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5月2日人民日报第6版

第6版(纪念与回忆)
专栏：

克服主观主义是决定党的生死问题
　　中央党校彭真传记编写组
　　1941年9月扩大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整风学习会议，是延安整风运动中一次很重要的会议。会议着重检讨了中国共产党从1931年9月开始的中共临时中央领导时期的政治路线问题。这次会议在整风学习中，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彭真参加了这次会议。
　　彭真于1941年4月从晋察冀中央局调到中央工作。彭真到延安之初，主要是系统总结晋察冀边区的开创、发展、巩固和建设的经验，向中央详细进行汇报。这次汇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前后共汇报7次，毛泽东边听边做笔记。彭真的汇报中共中央分几次批转各根据地，作为整风学习参考资料。事后，彭真将汇报整理成《关于晋察冀边区党的工作和具体政策报告》的10多万字一书，在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相继出版。毛泽东称赞彭真的报告“是马克思主义的”。彭真在汇报晋察冀工作的同时，参加中央高层领导的整风学习，熟悉了解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学习陕甘宁边区的先进经验。在这次扩大的中央政治局整风学习会上，听取了毛泽东的主题报告和朱德等众多领导同志的发言后，9月12日彭真在会上也讲了自己的意见，作了关于克服主观主义是决定我们党生死问题的发言。
　　（一）克服主观主义是决定我们党的生死问题。彭真说，反主观主义的斗争不只是从今天开始，今天反主观主义的斗争是在中央领导机关开始决战。华北来的一些干部，有一种悲观失望表现，认为许多理论学不进去，有些人只学了些名词和教条。现在延安学校教马列主义概论，教外国的东西，而不教中国的农民问题与民族问题。六届四中全会后，白区工作完全失败，苏区工作大部分失败。这是主观主义的严重恶果。遵义会议决议，在苏区党代会时华北代表没有看到。我过去对中央同志是尊重的，但过去有这样大的错误，中央没有作结论，我是不舒服的。这次反主观主义的斗争，是为了纠正路线的错误，而不是打击人。
　　（二）华北过去的历史。彭真说，党的六大后一个时期，华北工作路线是正确的，争取群众，积蓄力量。形成立三路线后，反对北方落后论，因此，在北方要到处组织暴动，在六届四中全会后，在各大城市中继续组织暴动。六届四中全会在组织上也打击了许多人，中央苏区也打击了许多人，这是严重的宗派主义。刘少奇同志《肃清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一文，在华北起了很大的作用，因此，一二九学生运动收到很大的成绩。
　　（三）宗派主义问题。彭真说，宗派主义对外是关门主义。在党内的宗派主义，不是看是非，而是看人，在党内讲“独立”，各部委对党的委员会也讲“独立性”。这是严重错误。为了要形成独立系统，便要造成自己的一批干部，要自己单独训练干部，这是不行的。全党的干部一定要经过组织部支配。在党内讲“独立”，实际上便是宗派，因此就无原则地来“团结”他们的小团体，反对他人。现在必须严整组织纪律。
　　彭真认为，只有辩证唯物论才能克服主观主义的错误。主观主义是从自己的愿望出发。反主观主义斗争不是短期能解决的，必须经过彻底的斗争，艰苦的教育。
　　这次政治局会议，毛泽东的报告是会议的主线，各领导人的发言，不乏精彩、正确的理论、观点，进一步丰富了毛泽东思想科学理论体系。
　　在这场斗争中，党内不少领导同志是站在正确方面，就是犯过严重错误的同志中，经过学习、教育，都有转变，转到正确的方面来，最后只有王明一人离开党而去。这种情况说明这场斗争的正确性和很成功。
　　在这场斗争中，彭真始终站在正确的方面，不是偶然的，其中，他长期从事群众工作，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从事革命斗争的实践，特别是在晋察冀边区工作的实践，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早在1937年5月，彭真参加中央在延安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当时称为苏区代表会议）和党的白区工作会议期间，发言支持以毛泽东、刘少奇为代表的正确方向。1938年9月至11月，又到延安出席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会上两次发言，介绍了开创晋察冀边区的经验，批评王明在民主革命问题上的错误观点。
　　在边区，他深入调查研究，对中国国情有了全面理解和深刻认识，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正确、深刻、具体、细致；
　　在边区，他深入研究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得出了同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同样的理论认识，特别是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有正确的具体的认识和实施。这条道路的载体，是以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主，同时也要在敌占城市和地区进行强有力的工作，也就是以革命的农村根据地为主体，包围反革命占领的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而建立和建设晋察冀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实践，是伟大的试验，总结出丰富的理论和建立党领导的人民政权的系统经验，使他以后的工作从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
　　在边区，他和北方分局的领导集体，特别是和聂荣臻一起，领导着边区军民，把边区建设成为公认的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主席团称赞：“已经创造晋察冀边区成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
　　当彭真1941年到中央工作后，直接参加在中央高层的整风学习，在思想理论观点上，路线方针政策上，工作作风方法上，和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已经取得了一致。这种认识，是他在实践中总结、概括出来的，是深入思考的，是完整系统的，是具体化的，也就是说，从理论到政策具体实施，形成完整、系统、具体化了，因此是坚定可靠的。彭真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能从“克服主观主义是决定党的生死问题”的高度，来认识整风学习的重要性，是十分可贵的。
　　在9月政治局会议后，彭真直接参加了中央对整风学习的领导。中央首先在人事上、组织上、学习内容上，加强了对高级领导干部整风学习的领导。
　　在组织上，1941年9月26日，中央决定成立高级学习组。毛泽东任组长，王稼祥任副组长。这是高级领导干部整风学习的重要组织形式，彭真参加了这个学习组的学习。学习组对每个高级领导干部的学习要求很严格，必须认真读书，必须认真写联系实际的笔记，组长要严格检查学习情况和学习笔记，有的还要报中央检查。写得好的通过党务广播和报刊向各地介绍和推广，写得不好的要受批评、重写。
　　高级领导干部的整风学习开展起来以后，中央为了彻底清查和纠正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1941年10月13日，决定成立清算党的过去历史委员会和审查过去被打击干部委员会，这两个委员会，彭真都被任命为成员之一。
　　在延安整风学习中，中国共产党创造了把党内严肃的政治斗争寓于深入的系统的思想理论教育中来解决，用这种釜底抽薪的办法，既提高了理论水平，克服了错误倾向又挽救和团结了干部，取得了极珍贵的加强党的建设的经验。中国共产党如此郑重、认真，以自我批评的精神，总结自己的切身实践经验，特别是剖析自己的错误教训，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探讨之深刻，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第一次。这一行动本身，标志着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即党领导中国革命将走向胜利，一旦客观条件具备，胜利即可实现。历史事实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延安整风学习，从更广阔意义上看，即全党从总结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经验上来认识，是以从反对王明为代表的“左”右倾错误入手，全党郑重地以自我批评的精神，总结经验教训，进而丰富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方法，以中国共产党人为代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宝库中，在中国大地上，形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的严整的理论体系，把中华民族的文化，提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指引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取得了胜利，指引着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取得了胜利。
　　1941年9月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中央任命彭真为中央党校教育长，主持中央党校的日常工作。
　　中央把彭真调到中央党校工作，是从长远战略考虑的。中央分析，华北敌后战场的开辟，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立，到1941年时，华北敌后地区已进入在巩固中发展的形势，党的工作更加深入到广大人民群众之中，在群众中深深扎根。在这种形势下，为了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在各种准备工作中，最根本的准备，是培养、训练、储备大批干部。中央考虑已久的这个问题在1941年12月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提出：“要加紧训练干部，经华北调一批高级干部来训练，两年内培养出四五万个干部”的任务。党中央先后作出关于延安在职干部学习的决定、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
　　彭真担任中央党校教育长以后，立即对中央党校各方面的情况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同毛泽东、任弼时等反复商量，根据中央两个决定的精神，于1941年年底，制定出中央党校计划。计划明确了党校教育的目的：“主要是培养具有理论及独立工作能力的高级干部”。还对学员条件、学员来源、修业年限、课程设置、学校组织等各项问题，一一作出明确规定，使党校教育步入正规。
　　此时，彭真向毛泽东请示：中央党校的校训应是什么？毛泽东说：应是“实事求是，不尚空谈”。根据毛泽东规定的校训，彭真和中央党校的领导成员研究制定办校方针：一、实事求是，不尚空谈；二、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三、把自己的言行当作客观事物来对待。并制定了具体的教学计划。
　　这样，党校教育按照整风精神进行了改革，保证党的优良传统得到进一步发扬。
　　中央党校这套总体计划于1942年1月17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被通过。中央非常重视党校计划中所制定的新的教育方针，称这是中央党校的一次“彻底改组”。1942年1月28日，《解放日报》及时传达中央精神。
　　1942年2月1日，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毛泽东作了整顿党的学风党风文风的动员报告。随后，中央党校又进行了第二次改组。彭真说：这次改组的目的，“是使党校教育能完全吻合毛主席整顿三风的精神”。中央决定：中央党校直属中央书记处，毛泽东担任政治指导，彭真负责政治教育会议，主持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和《学习报》的工作。随着整风学习的深入，1943年，中央党校再次进行改组，毛泽东亲自兼任校长，彭真任副校长。这个时期的中央党校，已发展到6个部，有3000多名学员。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延安各单位高级学习组的三四百人，军事学院高级班、中央研究院、西北局党校等，先后并入中央党校。这就加重了中央党校的地位和作用，特别是在整风学习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也就加重了彭真的责任和作用。七大后不久，1945年7月，彭真被中央任命为中央党校校长。
　　彭真主持中央党校工作四年间，正是整风学习、全党进行大总结期间。在中央和毛泽东直接领导下，彭真为党校教育优良传统和作风的系统形成，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6DM品论天涯网

第6版(纪念与回忆)
专栏：革命家风范

认识任弼时
——读领袖人物大型摄影画册《任弼时》
　　蔡庆新
　　扉页上，一张跨页彩色头像告诉我们———领袖人物大型摄影画册《任弼时》出版了！
　　任弼时是中共中央第一代成熟的领导集体成员，1904年4月30日出生在湖南省湘阴县塾塘乡唐家桥（今属汨罗市），1950年10月27日病逝于北京。由于英年早逝，今年五六十岁以下的人知道他的很少，认识他的人就更少了。令人欣喜的是迎接新千年之际，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新华社编辑、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任弼时》面世了。
　　画册从1200余张照片中遴选珍贵照片近300幅，其中许多历史照片是第一次公开发表。画册以任弼时在团内、党内、军内的主要任职为专题，从团中央总书记到中共七大中央书记处书记，真实而形象地突现了他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发展、壮大，同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全部历史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光辉一生。
　　加入青年团，奔赴莫斯科
　　1915年夏，11岁的任弼时走进省城，考入湖南长沙湖南省立第一师范附属小学高等科，1918年夏毕业后又考取长沙私立明德中学，1919年初转入长郡中学就读。在这里任弼时接受了五四运动的洗礼。
　　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的五四运动，使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逐渐成为进步思想界的主流。在其影响下，任弼时萌发“向外求得学习和工读机会”的想法。1920年8月，他在长沙加入了俄罗斯研究会，随即被选送到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为培养后备力量创办的外国语学社学习，作赴苏俄留学准备，并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
　　任弼时是五四运动和十月革命后最早赴苏俄学习的中国青年中脱颖而出的优秀一员。一张老照片，为我们留下79年前的历史一瞬———“胡萧任黄四君赴□□别纪念十年一月”，至今依稀可辨：任弼时与三少年席地盘膝而坐，中式长衫，一袭白色围巾垂于胸前，身后，是10位同龄人。这便是任弼时1921年将启程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时和乡亲们的合影。英俊少年从此开始了职业革命者生涯。
　　在东大，年轻活泼的任弼时迅速成长。他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一年后即由团员转为中共正式党员；他曾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他也曾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出席青年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自1922年底他即开始兼任东大中国班西方革命史的课堂俄语翻译；列宁逝世时他不仅参加吊唁并代表东方民族参加了荣誉守灵……
　　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国内急需大批干部。7月，任弼时被旅莫支部派遣回国工作。
　　从中央代表到红二方面军政委
　　1931年3月，任弼时率中央代表团进入中央苏区，担任苏区中央局委员兼中央局组织部部长，参加筹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工作。11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1933年5月中旬，任弼时被推行王明路线的中央领导者免去中央局组织部部长职务，外放到湘赣苏区任省委书记，同年12月兼任省军区政治委员。在湘赣根据地，任弼时抵制了肃反扩大化的某些错误，保护了王首道、张启龙等军队和地方的一批重要干部。
　　不久，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造成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苏区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1934年8月，任弼时以党中央代表和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身份，和肖克、王震等率领红六军团9700余人，从湘赣根据地出发，突围西征，为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先遣探路。10月，在贵州印江木黄与贺龙领导的红三军会合。会合后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的番号。任弼时和贺龙亲密合作，红二、红六军团团结成一支强大的战略突击力量，并创建了湘鄂川黔根据地，任弼时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贺龙为省革命委员会主席兼军区司令员。
　　1935年8月，任弼时与贺龙领导红二、红六军团经过半年多的转战，粉碎了敌人对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六路“围剿”，策应了中央红军穿插于云贵之间，摆脱追敌，巧渡金沙江入川。11月，任弼时与贺龙审时度势，突破国民党30万大军的“围剿”，率红二、红六军团主动撤离湘鄂川黔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1936年7月1日，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胜利会师。这时，红二、红六军团的兵力由会合时的7000多人增加到14000多人。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联名电贺：“你们尚保伟大力量，将来发展无量，可为中国革命庆贺。”随后，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决以二军、六军、三十二军组织红二方面军”，任弼时任红二方面军政治委员兼二军政治委员，贺龙为红二方面军总指挥兼二军军长。
　　此时，由于张国焘的反党活动，党和红军面临着分裂的严重危机。任弼时和朱德、刘伯承、贺龙等一起，坚定地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为维护全党全军的团结，实现红军三大主力的胜利会师，耐心说服和团结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同张国焘的分裂行为作坚决斗争。1936年11月，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命任弼时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委员，彭德怀为总指挥。12月7日，任弼时被任命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七人主席团成员，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统一领导核心的成员。
　　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在抗战前线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8月，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首先从军事上实现，双方达成将在陕北的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表改编命令。2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任弼时担任中央军委前方委员会常委兼秘书长。25日，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弼时出任八路军政治部主任。9月15日，任弼时和朱德、左权、邓小平率八路军总部由陕西韩城芝川镇东渡黄河，开赴山西抗战前线，挺进华北敌后。
　　9月下旬，任弼时参与部署八路军首战告捷的平型关战役。随后，集中精力于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发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10月19日，任弼时与朱德、彭德怀联名将黄克诚起草的《恢复军队政治工作及执行党代表制的意见》报告中共中央，得到毛泽东、张闻天的同意，一度取消的红军时代的政委制和政治机关制度又得到了恢复。不久，任弼时与朱德、彭德怀联名向毛泽东建议，成立以聂荣臻为司令员兼政委的晋察冀军区，得到毛泽东的同意。太原陷落第三天，任弼时与朱德、彭德怀在山西和顺县石拐镇召集林彪、刘伯承、张宗逊、宋时轮等开会，全面部署创建根据地工作。会后，由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一二九师分别派出200余名干部、9个工作组，到晋东南和同蒲路南段各县开辟抗日根据地。
　　在这期间，任弼时总结抗战经验，宣传持久战方针，撰写并发表了《山西抗战的回忆》和《怎样渡过抗战的困难时期》两文。后一篇文章被八路军总政治部作为政治教材印发各部队学习。1938年2月中旬，任弼时回到延安。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
　　1937年11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和候补书记王明被派回国。他在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如何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中共中央对王明的右倾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
　　1938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派任弼时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申述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情况。为此，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提交了一份题为《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书面报告大纲，并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上，就书面报告大纲作了长篇口头补充讲演，全面系统地介绍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发展过程，详细阐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独立自主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实行全面持久抗战的方针。6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根据任弼时的报告作出决议，确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
　　1938年7月，任弼时正式接替王稼祥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回国前夕，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同任弼时、王稼祥谈话，明确指出：“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告诉王明，不要争了吧！”
　　在莫斯科期间，任弼时还经常在《真理报》、《共产国际》杂志发表文章，宣传中共中央、毛泽东关于中国抗战的指导思想和方针。
　　中共中央秘书长
　　1940年3月26日，任弼时结束在共产国际的工作，同到莫斯科治疗臂伤的周恩来等一起返回延安，毛泽东等到机场迎接。月底，任弼时即参加中央书记处工作。1941年9月，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43年3月，同毛泽东、刘少奇组成中央书记处，负责中央书记处日常工作。在这期间，他协助毛泽东领导整风运动、大生产运动和中央机构改革、实行精兵简政，筹备召开党的七大，同时分管中央西北局、华中局、中央组织部、中央青委及工会、妇委、西安办事处等多方面工作，是毛泽东的亲密助手。
　　在整风运动中，任弼时深入研究党的历史，诚恳而实事求是地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他是最早阐明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应当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的中央领导人之一。1943年，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2周年，他在《共产党员应当善于向群众学习》一文中指出：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不只是学习原著，“特别要学习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及党的决定，并要在领导群众实践中发展马列主义”。
　　在领导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中，任弼时协助毛泽东制定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经济工作总方针。1944年4月，在边区高干会上，他高瞻远瞩地指出：“革命的目的就是为着建设。”“共产党人如果只晓得用战争和暴力来推翻旧的制度和统治，而不善于建设新的丰衣足食的幸福快乐的社会，那我们也是不会胜利的。”
　　1944年5月，任弼时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组成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主持全会及中央日常工作。根据中央全会的决定，他负责召集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具体主持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工作。在起草和修改中，他的不少重要分析和判断，受到毛泽东的重视并被采纳。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1945年4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任弼时被推举为大会主席团常委兼秘书长，主持开幕式并发表讲话。在七届一中全会上，任弼时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一起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同时继续兼任中央秘书长。这时任弼时年仅41岁，是中央书记处五位书记中年纪最轻的。
　　解放战争时期，胡宗南进攻延安，任弼时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在陕北转战，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指导土地改革，指挥全国解放战争。
　　1947年夏，全国土地工作会议后，各解放区在土改运动中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左”的错误。11月，任弼时抱病在陕西省米脂县杨家沟附近30多个村子进行调查，并调阅了各解放区的土改情况汇报材料，深入分析研究土改中出现的问题并提出应采取的政策。1948年1月12日，任弼时在西北人民解放军前线委员会扩大会议上作《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讲演，就划分阶级的标准，团结全体中农，正确对待工商业、知识分子和开明士绅，以及反对乱打乱杀等问题，系统地阐明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改革政策。毛泽东高度评价任弼时的这个报告，并批示将任弼时的报告连同1933年中央苏区颁发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起印发全党，作为指导土地改革的重要政策依据。
　　同年3月下旬，胡宗南在陕北的败局已定，任弼时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结束了在陕北的转战，东渡黄河，取道晋绥解放区，前往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沿途，对解放区的土改、整党、生产、支前等继续作详细调查研究。5月和6月，任弼时先后两次为中共中央起草致电中共晋绥分局，对土改中整党存在的“完全抛开党支部”、对基层干部“任凭群众处理”等“左”的作法予以批评，纠正了整党中的偏差。
　　1949年初，解放战争大踏步走向胜利。党的工作重心开始由乡村向城市实行战略转移。任弼时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发言中明确指出：“城市工作应以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为中心，这是我们一进城就应该明确的方针。”他特别提醒全党随着工作重心的转移，党的建设也要与之相适应。他说：“各级领导机关必须有坚强的人经常注意党务工作”，“忙于各种经济建设和行政事务，放松了党的建设，忘掉了党务工作，那是很危险的”，这“对于我们党将要在全国范围成为执政党的时候是特别重要的”。
　　最后岁月
　　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进驻北平。下午，任弼时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一起在西苑机场同前来欢迎的各界代表和民主人士见面，并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4月12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平开幕，任弼时抱病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作政治报告，全面阐述了形势与任务，系统总结了青年团的历史经验。他强调：“保证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正确的领导，是中国青年运动正确地向前发展的决定因素。”报告进行中间，因病体难支，后半部分由他人代为宣读。18日，大会举行闭幕式，一致推举任弼时为团中央名誉主席。
　　10月1日，任弼时因病没能出席开国大典，而在休养所收听实况转播。由于病情日渐沉重，经中共中央批准，11月底，任弼时启程赴苏联治病。在克里姆林宫医院住院期间，时值毛泽东、周恩来访苏，他们曾分别前往医院看望任弼时。不久，任弼时转入巴拉维哈疗养院休养。
　　1950年5月28日，任弼时结束疗养回到北京，受到朱德、聂荣臻等的迎接。6月，任弼时出席了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朝鲜战争爆发的第二天，他致信毛泽东及中央书记处其他同志，要求恢复部分工作。经毛泽东批准，每日不得超过四小时，主管组织部和青委。10月1日，任弼时登上天安门城楼出席国庆一周年典礼。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前后，任弼时经常出席中央会议至深夜；为准备开国后的第一次中央组织工作会议，他多次约请干部座谈；为庆祝《中国青年》杂志创刊27周年，他亲自为刊物撰写纪念文章。
　　任弼时身患严重的高血压症，为缔造和建设新中国，长期抱病坚持繁重的工作。同志们劝他休息，他却说：“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肩负着革命的重任，能坚持走一百步，就不该走九十九步！”他这种坚韧不拔、甘于自我牺牲的精神，被同志们形象地誉为“骆驼精神”。
　　1950年10月25日晨，任弼时突发脑溢血，经抢救无效，于27日12时12分在北京逝世，时年46岁。全国沉痛悼念任弼时英年早逝。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亲视任弼时遗体入殓，为他覆盖党旗；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李济深、张澜、郭沫若、陈叔通、陈云、彭真、黄炎培等200余人执绋，并将灵柩送至北京西郊八宝山公墓；毛泽东为墓碑题名。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为纪念任弼时亲笔题词。毛泽东的题词：“任弼时同志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刘少奇的题词：“学习弼时同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周恩来的题词：“纪念任弼时同志。学习他三十年奋斗不已，至死不息的自我牺牲精神，学习他顽强对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学习他坚持原则，服从真理的布尔塞维克精神。”朱德的题词：“弼时同志不仅是中国人民伟大的战士和政治家，而且是青年最亲密的导师。他一生为革命奋斗的历史，永远值得后辈青年同志学习。”
　　1981年，邓小平为任弼时故居题名：任弼时故居。
　　1991年3月15日，江泽民为任弼时题词：“发扬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不辞重负奋力前行的骆驼精神。”
　　图为任弼时、陈毅在石家庄。
　　照片选自《纪念任弼时》画册（附图片） 6DM品论天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