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
善待生物 善待地球
曲格平
“世界上最危险的动物是什么？”这个问题写在德国艾科尔特野生动物园的一座小木屋的墙上。碰到这样的问题，你怎么回答呢？有些朋友很可能想到猛兽，如狮子、老虎等。这个野生动物园在提出问题的同时还告诉参观者，这个问题的答案你打开木屋的门就可以看到。当然这并不妨碍参观者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只是这个答案常常是人们所想象不到的。这个“答案之门”一打开，参观者看到的是一面大镜子，参观者的尊容尽在里面。它实际上是在告诉参观者：最危险的动物是人类！我国有些从事环境教育的老师在看了这个小木屋后用“震撼人心，令人永生难忘”来形容自己的感受。
世界上最危险的动物是人类！这绝不是危言耸听！我们惟一的地球家园已是遍体鳞伤：土地荒漠化不断扩展，污水横流，加剧了水资源的短缺，大气污染使我们看不到蓝天，呼吸不到新鲜、洁净的空气，地球物种灭绝的规模和速度前所未有。总之，生态环境恶化已是不争的事实。
长期以来，人类以地球的主人、自然的征服者自居，忽视了其他物种和自然界万事万物的内在价值。在现代，物种大规模灭绝等生态灾难，主要是由地球上的一个物种——人类的活动造成的。现代人类拥有消灭其他物种的一切手段。但我们必须承认，人类和它们是休戚相关的，它们和人类共同拥有地球家园。人类只有善待生物、善待地球，才能拯救自己。
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也面临着严峻的生态环境形势。据有关专家估算，我国由于环境污染导致的损失每年达2800亿元，真是一个惊人的数字！脆弱的生态系统呼唤公众生态意识的觉醒。目前，包括青少年在内的我国公众的环保意识有喜有忧。喜的是社会公众越来越关心、重视环境问题，环保问题成为城市居民关注的焦点。忧的是公众有关生态环境方面的知识比较缺乏，因而影响了环境意识的总体水平，许多人不知道我国人均耕地、淡水、森林、野生动植物等资源的情况以及相关知识，不知道“世界环境日”、“地球日”、“国土日”、“世界人口日”、“爱鸟周”等环保纪念日期，认为保护环境主要是政府的事，自己没有多少责任。因此，加强环境教育，特别是对青少年的环境教育，普及生态科学知识，是一项迫切的任务。
我很高兴地看到，中国国土经济学研究会环境与发展专业委员会组织有关专家编写了《绿色未来丛书》。我很赞成编写这套丛书的宗旨和目的：“公众缺乏环境意识，这是造成我国当前严峻的生态环境形势的重要原因，也是我国环保工作所面临的一大困难。痛定思痛，这个问题也必须从青少年抓起。在青少年中进行环境教育、普及绿色意识，是拥有绿色未来的关键，是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
这套丛书通过许多生动、有趣的事例、故事，系统阐述了生态环境各个领域的科学知识，向读者提供了不少新的信息，并从生态伦理的高度阐述了保护环境是人类义不容辞的责任。
环境安全，将成为21世纪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方面，也将是21世纪的主人、今天的青少年关注的主要问题。增强绿色意识，营造绿色未来，不仅是我们每代人的职责，而且应该成为我们的一种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
（该文系作者为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绿色未来丛书》撰写的序言，标题为编者所加）
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者访谈
党史——资政育人的生动教科书
——访著名党史专家龚育之教授
本报记者 吴珺
记者：今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的纪念日。随着这一日子的临近，人们学习和研究党史的热情更加高涨。您是长期从事党史研究的专家，请谈一下学习、研究党史的现实意义？
龚育之：江泽民同志对学习和研究党史有许多精辟论述。他提出学习理论要同了解和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结合起来。他说：“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是一部蕴含和体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活生生的教科书。”
近年来走上各级领导岗位的中青年干部，相当一部分同志对建党以来和建国以来的历史不是很熟悉甚至很不熟悉，有的同志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也不太熟悉。这是现在强调学习党史的一个现实背景。
通过学习党史，可以了解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相结合的深刻历史背景和艰难曲折过程，增强我们现在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各项方针政策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坚持做好“三个代表”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资政育人，这就是学习和研究党史的现实意义。
记者：在党的历史上有两个著名的历史决议，一是《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二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龚育之：第二个历史决议讲建国以来党的历史，对于我们更加贴近。这个决议是建党60周年的时候通过的。它完成了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推进了以那次全会为标志的伟大的历史转折，进一步开拓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意义十分重大。纪念建党80周年，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纪念《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通过20周年。
记者：最近您撰文提出，要“坚持历史决议和在决议的基础上前进”，指的就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吧？
龚育之：是的。这个决议集中了全党的智慧，来之不易。要非常地尊重它。
强调坚持历史决议，就是要警惕和防止从历史决议已经得到的成果中后退。这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淡化历史决议对“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错误的结论。我想，对历史决议已经明确作出结论的那些实践和理论上的错误，不能采取回避、淡化的态度，而应该如实地、恰如其分地正视它、记取它。还有一种情况，是另一个方向的后退，即淡化和否定历史决议对中国社会主义成就的肯定，淡化和否定对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历史地位的肯定，似乎建国以来什么成就也没有，有的只是一个接一个的错误。对历史决议已经明确作出结论的、由全党和全国人民艰苦奋斗而取得的基本成就，不能采取无视和否定的态度，而应该如实地、恰如其分地尊重它，这也就是尊重人民，尊重历史。否定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全部历史，必然导致否定整个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革命建国的全部历史。
记者：应该如何理解“在决议的基础上前进”呢？
龚育之：在历史决议的基础上前进，这里有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历史决议的基本结论，这到现在还是站得住脚的，具有不容动摇的科学权威（符合实际）和组织权威（中央通过）。另一个层次是在肯定历史决议基本结论的基础上，对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过程和历史经验的认识进一步有所深化、有所发展。这样的深化和发展，当然是历史前进和认识前进所必需的。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多处谈到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都是在坚持历史决议的基础上，在这个方面、那个问题上又有新的深入的阐发和概括。
我们党的几次代表大会报告在回顾历史时，也作了新的阐发和概括。比如说，十四大报告，专门有一节“十四年伟大实践的基本总结”，也就是新时期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基本总结。我以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又一个历史决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决议。它向前延伸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这里面包括几个重大理论观点上的前进。一个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一个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讲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是没有展开；没有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是讲实行计划经济，辅以市场调节。后来党的代表大会的文件在这两大问题上都前进了，这不能不加深我们对历史经验的理解。十五大讲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出现失误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提出的一些任务和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历史经验的这种概括，是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的论述为指导的，在历史决议里面还没有这样写。这是党的代表大会对历史的新认识，它没有否定历史决议，而是在历史决议的基础上的深化和发展。它也有同样的科学权威（符合实际）和组织权威（经党的代表大会通过）。
除了十四、十五两次党的代表大会报告，江泽民同志还有多次重要讲话涉及党的历史，特别是他去年代表政治局常委总结1989年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10年的历史，更是向前延伸了十四大的十四年总结。
所有这些，当然都是我们在纪念建党80周年、纪念《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通过20周年的时候，应该认真加以学习和研究的。
记者：党史是一门政治性很强的历史科学，它要求把党性和科学性有机地结合起来。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龚育之：党史是一门科学，以党的历史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学习和研究党史，必须把党性和科学性统一起来。
党性包含相互关联的两层含义。一层是党的组织纪律，即遵守决议、服从中央；一层是党的思想路线，即实事求是、尊重实践。这两方面必须统一起来，只要不是像“文化大革命”时那样，党的思想路线从根本上出了问题，是可以统一起来的。如果不顾党的利益，不讲党的纪律，不遵守党关于党的历史的决议，不采取正确的态度，就会偏离正确的方向。同样，如果违背科学性，也就从根本上失去了党性。延安整风时，讲实事求是就是党性，讲主观主义是党性不纯的表现。党性包含尊重事实、尊重实践的思想路线。当然，要使党性与科学性很好地结合起来，还需要做很多的工作。
（附图片）（题图人物：龚育之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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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第三届全国人学学术研讨会提出
人学研究必须创新
任学忠
前不久，第三届全国人学学术研讨会在重庆举行，研讨会由中国人学学会、西南师范大学、北京大学人学研究中心联合发起，与会学者60余人，提交论文40多篇。会议主题是“人学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者们交流了最近一年多来人学研究的最新成果，着重探讨了进入新千年和新世纪的人学建设问题。
与会学者认为，人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担负着建设和发展的双重任务；而要完成任务，关键在于理论创新。为此，除了依靠专家学者开展创造性的理论思维，研究工作还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思想方法。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自觉运用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及系统论等科学方法。二是进一步明确对象。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人学不同于人的科学，不同于人类学，也不同于哲学，而是从哲学发展出来的相对独立的分支，它的特点是在吸收各门科学成果的基础上，对人自己的反思。人学是从整体上研究人的存在和本质、人的活动和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人生价值、目的、道路等基本原则的学问。三是抓准人学发展前沿的关键问题。要经过系统调研，筛选出一批结合当代实践和学术争论的热点和焦点问题，明确重点，分工协作，力争在基本原理的建设上有较大的突破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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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与改革共呼吸为改革而呐喊
——读《蒋映光经济文选》
成保良
为纪念蒋映光同志逝世一周年，汤群英从他生前撰写的大量文章中选出七十二篇编辑成的《蒋映光经济文选》一书，已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蒋映光的著述有一个基本特点，那就是紧密结合实际，有的放矢，言之有物，不尚空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紧扣时代脉搏，围绕我国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这个主旋律，为之呼号呐喊。《文选》中除了少数几篇，其余都是一九七八年以后写作的，论述的几乎全是我国改革开放各个阶段的一些重大经济问题，包括拨乱反正，批判“左”的错误，分析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阐述改革开放的必要性、理论基础，研究改革进程中出现的新问题；论述我国经济建设中的各种关系和矛盾，以及处理的原则、对策，等等。这些文章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有力地宣传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实践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文选》表明作者经济学研究领域的面很宽，在理论经济学、部门经济学（工业、农业、贸易、财政、投资、金融等经济学科）、经济发展战略学、生产力经济学、生态经济学、国际经济学等方面均有所涉猎，而在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面造诣更深。他八十年代中期写的一组关于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的论文，其主旨是说明商品经济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最好形式，马克思主义商品经济理论是我国经济改革的理论基础。他对所谓商品经济的盲目性、价值规律的消极作用、产品经济是比商品经济更高级的形式等问题作了辩证分析，澄清了许多似是实非的观念，提出了不少独到的见解，现在读来仍深受启发。八十年代末，他研究了世界经济发展的新情况，对商品经济发展阶段提出新看法，不赞成把它划分为简单商品经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三个阶段，认为它的真实历史发展过程应该是简单商品经济、发达商品经济和现代商品经济三个阶段。现代商品经济的基本特点是国际化。由于科学技术飞速进步和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各国的生产、市场日益国际化，进而产生资本流动、金融、交通、信息等等的国际化。他认为，这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质的飞跃，我们应该树立现代商品经济观念，并用以指导经济改革。从他对这个问题的全部分析来看，他所说的现代商品经济国际化，就是今天讲的经济全球化趋势。
《文选》表明作者对我国经济生活有敏锐的观察力，善于捕捉一些具有重大意义和实际价值的题目和问题。比如，一九七九年，针对我国当时计划经济体制下生产和消费脱节、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状况，他与别人合写的一篇评价斯大林对为生产而生产的观点进行批评的文章，在一个内部刊物上发表后得到当时中央领导同志的肯定，并进而引起一场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全国性大讨论，对推动我国国民经济的调整和健康发展，帮助广大干部树立正确的生产目的观产生了积极影响。
蒋映光的文风宛如其人，质朴无华。《文选》中除少数有相当深度的长篇论文，多数是短小精悍的千字文。他积极提倡写经济短文。他认为要写好短文，必须选好题目，想好了再下笔，要讲新话、不讲老话，要单刀直入、大题小做，要用自己的话讲出来。这是他长期写作的经验之谈。在他的笔下，深奥的经济理论问题，写得生动活泼，深入浅出，言简意赅，清新流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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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广州文化建设研讨会”综述
郭 凡
最近，求是杂志社综合部和广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在广州联合召开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广州文化建设研讨会”，来自北京、广州等地的专家学者和宣传文化战线的实际工作者100多人参加了研讨会。会议围绕中国先进文化的理论与广州文化建设的实践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研讨。
与会者认为，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思想，把先进文化明确为党的性质、党的任务及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和根本要求，把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作为党的先进性的重要特征和标志，这在我们党党建理论的发展史上还是第一次，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新发展。
与会者指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经济和政治的反映。衡量一个社会文化先进与否的基础是这个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经济不仅指经济关系、经济制度，还应包括生产力；政治包括专政、管理以及政治活动和政治实践。因此，社会主义文化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制度的集中反映，是反映先进生产力要求和社会进步的先进文化。在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就是指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与会同志认为，要正确理解江泽民同志的“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思想，一方面，我们的文化是先进文化，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另一方面，我们还要随着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不断前进。
与会者指出，在改革开放中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新形势下的文化选择：（1）经济全球化，既给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难得机遇，同时又带来了新的挑战。（2）我们现在进行的文化建设是在实现工业化向信息化跨越式发展的过程中展开的。（3）文化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构成要素。我国建设与发展的现实，要求我们高度重视文化建设问题。市场经济一方面激发出个人的能动性、创造性，另一方面又要求在个人责任与集体责任之间寻求平衡。我们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就必须加强文化建设。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力竞争的新形势下，要增强我们的综合国力，形成社会的凝聚力，同样不能不重视文化建设。
与会者指出，要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二为”方向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原则。同时，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双百”方针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的基本方针，是激励广大文化工作者大胆探索、不断创新的重要保证。在文化建设中要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文化的关系，区分资本主义文化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文化。
有学者指出，保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必须着力提高全民族的素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任务是着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培育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的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这就把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定位在人的综合素质的提高和人的全面发展上，从而决定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必须是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和发展教育文化事业的统一。二者缺一不可，互相促进、协调发展。
与会者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广州的文化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广州作为一个开放城市，在文化建设中应该继续走在全国的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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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交流
“加强和改进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研讨会”述要
李 仪
日前，浙江省委宣传部、浙江日报社、台州市委联合召开了“加强和改进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研讨会”，30余位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者参加了会议。研讨会以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和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精神为指导，结合台州市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新鲜经验，探讨了当前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特点、新规律。
与会者一致认为，适应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新形势，加强和改进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用一种平等的方法来进行双向交流，启发农民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来积极参与我们的农村思想政治工作。这是对传统思想政治工作方法的创新，发挥了思想政治工作中党委、政府的主导作用与广大群众的主体作用。
与会者认为，加强和改进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做好以下几点：第一，新形势下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须紧紧围绕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来抓，切实发挥思想政治工作赢得民心、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作用，并用两个文明建设的丰硕成果来证明思想政治工作仍然是我们党的优势。第二，思想政治工作关键要抓紧抓实，而不能停留在口头上，不能搞形式主义，使之切实成为各级党组织的重要工作。第三，思想政治工作要有针对性，切实解决当前改革发展过程中群众最关心的热点问题，把解决思想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第四，积极创造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要求的一整套生动活泼的思想政治工作形式。在实践中，台州市农村思想政治工作主要实现了三个转变：一是在内容上实现了由单一方式的思想政治教育向多种方式教育转变，二是在手段上实现了由传统模式为主向综合运用现代化手段转变，三是在主客体关系上实现了由领导被领导向服务被服务的关系转变。这些创新，实际上是提供了一条让群众参政、议政的渠道，它把思想政治工作好的传统、好的方法与现在的新情况、新问题有机地结合起来。
与会者认为，加强和改进农村思想政治工作，还要与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结合起来。我们正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社会主义现代化内在地包含社会主义民主，所以，采用民主方法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既符合时代要求，也代表社会发展方向。它通过吸引农民群众广泛参与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缩短了党委、政府与群众之间的距离，解决了群众怎么参与管理、参与决策的问题，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体现了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在要求和根本目的，大大增强了思想政治工作的说服力、感染力和战斗力。
与会者对台州市近年来在加强和改进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实践中出现的诸如“民主恳谈”、“民主夜谈”、“民主听证”、“农民讲坛”等发动群众广泛参与的做法和经验给予了肯定，认为这充分发挥了思想政治工作在提高农民素质、推进两个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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