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术信息
“抗日战争与中国人口问题”学术论坛提出
应重视对抗日战争时期的人口问题研究
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等单位联合发起的“抗日战争与中国人口问题”学术论坛在京举行。与会者认为，从整体看，抗日战争与中国人口问题的研究还十分薄弱，亟待加强。其中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人口损失问题，迄今仍是一个重要问题。对此加以研究，论证出有说服力的人口损失数据，不仅是社会的迫切要求，也是中国学术界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当前开展这项研究，对于回击日本右翼势力公然掩盖和企图抹杀日本军国主义战争罪行的行为，是十分重要的。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战争亲历者已经陆续辞世，获取资料、特别是进行有关调查的困难大大增加。因而，目前开展这项研究已带有抢救性质。与会者指出，加强多学科合作，特别是加强人口学与历史学研究者的合作，对于提高抗日战争与中国人口问题的研究水平具有重要意义。（纪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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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交流
邓小平理论与二十一世纪中国
本报记者 吴珺
“邓小平理论与二十一世纪中国”研讨会日前在北京大学举行。来自首都高校的5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与会者一致认为，在人类即将进入21世纪的时候，研讨邓小平理论与21世纪中国的关系有着重要的意义。改革开放20年的伟大成就，充分证明了邓小平理论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意义。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大好时期，社会生产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得到空前的提高。当前，我国正处在改革的攻坚阶段和发展的关键时期。在即将进入21世纪的历史时刻，要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再创辉煌，就必须坚定不移地学习贯彻邓小平理论。
与会者认为，要思考中国在21世纪的发展问题，在正确判断国际形势之外，更重要的是要正确认识中国的国情。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是对我国基本国情的科学判断，是我们思考一切问题的根本出发点和重要依据。只有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这一科学判断，才能深刻理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科学性，才能提高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自觉性。
与会者认为，在当前要进一步推进邓小平理论的学习、研究和宣传，应注意从三方面入手：一是加强对邓小平理论体系、源流和发展的研究。比较系统、深入、具体地回答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思想源头和发展脉络问题，这对于改进邓小平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各科教学，更好地教育大学生与新一代，保证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后继有人，有重大深远的现实意义。二是注重对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现代化关系的研究。这有助于人们深刻理解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关于“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这一论断的科学性和重要性，深刻理解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三是注重对邓小平理论与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关系的研究。这有利于进一步繁荣和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从而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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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研究综述
经济全球化理论研究新趋势
□陆象淦
“经济全球化”一词，自80年代见诸西方报刊以来，一直成为媒体和国际学术界的热门话题，但至今仍无公认的有关这个概念的准确定义和权威理论。我国学术界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始于90年代初期，近年来有关论述和研讨日趋升温。
对于经济全球化的界说在我国学术界尽管依然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但对于它作为一个客观存在，已为多数学者所认同。大体上说，我国学者主要从三个层面上来探讨和论述经济全球化的涵义。首先，它作为一个经济的过程表现为经济活动正在通过生产、贸易、金融和资本的跨国网络，以空前的广度、强度和流动速度向全球扩张，使世界上一个地区的事件、行动和决定可以影响到距离遥远的国家、群体乃至个人。整个世界经济空前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其次，它虽然主要是一个经济过程，但不可能不在社会文化的层面上产生强烈的渗透和深刻的影响。一方面世界各民族文化相互借鉴、吸收和交融，另一方面世界各种文明之间、民族性与世界性之间、传统性与现代性之间发生冲撞和冲突，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文化心理和价值选择。再次，各主权国家要求平等参与国际政治和经济事务，改变既有的游戏规则，建立国际政治和经济新秩序的呼声日益强烈。
关于经济全球化的动因和本质，我国学术界基本上存在三种不同看法。一种意见认为，经济全球化的基础归根结底在于社会生产力和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因此，可以说它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进程。另一种意见把经济全球化的基本动因归结为三个方面：市场的作用范围在全球扩大；以西方和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为基地的跨国公司加速扩张；信息技术的进步促使全球经济循环中的交易成本急剧下降。第三种意见则强调，追求“世界性”、“全球化”的趋势是资本的固有本性，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早在一个多世纪之前就提出和论述的一个重要思想。就其历史形态而言，经济全球化就是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过程，而且已经走过了两个阶段：商业资本全球化和借贷资本的全球化。今天的第三阶段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其基本特点乃是以跨国公司为中心的产业资本全球化，形成直接的资本投资市场，并进一步带动商业资本和借贷市场的全球化。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经济全球化其实就是上述三种资本形态完备的全球化。在这个过程中，现代资本主义的技术创新与世界市场的扩大互为因果，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力量。
在经历了亚洲金融风暴和科索沃危机之后，学者们对于经济全球化的前景及其潜在的问题、矛盾和风险尤为关注。多数研究者对于西方一些理论家鼓吹的“非领土化”、“非民族国家化”、“非主权化”和“无政府治理”等论断持批判态度。他们着重指出，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有可能加速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促进全球生产力的增长，推动全球产业结构的新一轮调整，为一些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和国际市场提供机遇；但另一方面，通过自身矛盾普遍化的方式来克服自身矛盾乃是商品关系和资本关系发展的规律，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不可避免地将把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扩展到全球，造成南北矛盾、贫富分化、环境退化等严重问题，引发全球性的经济金融风险和危机。发展中国家和经济弱势国家在国际竞争中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在以开放姿态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同时，如何坚持主权国家原则，改变由少数西方发达国家控制和支配的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建立公正、合理的新秩序，尽可能消除它的负面影响，使之有利于国际范围的生产力发展和效益增长，缩小南北发展差距和贫富分化，乃是当务之急。有的论者则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者关系的角度，来论述经济全球化的前景，认为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经济全球化问题不仅与资本主义相联系，而且与社会主义相联系。研究经济全球化，必须从当代社会发展变化及其规律性的高度来进行，而不能仅仅停留在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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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信息
《史学月刊》在京顾问编委座谈会提出
史学研究应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不久前，《史学月刊》杂志社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在京顾问编委座谈会。与会学者围绕史学研究如何进一步深入这一主题进行了座谈。有的学者指出，这些年史学界有一种淡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倾向，不仅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历史研究的必要性、重要性，而且否定以往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地位和学术贡献。有些人连马克思主义著作都没有认真读过几本，就宣称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或者说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历史没有学术价值。这是极其错误的。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种理论，能够比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更科学地说明人类社会历史不同阶段的本质特征。有的学者强调，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有了一个比较宽松的学术环境，为历史学的繁荣和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有利条件，但这决不能成为某些人否定马克思主义在史学领域指导地位的任何借口。
《史学月刊》于1951年1月创刊，初名《新史学通讯》，是新中国最早的历史学专业刊物之一。目前，该刊已发展成为综合性大型史学专业刊物。（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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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信息
“‘两票制’镇长选举制度改革学术研讨会”探讨
发展基层民主问题
前不久，中共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深圳大学管理学院等单位在深圳市联合召开了“‘两票制’镇长选举制度改革学术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我国基层民主发展问题进行了探讨。1999年1至4月，深圳市龙岗区大鹏镇在国内首次用“两票制”的形式选举产生新一届镇长。所谓“两票”，是指群众推荐票和人大选举票。对此，与会者认为，大鹏镇民主选举镇长的改革试点是在十五大精神的指引下，在党的基层组织的具体领导下所进行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有益的建设性探索，它标志着我国扩大基层民主的政治体制改革步伐已经开始由群众自治组织向基层政权机关发展。与会者指出，大鹏镇的改革使候选人的提名和产生建立在程序公开、过程透明、票数清晰的基础上，被量化的民意在程序上起了决定性作用，大大提高了党委推荐和人大选举的民意基础。（薛晓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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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报刊文摘
《财贸经济》今年第四期刊登王家春的《全球及国内经济形势中期分析与展望》一文。该文指出，在经历了1997—199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进入1999年，国际金融环境显著改善，全球经济形势也明显好转。但是，在美国、欧盟、日本、东亚、拉美和东欧国家的经济中，仍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影响其自身及全球经济稳定发展的隐患或制约因素。作者在分析了这些隐患和对我有利、不利因素后，提出“十五”期间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入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以及外商投资的增加，我国内需将逐步扩大，经济将呈平稳回升态势。
《世界经济与政治》今年第三期刊登钱文荣的《论联合国改革与联合国的未来》一文。该文认为，由于国际形势变化和联合国自身发展的需要，联合国改革势在必行。在改革问题上始终存在着激进主义和渐进主义两种不同的观点，但主导的依然是后者，即在现行《联合国宪章》的框架内进行改革。联合国改革的范围十分广泛，当前广大会员国最关注的是安理会改革。由于安理会的改革，特别是增加常任理事国，不是简单的数量变化，而是权力结构的变化，实质上是一种权力的再分配。科索沃战争后，真正威胁联合国命运的是在21世纪内联合国将长期面临着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际新秩序的问题，即两种新秩序观之间的激烈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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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者论坛
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信用问题日益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国家信用管理体系》一书中谈
市场经济与信用
所谓信用，是指一种建立在对受信人在特定的期限内付款或还款承诺的信任的基础上的能力，它使受信人无须付现就可以获取商品、服务或资金的能力。信用是多少发展了的市场交易中的一个必具的要素。
信用是随着市场的发展而产生的。在最原始的商品交换中通行的是实物交易，货币的介入使交易较之物物交换容易达成。但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要求也常常造成不便。为了克服这种不便，卖主往往同意买主在未来约定的时间再行付款，即进行赊销。赊销意味着授信人给予受信人的未来付款承诺以信任。这样，便出现了最早的信用关系。物流和货币流在同一时点发生的交易方式为以信用为中介的交易所取代。接着，信用超出了商品买卖的范围，货币本身也加入了信用交易的过程，出现了借贷活动。贷款意味着债权人给予债务人未来还款付息的承诺以信任。事实上，现在通行的纸币（信用货币）本身，也是在这种信用关系的基础上产生的。所以说，现代金融业就是信用关系发展的产物。信用交易的应用大大降低了市场交易的成本，扩大了市场规模。市场经济是一种建立在千头万绪、错综复杂的信用关系之上的经济。
然而，信用又会带来风险。当授信人（债权人）授信失当或受信人（债务人）回避自己的偿付责任时，风险就发生了。为了控制这种风险，任何现代社会都需要有一整套严格的信用管理体系。只有在这一体系的基础上建立起稳定可靠的信用关系，现代市场经济才有可能生存和发展。
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由计划经济转变而来的，因而信用基础比较薄弱。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对信用提出了愈来愈高的要求，而信用制度和信用管理体系的基础设施建设却远远落后于这种要求。面对这种情况，建立和健全国民经济的信用体系就成为当务之急。
建立一套信用管理体系是一个规模庞大的系统工程，必须从多方面来进行。
首先，信用体系的基础，是各种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微观经济主体（自然人和法人）。授信人（债权人）以自身的财产为依据授予对方信用，受信人（债务人）则以自身财产为保证取得信用。由于对自己财产的关心和有关的法律责任，他们都要建立自己的信用管理体系，对有关的信任关系进行严格的管理，以便规避风险和降低交易成本。在建立社会信用体系的微观基础方面，首先要做到的是将原来的国有企业改造成为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然后才可能有健全的信用体系，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企业内部的信用管理制度。
其次，要建立社会化的信用管理支持体系。因为由信用关系的当事人分别进行与信用管理相关的活动，如进行受信人的资信调查和商账追收等，交易成本太高，而由社会化的机构来为信用当事人服务，则可以大大降低成本。例如在市场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便出现了征信所，对社会提供商业化的征信服务。目前，我国的经济体制尚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阶段，资信服务行业也还在建立过程之中，资信服务的落后状态已成为市场经济发展的阻力。面对这种情况，建立社会化的资信服务体系已成为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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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者访谈
马克思主义：历史与未来
——访马克思主义史专家庄福龄
本报记者 卫庶
记者：80年前，列宁写了一篇著名的文章《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今天，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是否又有新的特点？
庄福龄：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指导思想，是揭示资本主义从而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马克思主义是在欧洲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形成和得到最初发展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逐渐传入东方，并和那里的革命运动、先进分子相结合，从而在亚洲出现了世界革命风暴的新泉源。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的传播总是起伏相间地发展着，马克思主义在世界的发展不可能是绝对平衡的，不可能在各个地区、各个国家都得到同一程度的运用和发展，革命高潮和革命中心不可能永远停留在某一地区，先进和后进也会根据一定条件而相互转化。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影响是多方面的、多种形式的，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的广阔领域。这种传播和影响总是在一定的形势和条件下，结合本国的具体特点进行的。列宁在1913年指出：“继俄国革命之后，发生了土耳其、波斯和中国的革命。我们现在正处在这些风暴以及它们‘反过来影响’欧洲的时代。”而事实上欧洲各国的经济斗争和政治危机仍在迅速发展，它们的军备竞争和军国主义政策使欧洲的“社会和平”活像一桶火药。这里可以作出两个重要的结论：一是在革命风暴的源泉转移，暂时处于革命低潮的地区和国家，那里的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熄灭，各种社会矛盾仍然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们去了解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二是这些地区和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要按照自己的方式、自己的国情和民族特点，去传播、发展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发展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一项创造性的事业。
马克思主义在一个半世纪的发展中既有令人鼓舞的伟大胜利，也有令人忧虑、痛心的挫折。某些人针对这种曲折而预言社会主义的大失败，预言马克思主义将在下个世纪彻底消失，并用这种一厢情愿代替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社会发展规律。然而，马克思主义是不可战胜的，社会主义中国的成就朴实而不玄奥地展示了美好的明天。
记者：有人以为所谓信息化时代、知识经济时代和生态化时代，是同马克思主义绝对排斥的；有人说，世界性或全球化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灭亡；等等。对此，您怎么看？
庄福龄：关于全球化的思想，早在马克思主义形成初期就以“世界性”的观念提出来了，并作出过一定的分析和预见。《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等都有详尽而精彩的论述。
诚然，马克思、恩格斯当时还不可能揭示社会发展的具体进程，更不可能从他们百年以后的科学技术和现代化发展来说明人类社会的前景。但是，他们所发现的唯物史观恰好从生产方式的变化发展说明了全球化的趋势，充分地估计到了知识在未来社会的地位和作用，科学地分析了人们的思维方式也必将随着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
从马克思主义的有关论断可以看到：世界性或全球化，是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提出的一个重要思想，是唯物史观分析资本主义，揭示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一个重要范畴，它不仅同资本主义社会相联系，也同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发展相联系，仅仅把它归结为全球的资本主义化是片面的，错误的；研究全球化或世界性，必须从当代社会发展变化及其规律性的高度来进行，从唯物史观高度来进行，而不应仅仅停留在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上；真正意义上的彻底的世界性或全球化，是共产主义的实现，那时才会有从经济到思想的一系列的世界性的存在，才会有真正的世界性的团结和协调。
记者：您曾提出过，对于马克思主义，有人只看到它同资本主义对立与斗争的一面，而没有看到它同资本主义的联系，很希望您在这方面多讲几句。
庄福龄：有人只看到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对立与斗争的一面，而没有看到它还有学习、借鉴资本主义以及同资本主义合作和利用后者的一面。其实，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充分肯定了资本主义在发展生产力、促进社会进步和变革社会生活方面所具有的无可比拟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而某些资本主义的卫士把民主和极权，清廉和腐败，文化和无知作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分野的“标志”，荒唐地把后者归罪于马克思主义。这当然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和无知。马克思主义对无产阶级专政即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民主这样一个人类最高意义上的民主思想作了精辟的阐发，在总结巴黎公社实践经验时提出以国家机关民主化来取代国家机器官僚化，并且破天荒地把公社公职人员定位为“社会公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仅没有离开资本主义发展已经达到的成就，而恰恰是吸取资本主义时代所创造的全部文明成果和进行全新创造的产物。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从毛泽东到邓小平，都一贯强调社会主义文化是在批判继承人类一切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强调社会主义绝不能建立在文化落后和愚昧迷信的基础上，强调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重在建设的思想。
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许多有识之士看到，只要资本主义存在，马克思主义就不会失去其历史作用，更不会灭亡。当然，不应把马克思主义凝固化。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这恰恰是它的生命力的表现。现在就有一些美国研究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批判理论和社会变革理论，对于促进自由、民主、正义、平等、人道的生活方式，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记者：在新世纪即将来临的时候，人们对于跨世纪并不感到轻松，社会主义能够成为有效的“治疗方案”吗？
庄福龄：20世纪是一个充满矛盾、不断发生剧烈震荡的世纪。有人把这种震荡比之为“冲击波”和“浪潮”，认为第一次是以列宁发动的社会主义革命为标志的布尔什维克浪潮，第二次是以希特勒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标志的法西斯主义浪潮，第三次是以民族独立为标志的非殖民化浪潮，第四次是由戈尔巴乔夫直接导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为标志的浪潮。对于上述四次浪潮，自然各有评论。苏联虽已解体，但社会主义并没有消失，马克思主义也没有消失、更没有失败；两大阵营对峙的冷战虽已结束，冷战思维依然存在，邓小平同志还提出了“两个冷战”的思想；法西斯主义虽遭惨败，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是威胁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主要根源；民族独立运动取得很大进展，世界上非殖民化浪潮依然方兴未艾，第三世界求发展的呼声很高，但发展问题并没有解决，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还在损害着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贫富差距还在不断扩大；此外，利用“人权”等问题干涉他国内政的现象还很严重；因民族、宗教、领土等因素而引发的局部冲突时起时伏。总之，世界仍不安宁。
新世纪的动荡不安并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应仅仅归结为由生态灾难构成的所谓第五次浪潮。应当说，21世纪的动荡不安既是上个世纪诸多因素和矛盾积累的延续，也是新世纪新情况引发的结果。新世纪所面临的挑战是多方面的，既要面对目前世界现状所固有、一时又难以解决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问题和危机，又要面对科学技术发展所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和破坏生态环境而导致的灾难后果。
作为西方权威的智囊团罗马俱乐部的成员、美国哲学家拉兹洛认为，治疗这种症状最重要的是实现文化转变，创造出新的价值和观念，从原有的陈旧价值观念转变为新思想、新观念。布热津斯基在他的《失去控制：21世纪前夕的全球混乱》一书中，把希望寄托在所谓先进的西方、特别是美国关于自由民主的观点上。但是他也不能不哀叹西方“纵欲无度”、“放荡不羁的个人自由”和“道德真空状态”，哀叹这种“精神空虚”“越来越扩散到所谓西方文明的大部分领域”，说“以相对主义的享乐至上作为生活的基本指南是构不成任何坚实的社会支柱的，一个社会没有共同遵守的绝对确定的原则，相反却助长个人的自我满足，那么，这个社会就有解体的危险。”
邓小平指出，强调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我们真正的优势，离开了这一点就谈不上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他援引毛泽东说过的话，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这种精神在革命战争中就是发扬革命和拼命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坚持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搞社会主义建设同样要发扬这些精神，并把它推广到全体人民、全体青少年中间去，使之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精神文明的主要支柱，为世界上一切要求革命、要求进步的人们所向往，也为世界上许多精神空虚、思想苦闷的人们所羡慕。邓小平的上述论断主要是针对我国实际情况而发的，同时点出了西方问题的症结所在，道出了新世纪对精神力量提出的迫切要求，也阐明了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随着物质财富的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问题为借鉴，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大意义。
（题图照片为庄福龄教授）（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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