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学术动态)
专栏：治学漫笔
“潜心”与创新
□王思治
科学研究，实质上是一个积累与运用知识的过程，故谓之为“治学之道”。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在多数情况下表现为学术著作和论文。作为学术论著，必须有论有据，据与论（史与论）结合，最起码的要求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而上乘之作，则应立意高远，思想深沉，有独创之见。做到这一点决非易事，这是一个艰苦的劳动过程，甚至是穷年累月潜心治学才能得到的结果。
科学研究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积累资料是进行研究的基础工作。以研究历史而言，由于资料浩繁，且又相当分散，与自己研究题目有关者，往往散见于多种记载之中，有时如大海捞针，数日不得一有用之资料，徒费神思，令人丧气。这时有如王国维先生引晏殊《蝶恋花》所说：“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这是做学问的开始境界：一个孤独的探索者，面对科研的漫漫长路，茫无头绪，有如落叶悲秋，因而最易心灰意冷。此时必须有坚持的毅力，锲而不舍，这就是潜心治学。“天道酬勤”、“业精于勤，而荒于嬉”，是古人治学的至理名言。真知灼见来自勤奋的苦读与钻研。范文澜先生曾以“板凳要坐十年冷”勉励后学。在科研工作中，暴发户的思想是违背科学认识的客观规律的。
科研工作切忌空腹高心。盛气者总想早日一展宏愿，以文会友，跻身于学术之林，有似“襄阳走马客，意气自生春。朝嫌剑花净，暮嫌剑花冷。”因而对所研究的题目，浅尝辄止，急于动笔。倘若仅凭少量的材料，即使这些材料颇为典型，便大加引申发挥，纵论古今，对比中外，指点得失，往往会郢书燕说，陷于牵强附会。这种基础不深厚，仅凭只言片语便大发议论的所谓“高见”，正如有人把它比作插地不深的杆子，看起来巍巍然高耸入云，但却是无根之木，一碰就倒，当然更不可能是传世之作。
古人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这确乎是经验之谈。读书而使万卷为之破败，非反复研读不可，唯其如此，作文时才能文思泉涌，有如神助。而理论素养、逻辑思维对研究工作的指导意义，是人所共知的。恩格斯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因此，论点之有无说服力，就在于植根于对历史过程的深刻认识。
科研工作的根本要求是创新。爱因斯坦的狭义、广义相对论，提出了时空可变的新架构，完全推翻了前人有关宇宙时空不变的定律，从而为后来科学的突破打下了基础。爱因斯坦也因此而被评为二十世纪的世纪人物。这是科学因有创新而获得巨大发展的典范。当然，人文社会科学不能与自然科学简单地类比。但是，作为科学，它仍然基于不断开拓与创新。韩愈说：“惟陈言之务去。”就是说作者决不可把陈词滥调唱个没完。顾炎武的名著《日知录》，有时竟月才得一条，可谓呕心沥血，然而一旦发现前人已经说过，便忍痛割爱，因而学术价值甚高，为后人所重视。学问之道不能囿于师说，也不能对学术权威、名家的成说不敢越雷池一步，不然就会像鲁迅笔下的九斤老太所说的，一代不如一代。在前人已经取得成果的基础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后来者必定居上，是早已被证实了的科学发展的客观法则。当然，就个人而言，不可能每提出一个论点，每写一篇文章或一本著作，都是不朽的杰作，不成熟甚至错误都在所难免。但是，应有科学的精神，创新的勇气，开拓道路，不断奋进，如此方能有所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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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者论坛
保护知识产权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李文章
保护知识产权，建立和完善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体系，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贯彻落实科教兴国战略的必要举措。
我国建立知识产权制度起步较晚，真正意义的符合国际保护知识产权通行规则的法律是改革开放以后制定的。改革开放以后，国际经济贸易开始活跃，代表商品信誉的商标专用权的保护显得极为迫切。因此，一九八三年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一九八五年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九十年代初又陆续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我国在加速国内立法、健全知识产权制度的同时，还先后参加了《建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等一系列国际保护知识产权的条约、公约。我国在改革开放后用了二十年左右时间，不仅基本健全了知识产权法律体系，而且参加了国际保护知识产权的主要条约、公约，知识产权法制建设的速度是相当快的；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国家比，保护水准是较高的。
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是企业开展公平竞争的法律保障。企业要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努力提高产品质量，提高劳动生产率，敢于投资开发新产品、新技术，不断创新。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就是保护和鼓励企业创新的。如果企业的发明通过专利审定，获得了专利权，那么，运用这种新发明生产出的新产品，就受专利保护，任何人未经专利权权利人许可，不得使用其专利方法以及使用、销售依照该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依照《专利法》，发明专利将获得二十年的保护。如果给这种专利产品命名一个商标，并依照《商标法》获得注册保护，那么，就可以无限期地保护产品的品牌，从而保证了企业创新和品牌经营的应得收益。再辅之以《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就可以为企业创造一个公平竞争、鼓励创新的规范有序的市场环境。
保护知识产权有利于开展国际经贸合作。当前，在国际经贸活动中，知识产权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知识产权法律体系的建立、健全，有利于专利技术、商标等知识产权的国际转让，也有利于形成各国共同遵守的市场规则，从而有利于国际经贸投资活动。
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也是促进社会经济、文化、科技发展的有力杠杆。知识产权法律体系的立法宗旨就是鼓励人们发明创造。健全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保障了发明创造者的利益，从而形成发明创造成果不断应用于生产，开拓新的市场，市场的强烈需求和可观收益又激发人们发明创造热情的良性循环，将有力地推动社会经济、文化、科技的发展进步。
当前，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应重视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加强知识产权法律知识的宣传普及工作。通过宣传普及工作，使企业善于运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增强竞争能力。企业对新发明要及时申请专利审定，对一些有望占领国际市场的专利技术，还应到主要贸易国去申请专利保护。对新开发的产品要选择有时代感、显著性强的商标及时申请注册，同时还要及时在贸易国注册，避免因专利、商标申请不及时而丢失市场。企业在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时，应及时请求行政保护或向司法机关提起诉讼，依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二是严格依法办事，强化执法力度。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司法部门要依法保护知识产权权利主体的平等竞争，并为权利主体提供平等竞争的条件。当前在处理知识产权案件方面的一个难点和重点，就是要努力克服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三是加快人员培养和机构建设，尽快使我国保护知识产权的专业人才和机构体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相适应。我国知识产权专业人才还很缺乏，应从教育入手，使人才短缺的状况在近期内有所改变。在知识产权的管理机构方面，有些地方必要的机构还未建立起来，对此要高度重视，把机构尽快建立起来。当务之急是加强行政执法队伍建设，加强对行政执法人员的教育、培训，建立健全执法监督机制，确保严格执法，从严治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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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民国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张宪文
一 中华民国史是1949年以后发展起来的新兴学科。它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由学术研究中的一块荒地，逐步走上繁荣发展的道路，经历了解放思想、学科定位和科学化研究的曲折发展过程。
所谓解放思想，主要解决民国史敢不敢或愿不愿搞的问题。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方针的鼓舞下，学者开始涉足民国史研究的各个领域。
所谓学科定位，主要解决民国史在历史学科中的地位问题。中华民国自1912年成立到1949年止。它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是中国通史的一部分，是一部断代史。但是长期以来民国史未被人重视，直到八十年代初期，民国史才被认可为一门学科。
所谓科学化研究，主要指民国史既然是一门科学，研究中就必须有科学的态度。如果只根据政治斗争的需要或个人的好恶，随心所欲地任意解释甚至曲解这段历史，这是对历史不负责任的态度，也是反科学的。这些年来，这种状况已有很大改变，学者能够尊重历史事实，采取求真求实的态度进行研究。
从学术研究的发展变化看，近二十年民国史的研究大体上可划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这一阶段具有恢复历史面貌的性质，主要研究民国政治史，课题多围绕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方面。对历史事件，给予恰当的历史定位，如较深入地研究了币制改革、关税自主运动、西安事变、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等。对民国历史人物，如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派及国民党军政要人蒋介石等，评述其功过是非，改变了过去研究中简单化、绝对化、脸谱化等毛病，坚持了正确评价历史人物的唯物主义原则。
第二阶段，为九十年代。这一阶段拓宽了研究领域，丰富了研究方法，学术思想、学术观点更加深化。学者不单纯研究政治史、国共关系、历史人物；不停留在单纯恢复历史真实方面，而是全面地、多方位地研究民国政治、经济、财政金融、社会结构、社会变迁、政治制度、中外关系、思想文化和城乡现代化等。学术气氛进一步活跃，研究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学术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民国史研究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二 二十一世纪，历史科学将有一个大的发展，中华民国史研究也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在这一形势下，民国史研究需要考虑解决一些重大的学术问题。
第一，民国史的研究思路问题。历史实践告诉我们，1840年的鸦片战争，殖民主义者用大炮强行打开了古老中国封闭的大门。中国的这次开放是被动的、灾难性的，也使先进的中国人认识到中国已大大落后于世界潮流，要急起直追赶上世界前进的步伐。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前仆后继为之奋斗的目标，就是要建设一个现代化的独立富强的中国。中华民国作为近代中国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它的历史实践，均应放在当时的世界大环境中去观察。中华民国史，应该以如何改造与发展中国、建设现代化中国为基本的指导思想或研究思路，并以此去认识和分析民国史上的各类问题，这样可能看得更加清楚、更加深刻，也能站得高、看得远。譬如，辛亥革命以后，人们都在探索中国改造和发展的道路，提出了种种改革中国的方案，如职业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等。这些都不是完善的救治中国的方案，但反映了人们的爱国热情和追求真理的决心。如果我们能够把它们放在历史发展大潮流中去观察，就能更加全面地认识它们，正确分析其历史地位和作用。
第二，民国史的体系问题。民国史是一门新兴学科，它的体系问题长期没有解决。七八十年代，为了与中共党史、中国现代史有所区别，民国史曾经以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等统治政权的发展演变来构建本学科的体系，这实际上仍然是政治史的框架，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民国史体系。九十年代，为了完善民国史体系，也曾有学者建议将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加进去。学科体系有严谨的科学性，有其内在的科学规律。民国史应该围绕着一个基本线索来建设它的完整架构。这个基本线索，就是中国近代社会如何经过艰难曲折，逐步地、缓慢地向现代化中国发展。围绕这一主线，将中国人民为建成现代化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内的奋斗历程，构建一个有紧密联系的、有丰富内涵的科学网络，形成一个科学性时空整体。它既不是一大堆杂乱无章的历史事实的堆砌，也不是对历史过程的片面取舍。历史事实、历史过程都必须围绕建设现代化中国这一主线而展开。这样做，可以比较容易、比较明确地将中华民国史与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甚至与中国现代史的分期和体系区分开来；对北洋政府、国共关系等方面研究中许多难以处理的重大历史问题，也会得到较好的解决。
第三，从新的视角更加全面深刻地认识民国历史人物。人物评述是历史研究的重点，但也是最不容易处理好的问题。长期以来，民国人物研究是一个难点，一方面评述不够客观，另一方面从政治斗争的角度研究多，或孤立地看待某个历史人物，常常抓住一点，不顾其余，这就很难对历史人物作出正确的判断。进入九十年代，民国历史人物研究有了很大发展，学者比较注意历史地、辩证地看待一个历史人物，但是人物研究的思路仍需进一步改进。研究民国人物必须采用多学科、多角度的方法，并且将其放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加以审视，这样才能看到一个完整的人物形象，才能对其作出正确的评述。
第四，学科交叉渗透和研究方法的更新。民国史研究面临学科改造和深化问题。目前的研究工作已经渗透到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这是民国史研究深入发展的必然趋势，不如此，不足以厘清民国史领域中的各类重大问题。譬如，民国经济史的研究，已经突破传统的发展史模式，交叉甚至渗透到银行、公债、税制等财政金融方面的问题，这就必须运用历史学、经济学、金融学、银行学等多学科的方法，方能将各种问题分析解释得更加深透。对政治史的研究，过去单纯强调阶级分析的方法，这显然是不够全面的，还必须运用政治学的方法，深刻分析民国政权的统治理念、政治结构、政党形态、政治演变的规律与特征等。进入九十年代后，社会史的研究方兴未艾，如研究社会结构、风俗习惯、人口流动、城乡社会变迁等，它必将拓展和丰富民国史研究的内容。民国史研究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必须采用多种风格、多种模式，进行多元化的研究，并且拓宽研究视野，注重吸收海外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使民国史研究更加丰富多彩。
第五，开展社会调查，积累更多的原始材料。进行社会调查，寻找更多的原始资料，是中国历史学研究的优良传统。远的不说，在民国时期，不少史学机构和历史学者都十分重视开展社会调查，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三十年代的农村经济调查是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它推动了民国经济史研究的发展。民国时期相去不远，有条件开展社会调查，而且不积极抓紧抢救，这些资料将永远湮没，就会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
三 民国史研究迈向新的历史时期，必须十分重视学风问题。研究历史，史实是基础。尊重史实，纪史以实，是历史工作者必须严格遵守的信条，也是史学家应该具备的史德。许多老一辈史学家治学严谨，一丝不苟，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可是，长期以来，优秀的治学传统和史学家应该具备的职业道德遭到破坏。随风写史，歪曲事实，曾泛滥一时，造成严重的危害。目前这种现象虽已有很大改变，但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学术界一些人的价值观念被扭曲，新的不良风气正在滋长蔓延。
一种是急功近利。有的人不踏踏实实地做学问，企图走捷径，采用投机取巧的办法，拼拼凑凑，一年编写几本书，写几十篇论文。这种所谓的研究成果，实际上只是一些泡沫式作品，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对学术发展没有任何助益。有的人则屡屡抄袭，剽窃他人的学术成果。
另一种则是胡编乱造成风。由于社会上人们对民国时期的人和事甚感兴趣，因此有的人为了迎合社会上猎奇的需求，将一些没有事实根据的材料或道听途说、捕风捉影的东西，撰文成书，广为传播，造成新的历史事实的混乱。这种现象如不加以纠正，将严重地制约民国史学研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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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近代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曲折演变
——“第二届近代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金石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为纪念建所五十周年，日前在北京举办了“第二届近代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讨论会”。与会的中外学者重点探讨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与会者认为，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它有两个特征：一是中国由屈辱走向自强，体现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地位的变化；二是中国由封闭走向被迫开放再到主动开放。学者强调，展望二十一世纪，世界要建立一个稳定的国际新秩序，必须具有平等的开放的新思维。国家无论大小强弱，都应享有他国不可干预的主权和平等的发言权；必须在相互尊重和相互理解的基础上处理有关分歧。研讨还涉及二十世纪中国外交的基本线索，中美《八一七公报》出台及其影响，中苏同盟关系的决裂，以及中国人对外国认识的变化等问题。
二、近代中国经济史研究。学者的研究较为关注外国资本与近代中国经济的发展问题。有学者指出，民国时期列强对中国的产业投资和贷款，数量大幅度增加，区域扩展到内地和乡村，农业逐渐成为其开发的一个方面。这种情况既加深了中国经济的殖民地性，也加大了中国产业结构和区域经济结构变化的程度。相关研究还有中日经济近代化的比较、环中国海经济圈、中国商会加入国际商会的历程及与外国商会的关系、外国企业对华行销策略及对中国社会的影响等。
三、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如近代国人对亚洲主义的吸收与批判、西方国民国家理论在中国的实践、近代化与孔教运动、晚清现代学术门类的初步创立、近代知识分子的代际意识、近代服饰与社会思潮、中国近代民间宗教与拳会、抗战前后日本佛教在中国的活动等。有关留学生的研究，有学者考察了留法学生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对外来文化的选择以及二十世纪前半期留法学生的经历与见闻及其影响。
四、人物研究。涉及孙中山研究的理论方法、孙中山与日本顾问及其对外宣传，庚子事变时期辜鸿铭对传教士及其活动的批评，张謇与江苏谘议局，蔡锷与国际公法，李烈钧与日本，章士钊的文化思想，宋子文的美国体验与中国政治，张闻天的民主思想，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刘大年的近代经学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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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交流
探寻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的结合点
——“西部大开发与格尔木发展战略研讨会”综述
□严文斌
中国社会科学院与青海省格尔木市委、市政府前不久在北京联合召开了“西部大开发与格尔木发展战略研讨会”。由于格尔木市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在西部地区有一定代表性，因此，众多的与会专家学者把目光投向了西部开发中的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问题，在积极支持加快西部资源开发的同时，呼吁要把生态环境的保护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
与会学者提出，长期以来，在核算经济活动的时候，一般只核算经济增长或经济收入，但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教训表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很可能出现经济收入增加了，而社会财富并没有增长，甚至遭受损失的现象，其表现是资源和环境被破坏了。所以，西部地区在制定发展规划的时候，既要考虑经济增长，又要考虑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治理。这不仅对西部的开发，甚至对整个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都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有学者认为，在开发国土资源特别是矿产资源时，制定科学、理性的开发计划非常重要。也有学者提出，应研究生态环境的补偿问题，包括开发利用资源与环境恢复之间的环境补偿，资源输出地区与资源受惠地区之间的环境补偿，上游地区生态保护与下游地区资源开发之间的环境补偿，以明确经济主体的权利和责任，有效约束不顾环境后果、不顾他人利益的掠夺性、破坏性开发。
与会学者提出，在西部大开发中应认真研究论证一个地区的经济活动规模或密度。一个地区的经济规模并非越大越好，有些地方特别是西部生态比较脆弱的地区，在开发资源、发展经济的时候，必须考虑环境和生态的承载力。比如说，格尔木合理的人口规模是多大，环境和生态能承受多大的经济活动规模等，都是需要认真加以研究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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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读《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道路研究》
□张磊
林家有的新著《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道路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读后甚受启发和教益。该书以丰富的素材为基础，从新颖的视角对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进行了考察，并作出了中肯的论述，深化和拓展了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研究。
作者比较了中国近代化的各种模式和途径，评述了孙中山的近代化纲领的思想渊源、理论体系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变革方案，确认他把革命化与近代化相统一的真知灼见符合中国的国情。作者还在总结了孙中山在曲折的近代化历程中艰辛跋涉的经验教训基础上，阐述了中国近代化的基本规律。
中国近代化研究是一桩复杂艰巨的社会系统工程。它赖以展开的舞台背景乃是剧变的中国与世界，因此具有鲜明的历史与时代的特点。关键在于必须从近代中国的社会实际出发，牢牢把握基本国情，如实地反映社会基本性质及其主要矛盾，找到前进的途径和手段，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作者指出孙中山的近代化纲领不愧为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交汇时刻最科学、最先进的构想与方案，其主要内涵包括粉粹殖民主义与封建主义枷锁，建立民主政治，实行工业化，发展科教文事业和提高国民素质等。此外，还涉及社会结构的变化。应当说，作者的论述是符合实际和令人信服的。
全面与系统的研究，无疑是本书的一个重要特色。中国近代化具有丰富的内涵，体现为诸多领域和不同层面的演化和走向。孙中山的近代化纲领植根于中国社会的土壤，大体亦复如是。作者探讨了孙中山的“近代化理论构架”、“近代化思想与实践”、“近代化道路的模式与特色”，孙中山关于西方近代化的“考察与思考”以及对“中国近代化的反思”，条分缕析，考察周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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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文社会科学是知识经济的重要基础
李文海在《让人文社会科学成为知识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力》一文中说，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人文社会科学既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也很难说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在这种观点影响下，我们随处可见忽视、轻视甚至歧视人文社会科学的现象。这个问题如果不能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不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那么在短时期内也许看不出它的危害，长此以往则必然对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对国民素质的提高和精神文明建设，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和后果。知识经济并不简单地等同于技术经济，知识经济时代社会的发展也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技术的进步。现代知识经济的发展虽然以技术的进步为基本特征，但它必须以人文社会科学的进步为基础。只有这样，一个社会才能通过人文社会科学在社会启蒙、社会设计和社会结合等方面的作用，有效地为技术创新提供永续的动力和强大的诱因，为技术与经济的有机融合、技术与社会的和谐整合，创造必要的条件。
（摘自《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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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今年是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一百周年。日前，中国史学会、中国义和团研究会、山东大学等单位在济南联合召开了“义和团运动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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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清前期中国社会转型的三个阶段
高翔在《论清前期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趋势》一文中指出，明清以降中国的近代化过程，可以粗略地分为三个阶段：从晚明到清初，是早期近代化的酝酿时期；从清初到十九世纪中叶，是早期近代化的发展时期；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是全面近代化的启动时期。在第三个阶段，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打乱了中国历史的正常发展进程，中国的社会性质出现了明显的改变。然而，社会性质的改变并不意味着中国既有的近代化因素完全丧失，相反，正是在民族危机的强烈刺激下，中国文化固有的发展因素获得改造和加强。清前期中国社会在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态势。研究中国近代化史，不能置鸦片战争以前的发展成就于不顾，不能将1840年前后的中国历史截然割裂。和西方社会比起来，清前期中国社会的变革是缓慢的，但并未止步不前；是凝重的，但充满了希望。持续而不间断的进步，正是我们民族历史独有的特色和风貌。
（摘自《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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