队伍中形成勤政、廉政、优政的风气。
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这是我们在新世纪的宏伟目标。宏伟目标能否真正变成美好现实，关键在于全民族整体素质的提高。而增强“优政意识”，提高执政水平，争创一流成绩，也正是提高民族素质的迫切需要和重要标志。这是因为，我们的干部队伍作为一个整体，是全民族的优秀分子和骨干力量，民族素质的提高首先表现在干部素质的提高，民族素质的提高也有赖于通过提高干部素质来带动和辐射。我们要造就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纪律严的高素质的干部队伍。这里说的高素质，有勤政、廉政的要求，也有优政的要求。联系到当前干部队伍的状况，突出提出优政的要求，尤其具有必要性和迫切性。有些干部碌碌无为，交差应卯，往往掩盖了工作的低水平和服务的低质量；有些干部只图虚名，不务实效，满足于应付上级和处理关系；有些干部回避矛盾，知难而退，缺乏一种敢于碰硬、化解难题的气概和能力；有些干部沉湎于文山会海，遇事照搬照转，不善于结合实际创造性地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说这些干部不苦不累、不勤不廉，可能有点冤枉；但说他们优政，肯定不够格。因此，面对新任务和新挑战，我们要大力倡导“优政意识”，以适应推进现代化建设、实现民族复兴的需要。
优政，有着丰富的内涵和多方面的要求，当前不妨从“两求”抓起：一是不图形式求实效。务实才能创优，优质与高效总是联系在一起的。做工作需要有一定的形式，但不能搞形式主义，切不可做表面文章，图一时热闹。各级领导干部必须牢记：领导就是服务，服务务求优质。服务，既要讲态度、方法、作风，更要讲水平、质量、效率。二是不甘平庸求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同样，创新也是干部队伍保持生机活力、各项工作力求优质高效的关键所在。有创新才能谈创优，创新意识和“优政意识”是密不可分的。这个创新，表现在观念要创新、体制要创新、方法要创新、作风要创新，也包括学习运用现代化的高新技术，增强机关管理和各项工作的科学性与科技含量。当然，优政是个过程，优政没有止境。我们的干部都要把“优政”作为新世纪的追求，力求以较优、更优、最优的工作质量服务于人民，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与高度信任。
第9版(理论)
专栏：
扶贫工作的新要求
张毅
随着《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完成，我国扶贫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已基本解决。但必须看到，我国的扶贫任务并没有就此结束，全国仍有一部分贫困人口尚未解决温饱，已经解决温饱的标准也还比较低，一遇灾害极易返贫。江泽民同志指出：“《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完成以后，扶贫的任务并没有结束，而是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十五’期间、以至更长一个时期，我们都要坚持不懈地抓好扶贫工作。”我国扶贫工作进入新的阶段后，出现了许多新特点，提出了许多新要求。深入研究这些新的特点与要求，对于进一步做好新阶段的扶贫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一，提高扶贫的标准。过去，由于各方面条件所限，扶贫的标准比较低，扶贫主要是解决贫困人口的绝对贫困、生存问题。按照制订于1985年的贫困标准，贫困人口是指年收入二百元以下的人口；以此为基数，参照当年的物价上涨指数，就是每年的贫困线。这一扶贫标准，仅能维持贫困人口生存所需的最低热量和居住条件，不能完全满足他们扩大再生产的需要，更难以满足他们娱乐、文化、社会保障诸方面的需要。进入新的阶段后，随着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脱贫的标准应当有所提高，这就要求扶贫工作切实从过去解决贫困人口的吃穿问题向解决他们的生活、生产以及促进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生态优化等方向转变，以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所以，我们应充分认识新阶段扶贫任务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克服松劲情绪，树立常抓不懈的思想，将扶贫工作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
第二，更新扶贫的思路。在新的发展阶段，国家整体经济实力将逐年增强，扶贫的标准、范围、对象和内容等也将发生很大的变化。扶贫工作要跃上新台阶，必须有新的思路，这是开创扶贫工作新局面的灵魂。过去扶贫主要解决贫困人口的吃穿问题；新阶段应更加注重他们所在地区基础设施的建设、教育基础的巩固、卫生保健水平的提高。过去扶贫，救济是当务之急，且是主要形式；新阶段应以资源为基础，以市场为导向，以改革、科技为动力，以增效、增收为归宿，优化经济结构，合理布局生产力，着重培育贫困地区主导产业、支柱产业和特色经济，从根本上增强他们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能力。过去扶贫，偏重于物质帮助；新阶段应进一步强调“两手都要硬”，把扶志和扶智放在突出位置。过去扶贫，异地扶贫（安置）较少；新阶段应增大异地扶贫（安置）的比重。过去扶贫，到户率较低；新阶段应主要采取到户扶贫的方式，以便充分发挥其覆盖面广、激励性大、受益直接、针对性强的优势。
第三，拓宽扶贫资金的渠道。适应扶贫工作的新变化，新阶段应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全力拓宽扶贫资金渠道，加大扶贫资金的投入力度。其一，较大幅度地增加国家财政对扶贫的投入。在加大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同时，应尽快建立和完善省级对贫困地区的二级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此外，还应积极探索横向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其二，在增加国内扶贫贷款的同时，国家应采取财政贴息、政府信用承贷等多种形式，进一步从国外银行争取更多的扶贫贷款。其三，落实贫困县的配套扶贫资金。从多年扶贫的实践来看，由于贫困县县域经济不发达，如果扶贫配套资金比例过大，往往会挫伤他们筹措扶贫配套资金的积极性。因此，应适当降低贫困县扶贫配套资金的比例，以保证配套资金真正落到实处。其四，广泛吸纳社会扶贫资金。实践证明，“两联一包”定点扶贫、军队系统“一部一村”扶贫、“手拉手结对扶贫”、“西部开发资助工程”等，是充分调动社会各界扶贫积极性，弥补扶贫资金不足的有效形式，今后应该继续采用，推而广之。最后，尽快制定有关扶贫资金的管理法规，严厉打击截留、挪用、挥霍、浪费、侵吞扶贫资金的违法乱纪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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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以创新促发展
陈贵
十五”计划《纲要》指出，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必须依靠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这就告诉我们，要做好“十五”期间的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工作，就必须努力做好创新的文章，真正以创新促发展。
创新既要更新各级领导干部的观念，又要充分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观念影响信念，信念决定行动。实践创新离不开观念更新，没有更新的观念就不可能有创新的思路和发展的举措。因此，要做好创新的文章，就必须更新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观念。从实践来看，目前主要应破除以下三种阻碍发展的思想观念：一是看庙守摊，求稳怕乱的观念；二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观念；三是只求过得去，不求过得硬的观念。同时，还要充分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群众是实践的主体，也是创新的主体，更是发展的主体，群众中蕴藏着巨大的创造力，改革开放中的许多成功做法首先就来自群众的创造。要做到实践创新，不仅要求广大干部必须有创新意识，而且还必须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各级领导干部要充分挖掘广大群众的创新潜力，鼓励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积极探索，勇于创新，特别是要注重发现和培养一批基层群众中的创新典型，及时总结他们的创新经验，以指导和带动全局的工作。
创新既要体现在思路创新上，又要落实到实际行动上。思路关系全局、影响长远、决定出路。实践创新首先要有思路创新。思路创新，就是要紧紧围绕发展这个主题、结构调整这条主线，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制订既符合本地实际又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工作思路。确定一个好的工作思路固然重要，但对于促进发展来说，更重要的是通过实际行动落实思路。当前，要把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作为实践创新的重点，立足于解决制约本地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的特殊矛盾，集中力量进行攻坚，使发展最终落实到农民增收、工业增效、财政增长、实力增强上。
创新既要立足于自身优势，又要善于借助外力。在我国，短缺经济时代已经过去，消费者对产品与服务的选择余地越来越大，求优、求新、求特已成为新的发展阶段的一大潮流。有特色才有生命力、吸引力、竞争力，从而才有真正的发展。因此，实践创新必须着眼于发挥自身优势，真正把自身优势转化为具有较强竞争力和吸引力的特色。为此，一是要努力发现自身优势，找准比较优势。优势是相对的，只有在比较中才能发现优势。从一个角度看是劣势，从另一个角度看很可能就是优势。这就要求我们在市场信息的千变万化中，必须善于多角度地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善于准确地定位自身，善于在比较中发现优势，抓准优势。二是要注意培植自身优势，力争形成先发优势。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下，先发优势要先人一步，先入为主，先发制人，先见效益。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突出一个“快”字，市场信息瞬息万变，转瞬即逝，时不我待，机不再来，要抢抓机遇，乘势而上；突出一个“高”字，做到高起点、高质量、高科技、高水平；突出一个“远”字，面向长远，从长计议，而不是急功近利，昙花一现。发挥自身优势的基础是立足自身，但也必须善于借助外力。要善于借助国内外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管理，借助别人完善的市场网络和丰富的营销经验，借助别人的资金与人才来开发自身的资源，改造自己的产业，创立自己的名牌，以不断扩大市场，提高水平，促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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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英雄群体精神世界的理性追寻
——读《走向崇高》
高放
新中国成立五十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由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总结我国各条战线英雄人物的业绩，探寻他们的精神世界，这是理论工作者的一个重要任务。王立胜、涂可国等著的《走向崇高——共和国英雄群体精神世界的理性追寻》（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就是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该书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肯定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创造者，把众多在平凡岗位上作出突出贡献的普通人物视为英雄。书中以工农兵、基层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中的先进典型人物、先进集体为研究对象，分门别类地展示了王进喜、徐虎、史来贺、王廷江、雷锋、李向群、焦裕禄、孔繁森、陈景润、邵云环等人的风采。
第二，对英雄人物不是简单地介绍其动人事迹，而是着重发掘其精神世界的丰富内涵，并作出深层次的理性分析。如概括出艰苦创业的奋斗精神，共同致富的苦干精神，见义勇为的牺牲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意识，助人为乐的共产主义品德，爱岗敬业的职业道德，忠贞不渝的爱国情怀，等等。
第三，不是把英雄人物作为个体看待，而是把所有先进模范人物作为集合体进行整体研究。书中提出“共和国英雄群体精神”的理念，深入分析英雄群体精神所体现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人格魅力，同时分别阐释英雄群体精神生成的时代背景、政治前提、历史根源、社会基础和主观条件，从而便于读者从整体上把握英雄群体的精神世界。
第四，对共和国英雄群体精神的社会功能和文化价值作了细致的解剖，指出英雄群体精神具有导向、凝聚、教育和示范四种功能，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宝贵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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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加强对村民自治的理论研究
——读《村民自治的理论与实践》
张明亮
实行和推进村民自治，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从理论高度系统总结村民自治的宝贵经验，对于推动村民自治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陈浙闽主编的《村民自治的理论与实践》（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就是一部专门研究我国村民自治制度的理论著作。
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扩大基层民主，保证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依法管理自己的事情，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是社会主义民主最广泛的实践。”村民自治无疑是我国亿万农民最广泛的民主实践。该书既介绍了村民自治的历史、现状，又对村民自治的主要内容——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进行了认真探讨，还对村民自治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基础作了比较深入的理论分析，力求找出其中带规律性的认识；既总结了已经取得的成功经验和效果，又分析了村民自治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从而对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我国村民自治制度提出了一些有益的观点。该书的出版，必将在推动我国村民自治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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