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理论)
专栏：思想纵横
不要怕别人超过自己
刘德忠
广开进贤之路，是使优秀人才特别是年轻人才脱颖而出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而要真正做到广开进贤之路，对于各级领导干部来说，就必须有一种不怕别人超过自己的开阔胸襟。
怕别人超过自己是一种十分有害的思想意识，它是进贤选才的大忌，人才成长的大敌。一个人一旦有了这种思想，就会嫉贤妒能，对人才不是倍加爱护，及时使用，而是看不上、不想用，甚至进行排挤和压制，时时刻刻提防着别人超过自己，从而堵塞进贤之路。为什么有人会有这种思想呢？说到底是私心在作怪。一是心胸狭窄，没有容才之量。有一句俗话叫“武大郎开店——比自己高的不要”，就是这种思想的形象概括。总想在任何事情、任何时候都要高人几分，压人一头，不许别人超越自己半步，见到有可能或已经超过自己的人，心里就不舒服，就觉得没面子，就要想方设法地“掐尖”、“拔根”。这种怕别人超过自己的思想，是浅薄和虚荣心理的反映，既害自己，也害别人。二是缺乏责任感和大局意识。社会的进步，事业的发展，离不开大批高素质人才的涌现。如果我们凡事都为事业着想，都从大局着眼，多一份事业心和责任感，就会不怕别人超过自己，不会为个人的得失而斤斤计较，耿耿于怀。
对于别人超过自己持什么态度，反映出一个人的思想境界和道德情操。勇者无畏，只有懦夫才怕别人超过自己。一个有着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和真才实学的人是不怕别人超过自己的。他能够正确认识和对待超过自己的人，不会因为别人走在了前面而自怨自艾，更不会妒火中烧。相反，他勇于承认别人超过自己的现实，敢于面对这种现实带来的挑战，并以此作动力，见贤思齐，迎头赶超。这一点，对于掌握着人才选拔和使用权力的领导干部来说，尤为重要。领导干部不但要不怕别人超过自己，还要善于发现和使用人才，鼓励和帮助他们超过自己。
抛开个人主观因素，客观冷静地观察、思索一下，就不难发现：人与人之间的这种相互超越，其实是一种再也正常不过的社会现象。首先，术业有专攻。每个人固然有其擅长的一两个方面，但不可能方方面面都擅长，全才之人是没有的。“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明乎此，别人超过自己又有什么值得可怕的呢？其次，成才有先后。既有少年英雄，也有大器晚成。社会在变化，每个人也在变化，一成不变的人是没有的，永远保持第一也是做不到的。这就同体育比赛一样，冠军和纪录的产生，不是用来限制运动员的，而是鼓励运动员夺冠破纪录，创造出更高、更快、更好的成绩。这样一来，体育比赛才能富于生机和活力，从而始终保持魅力。第三，江山代有才人出。没有“后浪推前浪”，怎得“不废江河万古流”。后来者居上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超越也正是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所在。没有了这种超越，人类社会就会缺少活力，历史的脚步就会停滞不前，甚至倒退。具体到现实来讲，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每前进一步，都需要有不断涌现的更加优秀的人才担当重任。如果对于人才怀有一种怕的心理，总想让他们跟在自己后面亦步亦趋，甚至压制、排挤他们，那我们党的先进性又何从体现，我们的事业又怎能发展壮大？
第9版(理论)
专栏：
按“三个代表”要求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
赵克志
江泽民同志指出：“只要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我们党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并带领人民不断前进。”落实“三个代表”的要求，必须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
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必须在提高干部的竞争和进取意识上实现新突破。适应新形势、迎接新挑战，更好地肩负起组织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任，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在观念、意识上来一个大的转变。一是牢固树立使命意识。加快经济发展，让人民群众尽快过上富裕日子，是领导干部的光荣使命。领导干部要时刻牢记自己的历史使命，进一步解放思想，领导人民加快发展。二是牢固树立竞争意识。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则。从加快经济发展的角度看，提高干部队伍素质，增强其竞争能力，是应着力解决好的一个重大课题；从干部自身的成长看，随着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深化，公平、公开、竞争越来越成为任用干部的重要手段，也要求干部增强竞争意识。三是牢固树立学习意识。当今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知识经济迅速兴起，不注重学习，不注重知识的更新，就难以取得领导和驾驭市场经济的主动权。因此，要加强对文化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学习，努力形成学习的风气、刻苦钻研的风气。
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必须在抓好干部教育培训上实现新突破。抓好干部的教育培训，是提高干部队伍素质的根本措施之一。要抓好干部培训制度的健全和落实，按照分级分批的原则，组织各级干部定期到党校、干校参加脱产培训。要改进培训内容，增强培训效果，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多方法，认真抓好干部的在职学习和培训。同时，要强化激励约束机制，把参加培训学习的情况与干部考核、奖惩、任用相结合。
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必须在创造优秀年轻干部脱颖而出的机制上实现新突破。大力选拔任用德才兼备的优秀年轻干部，是党的建设中一项带有根本性和全局性的战略任务。一是要进一步破除陈旧观念，重点破除论资排辈的观念、平衡照顾的观念、求全责备的观念，对政治素质好、文化层次高、开拓创新意识强的年轻干部要大胆使用。二是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加大起用年轻干部和公开选拔领导干部的力度，为优秀年轻干部脱颖而出创造条件，不拘一格选人用人。三是加强对年轻干部的管理教育，用经常性的思想教育和严格的管理监督培养他们的良好作风。通过建立健全年轻干部考核制度、谈话制度、诫勉制度、严格党内生活等措施，加强对年轻干部的教育、管理和监督，促进年轻干部的健康成长。
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是事关长远发展的根本大计，一定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切实把这项工作抓紧、抓实、抓好。一要高度重视，常抓不懈。各级党组织都要从事业发展的大局出发，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战略眼光，牢固树立“事业兴衰，关键在人”和“人才难得”的思想，切实把这件大事抓好。各级组织人事部门要制定干部培训规划，实行选、育、管、用一条龙，着力形成选人、育人、用人紧密衔接、相互促进的机制。二要明确目标，落实责任。要把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纳入各级领导班子的任期目标，逐级建立责任制，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要注意了解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的情况，及时分析总结干部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有针对性地加强和改进工作。三要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各级党委要切实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周密筹划。组织人事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都要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广开渠道发掘人才、荐贤举能，在全社会形成尊重人才、尊重知识的浓厚氛围。
第9版(理论)
专栏：
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教训
王伟光
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建立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算起，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已经有八十多年的历史。在这八十多年的实践中，共产党人最主要的经验教训是什么？邓小平的回答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没完全搞清楚。”他说：“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来看，从苏联、东欧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来看，人们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问题上，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问题上，有两条教训特别值得重视。
第一条教训：离开本国实际、照抄照搬的教条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在十九世纪曾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展、高度成熟的前提下，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实现社会主义。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发展，经过一个过渡时期或革命转变时期之后，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然后是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他们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作了原则性的构思，认为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物质前提，是社会主义的第一个特征；第二个特征是，生产资料由全社会占有，实现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第三个特征是，在消费品的分配方式上实行按劳分配原则，而共产主义社会则实行按需分配原则；第四个特征是，有计划地组织生产，没有商品、没有货币，实行计划经济。马克思、恩格斯在描述未来社会主义社会时，实际上强调了两个重要前提、一个根本任务：一个前提是，当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展、高度成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也容纳不下生产力发展时，社会主义革命必然到来，革命的结果是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第二个前提是，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高度成熟的生产力前提下，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所建成的社会主义社会才具有上述四个特征；一个根本任务是，建成的社会主义必须进一步发展生产力。
什么是社会主义？列宁在创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之初，由于囿于马克思、恩格斯原来的设想，认为：工人阶级取得政权后，就需要利用国家权力，以社会的名义把全部生产资料变为国家所有；而国家一旦实行了社会所有，货币和商品生产就要废除，旧的分工和竞争也随之消失，为统一的计划经济和直接的产品分配所取代，社会就将进入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只保留按劳分配）。在1919年制定俄共（布）八大新党纲时，列宁仍坚持社会主义是非商品经济的社会，并且在实践上尝试在俄国建立以产品经济为内容的高度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体制———“辛迪加”。“辛迪加”就是俄文大工厂的意思。第一，所有的生产资料都归全体人民所有，实行全社会的公有制。第二，实行计划经济，没有商品、没有货币。第三，根据按劳取酬的原则进行直接分配。马克思、恩格斯所讲的社会主义是以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达、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也不能容纳生产力发展为前提的，而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并不是在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到其生产力已经高度成熟、生产关系再也容纳不了的条件下发生的，相反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力相对落后的条件下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因此，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初期设想显然忽略了生产力高度成熟、生产关系再也容纳不了生产力发展这一前提条件。
事实上，列宁也并没有实施关于社会主义“辛迪加”的设想。依据当时的国内战争需要，实行的是战时共产主义的体制和政策。在激烈的战争形势下，为了赢得战争，人民群众是可以忍受战时共产主义体制和政策的；但战争结束后，到1921年初，俄国农民由于余粮征集制而对苏维埃政权产生不满，城市工人因生活困难而对俄共（布）产生不信任，再加上白卫分子的煽动，爆发了“喀琅施塔叛乱”，参加1917年起义的一些水兵把炮口掉转过来对着苏维埃。因为对大多数人来说，革命要解决吃饭问题，革命成功后还吃不饱饭，就很容易对社会主义产生怀疑。现实使列宁清醒了，他开始重新认真考虑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到底应建成什么样子这个重大问题。1918年7月，布哈林在俄共七大上提出在新党章中要全面阐述社会主义特征，列宁反驳说：我们说不能够阐述社会主义的特征，社会主义将来是个什么样子，什么时候达到完备的形式———这些我们都不知道，也不能说。
在相对落后的俄国到底怎么搞社会主义？不能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特征的结论，不能忽略马克思、恩格斯讲的生产力高度成熟这一重要前提。实际上，列宁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的预测，也一直采取科学的态度。他首先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预测不是乌托邦的，而是运用唯物史观考察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和社会未来发展的走向作出的科学预测。其次，列宁虽然囿于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结论，但又依据彻底的唯物主义原则，反对详细地论述社会主义特征，认为现在社会主义发展还不充分，要创造比资本主义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根据俄国的实际情况，他在晚年写的八篇文章中就集中探索了在落后的俄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提出了新经济政策。列宁指出：要承认俄国是一个小农在经济上占优势的国家，要知道俄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将不同于其他国家，要看到俄国情况的特殊性。据此，列宁阐述了在落后的俄国怎样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新的理论观点，如关于发挥私人资本主义作用的观点，关于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观点，关于允许和鼓励小农经济发展的观点，等等。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领导的苏联人民进行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一方面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一定成绩，另一方面却逐步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当然，就当时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情况来说，计划经济体制对赢得战争是有利的；但在反法西斯战争结束之后，原来实行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就越来越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了。斯大林也是大体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实行全社会的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的设想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但在整体上忽略了俄国相对落后的生产力前提，逐步建立了僵化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形成了斯大林模式。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斯大林模式逐步表现出既束缚生产力发展，又限制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从而影响人们积极性的发挥的严重弊端。正是这种具有严重弊端的体制，才使矛盾逐步积累、激化，导致斯大林逝世后一系列历史事件的发生，最终导致社会主义苏联的崩溃和解体。东欧诸国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基本上是照抄照搬斯大林模式，同样形成了僵化的经济政治体制，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最终造成社会主义在东欧的失败。我国在建国初期搞社会主义建设，也在一定程度上囿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原有设想，照搬了苏联斯大林模式的许多做法，结果走了很长一段弯路。
第一条教训引出第一条基本经验，这就是必须搞清楚什么叫社会主义？离开本国实际，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现成结论，照抄照搬别国的模式，不搞清楚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是绝对搞不成社会主义的。
第二条教训：脱离本国生产力实际，一味拔高生产关系，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
纵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纵观社会主义各国特别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一条重要教训就是离开本国生产力的实际，一味拔高生产关系，以阶级斗争为纲，放弃发展生产力这个根本任务。
什么叫离开本国生产力实际？第一个“离开”就是不顾本国生产力的实际，抽象地拔高生产关系。这就是，不管本国生产力水平高低的实际，都一律按马克思、恩格斯讲的高度成熟生产力的社会主义特征的要求，去建设高级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俄国比整个欧美诸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要落后，中国比俄国还落后。而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之初，却一度离开了本国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具体条件，一味地追求先进的生产关系，以为有了先进的生产关系，就可以把落后的生产力带起来。第二个“离开”就是忽略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以为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就能把生产力促上去。
应该说，取得政权以后，特别是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后，我们党的主观愿望是好的，力图尽快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面貌，尽快使全国人民都过上好日子。问题就出在主观上要尽快让全体人民都过上好日子，而现实的客观条件却不允许，主客观差距大，犯了“急性病”。怎样尽快解决全国人民过上好日子的问题？从1956年完成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以后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历史来看，当时主要采用了两个办法：一个办法是尽快尽早地建立先进的生产关系，误以为用先进的生产关系就可以把落后的生产力带动起来。于是，我们一个劲地在拔高生产关系上做文章：互助组慢，搞初级社；初级社慢，搞高级社；高级社还是慢，就搞人民公社。希望通过人民公社这个“一大二公”的公有制形式，一下子过渡到共产主义。唯物史观指明，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不适应或阻碍作用有两种情况：一是超前，生产关系跑到生产力前面去了；二是落后，生产关系落后于生产力。这两种情况的结局都是阻碍乃至破坏生产力的发展。事实也是如此，误以为公有制越大越好，越纯越好，这种只是在拔高生产关系上做文章的办法，不仅不能发展生产力，反而是阻碍、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
第二个办法是，狠抓思想意识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抓革命、促生产，试图通过抓阶级斗争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三大改造”完成后，毛泽东认为，在政治思想战线上，无产阶级战胜资本主义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之后的首要任务，是要继续进行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抓革命、促生产，彻底解决在意识形态领域谁战胜谁的问题。然而，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是劳动者，只有调动劳动人民的积极性，才能把生产力抓上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调动劳动人民的积极性，一是给人以合理的物质利益，充分发挥利益激励的作用；二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提高人的素质和思想觉悟，发挥精神鼓励的作用。这两个办法，第一个是为主的，第二个也是必要的。然而，如果长期忽略人们合理的物质利益需求，就会挫伤人们的积极性。在“三大改造”完成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一直错误地认为，影响劳动人民积极性发挥的最大原因，就是私心，只要解决了私心，狠斗私心一闪念，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狠抓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老百姓就有积极性了，工作就上去了。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做法，严重偏离了我国政治生活的主题，挫伤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最后的结果是失去人民群众的支持。只有给人民以合理的物质利益，才能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正是脱离生产力的发展实际而一味拔高生产关系，否认人民群众的合理物质要求，以阶级斗争为纲，最终导致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上犯了长达二十年的“左”的错误，直至“文化大革命”，国民经济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严重破坏了生产力。
离开生产力的实际，离开发展生产力的根本任务，侈谈社会主义建设，这是第二条教训。这条教训实际上引出了另一条基本经验，这就是在建设社会主义时必须搞清楚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样一个基本问题。
基本经验：必须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的基本问题。邓小平说，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搞清楚首要的基本问题的过程就是对社会主义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就是总结社会主义经验教训的过程。
什么叫社会主义？邓小平认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本质。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从根本上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抓住了社会主义的根本属性，体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历来强调的生产力的前提条件，体现了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本质要求，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理论告诉我们，一切从本国生产力实际出发，走中国人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什么叫一切从实际出发？就是不要照抄照搬别国的经验和模式，按照本国的实际来办事，从本国的生产力发展的实际状况出发搞社会主义建设。邓小平说：“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邓小平理论作为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科学理论，就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总结与理论概括。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跨越世纪的新征途上，只要我们继续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用邓小平理论来指导我们整个事业和各项工作，我们就一定能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第9版(理论)
专栏：
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
劳凯声
江泽民同志在《关于教育问题的谈话》中指出：“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加强和改进教育工作，不只是学校和教育部门的事，家庭、社会各个方面都要一起来关心和支持”。这一论述，对于解决当前教育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加强和改进教育工作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改进教育工作是时代的要求
当今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对人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要求教育从目标取向上重新审视自己，更好地引导和帮助青少年学生在德智体美等方面健康成长；科技发展的日新月异特别是数字化时代的即将到来、知识量的激增及其存在形式的变化、知识共享的可能性等，正在使人类的思维方式和学习方式发生重大变化，对教育的功能、制度、内容和方法产生深刻的影响；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使人们有更多的机会了解和吸收其他国家的优秀文化成果，但同时也带来了如何继承民族文化传统，如何通过思想文化层次上的开放与信息交流建构和弘扬我们民族的精神文明的问题。总之，新的时代向教育提出了新的课题，要求教育造就既了解中国、又了解世界的全面发展的一代新人。
然而，我们的教育距时代的要求还相距甚远，存在着许多令人困惑的问题。当然，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不是孤立的，而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需要从全社会的角度来反思。只有全社会都来关心和支持教育工作，才能形成一种有利于青少年学生身心健康成长的环境，才能使教育真正适应时代的要求。
育儿文化和人才观念的转变是基础
我国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的问题由来已久。这个问题概括起来说，就是片面追求升学率，导致学生片面发展。人们把这种教育称为应试教育。这一问题早已有之，其危害也早已为人们所深恶痛绝。但大多数人仍然按照应试教育的一套要求来培养下一代。
问题的根子在哪里？在于人们头脑深层的传统观念，在于我们民族对下一代的独特态度和养育方式。中国人重视儿女的程度大概是世界上罕见的，父母宁可自己吃苦，也要千方百计地让孩子过上好日子，其惜子之情至今仍有增无减。但是，传统中国人的特点是，爱愈深，教愈严。做父母的认为，为了子嗣后继，光耀门庭，使孩子长大后能够成为合格人才，就必须从小对他们严加管束。在历史上，由于重教，因而就尊师，“爱其子，择师而教之”，“师之所存，道之所存”。所以教师在社会上的地位就不同于一般，“天地君亲师”，把教师放在了一个极高的地位，承担着“传道、授业、解惑”的重要职责。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地位绝对是不对称的，“师为上、生为下；师为主、生为仆；师为尊、生为卑”，这种长幼尊卑的等级观念贯穿于整个教育的全过程，成人社会完全从自己的意愿出发去管束儿童。放纵和抑制在这里得到了统一，对儿童的宠爱必须服从于训练和教育的要求。
这样一种育儿文化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对于今天的许多父母来说，子女成龙甚至比自己成龙更重要，但他们并不深究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而只是凭着历史的惯性去行事；或者，只是把上一辈对待自己的方式不假思索地应用于下一代。他们可以含辛茹苦，让孩子有一个优越的环境，获得细致周到的照顾。但同时他们又以一种近乎残酷的方式来教育自己的孩子，从小就把孩子抛到一个激烈竞争的环境，甚至泯灭儿童美好的天性，违反孩子的意愿和兴趣，逼着他们去上各种特长班、去上奥校，去超负荷地学习，去死记硬背大量无用的知识。既过分宠爱，又过分苛求，似乎很矛盾，但在很多父母看来这样做却是顺理成章的：“都是为了孩子好！”他们已经用“慈严并重”把矛盾的两个方面尽善尽美地统一起来了。
这样一种育儿文化活跃在人们思想的深处，影响着中国教育发展的走向。它渗透到了教育的各个层次，逐步地制度化，形成了以少数精英为目标取向、以选拔为基本特征、以应试为主要内容的教育制度。这种教育制度牺牲了大多数人的发展，泯灭人的美好天性，抑制人的主体性和创新精神。因此，解决当前的教育问题，要从对传统观念的转变做起，要从全社会做起。成人社会不应把孩子看成是大人的附庸，看成是父辈的替身、父辈理想和意志的一部分。培养孩子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都应是让他们从家庭走向社会，在未来的社会中大显身手，实现自我价值。
全社会都要改变落后的人才观念。我们不能不承认，直到今天，在许多人的头脑中还存在着浓厚的落后的人才观念，“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陈旧意识还有市场，从而重学历、轻能力的学历主义倾向难以扭转，这不仅不利于不拘一格地培养和选拔人才，而且给当前的教育改革带来了严重影响。被强化了的学校筛选功能，使得学校在促进个人发展方面的功能难以发挥。在残酷的竞争环境下，有的学生人格遭到扭曲，身心的健康发展难以实现。同时，严格的等级制度、机械的记诵之学、压抑人性的教学方法导致了种种极其荒谬的结果，一次考试就能决定一个人一生的命运，一个偶然的失误就能断送一个人的前途，这又是极不公平、极不人道的。
教育制度的创新是关键
当前的教育问题不仅是观念问题，而且渗透到了教育的各个层次，逐步地制度化了。如何建构新的教育制度，将极大地影响中国教育的走向。因此，不仅要批判和扬弃旧的育儿文化，更新旧的观念，更要进行制度创新。这种创新应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建立符合人性的教育制度。就是建立以人为中心，围绕人的需要、人的解放、人的发展来选择教育发展模式和建构学校教育制度。把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作为建构教育制度的根本目的，把人的解放作为生产力解放的根本前提，把人的发展作为建构教育制度的首要任务，以人的发展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建立平等的教育制度。就是建立以能力为本位的、能满足更多的人受教育需要的教育制度。为此，必须建立一种公平的受教育机会的分配机制，必须根据人民群众的需要和社会的实际可能来确定教育发展模式。
建立具有可选择性的教育制度。就是建立能为个人发展提供尽可能多的选择机会的教育制度。不仅社会要对每个人进行选择，每个人也应当可以通过一种教育机制，在自己发展的各个阶段上有更多的选择机会，变现在的独木桥为立交桥，提供更多的教育形式，满足不同特点和不同需要的人对教育的不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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