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者论坛
全面质量管理：回顾与思考
□邢文英
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要“搞好全员全过程的质量管理”。“全员全过程的质量管理”，就是全面质量管理（TQM—Total Quality Management）。自1978年以来，我国推行TQM（当时称为TQC—Total Quality Control）已有二十多年。总结二十多年的经验教训，深入持久健康地推行全面质量管理，有利于提高企业素质，增强国有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
历史的回顾
1977年底，为了重整已到了崩溃边缘的国民经济，中央十分重视工业产品特别是机械工业产品的质量问题。于是，由机械工业部组织几所高等院校的教师研究西方发达国家的质量管理理论和经验，调查研究我国机械工业企业质量管理的经验与问题，以便有效地推动机械工业产品质量的提高，为国民经济各部门提供合格、优质的技术装备。同时，国家又组织了中、日企业之间的质量管理理论与实践交流活动。就这样，TQM从美、日等国引入了中国。机械工业部于1978年9月在我国举办了第一个“质量月”活动，从此，TQM首先在机械行业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随后，专司TQM推进工作的中国质量管理协会于1979年成立，进一步推动了TQM在其他行业的迅速开展。80年代初，原国家经委颁发了《工业企业全面质量管理暂行办法》，中央电视台举办了全面质量管理电视讲座，全国几百万职工收看了讲座，参加了考试。后来，TQM又在乡镇企业和服务行业蓬勃开展起来。80年代，国家还组织了评选优质产品（即金、银牌产品）、质量管理奖企业和优秀QC小组（质量管理小组）等活动，使TQM在中国出现了一个高潮。90年代，金、银牌产品和质量管理奖企业评选停止了，企业又把兴趣和注意力转向了贯彻实施ISO9000族标准和质量体系认证，掀起了认证的热潮。
主要经验教训
我国推行TQM二十多年来，经验教训很多，下面仅从四个方面来分析：
宣传教育。二十多年来，始终未间断过的宣传教育，为TQM的推行和ISO9000族标准的贯彻实施与认证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不过，在宣传教育中存在着只追求受教育人数、教育时数、考试分数等应付上级要求的形式主义的问题；存在着绝对化，缺乏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的问题，例如将TQM与ISO9000认证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造成了实际工作中的混乱，对企业科学管理水平的提高产生了不利影响。
行政指令。我国对TQM的推行，一开始就是在政府的行政指令下进行的。这种通过政府的“红头文件”逐级向下发动的推动力巨大无比，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TQM声势大，涉及面广，参与的职工也多；企业争创优质产品奖、质量管理企业奖和开展质量管理达标活动的劲头很大。在这种形势下，一些企业理解了TQM的真谛，并注意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增强了企业的凝聚力，提高了企业的管理水平。而且在这些企业，其他科学管理方法，如价值工程、优化设计等也受到了重视，得到了应用。但多数企业则只是随波逐流，忙于应付，走了过场。特别是90年代以来，许多企业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经营不景气，经济效益不好，随着行政指令的减少和行政性评奖的取消，TQM在这些企业基本上销声匿迹了。这是靠行政指令来推行TQM不可避免的结果。
评奖和认证。我国从80年代初开始评选国家优质产品奖（金、银牌产品）和国家质量管理奖企业，初衷是为了树立一批国家名牌产品和实施TQM成效显著的样板企业，以推动TQM的深入开展。1982年至1991年，先后有121家企业获得了国家质量管理奖。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地方、部门利益的驱动，优质产品和优秀企业的评选掺进了许多不健康的东西，如走后门、拉关系、请客送礼、弄虚作假、做表面文章等。评选中还要“照顾”各种关系，搞“平衡”。结果不仅打乱了许多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秩序，加重了企业负担，而且助长了弄虚作假的不正之风。90年代初，中央不得不下令停止这些评比活动。实事求是地讲，优质产品的评选大可不必，因为产品质量到底优不优，要由用户在实际使用中作出评价，而且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而不是哪个部门评出来就算数的。
ISO9000族标准的贯彻和认证是为了使企业做好质量管理基础工作，完善质量体系，让用户满意，同时与国际惯例接轨。应该肯定，一些企业通过认证活动，确实达到了上述目的。但是，到了90年代后期，一些企业不从实际出发，不讲实效地用重金去“买”一纸证书；社会上也出现了一些专业“捉刀人”，代企业拟体系文件，找认证机构审核、颁证。国家认可委员会只管审查认证机构的资格，批准其成立，而缺乏监督认证机构的行为是否合理的机制，以致造成一些企业一手拿证书，一手交劣质产品或劣质工程。有的企业连ISO9000是什么都没搞清楚，却已经证书到手。
QC小组活动。自1978年在北京内燃机总厂诞生我国第一个QC小组以来，QC小组这种群众参加质量管理活动的有效形式便被各行各业所普遍接受和采用。这一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和中国质量管理协会共同推进的群众性质量管理活动，广泛发动各地区、各行业的企业职工充分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聪明才智，为企业献计献策，取得了良好效果。不过，由于各级领导对QC小组活动的认识不同，有些企业迫于形势或上级主管部门的要求，搞形式主义，弄虚作假，虚报数字，请人编造活动成果报告，骗取各级荣誉称号。这些行为引起了广大职工群众的不满，挫伤了认真开展QC小组活动的职工的积极性。这类问题必须加以重视。
今后搞好TQM的思考
鉴于以上经验教训，我认为，今后要使TQM在我国健康持久地开展下去，应考虑以下几个问题：
政府职能转变。随着企业改革的深化，政府（包括企业的上级主管部门）不能再靠行政命令来推进TQM，而是要为企业开展TQM创造条件，如宣传、培训、传递信息、进行监督等。企业应从市场竞争的实际和自身的实际出发，自主地、注重实效地开展TQM，不能搞一个模式，“一刀切”。
企业决策者重视。实施TQM是企业的自主行为，是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需要。对此，企业的经营决策者必须有充分的认识，把实施TQM提到经营战略的高度来看待。没有经营决策者的这种高度重视，一个企业的TQM是不可能真正搞好的。
全员教育不间断。TQM教育培训只有坚持不懈，持之以恒，才能使全体员工牢固树立质量意识、问题意识、改进意识、参与意识，提高全体员工结合本岗位工作参与TQM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TQM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这是TQM不断深化的不竭的动力源泉。
认证工作重实效。企业开展TQM，必须从基础工作抓起，认真结合企业的实际情况和需要，贯彻实施ISO9000族标准。应该说，“认证”是企业实施标准的自然结果。而先行请人“捉刀”，认证后再逐步实施，是本末倒置的表现。社会上的咨询、认证机构，应认真负责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严格自律，不为一时私利所驱使，对企业负责，对社会负责。国家也应制定法规，规范中介组织及其行为；同时，加强舆论监督，坚决处罚违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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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热点研究
“新经济”带来的机会和挑战
□张蕴岭
“新经济”的出现和发展
所谓“新经济”，是指由现代高新信息技术构成，并且由其推动的经济活动，它是信息技术革命的结果。信息技术革命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网络化，即通过高新信息技术把分散的部门，乃至整个世界纳入一个巨大的网络，使各项经济活动在网络中进行。经济的网络化主要有三层含义：（1）网络经济作为一个经济部门（产业）得到迅速发展；（2）通过网络把分散的经济活动联系起来，形成新的经济运营机制和方式；（3）用高新信息技术，特别是网络技术武装和改造传统产业。
这里，有必要纠正一种误解，即认为网络化只是指它的第一层含义，似乎未来所有经济都会被网络经济所取代，或者转向网络经济。但事实并非如此。的确，网络经济的发展突飞猛进，在一些国家已成为发展最快的部门，比如在美国，因特网的营业额甚至超过了汽车行业。但是，因特网的运营与其他产业并不是割裂的、孤立的，网络的作用主要是把分散的行业紧密地连接起来。因此，高新信息技术产业发展的结果并不是宣告大部分传统产业消退，而是使其更具有活力。从经济的联系来说，网络经济部门是其他经济活动相互联系的载体，而不是一个孤立存在的部门。
但必须看到，网络经济的发展正在成为推动整个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因为网络本身就是一种创新，它同时也促进其他部门的创新。从这个意义上说，谁抓住网络经济的发展机遇，谁就取得经济发展的新机会；谁在网络发展上居领先地位，谁就在当代经济竞争中拥有主动权。
“新经济”首先在美国出现并不是偶然的。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信息技术，有推动和利用网络经济的强大利益驱动和市场基础。但也应该看到，以高新信息技术为核心的信息技术革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向世界其他地区扩散。信息技术革命的扩散不仅以美国为源，而且也以各个国家自身的引进、开发和利用为基础。因此，从这个意义来说，“新经济”具有比传统经济更大的活动与扩展空间。
“新经济”提供的发展机会
回顾一下亚洲国家经济现代化的过程可以看出，后起国家迅速发展的途径，主要是利用发达国家现成的技术和设备，迅速建立起具有先进水平的现代企业。无论通过参与国际分工，为大公司进行零部件生产组装，还是发展自己具有独特优势的产业，各国都是通过外部引进与自主开发相结合发展起来的。因此，建立在技术引进分工基础上的经济关系是一种内在的经济联系。所谓东亚经济发展的“雁行模式”，实际上就是一种技术传递与分工的模式。目前，由于日本的技术升级缓慢，经济陷入长期停滞，其领头雁的作用已经减弱。这是东亚经济存在的一个结构性障碍。
以信息技术革命为核心和动力的“新经济”的出现，为亚太地区重新构造技术传递链和经济发展动力提供了新的机会：其一，网络的发展将创造新的经营和管理方式，使得经济运行更有效率。比如美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一个根本原因是效率得到提高，而效率的提高与网络的发展是分不开的。发展中国家也可以通过发展网络，建立新的和具有较高水平的经济运营和管理机制。其二，利用新技术发展信息密集型产品，以及利用信息技术开发“信息—资本型”或“信息—劳动密集型”产品，从而创造新的市场需求。其三，利用接替分工机会，发展新型的出口导向产业，参与地区和国际分工，形成新的增长点。
网络经济的一大特点是扩散性强，与传统产业的“点式”布局不同的是，它所追求的是“网状结构”。因此，从发展的趋势看，“新经济”只有在更广的范围发展，才能体现出优势和保持活力。
应该看到，亚洲国家和地区在充分利用信息技术革命的机会来推动经济上新台阶方面是有条件的。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已经成为信息产品的重要生产地，像韩国、马来西亚、中国等，已经从简单的信息产品加工发展到正在形成有一定开发能力的信息产业。这是这些国家和地区利用新的机会实现产业升级的良好基础，也是可以较快发展网络经济的一个有利条件。当然，就像过去的现代化进程一样，发展中国家不可能一下子实现全面发展，只能从有选择的发展开始。不过，信息技术的发展可能会为网络的扩散提供更大的跨越空间，从而更有利于后起国家实现跳跃式的技术更新和经济发展。
“新经济”带来的挑战
“新经济”的兴起也给整个经济的发展与稳定带来新的挑战。首先，技术优势过分集中于大型跨国公司。大型跨国公司通过兼并等手段占领和垄断了新的经济领域，使当地企业难以发展起规模经济（并不是不可以有任何发展）和具有竞争力的新产业。其次，发展中国家面临传统产业的升级和转型，“新经济”的出现不仅增大了转型成本，而且也使得升级压力增大（特别是时间缩短、空间缩小）。第三，发展中国家缺少高新技术人才。美国“新经济”的迅速发展正在从发展中国家吸引走大批高新技术人才，加大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间的智力和知识差距。
就像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一样，“新经济”也已经不是一个选择问题，而是一个必须接受的现实。因此，在新的挑战面前，我们应该制定新的政策措施，最大可能地利用机会，跟上新的发展，在新的发展和竞争中确立自己的优势。
亚洲各国和地区以往经济发展的一个成功经验就是能及时抓住机会，在发展中应对挑战。展望今后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亚太地区将会出现新的经济增长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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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交流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开发西部
□川平
前不久，“经济全球化与西部开发战略研讨会”在西藏拉萨市召开。这次研讨会由中共中央编译局和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中央和地方有关部门及一些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二百多人参加了研讨会。
西部开发是中央在经济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的背景下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与会者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必然趋势，这一趋势对我们实施西部开发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不能因为存在挑战就消极抵制经济全球化，而必须积极地参与进去。只有积极地参与其中，并审时度势制定正确的对策，才能把挑战变成发展的机遇。西部地区经过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发展，初步具备了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的条件和基础，初步具备了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经济技术条件。同时，西部地区的自然地理条件和产业结构，也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因此，西部地区只要科学地分析本地区的优势，着眼于全国市场、全球市场来发挥本地区的优势，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树立全球意识、市场意识、竞争意识，就一定能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争取主动。
与会者认为，西藏具有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自然生态资源非常珍贵，开发和保护好西藏的生态资源，实现可持续发展，不仅关系到西藏的发展，也对全球自然生态保护的研究具有特殊意义；不仅关系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也关系到民族团结和国防巩固。因此，西藏的发展和繁荣是西部开发整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西藏目前的财政收入条件下，中央财政给予一定的支持以启动经济，特别是启动基础设施建设是非常必要的。
西部开发中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与会者结合我国东部地区的发展经验和国外开发落后地区的经验教训，提出了西藏和西部各省区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关于投融资政策。在西部开发过程中，要注意形成一套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相结合的投融资政策体系，同时加快地方投融资从计划向市场、从粗放向集约、从政策倾斜为主向市场导向为主的转变，鼓励跨地区投资和资本的优化组合，防止重复建设和产业结构的同构化，进一步加强投资环境建设。西部地区要强化市场意识，按照市场规则办事。不仅企业要确立市场信誉，政府也要讲究信誉，这是吸引国内外投资尤其需要注意的。
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引进。人力资源的开发首先要立足本地，可以与东部地区的高等院校合作，把本地的人才送出去培养。在人才引进方面，应注意在引进东部省份对口支援项目的同时引进东部地区的科技人才，把项目对口支援与技术人才引进结合起来。人才引进可以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既欢迎有志于长期奉献边疆的有识之士，也注意吸引优秀人才到西部短期工作。
西部开发中的资源配置问题。在西部开发中特别要注意产业结构的调整。产业结构同构化不利于西部地区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和市场优势。西部在开发开放当中，要特别注意这个问题。必须立足于全国市场、全球市场，立足于国际竞争的大环境，来规划西部开发中的资源配置问题。从西藏来看，发挥比较优势，实现有限资源的优化配置，应优先发展高原特色农业、特色加工业和旅游业，特别应有意识地以旅游业带动特色农业、特色加工业的发展。当前，在条件成熟的地方与内地企业联合发展边境贸易，发挥我国轻工产品价格低廉、花色品种丰富等的竞争优势，不仅可以扩大出口，带动西藏边境地区经济的发展，而且可以通过经济竞争优势来巩固边防。
西部的发展模式问题。西部地区既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又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西部地区具有一定的资源优势，但西部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承受力已经相当脆弱，如果决策失误造成生态失衡，将是难以恢复的。因此，必须走开发和保护并重的发展道路。
与会者强调，西部省区在一些方面的比较优势，是一些东部投资者所想象不到的。西部省区走出去积极寻求合作的机会，东部投资者利用国家实施西部开发战略的有利时机，大胆西进，对双方都是非常有利的，而且有利于实现全国的新一轮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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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中国：改革决定未来》
□高尚全
迟福林撰写的《中国：改革决定未来》一书，前不久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和外文出版社分别以中、英文两种版本出版。该书是作者对未来几年中国经济改革若干问题的探索，其突出特点是，不局限于理论探讨，而是力图寻求解决问题的突破口并强调可操作性，其中提出的一些改革观点、思路有一定启发意义。
该书的第一章对21世纪初中国经济改革的背景和意义进行了概括性分析：（1）加快改革对于中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和作用。中国加入WTO是面对经济全球化大趋势作出的战略选择。随着加入WTO进程的加快，必须加快改革步伐，如鼓励和支持非国有资本进入金融、电讯、航空、教育等行业和领域，就是应对WTO挑战的实际步骤。（2）加快改革对于拉动投资，创造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近7万亿元的储蓄存款表明中国具有巨大的投资潜力，因此，依靠改革拉动投资，创造需求，应成为21世纪初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内容。（3）在社会利益矛盾增多的背景下，稳定依赖于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加快改革对于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应提高改革措施的透明度，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使老百姓形成良好的改革预期；分摊改革成本，减轻群众负担；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激发广大群众的改革热情。该书在接下来的四章中，对21世纪初中国经济改革的主要任务进行了研究：第二章，21世纪初中国国有经济改革整体攻坚阶段的主要任务；第三章，21世纪初以职工持股为重点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更具根本性；第四章，21世纪初以实行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为重点的农村经济改革；第五章，21世纪初以履行公共职能为基本目标的政府改革尤为紧迫。该书在这些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并提出了一些独到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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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中国反贪史》
□葛剑雄
专门史贵在专和精，贵在原创，即原来没有的要开创，已经有的要提高和深入。草创固然艰难，提高和深入更加不易，能够将这两者结合起来，在填补空白的同时达到高质量，自然是难上加难。说是专门史，时间跨度未必短，涉及的范围也未必窄。完全依靠一个人的努力，往往要穷年累月，还未必周全；而如果能组织一批专家分别撰写自己最熟悉、最专长领域的问题，就能精益求精，相得益彰。最近读到王春瑜主编的《中国反贪史》（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就是这样一部专门史著作。
这一选题的现实意义不言自明，以往也没有过同类专著，但编者并没有因为这一选题有现实需求就降低了学术水准，也没有满足于“短平快”地搞出一本书来，而是“下决心编一部学术水准线以上的《中国反贪史》”。粗读全书，我认为，主编的目标已经达到。本书每一章的作者都是该断代的专家，而且，作者虽不同，全书的体例却基本统一，即每一阶段都包括贪污史实、反贪的机制和措施、反贪实践与成效、反贪文化与反贪启示录。其中反贪启示录尤其值得一读，特别是暂时没有时间或精力读全书的人，不妨先看看这一部分。
虽然我们以往也知道一些历史上贪污的例子，但读了此书，对历代贪官的罪行之大、手段之恶、影响之巨，对反贪斗争之艰、反贪行动之难、反贪官员之稀，还是不能不发出浩叹！但这并不是主编和作者的全部目的，更重要的是，他们希望通过这本书，特别是其中的反贪启示录，在长鸣的历史警钟声中，“总结历代反贪斗争的成败得失，把反对贪污腐败的斗争进行到底，走出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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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报刊文摘
进步观念的基本特征
姚军毅在《进步观念的结构、内涵与前景》一文中提出了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内涵的进步观念的基本特征，主要有：第一，进步是一个全方位、总体性的概念。科学知识的增长、发展，人类驾驭自然的力量的增强和相应的物质财富的增长，是人自身发展的必要条件，而人自身的发展和作为其形式和表现的社会结构、形态的不断改善，才是目标。也就是说，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共同协调发展，构成进步的内涵。第二，确认进步具有必然性。但这种必然性被认为是人类实践的必然性，即人们追求自己目的的历史创造活动的必然性，而不是外在的必然性。与此同时，理想社会是不断被趋近的过程，因为“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辩证的历史概念。第三，与确认进步的必然性是人们历史创造活动的必然性相一致，它确认人类的历史自觉，即人类对自己的认识和设计———通常通过对社会的认识和设计进行，对人类的历史前行是至关重要的。第四，它确认人是主体，但只是社会的主体；人是目的，但并非宇宙的目的，而只是自己的历史创造活动的目的。它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而不是单纯人对自然的征服，并认为与自然的和谐本身既是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条件，也是这种发展的一个方面。
（摘自《哲学研究》第六期）
原产地规则的再认识
张祥在《原产地规则的认识与作用》一文中提出，目前各国根据各自经济利益制定的各自不同的原产地规则已成为各国经济贸易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广泛作用于技术转让、产业升级、刺激内需等方面。原产地规则是一个背后隐藏着巨大经济利益的“政策性问题”，而不单纯是“技术性问题”。与其他国家相比，长期以来，原产地规则在我国只是用于进口产品征税率的判定、出口产品身份的证明以及进出口统计，在制定原产地规则时，没有考虑充分利用它来配合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目标，提高对外经贸效益。完善我国原产地规则，可以从四方面着手：加强原产地规则的研究工作；提高原产地规则的立法水平；尽快制定敏感产品原产地标准；将原产地规则和政府采购有机结合起来，迫使外商转让先进技术，扩大国内需求。
（摘自《管理世界》第四期）
无形资产价值实现如何量化
孙荣玲、侯世昌在《企业无形资产价值及价值实现量化的研究》一文中提出，我国对无形资产的研究重点多放在资产评估的理论和方法上，对它的价值及价值实现等方面的研究明显不足。我国企业难以对无形资产的价值实现进行明确的分析和表述，在投入资金所培育的无形资产及其所要求的回报率即无形资产价值实现方面没有明确的量化手段。美国的化学企业对其无形资产价值及价值实现的量化方面作过分析，量化的方法是利润法。主要思路是：根据公司各类资产的价值算出公司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从而计算出各类资产应有的回报，并可以分析出由无形资产带来的超额利润所占销售额的比例。我国企业可以借鉴这种方法，探索适合我国企业实际的可操作的无形资产价值实现量化的办法。
（摘自《清华大学学报》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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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今年是敦煌藏经洞发现暨敦煌学创立100周年，图为敦煌莫高窟九层楼。（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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