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9月16日人民日报第7版

第7版(人物纪实)
专栏：

　　飘泊中的永恒
　　李 舫
　　台湾人类学家乔健新近在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人类学田野调查笔记，有一个绝非哗众取宠的名字——《飘泊中的永恒》。没有一个题目能比这更恰切地描述出人类学家开始于田野、飘泊于田野又终结于田野的漫长而孤寂的学术生涯。
　　人类学是一门冷僻的学科，在我国更是如此。据统计，我国仅有四五所大学设有人类学专业，遑论人类学院系。的确，在这个愈来愈关注自身利益、愈来愈渴望速度和实用的时代，还有谁能够耐得住十几年以至几十年的清修与寂寞，去从事一个也许终生看不见名利的事业呢？前不久，在北京举行了“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中期会议”，这是国际人类学界的一大盛会，真可谓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可是见诸报章的，只是压缩到短得不能再短的一则简讯。我曾经向一些从事人类学工作的老朋友开玩笑，说人类学是“蛙闹自家的池塘，自家里锣鼓喧天、灯火辉煌，外界却隔膜得很”。结果，遭到了一致的诘难。我相信这句话说出了人类学的一些困窘和无奈，同时也代表了占我们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甚至更多的与人类学“隔膜得很”的人们的观点。其实，在这句话里，我真正要表达的，更多的是我对于那些焚膏继晷、孤身一人奔波于荒郊野岭、视万丈红尘如无物的人类学者所怀有的深深的敬意。他们试图寻找解析那些决不应该被历史遗忘，但的的确确已被急功近利的人们遗忘了的岁月的残篇断简，尽管他们的举动也许永远不会被理解。乔健在书中列举了一则在人类学界广为流传的笑话——一个拿瓦侯人调侃人类学家说：“一个拿瓦侯家庭通常包括母亲（拿瓦侯族是母系社会）、父亲、子女和一个人类学家。”因为人类学者很喜欢以拿瓦侯族为研究对象，所以研究人员频繁地出入他们的村落，他们就编出这样一则笑话来取笑人类学者。这虽然是笑话，却由此可见人类学者所从事的筚路蓝缕的工作于一斑。
　　乔健在这本人类学田野调查笔记中，没有对单调的厌倦，没有对孤寂的恐惧，也没有像马林诺夫斯基（B·Malinowski）那样发出对命运的诅咒，而是以放松而宽厚的叙述，记录了他三十年来在北美洲、中国大陆做田野调查时所遇到的种种震撼，让人在苦辣中嚼出丝丝的甜来。人类学是一门独特的学科，它没有陈规，没有权威，任何命题都没有盖棺论定，人类学家们永无止境的田野调查所追溯的，不是对假设的求证，而是陌生文化冲击所带来的刻骨铭心的震撼。正因为每一次都是热烈的投入，所以每一次就都有可能是对过去的最彻底的背叛。人类学者风餐露宿孜孜以求的，永远是“在路上”，在广袤的田野里，在“远路应悲春日完晚，残宵犹得梦依稀”的惊悸与慨叹中。
　　冠于这本人类学田野调查笔记之前的另一位台湾人类学家李亦园的代序《寂寞的人类学生涯》，是解读书中十五篇散文体笔记的最好注脚。乔健在他的十五篇笔记中，自始至终清醒地保持着独立的学术品质和炉火纯青的学术造诣所营造的恬淡冲和的叙述风格，不温不火，不焦不躁，不雕琢，不卖弄，不倨傲；既不剑拔弩张，也不故弄玄虚；就像同老友叙旧一样，娓娓道来，逢到默契的地方各自会心地一笑。文字的清畅和语言的纯净静静地散发着生命的幽香，释放了一门古老学科的苍凉与沉重。这是大喜大悲大智慧大行走之后的平静与宽容，朴自腴出，淡从华生。
　　读乔健的书，总令人不自觉地想起现代派雕塑家阿尔伯特·贾柯梅蒂（AlbertoGiacometti）那些细长的雕塑，它们或站立，或行走，身材瘦削，皮肤因破损而凸凹不平。这些雕塑因孤独而各自独立，但当把它们安放到一起的时候，不论怎样排列，孤独又会将它们紧紧相连，它们寂寞地呆在由自身的飘泊不定而引起的空旷的气氛中。“寂寞”与“漂泊不定”，乔健不约而同地用这两个概念来界定人类学者的人类学生涯。前者不言自明，后者则有两层含意：“一是生活上的，因为人类学者必须做田野调查，需要远离家门，居无定所；另一则是思想上的，不少人类学者的研究兴趣都是不断变化的，可以忽而亲属制度，忽而文学艺术，忽而非洲的一个初民部落，忽而亚洲的一个现代都市。”他沿用法国人类学家列文—斯特劳斯（Levi－Strauss）的说法，将这种习惯称为“新石器时代人的习性”。他们是几千年来最冷若冰霜、也是最激情澎湃的文化研究者。然而，无论怎样颠沛流离，无论怎样漂泊不定，人类学者始终不懈地在不断改变的生活境况中寻求一种恒久的东西———“人类思想和行为的基本规律与结构”———生存是偶然的，生活则暗示着种种偶然性之间的秩序，他们用终生的行走与追逐续接人类文明的断层，也为自己的研究课题赢得发言的资格。
　　“飘泊中的永恒”，没有一个词能够比这更恰当地道出人类学者的生命本色。寂寞而不空虚，痛苦而不挣扎，沉潜而不窒息，飘泊而不放佚，那烛火般幽微的希望正是点燃人类文明之灯的火种。正是因为有了人类学者的努力，有一天，我们终于会发现，那种使历史得以赓续绵延的动力，不是命运，而是希望。而所谓希望，其实是我们自己造就的，一半是出于我们自己的选择，一半是出于我们的疏忽。好在“世界因希望永在而免于沉陷，历史因黑夜的拉纤者而持续向前”。 mrm品论天涯网

第7版(人物纪实)
专栏：

　　大理有座德化碑
　　张小平
　　在下关到大理古城途中的太和村下车，只见两座上书“太和遗址”字样的大石坊夹一条青石板路，路向西往佛顶峰麓延伸……这里就是一千多年前的南诏古都太和城了。走在这青石板路上，我忽然觉得自己好像变成了南诏的臣子，去朝见南诏王。走进碑亭，德化碑像一部厚重的大书，兀立在我面前，使我猛然感受到一处历史的深沉的气韵，不由得肃然起敬。
　　眼前这石碑，碑身缺损，字迹斑驳，难以近前抚摸认读。从有关考证得知，碑文内容是南诏群臣歌颂南诏王阁逻凤的功绩的，委婉表达南诏王不得已被迫反唐的心情和对团结统一的热切愿望。着重记述了唐代天宝年间两次西洱河之战：一次是天宝十年，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率兵六万攻打南诏，大败；第二次是天宝十三年，剑南留后李宓率兵十万远征南诏，全军覆没。历史上的这件惨痛之事，肇始于唐玄宗的两个权臣李林甫和杨国忠，他们为了邀功取宠而寻衅南疆，从而导致了这样一场历史悲剧，所谓：“鲜于仲通六万卒，征蛮一阵全军没，至今西洱河岸边，箭孔刀痕满枯骨。”（白居易《蛮子朝歌》）“流血成川，积尸壅水，三军溃衄，元帅沉江”（《德化碑》）而李、杨者流却用两座万人冢里十几万将士的生命换取了皇帝的更大恩宠。当时大诗人白居易在其乐府诗《新丰折臂翁》中，通过八十八岁的老翁回忆自己六十年前，为了逃避“天宝大征兵”，宁折臂自残而不后悔，“且喜老身今独在，不然当年泸水头，身死魂孤骨不收，应作云南望乡鬼，万人冢上哭呦呦”这欲辩无辞的人生经历的描摹，愤怒谴责了这场残酷的不义之战。后来，明代云南总兵邓子龙也写了一首悼诗，刻在万人冢的石碑上：“唐将南征以捷闻，谁怜枯骨卧黄昏？唯有苍山公道雪，年年披白吊忠魂。”
　　德化碑就立在大理古道与太和城遗址的交汇点上，仿佛也是立在历史上曾出现过的统一与分裂的十字路口！我在碑前的古道上徘徊寻觅，真的好像听到了历史深沉的跫音。阁逻凤筑万人冢后立此碑，表明了一个清明的政治家对这历史事件的冷静反思，他清醒地认识到南诏不能离开唐朝中央政府，南诏的臣民从来就是华夏子孙，边疆民族只有回到祖国大家庭里，才能共同繁荣昌盛。他曾省悟道：“我上世世奉中国，累封赏，后嗣容归之。若唐使至，可指碑澡祓吾罪也。”（《新唐书·南诏传》）事实也正是如此，立碑后二十八年，唐贞元十年，异牟寻秉承他祖父的遗愿，与唐使崔佐会盟于苍山神祠，成就了史书上极有光彩的一页：“贞元之盟”。从此以后，南诏故地，大理人民，与祖国血肉相连，同呼吸共命运。这正是德化碑字里行间所寄寓的深意———符合历史走向，符合人民对祖国团结统一的崇高愿望。
　　德化碑历尽沧桑，仍矗立在苍山洱海之间，但原初三千八百字的碑文，现能认读的仅剩七百余字了。除了千年风雨的剥蚀，碑的缺损还因为受到了一种爱的伤害。相传在缺医少药的年代，百姓奉碑为神石，时有人去敲取碎块，拿回烧烫泡水用以治病。毋庸讳言，这对碑本身确是一种人为的损伤。但我想，从这一举动的底里，又可推知德化碑在人们心中的分量之重了，不然，谁无端相信石头能治病呢？你再想想那万人冢，看看那将军洞李宓父子金身前千载不绝的香火，琢磨一番大理人奉一切忠臣孝子为本主的本主崇拜，体味大理人古道热肠对待杨升庵、徐霞客等外来贤者的善举，你就不难理解宽厚仁慈的大理人了，这都是因了苍洱灵山惠水的涵养。除了古碑和大理人的秉性，万象都在更新。我猜想眼前这太和村红砖碧瓦的仿古白族民居，也许比当年南诏王的金刚城和避暑宫还要辉煌呢！
　　江山万古，岁月流转。德化碑静穆地立在世纪末一片殷红的夕阳中，立在佛顶峰上流淌下的莫残溪的丁冬吟唱里，它将永远昭示后世子孙：无论历史曾经怎样被扭曲过，中华民族总是要走向统一的。凝视古碑，心中不禁响起台湾作家张晓风的一句话：我那不可碰不可输的东西是“中国”！ mrm品论天涯网

第7版(人物纪实)
专栏：在地之子征文

　　踏着国歌的旋律
　　——红塔人掠影
　　李玲修
　　仅有一千零四平方公里的玉溪，诞生了一位伟大的音乐家。他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成为激励几代中国人前进的主旋律。仅有一百九十八万人口的玉溪，飘扬着一面中国民族工业的旗帜——云南红塔集团。在新旧世纪交替前夕，红塔集团的老总字国瑞和他的同仁们为保卫这面旗帜，踏着国歌的旋律，演绎了一幕幕动人心魄的活剧。
　　危难时刻
　　1995年11月，对昆明市常务副市长字国瑞来说，是一段刻骨铭心的日子，他挚爱的母亲永远离开了他！四十九岁的副市长此时才意识到，平时他太忙了，对母亲关心孝顺很不够，现在唯一能补偿的是好好安葬母亲，让老人家安详地上路……但在火化场，他却接到了这样一个电话：
　　“请你马上回来，省里有急事找你！”
　　原来，等待字国瑞的是一项举足轻重的任命！说是举足轻重，是因为字国瑞即将赴任的玉溪红塔集团在玉溪、在云南省以至中国烟草业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玉溪红塔集团从一个无名小厂跃上中国烟草业排头兵的宝座，不仅上缴国库利税总和超过一千亿，而且支撑着云南财政的半壁江山！被誉为中国民族工业的旗帜！和玉溪红塔集团密不可分的一个名字是褚时健。在全国烟草业，异口同声地称他为烟王。褚时健获得了一个企业家所能获得的一切荣誉。但是前不久，褚时健的妻子和女儿涉嫌经济案件，这突发事件意味着什么？潜伏的巨大的政治与经济风险是显而易见的。云南省委和国家烟草局当机立断，决定委派新干部去玉溪红塔集团工作，因为玉溪红塔集团这样大的国有企业不要说滑坡，就是稍稍摇晃一下，其冲击波影响的决不仅仅是云南。
　　对于这样一项任命，决策层方方面面都是急之又急，慎之又慎。研究来研究去，几位领导人的目光聚焦到一个名字上：字国瑞！论学历，他毕业于清华大学管理学院研究生班；论资历，他在企业干过十六年，在政府当过十年副市长；论经验，在工厂他搞过技术革新、规章制度改革，在政府，他处理过各种复杂的事件，主管工业政绩斐然，几年前已成为市长候选人……
　　有人担心字国瑞不会挑这副担子，不去玉溪，字国瑞有着光明而稳健的发展前景；去玉溪，无疑是坐上了一座火山，不能推动企业发展创造更大辉煌就会留下政治生命的赤字和人生履历的无尽遗憾……
　　但是字国瑞有彝族人的铮铮铁骨。他想到了林肯的名言：“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这样的信心，人所能负的责任，我必能负；人所不能负的责任，我亦能负。如此，你才能磨练自己，求得更高的知识，而进入更高的境界……”
　　来不及安葬母亲的骨灰，字国瑞于1996年1月18日走马上任。前方，等待着他的是什么？
　　逆流而上
　　1996年最后一记钟声刚响过不久，不该发生的事情终于发生了，褚时健和班子里其他几个成员卷入了经济案件的漩涡。刚成立不久的云南红塔集团调整了领导班子，字国瑞顺理成章地挑起红塔集团董事长、总裁、党委书记的重担，他再一次成为云南省内外关注的焦点。
　　面对领导班子的改组和市场竞争的加剧，红塔五千三百多名职工人心浮动，思想混乱。社会上又有种种流言推波助澜，一时似乎红塔要倒塌，玉溪要改道……
　　一位外国记者预言：1996年是红塔集团过渡的一年，1997年是红塔集团困难的一年，1998年是红塔集团灾难的一年。
　　此时以字国瑞为首的新班子犹如行舟在逆水河段，不用力不行，太用力也不行；消极等待不行，无视矛盾也不行。必须在最短的时间里把职工的思想统一到真理和事实的轨道上来。而省委领导也指示说：稳定是大局！作为掌舵人，字国瑞也明白大局是稳定！只有军心稳定，才有凝聚力，才能保证企业效益不滑坡，只有经营稳定，才能保证第一品牌的含金量！红塔人很快就发现，他们的新领导好像和有些老板不同，看上去，他似乎缺乏一言九鼎的霸气，也没有浑身名牌的阔气，更没有居高临下的官气。他的脸上常会露出带有几分腼腆而真挚的微笑，身上总是穿一件普通夹克衫，出入于厂房、办公室、会议室。他像学者那样内向沉稳，像普通公务员那样干练、平易。下班后他会跑到小车班去坐车，有时还会和司机师傅下盘象棋，但他从不出入高级消费的娱乐场所和歌舞厅。他喜欢看狂热的足球比赛，但更多的业余时间会静静地读书。他到红塔来，没有慷慨激昂的就职演说，没有沸沸扬扬“三把火”，没有拍桌子砸板凳的令行禁止，也没有拉一派打一派的以人划线……红塔人折服了，觉得他身上有股正气，骨子里透出几分威严……
　　“听说，字总来玉溪前，开了两个家庭会议，一是给自己家开的，一是给亲友开的，约法几章，不让他们批烟、卖烟，不许他们借助他的权力谋私利，或搞与红塔有关的实业……”
　　“听说字总来了以后，有人要把他爱人也调到玉溪，他没同意。李副书记来了以后，看他身体不好，也想把他爱人调来，他也不同意。他是怕他夫人成为某些人公关的目标……”
　　红塔人慢慢感受到了字国瑞的人格魅力，他们开始心平气和地接受他，客观公正地评价他……使红塔人感佩的是字国瑞的缜密思考和开拓气魄，他掷地有声地说：“守业没有前途，发展才有希望！”
　　如何发展？在许多人眼里已处于峰顶的红塔还能发展吗？字国瑞很清醒：玉溪红塔集团有着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有传统产业生产的丰富经验，但经验管理的局限性会限制企业的发展，必须把这些创造了昔日辉煌的优良传统经验上升到理性认识，企业才能更上一层楼。针对市场实际状况，字国瑞在提出并实施“稳价、降焦、稳质、形象”四项工程的基础上又率领红塔人投入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品牌管理创新的改革中……
　　三年的实践证明，字国瑞不负众望！红塔集团不仅没走下坡路，而且创造了新的辉煌：从1996年到1999年，红塔累计实现工商税利五百九十一亿元，相当于前三十九年的税利总和。仅是1998年，全年实现税利二百零四点五亿元，提前两年实现突破税利二百亿的目标。人们看到，经过“强震”的红塔集团，犹如文笔山上那座红塔，白云下依然巍巍屹立，犹如关索坝新厂区前那条玉溪，微风里依然流水潺潺，唱着“天外有天”的歌儿……
　　但就在红塔山人庆幸那位外国记者不祥预言落空时，怎么也没想到更严峻的危机在等待着他们。
　　市场鏖战
　　1999年虽然带着一串吉利数字来到人间，红塔人感到的却不是春风拂面，而是一连串不祥之兆：发货量这年3月与前一年同期相比，下降两万箱；拳头产品价格不断滑落；而全国各地销售点的库存量不断增加……
　　这势态国家烟草局觉察到了，他们提出一个口号：保卫红塔山！
　　这势态连海外的华人也注意到了，1999年5月，海外有两位先生致函朱镕基总理和吴邦国副总理，函文的题目是：绝非危言耸听的预警：红塔危机，一触即发！
　　这封信用大量事实报告了在中国烟草市场中红塔集团所面临的多重危机与严峻考验。在信的结尾两位先生站在保护民族工业的高度向总理建议“不仅保卫红塔，还要武装红塔，壮大红塔，使红塔集团发展成为具有与外烟抗衡能力的国际化大型企业”。这封信引起中国领导人的高度重视。
　　全局的统筹改革并非一朝一夕能就绪的，一个大企业如果决策不及时就可能由于抵挡不住强大的冲击波而被市场挤出去！难道那位外国记者的不祥预言会推迟一年得到证实？！
　　怎么办？在红塔集团董事会上，字国瑞斩钉截铁地提出：“一切围绕市场转，一切围绕市场干！”董事会的认识统一到一点上：卖方市场已变成买方市场，销售部门坐在家里批条子的日子结束了，必须转变观念，让全体员工把“以生产为核心、车间是老大”的旧观念转换成“以销售为核心，销售是老大”的新思路。
　　主管销售工作的副总裁李穗明是集团内年轻的“老领导”，一眼看去全身上下透着干练与精明。他十八岁进玉溪卷烟厂。从一月十八元工资的卷烟车间学徒工干起，后来考进云南工学院烟草机械班，学了两年如虎添翼。烟厂哪里有硬仗领导就把他往哪里放。当他把卷烟厂各门技术掌握得十分精通时，又被调来主管他不熟悉的销售部门。来了不久就赶上了这次大滑坡。他感到了重大的压力：销售部门搞市场的只有二十多人，不仅人少，而且缺乏销售经验与技巧，说句不好听的话，过去玉烟销售人员都是当上帝，如今怎会当孙子？连杯水都不知怎么端上去的人，怎么打攻坚战？！
　　字国瑞当然清楚销售部门的难处，他对负责干部人事的书记说：“必须解决员工结构中间大两头小的问题。中间大就是生产、机关、后勤人员队伍大，两头小就是科研队伍小、销售队伍小。怎么改，你找人事劳动部拟个方案！”领导人商量扩大销售人员队伍的思路。李穗明说：“我点谁，不点谁，势必会形成我重用什么人，不重用什么人。书记你给我哪个，我要哪个。”分管干部的领导人想让车间推荐，又怕有些领导出于本位主义、裙带关系把工作上不顺手、素质不高的人推出来，使有才干的苗子落选……怎么办？她决定借鉴有些单位已实行的办法搞公开招聘！一些人担心这样会影响生产使人心浮动。还有人说，“这是搞地震！”这话传到字国瑞那里，他说：“即使是地震，也要让它震，开了头就好。”与地震说相反的是，年轻工人可是活跃起来了，一百八十名竞争者参加笔试，脱颖而出者又来参加面试。面试场面十分隆重，字国瑞总裁，李穗明、马曙勋副总裁，李素华副书记，销售部主任，全都到场了。经过全面筛选，一支文化较高，素质较好，愿到市场鏖战中去冲锋陷阵的销售突击队诞生了。
　　另一条战线的工作也在加紧进行。为提高产品质量，在烟田里摸爬滚打多年的副董事长、副总裁施永超按照字总的布置，加强了烤烟品种结构的调整，确保产品从原料开始就是最好的。
　　经过一系列艰苦细致的工作，红塔销售大军攻下了许多碉堡，加之新产品对市场的投放取得良好反响，红塔集团在这场鏖战中，终于保住了自己的第一品牌，强化了自己的企业形象。截至1999年底，市场趋于稳定。2000年开门红，1至6月销售量比1999年上升百分之十，达到一百零三万箱，突破全年计划二百万箱的一半多。下半年的订货会又订出九十七万箱。拳头产品在全国市场占有量上仍稳居冠军位置。
　　对于这场众志成城的保卫战，有人当新闻讲，但字国瑞却觉得这也许是入关后中国烟草业在市场上刺刀见红的一个序幕吧？
　　灵魂搏杀
　　“我们要见字国瑞！你把他喊下来！他不下来见我们我们就不走！”
　　往日井然有序的红塔集团办公大楼宽敞的前厅里，挤满了几十人，吵吵嚷嚷地围着李素华和一位男干部。
　　外来人纷纷驻足观望，脸上露出惊愕的神色，集团的人则个个心知肚明，这些人是红塔子弟学校的老师，因为红塔集团准备将子弟学校剥离出去，交给玉溪市红塔区去办。
　　这又是一件爆炸性新闻，人们看法自然大相径庭：
　　有人说：“企业不光管生产，还管中、小学、食堂、养老院、幼儿园，这是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留下的旧体制，应该破一破了！”也有人说：“亏损企业人家还没剥离哪，红塔又不是养不起，为什么要剥离出去？”
　　剥离学校，集团答应拨八千五百万元给地方，这样一笔款再盖几所中小学都够用了，况且一百零七名教师仍算红塔职工，福利待遇不变……但这样体贴入微的政策，大多数老师并不领情，红塔的条件太优越了，致使有些员工身在福中不知福。教师们有的写信给字国瑞，怒斥他；有的扬言要拽着字国瑞从八楼跳下去同归于尽……
　　此时正是下午六点多钟，李素华见劝说解决不了问题，就来到会议室请字国瑞。字国瑞没有一丝犹豫，他临时中止董事会，向会议室走去。在李素华想来，平时温文尔雅的字国瑞会和颜悦色十分耐心地和这些老师们交换意见。可出乎她意料，这时的字国瑞脸色铁青，语调十分强硬，他放开嗓门说：“你们这种阵势我见多了！在昆明，我处理过几百名出租车司机罢工的事件，也处理过三轮车不许进城引起的纠纷，‘六四’风波我也和学生们对过话。今天，我只能告诉你们，剥离学校是集团体制改革的一部分，是董事会的决定，不管有什么困难什么原因，一个人也不能调换岗位留在集团内，全体老师必须原职原位跟学校一起转到地方！”说罢，字国瑞转身而去。
　　震惊带来瞬间的寂静，接着老师们又都吵嚷起来，李素华趁热打铁向大家宣布，她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将到学校去，逐个听取大家的意见，请大家先回去。
　　“不回去！字国瑞说话不算数！”有人尖叫。
　　李素华问道：“他什么地方说话不算数？”
　　“他说今天上午来见我们，我们大家都等在那里，却不见他的影子，让我们在那里白等啦！浪费时间！”
　　李素华顿时恍然大悟，这显然是个别人造谣，借机把水搅浑。她马上解释说：“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字总裁从来没说过今天上午要到学校去见大家。他今天一天的日程都安排得满满的，刚才还在开董事会，由于大家强烈要求见他，我才把他请了下来……”
　　会议室里顿时鸦雀无声，谣言不攻自破，真相已经大白。有人为自己的失态懊悔，有人为自己出言不逊而羞惭……毕竟都是些拿了多年教鞭的人啊，为人师表的尊严和觉悟不会因一时的冲动丧失殆尽……事后一些经过反思的老师们说：改革、改革，改到自己头上就不冷静了。这真是一场灵魂搏斗啊！
　　学校剥离成功了，接着食堂、招待所等附属单位也剥离成功，现在正在酝酿职工医院的剥离……
　　红塔集团的体制改革迈出了极为艰难的一步。
　　再造个红塔
　　作为红塔集团决策层领头人，字国瑞时时注意到自己立足点的高度，视野的广度。他常说：“企业的发展战略是企业的灵魂，决策正确是最大的成功，决策失误是最大的失败。”
　　关于红塔集团的战略，字国瑞提出五个要点：科技兴烟战略、国际化发展战略、大企业大集团发展战略、多元化发展战略、名牌战略。
　　关于多元化发展战略，集团内部认识一开始并不十分统一。别的行业辛辛苦苦干一年，能有几千万利润也就挺不错了。可在红塔的新厂区里，一天税利就可达七千万，而且是轻车熟路。何必费那么大劲儿去搞多元化经营呢？字国瑞却不这么想，他清醒地看到烟草行业面临的严峻挑战与潜在危机。居安思危，君不见世界烟民索赔告状的呼声日益强烈，美国一桩巨额索赔官司就使几十家烟草公司濒临破产绝境？如果今天不利用烟草积累和办烟草的成功经验抓实业，逐步提高非烟产业的投入，那么在未来某一天，红塔集团将没有足够实力来抵御烟草市场突如其来的龙卷风！
　　主管红塔集团多元化经营的原来是集团副董事长兼副总裁李振国。集团上上下下称他老李总，因为他是当年玉溪卷烟厂唯一尚在位的老领导、老功臣、技术权威，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老专家。当年，是他和另一位厂领导突破国家外贸规定，首家引进最先进的卷烟设备，并带人安装、调试、消化掌握新设备，为玉溪卷烟厂内外培养了大批技术人才。在任省烟草公司总工程师期间，他运用丰富的技改经验把云南烟草技术改革带到了一个新天地。有人说，老李总是不老的，他的眼光、思维、意识，和年轻人一样的锐利，在集团主管多元化经营有了良好开端后，又去主管技术科研中心，并在酝酿如何在集团实现网络化管理……
　　集团副总裁，现兼任云南红塔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的朱晓阳年纪轻，有工作能力和冒险精神，在来红塔后的一年多内，和实业公司三位副总经理一道齐心合力，使红塔集团多元化经营迈出了坚实的一大步。不仅搞实业，而且结合新经济的特点，搞起了资本运营，涉足银行、保险、证券、股票等领域，以实现资本扩张。
　　实业公司不仅在管理上登上一个新台阶，而且成功地探索出一条独特的多元化经营之路。
　　在新世纪到来前，红塔集团已累计对外投资一百零一点二四亿元，参投六十七个企业，实现产值三十六点六二亿元，税利七点三六亿元。投资收益五点一六亿元，比1998年增加近二点三八亿元。面对这骄人业绩，字国瑞并不陶醉，他还要让红塔搞“三五”计划，即在三五年内迈出国门，在三五个国家建立新的生产厂或销售地。
　　为迎接“入世”，字国瑞率领他的部下准备再造一个红塔。
　　玉溪永远歌唱，她的乳汁哺育过的聂耳，奏响了代表中华民族先进文化的最强音；红塔永远骄傲，她为民造福镇妖的传说已演绎出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的红塔人所创造的辉煌！
　　踏着国歌的旋律，红塔集团将永远向前进！ mrm品论天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