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学术动态)
专栏:热点研究
当前,亚洲经济摆脱金融危机、迅速恢复的势头超出了人们的预期。亚洲经济是迎来了全面复苏,还是昙花一现,仍会爆发循环式危机?亚洲经济发展存在哪些隐忧,其前景如何?
亚洲经济复苏及前景分析
谷源洋
两个基本理论问题
经济复苏的标准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些专家,把经济总量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视为经济复苏。以这样的标准来衡量,墨西哥用了6年时间,才从1982年的危机中复苏过来,而智利则大约花了5年时间。这些专家1999年曾估计,韩国和马来西亚约需2年,泰国约需4年,印尼则可能需要5年以上的时间,才能恢复元气。从1999年的发展实践看,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和地区,其经济增长率都已从负数转为正数。特别是韩国的经济增长率高达9%,已超过危机前的水平。然而,其他国家和地区虽然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经济增长态势,但主要经济指标远未达到危机前的水平。因而从总体上看,虽然目前亚洲经济已明显好转,但距全面复苏还有一段时日。
金融危机的阶段问题。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爆发金融危机,大体上要经过四个阶段,即恐慌、稳定、恢复和发展阶段。金融危机可以说是“筛弱留强”的淘汰赛,经营不善的企业在危机中解体、破产或被兼并,而存活下来的企业,则提高了经营能力和盈利率。因此,近年来,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和地区,其汇、股市回弹,利率趋降,出口增加,外汇储备增多,债务结构得到一定调整,人们的购买力有所增强。各种指标均显示,亚洲已经结束金融危机的恐慌和稳定阶段而步入恢复阶段,但距发展阶段还有一定距离。
亚洲经济迅速恢复的原因和隐忧
在过去的一年里,国际金融机构和经济学家纷纷提高对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泰国、菲律宾以及我国台湾和香港地区的经济增长率预测值,表明亚洲经济迅速恢复超出了人们的预期。那么,亚洲经济为什么能迅速恢复呢?其原因在于:
第一,爆发金融危机的国家和地区,改变了危机初期实行的货币紧缩政策,通过实行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扩建基础设施,扩大出口,增加就业机会,刺激消费需求,从而拉动了经济增长。
第二,爆发金融危机的国家和地区,金融市场逐渐稳定,国际资金开始回流。爆发金融危机后,大批美国投资者从东亚地区撤资,据统计,1997年6月至1998年6月,美国共同基金在亚洲(不包括日本)的投资下降了52%。但随着亚洲经济的逐渐好转,特别是金融形势的稳定,美国共同基金在1998年6月至1999年6月,对亚洲新兴市场的投资增长了69.35%。预计今年流入亚洲的资金约为600亿美元。其主要原因是:亚洲地区的经常账户出现顺差;亚洲地区的企业已着手结构调整;亚洲地区的投资回报率升高(1999年第二季度为37.61%);通过调整外债结构,整顿金融体制,亚洲各经济体不同程度地缓解了不良债权的压力,加强了对资金的监管,较为有效地稳定了金融市场,并满足了国际投资者的安全性、获利性和变现性要求。资金的重新流入,逐渐恢复了亚洲经济的活力。
第三,美国创造了战后最长的经济扩张期,尤其是美国股市牛气冲天,使得美国家庭财富增加的速度达到空前程度。股市财富又带动了消费需求和经济增长。美国是亚洲国家和地区的主要出口市场。因此,美国经济增长强劲,就为亚洲扩大出口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第四,日本与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关联性很强,因此日本经济的荣枯是亚洲经济盛衰的关键因素。目前,尽管日本经济增长不够强劲,但毕竟已摆脱了连续两年的负增长,1999年突破了0.5%的增长目标,因而减轻了对亚洲经济的下拉作用。
第五,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金融危机反复肆虐的两年中,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进口增长幅度高于出口增长幅度,这是促进亚洲经济迅速恢复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但是,当前的亚洲经济增长带有明显的恢复性质,绝大多数经济指标尚未达到危机前的水平。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讲,只能说亚洲经济正在好转,而且在经济好转的背后还隐藏着不少变数和暗流:①印尼的经济尽管出现了较大变化,但1999年的经济增长率只有0.23%,经济的全面恢复尚须经历一个艰难的过程。②亚洲国家和地区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增强,而美国由于贸易赤字不断攀升,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不利于亚洲对美出口。③一些亚洲国家(地区)的经济结构调整尚未完成,不良债权和外债依然十分严重。而且其债务主要是公司和银行而不是政府所借,因而清理债务的难度较大。5国际游资的规模仍在继续扩大,国际金融市场上的“热钱”炒作随时都可能发生。与此同时,亚洲国家的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秩序整顿进展缓慢,导致金融危机的基本因素并未完全消除。⑤亚洲经济好转的主因是政府扩大支出带来的繁荣,然而扩张性财政政策却使财政由盈余转为赤字。此外,银行利率虽然趋降,但银行贷款和企业融资并没有明显增加。⑥国际石油市场油价上扬,也使人们对经济复苏的信心在一定程度上下降。
对亚洲经济前景的分析与展望
虽然不少人担心曙光初现的亚洲经济会发生循环式危机,但基于以下一些理由,我对亚洲经济发展的前景还是看好的。
首先,亚洲国家(地区)具有一些好的传统,如工作勤奋、生活节俭和习惯储蓄;重视人力资源开发;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等。特别是这些国家(地区)针对经济发展的瓶颈和爆发金融危机的导因,进行了多方面的调整与改革,包括:不能借短期贷款用于长期投资项目;企业债务总额不能超过国家外汇储备总额;不能错误地分配资金和资源,以免产生资产泡沫式膨胀;有序地开放资本项目和金融业,建立强健的金融体系和高效率的、有权威的监管系统,以抵挡国际游资的冲击;朋党资本主义(裙带资本主义)是产生不良债权的根源,必须予以废除;既要维持短期的金融稳定,又应及时进行体制创新等。这些经验教训是亚洲稳定金融市场,发展经济的宝贵财富。
其次,金融危机并没有摧毁亚洲几十年高速增长所奠定的经济基础,如东亚的钢铁产量已占世界的40%,世界造船量的70%集中在东亚。亚洲现有的经济规模、对外贸易额和主要产品产量都已接近世界的30%,这三个30%使亚洲在全球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亚洲现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金库”。1999年,日本的外汇储备高达2700亿美元,中国(包括港、澳、台)的外汇储备又远远超过日本。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亚洲区域内的经济合作也呈现良好的态势,这种内循环能力的增强,为亚洲参与国际分工、合作和国际竞争奠定了良好基础。
第三,世界经济仍将处于较为良好的发展时期。今后几年,美国经济增长虽然会有所减速,但尚不会陷入衰退。欧盟经济增长率有可能接近甚至超过美国。日本则将突破90年代以来零增长的局面。欧盟和日本经济增速的加快将抵消美国经济减速给世界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从总体上看,国际环境的变化有利于亚洲经济的进一步恢复和发展。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亚洲经济发展前景是光明的,其经济增长率仍将继续保持世界领先地位,但不会再现过去那样的“超高速增长”。据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的调查,今后10至20年,亚洲特别是东亚仍将维持6%—7%的经济增长速度。这一调查与日本经济研究中心的预测值基本吻合。该中心认为,2020年前,亚洲9个新兴经济体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为5%—6%。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联合国贸发组织首次编制的发展中国家50家大型跨国企业中,2/3集中在亚洲。今后亚洲跨国企业还会有更大的发展,有人甚至预测21世纪中期前后,世界500家大公司中至少有一半总部设在亚洲。这一切都显示了人们继续看好亚洲经济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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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交流
拓展经济伦理研究新领域
杨国珍 彭炳乾
不久前,上海市社科院、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等院校的专家学者和企业界人士,在上海举行研讨会,对“现代经济伦理学的建构与21世纪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问题进行了探讨。
研究的出发点。有学者认为,我国现代经济伦理以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为研究对象,其宗旨是为改革实践提供方法论的指导。也有学者认为,应当加强学理层面的形而上的思考和批判,从感性事实出发容易滑向经验主义和机会主义,当前我们缺乏的不是批判的武器而是武器的批判,在没有对传统的伦理价值原则进行梳理之前,我们无法找到一个合理的价值尺度来辨明今天面临的一些是非问题。还有学者认为,实证的问题研究和思辨的理性分析都是必不可少的,既要关注应用问题,也要关注元理论问题。回避丰富的改革实践或忽视学科自身的理论进步的趋向,都是失之偏颇的,只有运用理论和实践的辩证法来提出和解决问题才有出路。
现代经济伦理学释义。有学者认为,市场行为的主体主要是企业。因此,现代经济伦理研究首先是企业伦理问题研究,即寻求建构一套与企业经济行为密切关联的伦理准则体系。也有学者认为,经济伦理属于伦理学学科,是从伦理学的角度对经济系统进行道德认定,具有相应的知识性、规范性和批判性,而企业伦理仅仅是它的一个分支。另外,从西方经济伦理的学术渊源来看,它主要是研究经济人和道德人的契合,研究经济人在伦理规范约束下的理性选择偏好。早在休谟那里,就蕴涵着对经济伦理的思考。他从人性的角度,对经济行为进行道德解析,力图恢复道德原则在维系经济正义中的原始地位。而斯密则在《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中实现了“经济人”和“道德人”的理论契合。还有学者从制度的视角认为,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建立相应的制度机制、合理的制度结构和伦理道德体系,把经济伦理看成政府和市场主体进行经济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制度约束的重要方面。指出,健全的伦理道德准则是使社会稳定和经济富有活力的粘合剂,伦理道德是社会经济规范发展最本质的支配力。
加入WTO和经济伦理。有学者认为,与世界经济体系接轨并不必然抵消传统伦理精神,公平的竞争环境能够促进环境保护、消费者权益、市场管理、反腐败等方面的改善。因此,加入WTO,既有利于我国迎头赶上世界发达国家,也能为传统伦理道德的改造提供现实的实践源泉和载体,使其获得新的创新空间。还有学者认为,中国加入WTO的直接结果是利益主体及其分层多样化、参与国际分工全方位化、金融和税收国际化,它将影响到企业管理、政府决策、科教、司法等领域,迫使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关系进行调整和重组。因此,转型期经济伦理的建构就不得不考虑与WTO的游戏规则相契合的问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WTO运行机制之间建构现代经济伦理就成为一个全新的领域。在我国经济伦理研究中增强全球经济伦理意识是大势所趋,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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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注人口老龄化问题
姜向群
日前,中央电视台《夕阳红》栏目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共同举办了“中国传媒论坛:大众传媒与社会老龄化研讨会”。与会者认为,人口老龄化提出了许多值得关注的理论问题。
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正在对全社会提出前所未有的挑战。目前我国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增长的速度处于历史上最快的时期,未来几十年的增长势头在世界上也将名列前茅。从发达国家的经历和我国的具体国情来看,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许多方面,包括社会保障制度、劳动力资源、劳动生产率、经济和市场结构、医疗体制、家庭结构和代际关系等。对此,我们必须及早应对,争取主动。
人口老龄化问题说到底是一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因为可持续发展的本质是社会中代际之间的可持续性的接替、协调和资源与成果共享的问题。老龄化是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变,其重要的社会含义是代际经济关系、分配制度、法律制度、文化价值观念、家庭伦理关系的变化。而在我国,这些变化又与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交织在一起,使问题变得更为复杂。
在人口老龄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发扬尊老敬老的文化传统是一个重要问题。很多理论研究者主张把尊老敬老作为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的一项对策。但在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伦理道德的作用应该如何发挥,伦理道德的教育作用与法律的强制作用的关系应该如何处理,则亟待人们给予认真的研究。
对老年人问题的研究是人口老龄化研究的组成部分。与会者认为,老年人群体的社会贡献和社会权益应该得到社会的承认和保护,但与此同时,老年人更应该被看作社会中平等的一员,而不应该把他们从社会中分离出去、单纯作为受保护的对象;社会各个群体权益、机会平等是社会发展、文明进步的体现,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
人口老龄化对社会媒体和宣传文化的影响将日益明显。为适应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宣传媒体面临的任务将更加艰巨而神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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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现代化进程的矛盾与探求》
王锐生
近年来,国内理论界比较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并取得了一些重要研究成果。但从总的情况看,经济学、政治学角度的探讨较多,而哲学上的研究尚显薄弱。丰子义撰著的《现代化进程的矛盾与探求》(北京出版社出版)就是为加强这一薄弱环节而作的努力。
该书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突出“过程”的研究。发展需要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但发展目标的实现必须有一个发展过程。因此,该书着力于现代化过程的研究,重点探讨如何协调各种关系,化解各种矛盾,避免重大挫折,以保证现代化的顺利推进。二是突出“问题”的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已经失去了西方发达国家那种“似自然性”的条件,急速的发展使社会问题空前集中、尖锐,能否正确认识和解决这些问题,事关现代化的成败。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所以,该书始终是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路来展开的。作者认为,发展哲学的任务就在于通过发挥它的反思和批判功能,揭示社会发展的深层原因和本质,达到对现代化进程的理性认识和总体把握,进而提出一些能够反映现代化进程的本质和规律的观点,以引导现代化过程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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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研究》
沈越
日前,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丁冰撰写的《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研究》一书。
在书中,作者把市场经济的含义概括为三个方面:区别于自然经济的商品经济;在全社会范围发挥资源配置功能的手段;经济当事人能通过交易行为获得等价补偿的经济制度。进而,作者归纳了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的特征:第一,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现代市场经济是在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后,从传统的“自由放任”市场经济逐步演变为国家干预的市场经济的。第二,作为微观基础的企业制度以私有制为主体,并存在一部分国有经济、合作经济等。因此,从总体上看,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所有制结构上实行的是“混合经济制度”。第三,在经济运行机制上,发达国家实行的是国家干预与市场自由竞争相结合的“混合机制”。第四,在市场体系方面,各国都有健全的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这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组织基础。第五,各国都有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这是保证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社会稳定和社会公正的重要措施。第六,具有健全的财政货币金融制度,这是国家通过宏观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干预市场,保证总供求趋于均衡的制度基础。第七,各国都具有适应市场经济秩序要求的法律体系,这是保证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前提条件。
在书中,作者还把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划分为五种基本模式:以英美为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以法国为代表的有计划调节的市场经济模式;以德国为代表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以瑞典等北欧国家为代表的实施广泛的社会福利制度的市场经济模式;以日本和韩国为代表的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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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摘
总结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的方法
杨春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一文中提出,总结经验,首先有一个总结经验的方法问题。用不同的方法论去总结经验,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甚至完全相反的结论。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来总结社会主义历史经验,至少有三个原则是应当把握的。第一条原则,总结经验应当着重于内因的分析,而不应当过分强调外因的作用。第二条原则,总结经验应当着重于所犯错误内容和原因的分析,而不应当过分追究个人的责任。第三条原则,总结经验应采取科学分析的态度,不要肯定一切,也不要否定一切。
(摘自《学术研究》200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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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社会学新世纪发展的课题
孙立平在《在学科共同体中寻求社会学的发展》一文中提出,在走向21世纪的时候,中国社会学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如何在一种跨越国界的学术共同体中进行恰当的定位,从而确立自己的基本风格和研究取向。在最近的几年中,我们已经看到国内社会学界正在为此进行的一些努力。这种努力表现为,在关注国际学术界的最新进展、恪守学术共同体已经形成的规范的同时,把立足点放在对中国社会现象的深入理解和系统研究上,形成以中国社会现象为根基,同时又与整个学科知识进展的脉络相联系的问题意识,并以此为基础,与国际学术界进行实质性的交流和对话。
(摘自《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
第11版(学术动态)
专栏:
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刘大年逝世。本版刊发刘大年生前的一幅照片,以表达尊敬和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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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观点
我国债权让与制度的新发展
靳晨阳
债权让与,又称债权转让或合同权利的转让,是指合同债权人通过协议将其债权全部或部分转让给第三人的行为。近代以来,西方各国的民法均承认债权可以让与,其原因在于随着商品经济的高度发达,债权作为财产权,被认为是具有经济价值的财产,这就使以往局限于个人相互间关系的债权,逐渐脱离其主体,成为客观的、独立的权利,成为资产的体现和交易的客体。因此,许多国家出现了债权证券化现象,使债权具有无因性和更大的流通功能。
和美、英、德、法等国家相比,我国债权让与法律制度的建立起步较晚。1986年我国《民法通则》仅以一个条款对债权让与作了规定。1989年《涉外经济合同法》以两条内容对涉外经济合同权利的转让作了规定,但和《民法通则》的规定一样,都十分笼统和原则,难以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199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对债权让与作了较为明确的规定,在《民法通则》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我国债权让与制度。
在债权让与对债务人的效力方面,以通知生效原则取代同意生效原则,鼓励债权交易。《民法通则》对债权让与采用了同意生效原则,规定凡债权让与,均须经债务人同意,而债务人是否同意,则完全取决于其自由意思。这就不能排除债务人不同意的任意性。但是,如果法律赋予债务人任意地不同意债权让与的权利,则债权让与制度将因为在实践中难以实行而丧失其功能。《合同法》在这一问题上采用了通知生效原则,并规定债权人转让合同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通知债务人的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合同法》采用通知生效原则,一方面,尊重了债权人处分其债权的自由,有利于鼓励合同权利的转让,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另一方面,也考虑了债务人的利益,规定债权让与只有通知债务人以后才能生效,从而使债务人避免因对合同权利转让不知情而受到损害。
对债权让与效力的规定,弥补了以往法律规定的空白。债权让与后,即存在两个合同关系,一个是让与人和受让人之间的债权让与合同关系,一个是受让人和债务人之间的以让与人和债务人原有合同权利义务为内容的合同关系,前者即为债权让与的内部效力,后者为债权让与的对外效力。《民法通则》未涉及让与的效力,这一遗漏不可避免地影响到该条款的适用性。《合同法》对债权让与的效力作了较为全面的规定,对这一内容的明确有助于受让人对其受让债权的法律后果的预见,从而达到促进交易的目的。
在债权让与的内部效力,即债权让与在让与人和受让人之间产生的法律效果方面,《合同法》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受让人取得与债权有关的从权利,但该从权利专属于债权人自身的除外。所谓从权利,是指以主权利的存在为前提的权利。
债权让与的对外效力即对债务人的效力,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债务人应向受让人履行债务。二是债务人可向受让人主张抗辩权和抵消权。这是为了保护债务人不因债权让与而处于不利地位。(1)受让人受让债权,其地位不能优于让与人,其权利不能大于让与人原有的权利,因此,凡债务人得以对抗让与人的抗辩权,同样可用以对抗受让人。(2)如果在债权让与成立之前,债权人和债务人有某项权利禁止转让的约定,则债务人可依此对抗受让人履行债务的要求。(3)如果就一项债权的让与未通知债务人的话,则就该项债权的偿还义务,债务人对受让人享有抗辩权。(4)如果债务人接到债权转让通知时,债务人对让与人享有债权,并且债务人的债权先于转让的债权到期或者同时到期,债务人可以向受让人主张抵消。因此,对得以主张抵消的债权部分,债务人对受让人享有抗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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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技术创新的产业化发展态势
宋毅
以往,技术发明及其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大多是偶然发生的过程。技术发明大多是发明者独立活动的结果。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技术创新活动在多方面力量的推动之下很快走上了组织系统化、机构建制化、重大项目工程化、支撑举措制度化的轨道,从而为技术创新成为一种必然的社会活动过程创造了条件。今天,虽然技术创新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其可持续发展能力显著增强,技术创新产业化发展已全面展开。
建立起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是技术创新产业化发展的基本标志。从世界范围看,大中型企业已普遍建立起了自己的研究开发机构。
商业化目标、商品化生产,是技术创新产业化发展的突出特性。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方面专利技术、专有技术与技术贸易迅猛增长;另一方面推动技术发明转化成商品生产能力的力量也得到了长足发展,不断开拓原有市场、不断创造新的需求、不断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成为这种力量增长的基本取向。回顾历史可知,技术创新的大规模兴起缘于技术发明的商品化。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商业化目标的实现,是技术创新产业化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证。
一支庞大的专业化队伍,是技术创新产业化发展的基本力量。十九世纪以来,一方面由于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需要和支撑;另一方面由于教育的巨大发展和普及,受过系统科学教育的工程技术人员不断地被以更多的数量、更高的质量造就出来,他们是当代技术创新活动的基本力量。
国家投入如何,能否适时调整战略和政策、创造最适宜的环境和条件,是决定技术创新产业化发展水平的关键因素。技术创新不同于一般的物质生产活动,它是一种高度社会化的过程,其开放性的结构和与外界的广泛联系,都要求国家的介入与投入。事实上,当代技术创新产业化的蓬勃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起源于冷战时期为适应军备竞赛的需要,而由国家出面组织实施的科研型战略工程。当代世界,通过国家倾斜政策创建的科学工业园区,国家在宏观上种种有利于技术创新的政策和举措,国家创办的多种形式的科研和技术服务机构等,已成为一国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科技发展不可或缺的因素。由此,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正成为世界各国的重要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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