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理论)
专栏：思想纵横
做好领导工作的“第一信号”
蒋韬
“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这是清代郑燮在一首诗中发出的叹息。但在剥削阶级社会，站在人民对立面的统治阶级的官僚们终究不可能真正听民声、达民意。只有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才能真正倾听群众的呼声，体察群众的愿望，为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奋斗。可以说，群众的呼声是我们做好领导工作的“第一信号”。
领导就是服务。我们党的领导干部，不论工作岗位如何不同，也不论职位高低怎样有别，都是人民的公仆。作为公仆，当然必须听从主人的召唤，为人民群众谋利益。只有真心诚意地倾听群众的呼声，才能深入了解群众，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需，为群众办实事、做好事，从而得到人民群众的信赖和爱戴。在现代社会里，各种信息越来越多，传播越来越快，掌握和分析这些信息无疑是重要的。但在所有的信息中，第一位要关注的是来自群众的呼声。这是因为，听谁之言，始终同为谁服务密切联系在一起，是关系到坚持什么样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根本问题。有些领导干部对群众的呼声置若罔闻，对群众的疾苦视而不见，这种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改变了他们手中权力的性质，违背了党的宗旨。
领导工作就是群众工作。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改造世界的主体。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是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做任何领导工作，都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贯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将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离不开倾听群众的呼声；“到群众中去”，将集中起来的意见加以提炼变为决策，再向群众作宣传解释，使群众见之于行动，并在实践中检验这些决策是否正确，同样离不开倾听群众的呼声。如果连群众的呼声都听不进去，哪里还谈得上走群众路线。
我们的一切工作包括领导干部的全部活动，都要以是否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衡量标准。当好“三个代表”，关键是当好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如果不认真倾听群众的呼声，还有什么资格“代表”群众？以是否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衡量标准，究竟由谁来衡量呢？毫无疑问，当然是人民群众。究竟怎样来衡量呢？毫无疑问，是看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群众的呼声，正是回答这个问题的“第一信号”。一个共产党员，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应当学会从群众的呼声中检查自己所作的决策和所做的工作是不是符合群众的根本利益，符合的就毫不动摇地坚持，不完全符合的就积极调整补充，不符合的就勇于实事求是地纠正，以利于把我们的改革和建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这个“最高衡量标准”，既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标准，又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标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是以人民群众为价值主体的价值观，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是以人民群众的实践为唯一检验标准的真理观。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我们的工作得与失和认识的是与非的最高裁决者。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倾呼群众的呼声，永远是自己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入门课”。
群众的实践永无止境。倾听群众的呼声，是摆在我们面前常学常新的课题，必须坚持经常听、处处听，工作遇到困难的时候要听，工作取得重大进展的时候更要听；顺耳之声要听，逆耳之言更要听。在世纪交替和社会大变动、事业大发展的时期，新问题层出不穷，各种风险考验接踵而至，尤其需要我们倾听群众的呼声，从中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获取战胜困难、经受考验的不竭动力。
第9版(理论)
专栏：
“三个代表”思想是怎样继承和发展党建理论的
龙平平
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总结我们党近八十年的历史经验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这个结论与毛泽东、邓小平关于党的性质、宗旨和任务的论述一脉相承，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党的建设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党的建设。从成立的那一天起，党就致力于回答和解决好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党坚持从实际出发，不断总结经验，形成和发展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党的建设理论。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提出，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必须领导人民通过武装斗争，推翻束缚中国生产力发展的三座大山，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必须领导人民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为中国人民谋福利。新中国成立后，如何经受住执政的考验，是党的建设的基本问题。围绕这个基本问题，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今后党的主要任务是搞经济建设”；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兼收并蓄、推陈出新”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要努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面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条件，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党要始终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时刻关注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把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
九十年代以来，把一个什么样的党带入二十一世纪，怎样领导人民在激烈的竞争和挑战中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为党的建设的基本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不断吸取新鲜经验，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新的思想观点，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邓小平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江泽民同志提出要认真研究和解决好现阶段党的建设的两大历史性课题：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能力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他要求全党紧密结合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紧密结合我国生产力的最新发展和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的实际，紧密结合人民群众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的新的要求，紧密结合我们党员干部队伍发生的重大变化，来深入思考党的建设问题，探索出新形势下加强党的建设的新形式、新途径、新办法，确保我们党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充分体现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和时代精神。可以说，“三个代表”的思想，就是为适应党的建设这种新形势、新特点和新要求所提出的一个最新的理论成果，是对我们党近八十年基本经验和毛泽东、邓小平党建理论的科学总结与提炼。
“三个代表”的思想作为对毛泽东、邓小平党建理论的新发展，新就新在它是对党的性质、宗旨和历史任务的一种新概括。诚然，“三个代表”的要求，就其中每一项具体内容而言，都是我们党长期以来一贯倡导和坚持的，毛泽东和邓小平对每一个代表都分别作过具体的精辟论述。现在，江泽民同志根据时代发展的新要求、新特征，创造性地将“三个代表”科学、有机地综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内涵丰富、深刻的新概念，并将它确定为我们党的立党之本，这就构成了党的理论建设的一个新成果。有了这个根本，在二十一世纪的征途上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风险，我们的党都能够站稳脚跟，都能够立于不败之地。这是“三个代表”理论意义的根本所在。
“三个代表”作为我们的立党之本，是有机统一的整体。党的先进性，既体现在物质文明建设方面，也体现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一个能够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执政党，必须同时能够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必须能够在领导实现物质生产进步的同时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必须有能力从实际出发，创造和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的共同繁荣。这是党的先进性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促进中国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根本的出发点和归结点，在于能够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更好地为人民谋福利。所以，党的先进性是通过“三个代表”这个整体来体现的。“三个代表”互相促进、互为因果、统一在一起，才能构成我们的立党之本。
“三个代表”作为我们的立党之本，是检验党的工作正确与否的试金石。“三个代表”的思想要求我们在制定和贯彻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时，必须坚持以“三个代表”作为根本依据和准绳。“三个代表”是新时期党的建设、党的工作的行动纲领与指南，坚持“三个代表”，就坚持了党的先进性，就能够使我们党永远走在时代的前列。
第9版(理论)
专栏：
如何才能发挥好“三个代表”的作用
王永昌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党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组织领导力量。新时期党的建设必须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全面加强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只有把自己的素质和能力提高了，才能发挥好“三个代表”的作用。
发挥好“三个代表”的作用，必须不断增强党员领导干部的政治敏锐性。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对新形势下加强党的建设提出的新要求。我们说提高政治敏锐性，主要的是体现在坚定地确立科学的理想信念，体现在坚定地同党中央保持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的一致，体现在坚定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体现在坚定地维护全局利益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上。只有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观点和政治方向，不断提高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我们党才能始终保持自己的先进性，当好“三个代表”。
发挥好“三个代表”的作用，必须不断增强党的干部队伍建设的力度。落实好“三个代表”的要求，关键在于建设一支能够适应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的高素质的领导干部队伍。一个政党、一个国家，能否不断培养出优秀的领导人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这个政党、这个国家的兴衰存亡。要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把各级领导班子建设成为政治坚定、团结实干、开拓创新、廉洁为民的坚强领导核心，不断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努力提高理论水平，善于总结实践经验，在实践中真正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努力加强党性锻炼和党性修养，正确对待和运用手中的权力，经受住各种诱惑的考验，全心全意为党工作，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努力培养自己的世界眼光，善于观察世界大势和正确把握时代要求；努力培养自己的战略思维能力，善于思考和把握带全局性的战略问题，善于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分析和解决改革、发展、稳定中的重大现实问题。也就是说，要努力做促进先进生产力发展的模范，发展先进文化的模范，为人民服务的模范。当前要进一步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努力形成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健康成长的机制，培养和选拔好能够担当重任的接班人，为党的事业兴旺发达和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人才保证。
发挥好“三个代表”的作用，必须不断增强党的基层组织的战斗力。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是落实好“三个代表”的重要保证。要结合农村、企业、街道等社会基层单位发生的新变化，针对不断涌现的新情况，按照“班子健全、制度落实、活动正常、作用明显”的要求，积极探索适应新形势并行之有效的新途径、新方法，进一步加强以农村、企业、街道社区和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为重点的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努力做到：凡是有党员的地方，就有党组织在教育管理；凡是有居民的地方，就有党组织在做服务群众的工作，就有党员在发挥作用，不断地巩固和扩大新形势下党的执政基础。各级党委要高度重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工作、基层思想政治工作、基层党员干部的教育管理工作，高度重视和探索新形势下基层党组织建设面临的新课题、新问题，努力巩固党的基层组织，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大力提高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使基层党组织真正成为团结带领群众前进的坚强战斗堡垒。
发挥好“三个代表”的作用，必须不断增强党的免疫力。从严治党，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保证，是落实“三个代表”的关键所在。要按照江泽民同志提出的“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的要求，坚持教育和管理、德治和法治双管齐下，把“三个代表”的思想落实到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之中。狠抓党员干部的教育、管理和监督三个环节，严把思想道德、党纪国法两道防线，从思想上、组织上、制度上和行动上把党风廉政建设推向深入，从源头上遏制腐败现象，使广大党员干部都成为符合“三个代表”要求的合格党员、合格干部，增强党的拒腐防变能力，更好地维护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和形象，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和战斗力。
发挥好“三个代表”的作用，必须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我们不可避免地会碰到许多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如果没有创造性，没有工作实践中的开拓创新精神，就不可能保持党的先进性和旺盛的生命力，不可能肩负起实现现代化的历史使命。我们必须把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同各地实际结合起来，在全面推进各项事业中提高党的创造力，在提高党的创造力的过程中推进我们的事业。我们必须时刻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加强理论武装，拓展知识视野，增强理论思维和驾驭全局的能力，运用改革创新的精神在新的实践中进行新的探索和创造，从而使党永葆先进本色，主动适应新形势，敢于接受新挑战，善于解决新问题，自觉接受新考验，积极创造新经验。
第9版(理论)
专栏：
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巩固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韩忠学
江泽民同志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特别强调，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最根本的是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这里的一个“最根本”，深刻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如何巩固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摆在广大理论工作者面前的庄严而重大的历史课题。“要紧密结合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国际形势发展变化的新实际，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不断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说服力和战斗力。”江泽民同志的这一重要论述，说明巩固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从武汉市近年来的理论工作来看，具体包括：
第一，抓普及。巩固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最基础的工作就是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面对新的形势、新的任务以及思想领域出现的新动向，普及马克思主义的任务不是减轻了，而是更重了。近几年来，武汉市理论工作坚持以学习邓小平理论为主要内容，制定学习计划，建立学习制度，加强学习监督，完善学习考核，取得明显成效，全市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有了较大提高。但应该指出，在少数领导干部中，学习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还不强，运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还有待提高。在马克思主义的普及方面，领导干部是关键。实践也说明，只要领导干部真正学起来了，运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提高了，改革开放实践所带来的变化就会成为用马克思主义教育群众的活生生的教材。
第二，抓导向。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这一点对理论工作来说更是如此。理论工作一旦出现问题和偏差，造成的影响范围更大，危害更烈。一切思想文化阵地，包括新闻、出版、电视、广播、网络等，都应成为我们宣传科学理论、传播先进文化、塑造美好心灵的阵地，决不能给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以及危害人民特别是青少年身心健康的东西提供传播渠道。理论工作除了要牢牢坚守马克思主义阵地，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还要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敢于批评和纠正各种错误的思想观点。当然，对错误思想观点的批评要注意摆事实，讲道理，不能无限上纲，不能搞大批判。要严格区分政治是非和学术分歧，对学术问题，应贯彻平等讨论、相互切磋的原则。不注意政策的批评和违反政策的斗争，不但不能增强马克思主义的说服力和战斗力，反而会败坏马克思主义的声誉。
第三，抓建设。在当代中国，巩固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必须根据时代的变化，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只有不断丰富和发展，才能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有赖于学术理论的发展和繁荣，发挥理论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基础性作用也寄希望于学术理论事业的大发展。理论工作的基础性作用发挥得如何，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拿出尽可能多的有说服力的理论作品。如果我们做到了这一点，就可以通过真理的力量、科学思维的力量，解决好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问题。
第四，抓创新。马克思主义的说服力和战斗力，是和它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密不可分的。马克思主义正是在回应各种学说和流派的挑战中显示其生命力的。如果无视客观世界的变化和发展，无视新的形势、新的情况、新的实际，拘泥于经典作家的个别论断，不作新的探索、新的思考、新的回答，那样理论势必远离现实，远离群众关心的实际问题，就会把马克思主义变成空洞无物的说教，变成理论工作者的空泛独白，从而窒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只有随着时代、国情、任务的变化不断创新，才能获得新的生命力，永远成为推动社会主义事业胜利前进的强大思想武器。
第9版(理论)
专栏：学习贯彻十五届五中全会精神
新世纪的结构调整新在哪里
——访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
本报记者 马宏伟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五”计划的《建议》把结构调整作为制定“十五”计划的主线。中央领导同志强调：“不调整就不能继续前进，不调整就不能健康发展。”这表明，当前我国已经进入依靠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发展的新阶段。那么，新世纪之初的经济结构调整究竟新在哪里呢？就此，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特邀顾问、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
记者：请问《建议》如此突出地强调经济结构调整问题有什么新背景呢？
刘国光：《建议》突出强调结构调整问题，有着国际和国内的深刻背景。从国际上看，世界经济发展呈现出新的态势：一是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竞争日趋激烈。不管哪一个国家，要想发展，就必须积极地参与和融入这一时代潮流。二是作为经济全球化重要原因和动力的科技进步和科技创新，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发展，为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重要的机遇和不容回避的挑战。三是科技进步和经济全球化带来了世界经济结构的大调整，结构调整已成为全球性的课题。发达国家大力发展信息化和高新技术产业，产业结构向高层次发展，经济已表现出持续强劲增长的势头；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在金融危机后也开始重视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升级问题，并取得初步成效。在这种形势下，我们不能不注意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升级。
从国内的情况看，我国经济发展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市场供求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短缺经济基本结束，买方市场初步形成，经济发展由受资源和供给约束为主转向了受市场需求约束为主。同时，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一般性产品供过于求，而高加工度、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的产品明显不足。二是经济发展的体制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经济运行的市场化程度显著提高，二十一世纪初的改革将从以破除旧体制为主转入全面进行体制创新的攻坚阶段。三是在对外经济联系方面，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逐步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随着加入WTO的临近，开放型经济将得到更快发展。这使我们在积极利用国际市场和资源的同时，越来越直接地面对世界经济科技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其压力也更大。
可见，世纪之交的国际和国内形势，决定了我们要发展就必须加快经济结构调整。这就是《建议》把结构调整作为主线的时代背景，可以说，“主线”是为了“主题”，是为了实现较快的、可持续的发展。
记者：结构调整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老话题了，与以前的结构调整相比，这次调整有哪些新特点？
刘国光：我国过去曾进行过多次经济结构调整，比较大的如六十年代初“大跃进”后的调整，七十年代后期“洋跃进”后的调整，八十年代后期经济过热后的调整等。与过去的结构调整相比，这次调整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是战略性调整，而不是适应性调整。过去的结构调整是在短缺经济的背景下进行的，结构问题主要表现为各种短缺问题，因此，结构调整也主要是截长补短，把各种短线补上去，是一种被动的、消极的适应性调整。这次结构调整，是在商品比较丰富的条件下、在新技术革命的带动下、在与世界经济的互动中进行的积极的、主动的调整，是战略性调整。
第二，是纵向的提高，而不是平面的扩张。过去在短缺条件下进行的调整，供给不足是主要矛盾，因此，调整的主要任务是增加供给数量，是一种平面的扩张和较低水平的重复。这次调整强调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以提高经济整体素质和竞争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因此，不仅不能再进行盲目重复建设，而且还要淘汰落后生产能力，主要表现为经济素质的纵向提高。
第三，是全面的调整，而不是局部的调整。这次调整不是某个地区、某个部门的局部调整，而是包括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城乡结构以及所有制结构在内的全面调整。
第四，是发展中的调整，而不是停下来调整。过去的结构调整，大多是在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下由于片面追求增长速度和数量扩张，造成经济过热或比例严重失调时进行的，而经济过热和比例失调主要是由投资规模过大引起的，因此，需要把投资减下来，把速度减下来，是停下来调整。这次结构调整是要通过技术进步和体制创新，一方面淘汰落后的生产能力，一方面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从而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动力。所以，当前的结构调整是发展中的调整，前进中的调整，是为了更好和更快发展而进行的调整，这就要正确处理发展与调整的关系，坚持在发展中推进结构调整，以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发展。
第五，是主要运用市场手段进行的调整，而不是靠行政指令进行的调整。过去的调整是在计划经济占主导的条件下进行的，主要依靠行政指令和政府行为进行调整；这次调整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的条件下进行的，结构调整主要运用市场机制，以企业为主体。
记者：当前，在新的发展水平和新的体制环境下进行的经济结构调整，应当遵循哪些新的原则？
刘国光：结构调整问题实际上就是资源配置问题，其中既包括调整已有的资源配置——存量调整，也包括调整新的投资——增量调整。当前进行经济结构调整，重新配置资源主要应考虑以下一些原则：
第一，以市场为导向。随着买方市场的形成，供给结构的调整只有适应市场，才能达到提高经济效益和经济增长质量的目的。当前市场需求发生了很大变化，结构调整就是要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使资源从供给过剩的领域转移到供给不足的领域，从低效的领域转移到高效的领域。适应市场需求变化的过程，也是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创造新的需求的过程。
第二，以科技为支撑。在新技术革命条件下进行的经济结构调整，离不开科技这第一推动力。无论是有选择地发展适合国情的、我们具有优势的高新技术产业，还是用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都离不开科技的支撑作用。这里，需要处理好两个关系：一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与改造传统产业的关系。有人片面强调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而忽视传统产业改造，认为传统产业是夕阳产业。实际上，只有夕阳产品，没有夕阳产业。传统产业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只要能不断运用新技术，开发出适销对路的新产品，传统产业同样会获得蓬勃发展。二是信息化与工业化的关系。与发达国家在完成工业化后顺理成章地进入信息化阶段不同，当信息化扑面而来时，我国尚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工业化的任务还未完成。但如果因此就不重视信息化问题，我们就会再次丧失机遇。相反，如果我们一方面抓紧实现工业化，另一方面有选择地大力发展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就有可能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
第三，以企业为主体。经济发展、结构调整等宏观目标最终要靠微观主体来落实，因此，企业是否有活力对于结构调整目标的实现至关重要。所以，一方面要抓紧进行国有企业改革、改组和改造，建立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另一方面要支持、鼓励和引导私营、个体企业尤其是科技型中小企业健康发展，为各类企业的发展创造平等竞争的环境。
第四，注意发挥我国的资源特别是劳动力资源优势。我国是人力资源最丰富的国家，同时，沉重的人口压力和就业问题也使我们的发展面临严峻的挑战。因此，应把结构调整与发挥我们的优势、解决就业问题结合起来，努力搞好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和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合理搭配，一方面把经济技术水平搞上去，另一方面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同时，应大力发展服务业，积极推进城镇化，努力增加就业机会，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记者：请展望一下二十一世纪初我国经济发展的前景。
刘国光：过去的二十多年我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今后我国经济仍将在较长的时间内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但不一定会达到过去那样高的速度。这是由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存在一些制约因素，如就业问题、人口老龄化问题、环境问题等都将占用一部分经济资源，从而会影响发展速度；更为重要的是，随着短缺经济的结束，我国经济发展的重点已从增加供给和数量扩张，转移到了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改善结构，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转移到了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有较快的发展速度，但并不片面追求速度。这就需要我们全面理解“发展是硬道理”的重要思想，把较快的发展速度建立在更高的质量、更好的效益、更合理的结构的基础上。我相信，有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引，有二十多年改革开放奠定的经济和体制基础，有“九五”时期治理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趋势的经验，《建议》提出的“十五”期间的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从而为实施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部署开好头、起好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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