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版(大地·文化纵横)
专栏：
保护文化遗产难在哪里
谢凝高
世界遗产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界定的新概念。
世界遗产分为文化、自然及自然文化遗产。文化遗产概括地说，是指具有历史学、科学、艺术或文化价值的人类杰作，如故宫、长城等。自然遗产则指具有地质学、地貌学、生态学、生物多样性和自然美学价值的自然地域空间，如九寨沟等。自然文化遗产是具有科学、美学价值的自然景观为基础，自然与文化融为一体的综合体，如黄山、泰山等。上述遗产，具有世界级价值的为世界遗产，具有国家级价值的为国家遗产。
遗产保护困难重重
文化遗产正面临着旅游业的超载、错位开发的严重威胁，有的甚至面临存亡的抉择。世界上所指的旅游威胁，通常是指“人满为患”，比人满为患更为严重的是“屋满为患”，即遗产地的人工化、商业化和城市化，如泰山岱顶、八达岭长城、张家界锣鼓塔等，逐步改变了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九十年代以来，集团的掠夺性开发、法人的破坏性建设、权力部门的出让所有权，已成为遗产遭破坏的主要原因。他们把遗产用地当作一般土地低价出租或转让给开发商、外商、合资企业，把国家遗产的“门票经营权”划拨给股份制企业，并“捆绑上市”。有的地方政府在出让国家风景资源及其土地时，还提出“只求存在，不求所有”，“谁投资谁受益”。有的国家风景名胜区居然被旅游公司接管。西部一处具有世界价值的国家自然保护区，却在“旅游为龙头”的口号下，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被旅游机构“扫地出门”，接管所有财产。湖中两米多长的大红鱼被打上来吃掉，剥下的皮做标本展出，看一次五元钱。大小索道、行业宾馆、部门饭店、集资建庙等等也借旅游开发之名行牟利图财之实，纷纷进入遗产地。这越来越严重地违背了国务院规定的“风景名胜资源属国家所有，必须依法加以保护。各地区各部门不得以任何名义和方式出让或变相出让风景名胜资源及其景区土地……并不准在风景名胜区景区内设立各类开发区、度假区等”的原则。
遗产不等于旅游资源
“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凡能对旅游者产生吸引力，可以为旅游业所利用的事物和因素……都可视为旅游资源。”这是从旅游行业的角度出发的“行话”，不是游览目标本质属性的定位称谓。例如，故宫决定其价值的本质称谓是中国故宫世界文化遗产，决非“旅游资源”。由于把保护性的公益性的国家遗产错误地定位为产业性的行业性的“旅游资源”；把具有科研、教育、游览、启智和创作体验等多种精神文化功能的风景区、遗产地当作唯一的旅游功能——旅游业的附属物进行开发，结果导致上市、出让等破坏性行为，损伤了不少世界遗产。
亟需统一归口管理
现在风景区和遗产地，普遍存在建设、文物、林业、环保以及宗教等多门管理，而具体决策权又在地方政府，造成政出多门，相互干扰，难以作出全面的科学决策。历史经验表明，遗产必须由国家直接管理，遗产保护的立法更是当务之急。遗憾的是一条破坏严重的泰山索道，大批著名的院士、建筑师、教授、专家反对二十年，不仅不予理睬，还要扩大五倍运量。而四川都江堰青城山风景区就按世界遗产要求，拆除了索道、单轨铁道、游乐园、商店、旅馆等非遗产建筑，价值两亿多元。市委书记说：“当时叫我们拆除，接受不了。下决心拆除后，国内外专家、市民、游客都说好。现在有人不希望我们拆，我们还要作第二期拆迁规划！使遗产完美地传下去。”
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文化遗产是祖国壮丽河山的缩影、国土景观的精华，是中华民族精神文化和国家文明形象的标志和骄傲。名山大川之美，启迪、陶冶着炎黄子孙的精神和情操，创造了辉煌的山水文化，对中华民族精神文明建设起着不可估量的历史作用。
浩浩中华大地保存的自然文化遗产，不仅是农业文明时代的祭祀、宗教、游览、创作体验的需要，更是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时代的科研、教育、游览、启智和创作体验的需要。
随着城市化程度的提高，回归自然，体验自然以求心灵之满足，更成为人类永恒的追求。文化遗产不仅促进精神文明建设，而且带动了所在地区的旅游、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的发展，所以保护文化遗产是全民族的责任。
第12版(大地·文化纵横)
专栏：文化信箱
“影视评论”为什么越来越少编辑同志：
近些年，我发现不少报刊的“影视评论栏”不见了，甚至诸多以宣传、介绍影视作品为宗旨的报刊（包括“影视专版”），也很难见到影视评论了。日前，我在省图书馆翻阅了2000年11月份的一百一十五种报纸，其中开办文艺和文化娱乐版的一百零五家，有影视评论栏的四十二家，经常发表影视评论的（一个月发表两篇或两篇以上）十八家，仅占这一百一十五种报纸的百分之十五点七。作为读者不禁要问：“影视评论”哪去了？
各类报刊（特别是“星期刊”、“周末版”之类）的“文化娱乐版”（或“影视专版”），几乎全被影视明星“占领”了。大幅的“明星照”、介绍明星的“大特写”、明星的行踪、明星打官司，直至明星的婚变、家庭纠纷、生活琐事等，都在津津乐道之列。许多本属个人隐私的东西，也被大量报道，大加渲染……于是，影视评论被“挤”出了版面。
影视评论作为文艺批评的一个方面，本来就是与影视欣赏不可分割的。没有影视评论的影视欣赏很可能就是低层次的欣赏。如今，我们的银幕特别是荧屏可谓丰富多彩，历史的、现代的，枪战的、言情的影视剧，大量“涌向”观众。这些作品无疑有高下良莠之分，很需要影视评论的“积极参与”，通过有说服力的评论加以分辨与引导。即使是优秀的中外影视作品，也有一个通过影视评论提高观众鉴赏能力的问题。编、导、演及其他创作人员，也需要通过影视评论提高自己的作品质量。
当然，我们的影视评论水平也有待提高，少一些盲目的吹捧、空洞的说教，多一些客观公正的评价、有说服力的分析，增加影视评论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吉林 齐殿斌
第12版(大地·文化纵横)
专栏：文化信箱
为电影票降价鼓掌编辑同志：
电影票价终于降下来了。
过去，电影票价太高，高到足以使普通观众感到囊中羞涩，望而却步。等到电视、VCD进入千家万户，电影就更不再是观众的宠儿了，高高在上的票价使得电影好像是高级时装表演台上的模特，被装扮成一种贵族化的消费品。高昂的电影票价倒是给制售盗版光盘的商贩创造了可观的利润，两三元钱买一盘光盘就可以在家看电影，谁愿花上几十元进电影院？于是电影院门前冷落，电影公司举步维艰。怪谁呢？只能怪中国电影本身的经营策略和管理体制出了毛病。
与八十年代相比，目前中国电影面对的市场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电影在群众娱乐中的绝对优势已不复存在。怎样重新赢得观众的热情和信任，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把不切实际的高票价降下来，然后再提高服务质量，缩短电影与观众之间业已拉开的距离。
中国是低收入国家，电影的票价也要符合中国国情。电影院定的票价是检验电影市场的尺度，不能不考虑人民群众的消费能力。让每月工资仅仅数百元的工人、农民，或者普通市民经常光顾票价居高不下的电影院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电影票价太高，老百姓当然不买你的账。现在电影票价终于降下来，降到了普通老百姓可以接受的程度。从降到两元后的实际效果来看，看电影的观众多了，电影院的票房收入也大幅度上升。老百姓看上了便宜电影，电影公司得到了可观的回报。
但愿这次降价不是电影院的权宜之计，但愿中国的多数电影能成为大众的电影。
河南 宋 璨
第12版(大地·文化纵横)
专栏：直言录
宽容也是品位
陈长林
世纪初的上海之行肯定会给世界歌王多明戈留下深刻印象。1月7日，多明戈在上海大剧院演唱男高音经典曲目《今夜星光灿烂》，只唱了几句便力不从心，难显“灿烂”，唱到一半，只好叫停。多明戈对观众道歉说，因嗓子发生意外，不能唱完这首歌，也不知道能否继续演唱，需要休息一下，请大家理解。剧场一片宁静，乐队奏起了间奏曲。多明戈再次出场，听众掌声更加响亮。多明戈大受鼓舞，把《爱情，我生命中的至爱》唱得格外动情，唱罢场内一片沸腾。多明戈事后表示：“上海有这么多热情的听众，有这么好的剧院，我一定还会来演出的。”
显然，是上海听众的高素质、高品位征服了多明戈，多明戈的运气令人羡慕。如果城市易地，听众易人，多明戈的失声会不会遭遇倒彩，一片嘘声，可就难说了。
2000年12月25日，朱哲琴与来自不同国家的艺术家，在一个城市的展览馆剧场举行“天唱人间”演唱会，两位实验艺术家表演他们的人声节目《面向北方》。一些观众由于看不懂，不断哄笑，喝倒彩，发怪声，直至大喊“下去吧！”艺术家还是坚持演完了十五分钟节目。一位刚下场就哭了，抱怨“观众怎么会这样？”
也许在既往的演出实践中，观众的反应纵使不是心有灵犀，掌声响起来，最起码也有点风度，如此无礼哄闹，实在是大出艺术家的意外。泪水不是为喜悦和安慰而洒，而是为委屈而流。
“音乐的耳朵”绝非朝夕间可以养成，观众疏远排斥《面向北方》一类人声节目似乎也在意料之中，但以何种态度对待自己尚未认同的艺术表演呢，我以为，那就是尊重和宽容。这应该属于常识层面而不必写进“观众须知”。
成功的演唱会不仅需要一流歌手出场，同时也需要一流听众参与，方能两全其美，否则注定两败俱伤。歌手因听众无礼而伤心不已，听众为票价高昂而追悔莫及。如今中外文化交流频繁，人们多半把“与国际接轨”的目光投向硬件，比如音响设备是否属于顶级产品，演出场馆是否跻身先进行列，很少有人去想自身修养是否“接轨”，欣赏水平有何差距。至于剧场内传呼机此起彼伏，恋人们继续保持肢体接触，身边少年嬉闹家长熟视无睹之类，早已谈不上什么“接轨”而只能说是见鬼了。
第12版(大地·文化纵横)
专栏：人物春秋
赵明和舞剧《闪闪的红星》
赵国政
有人戏称，2000年是赵明年。
这一年他做了两部舞剧：《闪闪的红星》及中国版的芭蕾舞剧《胡桃夹子》，修改了曾获全军一等奖的《士兵的旋律》。《胡桃夹子》是实验性的，正在中央芭蕾舞团边演边精磨细改；《闪闪的红星》及《士兵的旋律》则在“荷花奖”舞剧大赛中双双摘取桂冠，赵明独获此次大赛中唯一一个最佳编导奖。此外他还搞了些小型舞蹈，其中《墨舞》将军艺学生李文送上了“桃李杯”金奖奖台；辅导的《三棒鼓》、《田间风景线》分获全国“群星奖”一、二等奖。这使他继《走跑跳》之后又掀起一股赵明旋风。来自四面八方的邀请函让他躲不胜躲，藏不胜藏，因为不管外部世界怎么热，一向冷眼面对自己的赵明生怕接活多，制作滥，毁了名声；更怕好话听多了弄得自己不知自己是谁，失去应有的清醒。
在同时着手的几部作品中最有难度的要算《闪闪的红星》了。不过赵明还有他另一方面的特点，在创作道路上越具挑战性和风险性，越能诱发他非试不可的欲望。潘冬子是剧情和人物的核心，重新塑造这一形象是成败的关键。潘冬子尽管生长在血火交织、阶级矛盾和武装斗争异常尖锐的年代，是革命的后生，但毕竟是个孩子。是孩子就天真，任性，在父母面前撒娇，就无忧无虑。这在第一场中表现得十分清楚。即使风云突变，红军大转移，在他眼里也是模模糊糊，朦朦胧胧，完全不知道以后会是怎样。只有历经和父亲的生离，和母亲的死别，孤苦无助，加上胡汉三为首的还乡团所作所为，他才悟出生命之路只有一条——斗争。这一心路历程是真实的，是能让任何时代的人都感同身受的，而不是生下来就是个革命灵童，也不是先知先觉的小英雄。它能让历史和今人沟通，让老题材焕发新生命，从而赢得当代观众的悲悯之心，对革命岁月的珍爱之情。
与此一脉相承的是，作者用很大的篇幅描绘了潘冬子在家里与父母围着一张方桌，享受着不尽的父爱母爱。后来父亲随红军转移、母亲为救乡亲父老在烈火中牺牲，茫然无助的他趴在桌子上睡着了。作者借助梦境对这种骨肉情怀，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抒写。这种不惜笔墨、一层更比一层深入的描写，给作品注入了浓重的人性因素。而人性又是人类最为普遍的情感基础。爱与仇交织出来的力量终于使潘冬子走向革命。
舞剧的魅力就在于它的舞蹈。赵明所受到的舞蹈教育和舞蹈实践，都是最专业最全面的一个。他集编导、演员、教员于一身，不仅精通民族民间舞也熟悉芭蕾。中西合流，多学科荟萃，使他编起舞来左右逢源，一路畅通，不生不涩，了无烟痕。像红军撤退时的大群舞，冬子和父母的双人舞、三人舞，冬子和胡汉三以弱斗强、捉迷藏似的情节舞，以及“小小竹排江中游”大型抒情舞蹈等等，无不丝丝入扣，酣畅自然。另外，潘冬子饰演者黄豆豆的表演技艺，音乐的戏剧性、交响性、舞蹈性的有机融合，舞美设计与时空转换采取的“淡入淡出”的手法，都为舞剧蒙上了一层孩子眼中的迷幻色彩，这些也是作品赢得成功不可或缺的因素。（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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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爱乐乐团新春演出佳音频传
中国爱乐乐团的演出季虽说今年9月才开始，但为了向社会展示自己的运作进程，锻炼舞台表现能力，元旦前后，他们已经连续在京、沪和南京、苏州、广州、深圳演出二十几场，反响热烈。
1月19日，俞峰指挥爱乐乐团在北京音乐厅成功演奏了莫扎特和舒曼的作品。这位中央音乐学院的指挥系主任成了爱乐乐团第一位客席指挥。2月9日，乐团的助理艺术总监、钢琴家石叔诚执棒，在北京保利剧院指挥乐团演奏了贝多芬的C大调第一钢琴协奏曲和格什温的两部名作：《蓝色狂想曲》、《一个美国人在巴黎》。石叔诚的指挥艺术和钢琴独奏表演，相得益彰，令观众大饱眼福和耳福。
2月18日和19日，余隆将指挥爱乐乐团在北京保利剧院演出威尔第的《安魂曲》。今年是意大利作曲家朱塞佩·威尔第逝世100周年，在此时演出《安魂曲》这部不朽的巨作可以说是最好的纪念。威尔第创作《安魂曲》最初愿望萌生于意大利的另一位歌剧大师罗西尼逝世之时；1873年，意大利诗人、作家曼佐尼的逝世再度燃起了他的创作热情，他希望以一部《安魂曲》来纪念这两位文化大师。1874年5月22日，在曼佐尼逝世一周年之际，威尔第亲自指挥一百人的乐团和一百二十人的合唱团，在米兰圣马可教堂首演了《安魂曲》。
中国爱乐乐团此次演出《安魂曲》，汇集了众多的音乐家，演出阵容强大，除了乐团的百余位乐手之外，还特邀中国交响乐团合唱团和中央歌剧院合唱团加盟组成一百一十人的大型合唱团，并且邀请了海内外的四位歌唱家独唱。有北京的女高音傅海燕、澳门的女中音杨洁、上海的男高音魏松和来自美国的男低音龚冬健。虽然这四位歌唱家和两个合唱团都曾在不同的场合演出过威尔第的《安魂曲》，但是此次与中国爱乐乐团合作，对他们仍将是一次全新的艺术体验。
2月25日，爱乐乐团还将在张国勇的指挥下演奏肖斯塔科维奇的《节日序曲》、《室内交响曲》、《G小调第十一交响曲》、《1905年》。（梁 时）
第12版(大地·文化纵横)
专栏：
边境城市经贸旅游节内容丰富
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艺术基金会和中共茂名市委、茂名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中国边境城市文化经贸旅游艺术节”将于五月在广东茂名举行。
旅游节内容有冼太夫人文化研讨会、边境城市建设发展战略研讨会，有边境城市文化艺术展演与建设万里边境文化长廊展示，有边境城市文化、经贸、旅游招商洽谈，边境城市高科技产品和土特名优产品展销，并举办新世纪龙舟大赛、新世纪华人书画大赛。
我国有一百多个边境城市，民族众多，历史悠久，文化丰富，经济发展各具特色。茂名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被周恩来总理称为“巾帼英雄第一人”的冼太夫人就在这块土地上成长。在茂名举办的这届艺术节将是一次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的盛会。（李 华）
第12版(大地·文化纵横)
专栏：
曲协表彰从艺五十年艺术家
2月6日，二百二十一位老艺术家获“新中国五十年特别贡献曲艺家”称号。新中国成立以来，曲艺事业不断繁荣发展，老一代艺术家功不可没。为此，中国曲协表彰了从事曲艺工作五十年，为新中国曲艺事业做出积极贡献的二百多位老艺术家，颁发荣誉证书。首都曲艺界新春联谊会同时举行，新朋老友欢聚一堂，京韵大鼓、山东快书、河南坠子等曲艺节目渲染出浓厚的节日气氛。（安 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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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本月话题
刘贤团，山东日照，干部——
炒糊了
近年，以各种名义开展的竞赛评奖活动层出不穷，不少评奖活动也确实起到了良好的激励效果，成为文化和经济的一种动力。然而，太多、太滥、太俗的赛事和评奖活动加入了过多的商业成分，也使评奖变得错乱嘈杂，苍白无力。
商业炒作太火爆，使有些主办单位受制于赞助商。评奖活动的主旨不再是弘扬文化，推出人才，而是为赞助商作变形广告，为之“拉客”，成为商家张扬叫卖的媒介物。为此商家蜂拥而至，纷纷登台亮相，谋求利益。
这样的评奖总让参赛者大失所望。笔者注意到今年某市文艺单位四次评奖活动，评奖前公开的奖金十分诱人，但奖金档次悬差很大，评奖结果也难以服人，还美其名曰：一等奖空缺。空缺的原因讳莫如深。其实是赞助费进了主办者的腰包，只剩下参赛者大呼上当！有的评奖活动不公布成绩只公布名单，有的在评奖前获奖名单就已内定，评奖只是形式。
商业炒作使得评奖活动乌烟瘴气，丧失了权威性和群众性，导致人际关系庸俗化，人们的荣誉感日渐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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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本月话题
程宝元，河南许昌，教师——
教师之苦
我是一名教师，我深知晋级要获奖证书，评先进要获奖证书，分房要获奖证书……有些人见有利可图，就巧立名目，举办“××大赛”、“××交流会”等多如牛毛的评奖活动。获奖证书对“园丁”不是非常重要吗？好！交参评费。交了钱就给你评奖，交的多给你评一等奖，再多些让你当评委都行。不交就靠边站吧！当然，我们教师也不是傻子一个。获了奖，有了证书，就可以晋级，就可以评先进，就可以分到一套好房子……谁又会去管证书是怎么“得”来的呢？花几个钱算啥！以后慢慢攒吧！就这样，你图名来我图利，各种教育教学上的所谓“评奖活动”越来越多，越来越不规范。说重点儿，越来越像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了。
你要认为这是一个双方得利、没有受害人的“买卖”，就大错了。最大的受害人是谁？是我们教师自己。因为，这样下去使很多教师丧失了学习的方向，妨碍着业务素质的提高，败坏了教师的尊严和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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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世纪之春”
清新 高雅 精致
赵 越
没有包装花花绿绿，不搞铺张喧闹沸沸扬扬，就像从薄雾缭绕中流泻出来的一道山泉，自然、清澈、明快、委婉，流过密林，流过沃野，流过竹楼连臂的村寨，流过菜花掩映的田畴。从历史流向今天，从今天流往未来，一路上播撒春天，染绿生命，唤醒花蕊，传递世纪的潮汛……这就是文化部2001年春节电视晚会“世纪之春”，带给我的审美感受和总体印象。
文化部春节电视晚会从1992年至今已经走过十年了。今年恰逢新世纪第一个春节，图新、图变、图强是新世纪人们普遍的心理期待，文化艺术自然不可失去这种天机。因而主创者们孜孜以求地在“新”字上做文章。他们不仅在总体结构上把握清新可人的散文诗式的风格，而且力举新人，力推新作，对传统形式也进行了全新的诠释。
杂技，本来是单纯的技巧行为，而双人软功《恋歌》，演员的功夫不仅柔若无骨、韧若钢丝、整个肢体像面条一样可以折成几叠、团缩成卷，还给它赋予了结构完整的情感主题，俨然是个技艺绝伦的爱情双人舞。晚会中的舞蹈并不算多，但却异常精致。杨丽萍编导并主演、旨在颂扬女性与母爱博大情怀的《女儿国》，将深蕴地域文化的古老民谣与出自地域文化的肢体语言交汇，创造出一种奇特的舞蹈样式。
创新的目的不是追求昙花一现的时髦，还应该归结在作品的质量上，因为只有作品的质量才能赢得观众。就这台晚会而言，如果把不太过硬的演员减少到零，晚会的长度再压缩一点，就会愈显其精，愈现其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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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望无际（摄影）
朱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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