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副刊)
专栏：金台随感
“教育浪费”的思考
王晋堂
“过剩”是一种自然界和社会中时有所见的现象。雨水过剩，农田要涝；蝗虫过剩，庄稼要遭殃；高档房子造多了，卖不出去；大商厦过剩，就要倒闭；营养过剩，就会有许多“小胖墩儿”；冗员过剩，企业可就有破产之虞了。
有些看上去的“过剩”，实际上是浪费。
“人十之，己百之”，这话不错，勤勉有加，但要细算算账，可能也有“过剩”之嫌了。人家用十分力干了的事，自家却要十倍于人。笨鸟固然是先飞了，倘人家一如“龟兔赛跑”的兔子早早地去睡了大觉，那倒罢了，倘不是——而是用那九十分的力气做了许多其他的事，自家可也不一定合算呢！己不如人，人十之己能不能二十之三十之，五十之六十之呢？因为时间是一个常数，能抠一点就抠一点为好。倘能恰到好处而不大过剩则最好。“草盛豆苗稀”，此长彼消，是不是这么个理？
这或许就是学生大可不必去追那个“全优”——门门功课都要100分的缘故了，毛泽东说：不要追那个全优，追那个全优累死人。门门全优，可能也是一种“过剩”——指标的过剩或说要求的过剩。“60分万岁”可能会导致不求上进，可“100分万岁”又可能导致众多学子浪费了他们宝贵的时间以至生命；因为功课之外，学生还有许多事情可做要做呢！
我们的教材偏难过深，大概是全世界最深最难的教材了吧？许多最发达国家的孩子都不要学的我们的孩子却不能逃脱，幸耶非耶？如今信息爆炸，学不胜学，有可能是“少则得，多则惑”了。欲速则不达，贪多嚼不烂，倘再负担过重，“影响健康，学了也无用”岂不更适得其反？
小孩子学写字，一个字写几遍就能记住了？写个三五遍七八遍都是可以的。倘如我们今天的一些老师，竟要孩子写三五十遍甚至七八十遍，是不是太多了一点，近乎折磨了！一张数学题反复地练，也要十几遍几十遍地练，非把孩子练烦了算，我们不妨把这种教学法称作“浪费教学法”，“折磨教学法”。不错，重复是教学之母；反复强化对于学习是需要的。但任何事情都有个度，过犹不及。倘折磨得我们的孩子厌学甚至弃学，则非我们始料所及吧！
课上学了的课下还要学，学校学了的补校还要学，还要请家教；今年考不上明年接着考后年接着考——反反复复辗转个没完没了。既是对孩子学力的过分消耗，也是对教育资源的浪费，倘若一节课可以学会而且应该学会的，一位老师用了三节甚至五节，这位老师是该表彰呢还是该批评呢？我们的学校管理者往往是取前者。这可就怂恿甚至鼓励了教学中浪费的行为。这显然是我们评价的误区了。
姑且把以上种种称之为“教育浪费”，不知妥否。倘无不妥或大不妥，看看我们周围的教育现象，个中浪费之处相当不少呢！还有我们有的校舍，盖得跟星级饭店似的，一些教育设施，豪华得令人咋舌，以至一些发达国家的教育同仁看了都说，在他们那儿都找不见这样的学校。不知听了这种话，我们是应该骄傲呢还是应该反思？在我们这样一个每每自称为“穷国办大教育”，常常呼吁教育经费不足的国度中，这是不是又有点教育投入的“浪费”了？在大面积不足的背景中，这星点的“浪费”就格外刺眼啦！
第8版(副刊)
专栏：
矿山一日
——第五届“五一”音乐会小记
梦銮
清晨，钢铁铸成的井架支撑起雄壮的背景，《中国煤矿工人之歌》的节奏伴着天轮的旋律回荡在矿区上空。歌声乘着罐笼，从井口传到大巷……
一群头戴矿灯的姑娘从矿车里缓缓走出，亮开清脆的歌喉：“好一朵茉莉花……”歌声随着巷风回荡在百里煤海，浸润着矿工们的心田……
倚在门边等待多时的矿嫂终于等来了丈夫，赶紧端上烫好的酒、热好的饭。丈夫歇息了，她把哭闹的孩子抱出去，生怕打扰矿工的梦，只有“风中的树”伴随她的身影……
——这是“五一”劳动节前夕，在开滦煤矿矿区举行的第五届“五一”音乐会——《矿山一日》现场的几个小镜头。这台电视音乐会以朴素平实的手法叙述了矿工热火朝天、有滋有味的一天，表现了新时期矿工有情有义、有苦有乐、有爱有恨的精神风貌。
与以往一些晚会、音乐会不同的是，这台节目没有庞大的阵容，没有豪华的场景，没有排场的伴舞；然而，井下、井口、食堂、家属区这些“小舞台”，主会场上临时搭建的简易舞台、高高井架上“开滦煤矿工人特别能战斗”的巨幅标语以及由气球悬浮着的写有中国煤矿文工团、开滦集团公司、中央电视台等主办单位的竖标似乎更能紧紧地连着矿工的心。常年在地层深处工作、厮守着黑暗和寒冷的矿工们，面对面地看着他们的矿工老哥与著名表演艺术家瞿弦和一起主持节目，听着矿区自己的歌手以及刘君侠、胡月、罗宁娜、何静、张兆北等“大腕儿”演员们演唱《煤海春潮》、《矿工老哥》、《矿山没有夜晚》、《快乐的采煤工》等歌曲，心里真像“煤海春潮”一样地翻滚啊，那叫一个激动！
演出结束后，矿工师傅们纷纷拥上前来，与演员握手合影、请演员签名……演员们感动得热泪盈眶，矿工们也像从井下上来后喝了小酒一样地感到身心温暖。此时，他们的心真的是连在了一起！
对中国煤矿文工团来说，深入生活、为工人服务不是一句空话，“心连心”活动也不是逢年过节应应景。多年来，他们一直坚持深入矿区、深入生活，每年都要到全国各地的矿区去为矿工演出三百多场次，有的创作人员下井体验生活上百次，他们真正做到了与矿工心连心。正如煤矿文工团团长瞿弦和说的：“我们就是一支不拿风镐的采煤队，我们也是黑哥们儿！连续五年的‘五一’音乐会，加深了我们和矿工的感情，坚定了我们为矿工服务的方向！”
何需豪华，只需真诚；何需大制作，只需常坚持！
翟弦和为矿工们签名 金城 摄（附图片）
第8版(副刊)
专栏：多味斋
又闻妈糊香
刘德印
虽同居一座城市，整日价难得见上一面，周末晚我约几位老乡来家小酌，叙叙同乡之谊。“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每句话里都有扯不完的家乡话题，扯着扯着便扯起了家乡的风味小吃。忽然，一老乡说：“走，咱们去个地方，包你们能吃到家乡的风味。”于是，我们干了杯中酒，一行几人来到了繁华的饮食一条街，在一处偏僻的旮旯里，闪烁着“鹿邑妈糊”的霓虹招牌，熙熙攘攘的人挤满了不大的店铺。我望着喝得津津有味的人们，徐徐清香沁着我的心脾，勾起了我对昔日的回忆。
妈糊，顾名思义，它是一种糊状的食品，始于何年何代已无从考究了。河南鹿邑的“刘记妈糊”在我的家乡远近闻名，色、香、味独特。听爷爷讲，刘记妈糊已有五六代的传人了。我小时候常喝妈糊，五分钱一碗，既经济又实惠。妈糊色泽微黄，黄中透白，稠乎乎的甚是好看，上面浮十几颗黄豆粒，像是湖面上荡起的一叶叶扁舟，极富诗意。那股清香诱惑着我舌下生津，胃口大开。呼噜噜地喝上几口，细腻中含着甜味，再嚼上几颗黄豆，更觉香甜。不知不觉一碗喝尽，碗内光洁如洗，没有一点粥末，不粘碗便是妈糊的一绝。六十年代末，这一风味也成了资产阶级的尾巴被割掉了。每当读到杜甫“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的诗句，我便记起了家乡的“妈糊”，口内便生出一种甜丝丝香喷喷的感觉。
妈糊是以小米、大豆为原料，经过严格的精挑细选磨制而成的。豆子要洗净泡透，泡豆也是一门学问，泡过了，做出来的妈糊寡淡无味；泡轻了，磨的豆末粗细不匀。淘洗后的小米不能有糠皮，以免粥发苦。将泡好的小米、大豆，分别用石磨磨浆。然后，加水过箩沉淀澄清，滤去上面的清浆，如此几遍，直到面浆汁干净为止。
烧制妈糊是最关键的一道工序，火候要适中。火大了，会煳；火小了，熬出来的粥色泽不鲜。先把豆浆烧开，再沏入米浆，比例一般是二比一（即两斤小米一斤黄豆）。勾兑时全凭经验一步到位，中间不能往锅里加生水，否则浓度达不到。“刘记妈糊”出锅后，掌勺的呼啦啦撒上几把豆子，金黄色的豆粒晃晃荡荡，漂浮不沉。
妈糊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脂肪、糖及矿物质，是中老年人及婴幼儿的饮食佳品。
随着城里人味觉的渐渐改变，当大鱼大肉吃腻的时候，想换换口味，吃些清新爽口的食物。难怪农村人说城里人：“如今，城里人口刁，吃食不但讲求个风味独特，还讲个营养价值。”于是，各地的风味小吃云集城市，各领风骚。妈糊在繁华的城市里也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第8版(副刊)
专栏：茶楼
公正与权威
周良沛
一位老兄劝他写得太累而病倒的老友道：“何苦呢，你再写，也写不成托尔斯泰，就是写出《战争与和平》，现在这些评论家也会为它不合‘朕’意而不屑一顾的，更不用想上什么‘经典’什么‘榜’的！”这看来有几分调侃，何尝又不是对目前文艺价值取向的叹息和无奈？
近年，不知是股什么风，海内海外，评议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排行、推荐、评奖所张的“榜”之多之繁，一级强似一级，大有非叫众生折服于它要刮起的龙卷风不可之势。然而，读者从开始觉得新鲜，对它的“公正”出现截然不同的态度引来的热闹，到操持者乐此不疲而人们已对它毫无兴趣。据书店的人说，这类书当中，除了“五四”后早有口碑的，别的，开初很好买，渐渐，读者对它已由“不相信”而产生了明显的逆反心理，书也严重压库。由此，搞了那么多“榜”，都无权威，值得反思的东西就多了。
报载某位主持人的讲话是：“公正和权威都只能是相对的。世界上有影响的诺贝尔文学奖也只是少数人在操持。”此话不假。文学艺术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又是和伦理道德等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相互渗透的东西。于是，你看的“公正”未必就是他看的“公正”，没有“公正”，也就没有“权威”。但，不论谁“操持”，能否“操持”得反映出大多读者的意愿呢？否则，也无“公正”和“权威”可言。
古人道：“一元者，太始也。”哲学上是指将世界归结为一种本原的学说。以完整、彻底的唯物史观看大千世界，丰富多彩，繁芜杂沓，无法单一，是艺术多样化的土壤。将万千现象归结为本原之本原，更是艺术的典型化认识事物的本质之根本，这倒是可以产生“经典”的基础。然而，这些年，大报大刊上，文艺多元化的叫嚷不绝于耳，绝非秘密。这“多元”与“多样”的一字之易，不仅消解指导思想，带给价值取向和艺术观念的，也只能是混乱。没有一个共同认同的标准，并有保证认真贯彻而无法在其中营私贩私的措施，叫别人又用什么来承认你的“公正”与“权威”呢？无怪被认作为“旧文化续命的言情小说与武侠小说”列为“经典”，自然是“操持”人以此以示他举着“开放”的旗帜；语言艺术的语言，连基本的通达都做不到，又何来其艺术？不是真善美，而是假恶丑的贩卖，就更是亵渎艺术、反艺术的恶劣行径，但抬上“榜”去，也成了鼓励“创新”的姿态。
知情者明白，现在一部作品要争到调演上“榜”，用以“铺路”、“打前站”的费用，比作品制作的精力、物力就不知要高出多少倍了。有的，颁奖的同时，报上就有花边新闻侃“内幕”。我见有项地方文艺评奖，还没开评，大家就知道头奖定属某某地区。事实果然如此，而且届届如此。问原因，是负责评奖的乃该地区人士。听来真是哭笑不得。更甚者，是海外的“小说百强”，一张榜，就有人瞎吹瞎“炒”，直到海外媒体揭出榜上不止一部反华反共作品，大陆“炒”作时，竟有意排漏为之保密的“政治预言”《黄祸》，（是书名太暴露了吧！）大陆评委对此也未公开（暗箱操作是另一回事）表态。而《质疑》时，我眼前只有问号。拿着丰厚“评审酬金”的洋钱，确实是钱，可上这“榜”又价值几何呢？这么折腾，又怎能“权威”呢？事实上，有些部门、地区，那习惯于此的“操持”者，已把它当作一项产业活动，停不下来，否则，有人要为此受损其利。若经济的市场化在文化领域已渗透到这个地步，前景令人堪忧。
第8版(副刊)
专栏：
燕雀有志
谢小玲
深夜，“红旗”直插基地
杨柳飘絮的时节，在一片嫩绿色的沐浴下，我来到了“蘑菇大王”赵启平的“大本营”——位于京东通州开发区的京都菇业开发中心。
中心四四方方一个大院，占地约二千平方米，坐落在八里桥市场路一个十字路口的西北角上。秘书告诉我，中心从今天开始掀起“春夏生产大会战”，赵总天蒙蒙亮时就奔大兴基地去了。十点往回赶，十一点要接待一个客户。临走时，他已安排好一辆桑塔纳，载我去通州区的永乐基地和朝阳区的东坝基地，让我随便看什么都行、随便采访谁都行。
在永乐，我看到大棚里密密麻麻的一地灵芝草，新奇得不得了。这里还有一个叫张灵芝的山东姑娘，才二十岁，自称已是跟赵总“干革命”四年的“元老”了。她说赵总突出的优点是朴实、心地好、有进取心、特别能吃苦。缺点嘛，同样挺突出，抠门儿、固执。不过他的抠门儿是细小的事上抠，大事上不抠。灵芝说她在北京跟赵总打天下吃的苦，比在农村老家可是大得多得多。爹娘听干了一阵不干的姐妹回乡后的描述，几次三番地叫她别干了回家，可她不动摇，铁嘴钢牙地说：“再苦再累不后悔！”
在东坝，与下岗职工余永成、孙洪英，还有基地主管王凤和、司机小孙一起聊天，聊他们各自的经历，聊基地生活的艰苦与乐趣，聊我们共同感兴趣的话题——赵启平。
余永成是68届清华附中的初中毕业生，上山下乡，回城，待业，捧上“铁饭碗”，又丢了这个饭碗。他妻子是东北人，比他强，在秦皇岛开了家饭店。男子汉到什么时候也不能靠老婆吃饭是不是？他到处考察项目，最终和他人联手投资四万三千元在赵启平手上租大棚，学种蘑菇。如今他妻子也把饭店的生意托付给他人，跑到这大棚头上的工作小板房里来陪他侍弄蘑菇。今冬特别冷，最冷时这个简易房里零下20摄氏度，可他们两口子异口同声地说，这里是他们的“桃花源”。因为赵总人品好，待人以诚，说话算话，等我们学好了技术后，也会学他的样子去营造自己的一片天地。
孙洪英说，不是没怀疑过他会不会骗我，但在考察中亲眼看到赵总与包棚户的鱼水关系，亲耳听到另一个下岗女工讲的故事：整整齐齐地捆了三万一千元钱，全是不超过五元钱的人民币。她再拿不出更多的钱了。尽管一个棚最少应交四万五千元，可仅三万一千元赵总也给了她一个棚。赵总说：“一看到这位下岗女工的钱就心酸，只觉得要不把京都菇业干好，不让下岗职工翻身致富，就对不起谁似的。”一听这话，我就认定赵总人品可靠，就跟他签了合同。年底他如约兑现利润，我心里一算，1999年，他优惠照顾下岗职工的钱有二三十万，兑现给我们包棚户的利润近三百万。现在我心里特踏实。赵总好像一个火种，我们这些包棚户呢，众人拾柴火焰高，跟京都菇业共命运啦！
基地主管王凤和是1987年在沈阳农学院正正规规学的食用菌技术，去年深圳那边以月薪二千元聘他去种蘑菇，他没去，而是通过多方考察奔赵总来了，尽管这里的底薪才每月八百元（另一半是结构工资，挣多挣少要看自己干活的实绩）。他之所以来这儿，也和他们一样，是冲着赵总的人品。他说，我瞅准赵总是个有“信”的人，把我的儿子也叫来给基地当保安了。
从东坝回到总部，已是晚上八点半钟。赵总的秘书、财务、快讯编辑都还没有吃晚饭。会战第一天，“指挥部”里很紧张，要布置的事太多了。十点多种，从长白山长途跋涉开来的拉灵芝菌苗的大卡车到了。赵启平一边安排开车和跟车的人吃饭休息，一边安排卸货任务……
十一点四十分，我和赵启平一同离开他的办公室，他说：“真对不起，实在没时间陪你好好聊聊。我马上得赶到顺义基地去督导六十亩灵芝的下地工作。”随后他挥挥手，钻进了他的“座骑”——一汽出的新“红旗”。红黄色的尾灯闪了几闪，便见雪亮的大灯灯光，像箭一样射向茫茫的夜幕，旋即远去了。我的目光追着那缕缕灯光，忽然想起小孙的一句话：“我们赵总买车选‘红旗’就跟他喝醉了唱《咱当兵的人》一样，是因为他有个战斗情结，他整天在围着大半个北京城的六大基地来回奔波，身心劳顿是明摆着的，但他总是把这种奔波看作是将‘红旗’一次次插向胜利的高地。”
人立而凡事举
说实在的，赵启平的经历真是挺坎坷的。1958年出生在山东诸城市桃园公社店子生产队，贫农家庭。1976年参军，兵头将尾，衔至班长，也是他人生的一大转折。部队这个大熔炉将他少年时的懦弱煅造成为成年人的坚韧。1980年底复员、结婚。1981年到市文化馆任专职创作员，后调回本乡做文化站站长。1986年父亲病故，留下一大笔债务，作为长子的赵启平，为了还债，不得不放弃了自己热爱的文化工作，而开始拼命地学习各种“致富方法”，什么洗衣粉啦、胆红素啦，均告失败。只有这个很不起眼的食用菌生产技术帮他偿清了父债，还让他大江南北地开班办厂，着实红火了一阵子。
赵启平一度认为，东北是块未开垦的处女地，于是在1992年去拓荒。没想到那时那里山高林密，野生菇耳资源丰富，人工栽培的没市场。于是他便潜心考察野生菌，收集和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后来那里的露地栽培香菇打开了出口市场，他也有了用武之地。不幸，“官僚的腐败，人际关系的复杂”，使他这个身单影只的外乡人白忙活一场。1995年他来到北京，在西郊承包大棚。
“北京真是个好地方，可以说北京的市场无限大，占多占少全看你的本事了。北京还是一个大学校，教我很快地懂得了光有技术、光琢磨提高生产力还不行，还得钻研生产关系。在北京异地创业不能说不难，挨打挨坑，受骗受压，全经历过，但只要你是条汉子，在北京就能立住。在这里我实现了自身一个质的飞跃。从打工仔变成一个小老板，从小老板又变成一个给一百多位老板‘打工’的老板。”一个外乡人，靠勤劳、善良、苦干，他赢得了许多的朋友的信赖。朋友们主动提出投资建大棚种蘑菇，由他来经营。于是，看似一个很不起眼很不热门的机会，让他抓住了，并且迅速做大。
赵启平种菇有技术，管理有悟性，经营更是有办法，能使投资者获利甚丰。“信誉无脚走千家”是个不争的事实，找他的人越来越多，促使他成立了自己的京都菇业开发中心。为了真诚地回报投资者，他在三年来的运营基础上，总结经验，制定规章，规范了投资回报率，把种植栽培中不可避免的病害天灾带来的风险，通通由自己来承担。就这样他有了一百多位投资大棚的老板；就这样，他称自己为一个“打工的老板”。
1999年京都菇业有了一个大发展，在北京拥有通州、大兴、红星、朝阳、顺义、永乐六大基地，一百二十九栋大棚、两处商务行政办公机构，以及菌种厂、礼品加工厂、素食品加工厂和围绕“灵芝”展开的旅游观赏、品尝、采摘、娱乐场所——仙居乐园。这一年他的固定资产达二百万元，长期租赁的房地产等达二千万元，出口收入达三千万元。这一年他还以“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情怀，推出了“下岗待岗不用愁，送您大棚种蘑菇”的活动，赢得了社会广泛的赞誉，五十年大庆时他作为北京市民营企业家的代表，出席了国庆大典。
赵启平喜欢鲁迅在探讨中国出路时提出的“首在立人，人立而凡事举”的观点，他可谓身体力行。
“玉米饼子”理想的成长
在京都菇业中心内部的小报《菇业快讯》上，我读到了赵启平理想的成长过程。
“小时候，公社有个民工队，差不多都是各生产队里的‘刺头’，常年在山上凿石修路、修水渠。村民们都叫他们‘出伕的’。这帮大爷们几乎清一色的光棍汉，有文盲，也有高中生。他们的活苦，但活得比种地的逍遥，因为他们经常能吃上玉米饼子，偶尔还能吃上萝卜菜里加几片肥肉。为此，我曾羡慕得要死，希望长大了也能当一个‘出伕的’。那时，对于以吃地瓜干为主的我来说，吃玉米饼子是极奢侈的事，天天能吃上玉米饼子就是最大的理想了。”
后来长大了的赵启平，当兵、入党。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非常钟情于写作，最羡慕的是浩然那种充满乡土气息的作家。80年代初复员后，一度在做作家梦。他在小说中为那些在知识和生活上都是贫穷的人向社会提出诘问。作品发表不了，才回到现实中来。第二次非常真切的理想是摆脱债务成为自由人。这个理想实现后，心又比较飘比较狂，去追求大事业。结果是认识到自己的无知无识和自以为是多么的可悲可叹。过去老吟诵“燕雀焉知鸿鹄之志”，这会儿才知道，燕雀不知道鸿鹄志并不要紧，只知道鸿鹄志而不知道自己是燕雀才麻烦。现在赵启平是非常明确地把自己摆在“燕雀”的位置，把企业里的员工摆在“鸿鹄”的位置，以“燕雀唯识鸿鹄志”来激励自己，激励大家。有人说他太傻，自己已有那么多的固定资产，又有国外订单，去银行贷款发展会比给投资者高额回报不仅要获利高得多，而且还能省去很多麻烦。赵启平却一笑，说：“一根筷子和十根筷子的道理很简单，连小孩子都懂，可同样的道理一放在经济生活中，好多人就晕菜。我采取的办法可使个人收入和国家税收大幅度提高，亦可有效地防止腐败，达到微型公有制的形式，即新型公有制的初级阶段。我是有20年党龄的共产党员，为了在我国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别说损失点利润了，就是为民族经济探路当‘敢死队’我都心甘情愿。”
我似乎看到一个苦孩子的“玉米饼子”的理想，已经成长为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
第8版(副刊)
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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