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第6版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文艺评论

　　悄然勃兴的传记文学
　　郑伯农
　　最近，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举办了第二届优秀传记文学作品评选活动，从近五年出版的数万部长篇传记文学中选出十二部作品获奖。不少关心文学创作的同志认为，传记文学收获丰富，有新的开拓，是文学门类中很有成绩的一个品种。这次获奖的十二部作品大体反映了近几年传记文学的前进步伐。下面结合个人的阅读体会，谈谈对近期传记文学创作的几点看法。
　　作家着手传记文学创作的时候，无疑都要考虑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人立传，这些人物值不值得立传？
　　应当说，传记文学没有什么禁区，社会上各色人等，古今中外各种人物，都可以成为描写对象。如果把《史记》当作我国传记文学的源头的话，太史公笔下的人物是很宽泛的。他既给“成功的英雄”刘邦立传，也给“失败的英雄”项羽立传。“游侠列传”、“滑稽列传”的主角并不是达官贵人，其中不乏鸡鸣狗盗之辈。太史公甚至也给反面人物立传，“佞幸列传”勾勒了不少丑恶的画像，对后世很有警示意义。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传记文学特别需要把目光投射到“小人物”、“普通老百姓”的身上。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和《梓人传》都是写小人物的，前者刻画一位“种树模范”，后者刻画一位木工。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封建社会里，柳宗元勇敢地冲破世俗观念，满腔热忱地歌颂生活在最底层的普通劳动者，显示出不凡的思想境界。但传记文学在关注“小人物”的同时，不能忽视对“大人物”和“成大事业者”的关注，这两者不是根本对立的。这次得奖的传记文学作品，涵盖面很宽，有写大政治家、军事家的，如《开国领袖毛泽东》、《张爱萍传》；有写普通干部群众的，如《你是一座桥》、《高原雪魂———孔繁森》；有写科学家的，如《钱学森》；有写文化人的，如《田汉传》、《赵超构传》、《赵无极传》。有两部作品很特殊，都是写女性的，而且都是传主自己撰写的回忆录：《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和《无悔的岁月———我们姐妹的人生道路》。曾志是著名的红军女英雄，有着传奇般的经历和坎坷的人生道路。浦代英、雷迅、卓琳也是成绩卓著、饱经风霜的优秀共产党员。四位传主都生于二十世纪初，几乎都经历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全过程（只有雷迅逝世于“文化大革命”中）。她们是二十世纪民族苦难和民族振兴的亲历者和见证人。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这次获奖的十二部作品题材宽泛，反映了各条战线各种性格的人物，但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写为社会进步、民族振兴作出贡献的人物。他们的地位有高低，影响有大小，秉性各不同，却都有着孜孜以求的探索精神和无怨无悔的奉献精神。传记文学应当容纳各种各样的人物，但首先要关注民族和人类的优秀分子，要为民族的脊梁、人民的功臣树碑立传。十二部获奖作品涵盖不了近几年全部传记文学的题材范围，但它们说明了，我们的传记文学没有冷落更没有忘却中华民族的仁人志士，这是令人欣喜的。
　　目前的传记文学大体有两种类型：一类近似于报告文学，完全写实，其中的优秀者具有史料和文献价值。另一类带有某种小说的色彩。
　　这两类作品有内在的区别，后者也可以叫做传记体小说。无论哪一类，都不同于一般的小说。小说家要自由地展开自己的想象力，传记文学家必须控制自己的想象力。传记文学的魅力，首先要靠传主本身事迹的感人、人格魅力的强大；同时，也要靠采访的深入细密、大量掌握生活素材和文献材料。在这个基础上，才谈得上匠心独运，谈得上创造出富有魅力的人物形象。
　　我们说近几年的传记文学有新开拓，不仅因为作品中出现了许多新的人物、新的生活天地，更因为在表现生活、塑造人物上有了深化。一般的传记文学容易写成对人物经历和事迹的文学性描绘。优秀的传记文学，不仅要写人物“做什么”，还要写他“怎么做”，怎样以自己的独特方式在从事富有历史意义的社会活动，还要揭示人物行为背后的思想动因和历史动因，写出人物丰富的精神世界。这当然不能靠揣摩、虚构、想象、编造，也不能靠叙述者亲自站出来发表大段议论。传记文学只能靠事实说话。既是事实，又富有文学性，富有艺术魅力，这就是传记文学的难点和独具风采之处。
　　这次获奖作品的作者都在调查研究上下了大功夫、苦功夫。他们有的是传主的挚友，有的是传主身边的工作人员，有的多年追踪传主，有的就是自己写自己。他们不但了解传主的事迹、经历，对传主的思想、秉性以至生活细节也了如指掌。他们不但掌握了丰富的材料，而且对传主满带感情，充盈着一种按捺不住的创作冲动。写革命将帅的作品多得很，为什么《张爱萍传》独树一帜？这固然和张爱萍的传奇般的经历有关系。他是位猛将，也是位儒将，腹中既有韬略，也有经纶，写过大量出色的旧体诗词，管过野战军，也管过海军、科技，领导过两弹一星的研制……而这本传记确实写出了传主独特的个性和人格魅力。书中有许多生动的细节。譬如张爱萍在延安抗大讲学那一段描写，令人拍案叫绝，那不仅是“栩栩如生”，它就是活生生的事实。这段细节比某些苦思冥想营造出来的细节还要精彩。写英模人物的作品也多得很，《高原雪魂》和《你是一座桥》是其中的厚重之作。这两部作品不仅写了孔繁森和吴天祥如何几十年如一日地为人民办实事、办好事，也写出了人物行为背后的精神境界。两位传主固然受到过表扬，但也遇到过不少挫折和冷落，甚至有人向他们投来怀疑的目光，认为他们是傻瓜。作者运用了大量实际材料，包括日记和手记，展示了人物瑰丽的精神世界。作品用形象告诉人们，像孔繁森、吴天祥这样的人物，是普通人，也是不平凡的人。崇高的思想境界决定了他们必定会那么做，很自然地那么做。为人民服务对于他们，不是负担，而是幸福。
　　传记文学不但要达到事件的真实，还要达到历史的真实。人的一生要经历许许多多大事小事，篇幅再大的作品，也不可能把传主一生所经历的大事小事全部写出来。这就发生了对素材的取舍剪辑问题。光写成绩不写缺点，或者反过来，都不可能全面而真实地表现人物和历史。这次获奖的作品，是很注意把握历史真实的。它们在满腔热忱地歌颂人物的崇高品德的同时，并没有回避人物的缺点。它们在歌颂人物所从事的正义事业的同时，也没有回避我们在前进中所发生的失误。譬如《曾志回忆实录》，就写得朴实、真挚、坦诚。作者平静地叙述了她投身革命的一生，她的一生简直就是一部生动的中国革命史。她写出了党的辉煌业绩，也坦率地讲述了个人以及革命队伍所发生的失误。在土地革命和抢救运动中，她多次蒙受不白之冤。在“文化大革命”中，她和陶铸一起经受了泰山压顶般的打击。作者集中半个多世纪的感受告诉读者，虽然自己经历了那么多磨难，但回顾一生所走过的道路，她无怨无悔，生死不渝地要走这条路。陶铸在《赠曾志》中写道：“心底无私天地宽。”读了曾志回忆录，我们才真正领悟到这句话的分量。
　　近几年，传记文学悄然勃兴，其累累硕果向人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传记文学应当在文学大家庭中占什么样的地位？
　　近百年前，梁启超为中国小说的崛起振臂呐喊。他说：“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作为富有远见卓识的学者、政治家，梁启超的预言实现了。特别是1918年鲁迅的《狂人日记》问世以后，中国的新小说异军突起，赢得越来越多的读者，成为文学交响乐队中的第一小提琴。可以说，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是由小说领衔主演的。现在，评论界和社会舆论对小说特别关注，这是很自然的。
　　文学包括叙事文学和抒情文学、虚构文学和纪实文学。几方面都得到发展和提高，才是文学的全面繁荣。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传记文学有没有“不可思议之力”呢？小说有自己的优势，传记文学也有自己的优势，后者有着小说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它既有艺术的感染力，又有事实的说服力。某些优秀传记文学的影响绝不亚于小说。譬如建国初期的《红旗飘飘》、《星火燎原》、《把一切献给党》，感染和教育了整整一代人。又如这次得奖的一批优秀传记文学，已经在群众中产生了良好影响。《曾志回忆实录》一书，仅香港一地，就发行了六万多册。许多人读了之后深受感动，纠正了对中国革命的种种误解。
　　我们要重视小说，也要重视包括传记文学在内的其他文学形式。艺术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谁都不可能永远在姐妹艺术中充当老大。哪一朵花开得最鲜艳，它就会走在姐妹艺术的前列。目前，对传记文学的关注、介绍、评论、研究还比较薄弱。为此，我在这里为传记文学一呼：爱好文学的朋友们，请关注和支持传记文学！ UZX品论天涯网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金子般的爱国情怀
　　——读长篇域外文学新作《东瀛我辈》
　　李荣胜
　　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了。当年的那些奋不顾身冲出国门的青年学子们，今天在想些什么？做着什么？外国人又是怎样看待这批勇敢的青年？怎样看待今天的中国？和利的《东瀛我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给了人们一个鲜活而真实可信的回答。
　　生活在北京的一批不同经历的青年，怀着各自的希冀和目的，登陆日本。在语言学校他们相识了，结成“北京同盟”，从此开始了他们各自的奋斗历程。
　　细节是构建《东瀛我辈》这座文学大厦真实的砖和瓦。作者正是通过大量细节描写，把一个名叫国果的青年身上的中国品质刻画得淋漓尽致。他原是北京开旅游车的司机，到日本来学习语言。他得知母亲住院，带着打工挣的钱和满箱日本货回家，但回来时提着空箱的他已身无分文，甚至出不了地铁站。就是这样一个穷学生，当他见义勇为救下一名险遭歹徒强暴的少女，人家要送他一辆“奔驰”汽车作为答谢时，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国果在紧张的读书打工之余照顾着一对老年日本夫妇，并冒着生命危险帮他们查出来十五年前害死他们女儿的凶手。这一对没有后人的老年夫妇，要收他做养子，可以继承一大笔遗产，他又义无反顾地回绝了。作者以赞叹和钦佩的笔触，展现了留学生身上这种不可改变的朴素品质。
　　人物的性格和命运是这部域外文学的灵魂。作者正是在精雕细刻北京盟友的性格与命运中，令人信服地诠释了中国学子的爱国之心。被同学们称为“教授”的魏宁，曾经是机械设计人员。在他打工的会社，他冒着被解聘的风险，坚持了自己的合理化建议，意外地被上级大公司认可，并成为大公司的专利，而他在图纸上的署名必须改为“魏水宁治”——因为他们不允许这样出色的设计出自中国人之手；当他设计的机械在国际博览会展出时，他想拍个照片留念，又被无理拒绝。这种对个人自尊心，也是对民族自尊心的无情伤害，中国学子们怎么能忍受呢？魏宁学成后，便默默地回国了，没有留下任何豪言壮语。这就是今天海外学子的个性。
　　当然，“北京同盟”的学子们也不总是浸泡在屈辱与压抑中。他们以自己的刻苦与努力、才智与情怀，赢得了日本各阶层的同情、理解与信任。一位画家得知祝一桥来日本一年就考上东京大学天体物理专业时，很动情地说：“我知道你们这些留学生在日本生活很不容易，远离故土、亲人，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家，一切从零开始，要学习，要打工，还要生活自理，能在短期内取得如此优异成绩，实在令人佩服！我想有你们的父辈再加上你们这一代人的努力，中国一定会富强起来。”日本女职员平安原子成了“北京同盟”舒然的好朋友后，向舒然介绍了她的父辈如何发愤图强，创造日本名牌，她由衷地说：“看到你们这样的中国人，我可以想象中国的未来。”深爱上多才多艺的祝一桥的日本姑娘梁雅，从心底认为他们是“思考的一代，锐进的一代”，“中国未来是任何人都不能小视的”。当这一对情人共同回答问题：“你认为二十一世纪世界进步的最大推动力是什么”时，两个人写出的答案完全相同：“中华的崛起！”从这里，难道我们还感觉不到今天海外学子们的那血浓于水的爱国情怀吗？
　　正像作者谈到她出国感受时讲的：“多年在外生活，真正深入国外社会之后，才逐步看清过去想象中的‘天堂’。在许多方面，经过对比，更感到祖国历史、文化的辉煌、伟大，从而激发出一种在国内生活时不会感受到的思乡爱国之情。”
　　尽管《东瀛我辈》还有一些稚嫩，但毕竟是一部感人至深的现实主义作品。海外学子们的爱国情怀借助作者平实自然的描写展现给读者，而作者把自己的爱国情怀也融入了字里行间，使我们真正感受到了那金子般的爱国情怀。 UZX品论天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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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金台文论

　　广阔的空间与多彩的星群
　　——诗的创作态势和审美流向
　　张同吾
　　诗歌伴随着历史的足音，经历了百年沧桑，即将踏入新世纪的门槛。所有的文学样式都难以像诗这样，以鲜活的意象符号灵敏地表现时代的特征和个性风采，也涵容着广阔的历史风云、深邃的哲理意蕴和丰富的文化内涵。不管人们对诗的功能和创作方法有多少见仁见智的观点，都无法否认，真正的诗是民族文化的精粹，是时代精神的折光，是人类文明和智慧的象征。我国新诗随着二十世纪的黎明诞生，是东西方文化相交汇的产物，它自身便具有独特的品质和形态。面对着在两千年文化历史中所形成的古典诗词完整的美学体系、丰富的艺术经验和经典的艺术范式，它富有无限生机却又显得稚嫩。不足百年，道路崎岖，时而狭窄时而广阔，其中有一种很奇特的文化现象耐人思索：在现代和当代中国文学领域里，诗似乎失去了领主的席位，而在所有文学样式中，诗的创作现象和发展趋向都一直受到广泛的社会关注。特别是近几年，对诗的思虑和议论尤为普遍，而一种近似殊途同归的看法，是认为诗不景气，缺乏引起读者兴味和心弦共鸣的佳作，缺乏具有强烈社会反响的力作。也许这些看法同事实大体相符，但酿成诗歌远离读者或读者远离诗歌的潜因是复杂的，我不在这里具体剖析，只是从诗自身的功能和审美特征着眼，简略地概括近年的发展态势和审美流向。
　　我国新诗历史短暂，却已初步形成了自己的传统，这便是以爱国主义、乡恋情结、忧患意识和人格魅力为内核的精神意蕴，构成诗的主体，同时又是以崭新的语言结构和意象营造以及更自由灵动的抒情方式，传达时代精神和抒写心灵世界，从多角度表现当代中国人不断发展的文化心理、价值取向和审美趋向。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在我国诗坛上出现多向度的艺术探索，开拓了诗的疆域，开扩了诗的视野，但由于对继承和借鉴理解的偏颇和肤浅，导致在一定程度上疏离现实生活和淡化时代热忱，在艺术形式和艺术技巧方面，出现了拒绝传统盲从西化的倾向。这同观念僵滞、诗意平庸、抒情直白一样，是诗歌创作的另一种偏颇。艺术探索之路曲折而漫长，艺术的偏颇只能在艺术实践中得以矫正。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当代老中青三代优秀诗人们也像新诗的先行者一样，把诗视为人类的良知和时代的先声，他们以艺术的自觉和不可按捺的激情为真善美歌唱，从而形成诗歌创作的主流。悠远的历史回音、急剧的时代变革、丰富的现实生活、美妙的情感世界和宏奥的哲学天宇，都引发诗人的思索，特别是近几年我国政治生活中的喜事频至，香港、澳门回归祖国怀抱和建国五十周年的隆重庆典，更加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忱，也引发了诗人们的创作灵感，一大批鸿篇巨制和精致短章，出现在全国的诗歌报刊上。著名诗人李瑛的三千余行抒情长诗《我的中国》，可视为思想深刻的历史沉思录、视野开阔的文化发展史、五彩缤纷的时代风貌图和气壮山河的英雄交响诗。他以哲人目光的穿透力和诗学文化的聚合力，遐想着共和国第五十个十月“屹立在太阳和大地之间的／光灿灿的一字／是我们远祖手植的古柏／后来化作民族的脊骨／莽莽河山／全靠它的支撑”，这样便把国庆的意义升华为民族精神的象征。诗人鄙弃那种浅薄的数典自傲，而是去发掘中华民族的精神本质，让民族传统与今日辉煌统一起来，让全世界的思想者们去认识中华民族的历史性飞跃为人类文明提供新鲜的经验。长期以来政治抒情诗的普遍缺憾，是有宏大的艺术框架而缺乏新鲜的价值取向和审美判断。李瑛具有历史批判和文化批判的目光，他让诗的触角伸向历史腹地和灵魂深处，鞭挞那个“丧失理性的时代”，指出其根源是封建桎梏和文化愚昧。他从文化形态与政治现象的内在潜连中，评说历史功罪，让一个懂得思辨的民族更加成熟和清醒。
　　我国西部不仅幅员辽阔风光壮美，而且具有深厚的文化积淀和浓郁的民族风情，是一片埋藏着无数宝藏和蕴积着无限诗情的土地。西部大开发，既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大战略部署，又是中华民族开创新世纪的英雄史诗。中国诗歌学会和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政府，在两个月前隆重举办了“西部之声”诗歌朗诵音乐会暨首届中国十月太阳历诗歌节，以诗的激情和魅力赞美西部精神，讴歌西部大开发的历史进程。彝族诗人吉狄马加的《自画像》、内蒙古诗人巴·布林贝赫的《敖特尔沁遗留的灰烬》、青海诗人昌耀的《划呀，划呀，父亲们》……或激越豪壮，或沉郁苍凉，或神奇瑰丽，或清新优美，它们以各不相同的表现手法、艺术风格和审美个性，表现了我国西部的灿烂文化，展示了西部各族人民在走向新世纪的征途中所焕发出来的强大的精神力量和崭新的时代风采。
　　从新时期开始到本世纪末的二十年间，我国诗歌逐渐形成一种稳定的创作格局，表现手法、艺术风格乃至创作方法更加丰富多样。诗人们以前所未有的创作自由在宽广的道路上前进，他们可以充分地展示自己的艺术个性，用自己独特的感觉方式表现世界，同时又是以自己的诗化灵魂呼唤知音。鲁迅说诗是“血的蒸气”，“是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精辟地阐明了诗是情感的艺术凝聚，是人格精神的升华，诗自身的艺术品质便是含蓄和空灵，而不是直白和泥实。
　　时代是发展的，诗歌美学也是发展的。进入九十年代之后，诗的审美趋向，是淡化题旨的确指性，而让诗的意象容纳更丰富的精神含量和文化涵量，强化感觉而拒绝说教，往往在轻松里含凝重，在戏谑中见庄严。正像里尔克所说，诗歌艺术“是万物的模糊图像，它们希冀成为我们全部秘密的图像，愿意抛却自己凋谢的意识，以满足我们某种深沉的渴求”。诗在淡化语言外部的节奏感，而强化意象的张力和弹性，让哲理溶解在意象群落之中，让时代感体现在语言结构之内，诗就像一扇扇灵魂之窗，或明亮或朦胧，让我们用自己的眼睛去寻找自己的美学世界。其中，一种越来越明显的审美心理，是拒绝平庸的说教、表象的摹拟和空泛的歌颂，而要求诗人具有一颗平常心，在平凡的生活中发现一些真意趣。与之相契合的是语言色调由绚烂归朴素，又往往在朴素中显奇崛，这是对虚假和做作的反驳。韩作荣的《1998年的初雪》仅仅是捕捉到落雪的感觉，不断重复“雪落下来”，“在梦境之外，在睡眠深处”，“不知不觉地落下来”，“在塔松的冷绿之上，白着／在被践踏的泥泞中，黑着”，这似乎并没有更深的寓意，却又或隐或现地在平淡中显新奇。他的《蝴蝶不是蝴蝶》，也仅仅是表现了生命和色彩的美丽，“扑闪的翅膀分裂着我的心跳”，当她失去了踪影，“庞大的世界／因走失一只蝴蝶而空阔”。李曙白的组诗《大野》，在简约中容繁复，平静中含飞动，如《大泽》仅有七行：“藏蛰龙之大泽／藏虫蚍之大泽／／清可濯目之大泽／浊可清心之大泽／／我掬大泽之水／五千年的星辰／从指缝间滑落”；如《钟声》：“时而悠远／时而凝滞／时而缥缈／时而庄严／听钟的人从钟声里／听出诸多玄机／／云山雾海之中／撞钟的人／似睡非睡”，恰如诗人李小雨所深刻感悟的那样：“五千年都把握在双手之中。一字字滴落如石子、如水珠，空灵寂静，诗意浓郁。这是中国人面对宇宙和自然的生命状态，是自然山水与诗人内心感受的辉映。细微和强大，短暂和永恒，都包容在这些充满画面感的思辨当中。如果说继承传统，那么从选材、思维到留下大量空白的国画式写法，都较好地浓缩了传统的精华”。
　　这是诗歌美学嬗变的侧影，虽然并非全貌，我们或可从中感受一些诗的真髓。新世纪熹微的晨光即将降临东方的地平线，我们相信，从已知走向未知的生命之舟，将会沿着多种航道，寻找诗的彼岸。 UZX品论天涯网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社会进步与人性健全
　　——评《黑洞·炼狱·流火——母亲三部曲》
　　彭加瑾
　　绍武、会林合作的《黑洞·炼狱·流火》（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这部以女性知识分子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可以归入革命历史题材的范畴，但它的视角立意，显然超越了以往的革命文学、革命战争文学，而呈现出新的文化流向。
　　“黑洞”、“炼狱”、“流火”显然是三个具有象征性的意象。在“黑洞”里，我们的主人公鲍妤才刚刚踏入社会，便与心爱的丈夫一起被污浊的社会排挤到了偏僻的农村婆家。丈夫以为那是一个“桃花源”，至少可以过清贫而宁静的生活；但事实完全出乎他的想象。“家”不是温馨的可避风雨的港湾；乡村社会的落后、愚昧、偏狭，更像一只只魔爪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卡住他们的脖颈，使之窒息。丈夫王威，一个富有才华，胸怀报国大志的科学家终于丧生在自己家中，鲍妤的一切努力也随之成为泡影。丈夫弥留时只说了一个“走”字，鲍妤的人生选择也只剩下了一个“走”字。
　　我们可以想象鲍妤跳出“黑洞”而投身于革命队伍的喜悦与振奋；但同样，我们也可以想象鲍妤无法预料到革命队伍的复杂性。艺术家这一段落的描述，打破了“黑洞”段落传统的、顺序式的描述。时空交错，补叙插叙，时时以鲍妤的心理思维作为叙事的角度与线索，这一切都使“炼狱”篇更为摇曳多姿，沉郁深情。
　　小说刻画了韩县长与邬干事这两个形象。他们的可恨与可恶是明显的，他们不但迫害鲍妤无所不用其极，而且在没有任何理由与根据的情况下，他们早把鲍妤放逐到革命队伍之外了。仅仅是鲍妤的出身、社会地位、社会关系，不证自明她是敌人，是异己，是奸细，严酷的外部斗争环境，加上无端的内部猜忌与怀疑，鲍妤所置身的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炼狱。
　　在“流火”篇里，鲍妤被置身在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岁月，残酷的大扫荡，成为了考验人物最为严峻的铁锤。此时的鲍妤已经不同于以往，她不但是渐渐长大的孩子的母亲，而且已是担任着重要职务的干部。如果说兵工厂的建设相对而言还算是比较单纯的话，那么劝阻曹文轩降日与反扫荡，则更是一场场斗智斗勇、生死相搏的复杂斗争。在这场斗争中，鲍妤的一个优势是与曹的特殊的关系，曹一直对鲍家感恩图报，但情感纠葛带来的另一弊端，则是她对堂弟鲍永怀的轻信与亲和。血缘亲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色，在严酷的阶级斗争、民族斗争中，它像一把双刃剑，或者帮助了我们，或者就伤害了我们。我们都生活在传统之中，为传统所浸染。社会发展需要承继优秀的传统，社会发展也需要扬弃某些传统。即使是优秀的、善良的传统，有时也要用得其所，否则也会造成意料不到的悲剧性的后果。鲍妤最终为了保护兵工厂，保护战友而壮烈牺牲，她以自己的死去换取了大家的生。人们始终牢记：还有什么比大姐给予大家的更多呢？很显然，鲍妤并没有给大家留下多少物质财富，她留给大家的是一种精神，一种人性，一种为母亲、为大姐的风范。
　　小说中，艺术家不止一次地写到，鲍妤对《共产党宣言》中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神往。个体的人性健全、自由发展，与社会的进步与变革应该是辩证的统一。个体的人性健全与自由发展离不开社会的进步与变革；同样，社会的进步与变革，也一定会体现在个体的人性健全与自由发展上。也许，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可以把改造社会的革命任务置于前列；但即使在这个时候，我们也仍然不应忘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不应忘记使他们的人性趋于健全。没有健全的、美的人性支持的革命也是不可想象的。如果说年青有为的王威不幸而惨死于“黑洞”，那么，作为革命者的鲍妤在“炼狱”中则经受了独特的“光明的洗礼”，虽然受尽了磨难，但毕竟升华了人格。在“流火”中，她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最终完成了伟大人性的锻炼。作品副题为母亲三部曲，它一方面是社会革命风云激荡的结晶，同时又是中国知识女性人格健全、升华、完美的产物。 UZX品论天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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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信息

　　文艺信息
　　●全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年会召开
　　全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成立二十周年暨二○○○年学术年会日前于长春—白河召开。全国各地七十多位专家学者出席。
　　与会者对学会二十年来在坚持发展毛泽东文艺思想、邓小平文艺理论，坚持文艺的社会主义方向，弘扬主旋律方面所做的工作和成绩予以充分肯定。认为毛泽东文艺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艺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其本质精神是创新的、发展的、实践的，具有长久的、旺盛的生命力。毛泽东文艺思想曾经经受过来自各个方面的干扰、破坏。今后，在新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土壤上，仍将面临新的问题、新的挑战。这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前，特别要学习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有关论述，结合我国的文艺实践，深入发掘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理论内蕴，开拓理论发展的广阔空间。
　　与会者还讨论了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网络信息的迅速发展对文学创作和文艺理论研究的影响。认为，对于新环境、新事物为文艺带来的新特点必须加以充分重视，及时调整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李志宏）
　　●《新青年》丛书出版
　　湖南卫视“新青年”栏目与湖南大学出版社联合制作的《新青年》丛书日前由湖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丛书包括《留学天涯》、《择业观察》、《精英访谈》和《新锐在线》四本，丛书既保存了“新青年”栏目的原创性、独特性，又注意到了阅读文本与视觉画面的不同，使纸质媒介构成了对电视传媒的补充和延伸。（杨晖）
　　●诗集《命运之门》出版
　　诗人李余良的诗集《命运之门》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全书共分“听风问雨”、“思索之乡”、“黄昏日记”、“过去的故事”等七卷。诗作文字朴素，感情深挚，体现着作者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对民间生活的关注和对现实的细心开掘。（洛文）
　　●《别人的诗歌》出版
　　诗人陆健的序跋评论集《别人的诗歌》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七十余篇的序跋评论，呈现的是一位诗人对正在发生的中国当代文学的独特视角。“诗意的裁判”在字里行间流动。（刘泽楠）
　　●《联话丛编》出版
　　由江西人民出版社组织搜集、整理、校点出版的大型丛书《联话丛编》新近问世。这是国内第一部集联话之大成、首次辑刊的联话名家作品之总汇，为国家“九五”重点图书出版项目，获全国古籍整理规划领导小组资助。它是继《历代诗话》、《词话丛编》之后，在韵语文学领域内一个填补空白的图书品种。
　　《联话丛编》一书，得到国内学者贾植芳、阴法鲁、吴小如、白化文、程毅中等人的支持与推荐。各地学者对该书的出版也给予高度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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