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在俄共（布）莫斯科省第十七次代表会议上关于国际形势和国内经济状况的报告（1920年3月13日）

在俄共（布）莫斯科省第十七次代表会议上关于国际形势和国内经济状况的报告[115]xof品论天涯网

（1920年3月13日）xof品论天涯网

　　我们共和国所处的国际形势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好——尽管对与会者这样说会令人感到十分奇怪，因为大家非常了解并深切感到目前形势的严重性，特别是这个严寒肆虐、物资匮乏的冬末的形势的严重性。不管多么令人奇怪，但是事实非常客观地证明：我们对协约国各国即对所有最富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了极其重大的胜利。我们愈是多看资产阶级的即西欧和美国的报刊的反应，尤其是资本家报刊以及其中最敌视苏维埃共和国的那部分报刊的反应，就愈是清楚地看到我们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他们在决定全力帮助尤登尼奇、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时候就认识到，他们是在反对本国的革命，是在反对世界革命。在两年的斗争中，他们花费了几亿金卢布来资助俄国的白卫分子，开办俄国军官学校，把自己的人成千上万地派进白卫军，把俄国俘虏也成千上万地遣送给白卫军。所有最强大的、统治着全球的国家都支持白卫分子。美国的势力伸向世界各地，不仅有金融势力即银行势力，还有军事势力。德国的海军曾是美国的唯一敌手；但是现在，当美国大量建造舰艇，英国又同它结成同盟的时候，无论哪一个强国要在海上[同它们]［注：本篇中凡方括号内的文字都是俄文版编者加的。——编者注］作任何较量都是不可能的。从军事力量角度看，较量看来是没有希望的，因为这些强国就是在目前也比我们强大许多倍。如果它们能把全部兵力用来打我们，那么，几个月就可以决定苏维埃俄国的命运。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取得了胜利，因为所有的强国都不得不把自己的军队撤走。现在，它们在解除包围之后，在解除封锁之后，又互相掣肘，而仍然与我们敌对的，就只剩下一个波兰了。
　　波兰的地主在极力炫耀武力。我们很清楚，几乎每天都有军火列车从西欧开到华沙。不待说，西欧帝国主义当然不想把已经铸成炮弹、大炮等等的那一大堆钢铁白白扔掉。他们的盘算正如一个新闻记者在一家报纸上所说的那样：如果我们把这些大炮和炮弹拿到市场上去卖，我们连五个戈比也卖不到；如果把它们卖给高尔察克和邓尼金，那就能赚大钱，因为过去把这一切供应给本国，一个卢布赚一个卢布，而现在一个卢布能赚十个卢布。从商业的观点看，从自由贸易的观点看（我们的孟什维克至今还抱这种观点），帐不可能有另外的算法，因为这批东西他们反正要完全丢掉的。可是不久以前这一切统统落到了我们的手中，这时资本家两手一摊无可奈何地说：我们的商人打错了算盘，他们白扔了几亿卢布；要是他们象德国人沉掉自己的船只那样把这一切都沉到水里就好了，可他们干得更糟糕，把这一切都奉送给了布尔什维克。（鼓掌）目前，贸易是这样进行的：大炮和步枪天天往华沙运，交给波兰的地主和资本家，而波兰的地主和资本家除了出卖土地、大批抛售或零星出卖股票外，没有别的可用来偿付。
　　直到现在，波兰的地主和资本家还能蒙骗波兰群众。他们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在沙皇政府时期波兰是受压迫的，波兰人对“莫斯卡里”[116]仍怀恨在心。但是，波兰是一个遭到极度破坏的国家。你们知道，波兰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受到的苦难比其他国家深重得多。俄国军队也好，德国军队也好，都曾多次在波兰的国土上进进出出，整个整个的村庄被毁灭了，而就在这样一个遭到破坏的国家里，地主和资本家试图把局面支撑下来，办法就是靠出卖土地和股票来换取协约国的武器，他们指望能加强自己军队的实力，但是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是否要打仗。情况就是这样：无论是谁，我们也好，波兰的代表人物也好，都不知道他们是否要打仗。不过为了获得更多的弹药，他们摆出一副想要打仗的架势。那里有许多党派鼓吹必须同布尔什维克打仗。他们说：我们是资本主义国家，同苏维埃俄国不共戴天；不是他们死，就是我们亡。波兰地主就是这样考虑问题的。他们从这样的观点出发，鼓吹同俄国打仗，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牺牲大财主的利益。但是，波兰的小资产阶级象波兰的无产阶级一样是不想打仗的。因为，如果全波兰的小资产阶级想打仗的话，按常理说，当邓尼金占领奥廖尔附近地区的时候，他们是应该帮助他的。结果会怎样呢？邓尼金在俄国是沙皇的将军，是地主，他就会重新推行俄国资本家的那套政策，即克伦斯基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继续推行过的那套政策，也就是不承认小国自治，缔结曾被布尔什维克揭露过的秘密条约（条约规定把君士坦丁堡和达达尼尔交给地主作为他们战胜德国人的报酬）。邓尼金的胜利就会是波兰的失败，因为法国是决不会保护波兰的。
　　法国需要沙皇俄国来保护它，来威胁德国。法国最希望俄国恢复君主制。英国之所以惧怕沙皇俄国，是因为英国曾是俄国的主要敌手。当初两国瓜分过波斯，但是现在英国要独“吞”波斯，还力图“吞掉”几乎整个高加索。我们一战胜邓尼金，就造成了法国开始对抗英国的局面。法英两国之间已出现了相互倾轧的现象。尽管它们自称国际联盟，但实际上不过是为一根骨头打架的两条狗。口头上它们是各国联盟、国际联盟等等，行动上它们一点也不团结一致。
　　我们得到了世界各国工人的支援。法国、德国的工人拒绝同我们作战。英国士兵撤离了阿尔汉格尔斯克。我们的广阔的战线正在巩固起来，而我们的敌人却象疯狗一样在互相撕咬。这就使我们能在一个遭到最严重破坏的国家里坚持斗争两年之久，使我们能在帝国主义战争之后又经受住了国内战争的考验，虽然全世界所有地主和资本家都支持这场战争，但是我们仍然取得了胜利。
　　现在有许多人问，为什么发生了战争？以前人们不愿提出这个问题，但是书报检查制度不可能无限期地保持下去。于是揭露开始了。我们一下子完成的事情，目前正在欧洲各国和美国逐渐扩大影响。
　　去年美国人布利特来过这里。我们对他说，只要缔结和约，我们愿意在领土问题上让步……当有人问劳合－乔治，是否有人向他提出过这种和约时，他撒了谎，说他从未听说过这种和约。[117]结果美国出了布利特的小册子，发表了我们的条约草案。这样一来，帝国主义者就被布利特揭了出来，成了头号笨蛋。他们没有接受和约，而孤注一掷，把几亿金钱和几十万人员输掉了。前不久，法国公布了前奥地利皇帝向法国建议媾和后开始的同法国谈判的情况。当时托马在法国，他知道这次谈判的情况，但秘而不宣，结果法国失去了极大的好处，这样的好处是任何一个国家也给不了它的。这些揭露表明，1916年就有可能媾和，但是资本家不愿意。而现在，帝国主义国家又处在不愿同布尔什维克缔结和约的境地。但是我们说，没有一个国家人们会不知道“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这两个词，没有一个国家工人会不站在苏维埃政权这一边。这就使协约国失去了同我们作战的可能性。国际形势就是如此。
　　它们都貌似强大而实则虚弱，它们没有兵员。它们之间每天都在互相揭露，互相斗争：你揭露我，我揭露你。日本参战最少而发财最多。世界各国中只有美国没有在本国的国土上见到过一兵一卒。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法国和英国也对美国负债累累。战前是美国欠法国和英国的债，战后是它们欠美国的债。直到现在，人们总是对工人和农民说：德国人会偿付的。可是现在连傻瓜也看到：不管它们怎样掠夺德国，德国什么也偿付不了，因为一个没吃没穿的人身上是没有东西可掠夺的。破产一年年迫近。单是利息一项就要付给资本家和地主几十亿，作为对他们让工人去送命的报酬。它们走向崩溃的速度比所能预料的要快得多。它们四分五裂，而我们不仅在苏维埃俄国内部，而且在国外，都是团结一致的。
　　波兰还在威胁我们。芬兰把比较温和的内阁换成了比较好战的内阁，也在那里磨刀霍霍。其中究竟有几分真正要打的意思尚难断定，不过它们有军事协定。因此，我们不能让我们的军队复员，而应当把所有的军队往西调动，不过调动极为困难，因为运输问题很严重，运输遭到了破坏。我们知道，波兰人在等我们的士兵走远，[而同高尔察克作战]造成了向西线调动兵力的困难。因此，我们不得不告诉我们的战士：先等一等！令人高兴的是继下乌金斯克之后又解放了赤塔，这是令人高兴的。当然，我们必须坚持对我们的指挥人员做工作，因为他们想继续前进，再前进100俄里，说什么那样就能彻底击溃敌人。但是我们应当说：这并不要紧，即使半年之后再收复西伯利亚也不要紧，而避免同波兰打仗才是重要的。如果出现了这样的形势，那么，波兰地主尽管磨刀霍霍，也不敢打仗。常言道：有备就能无患。
　　我国的运输遭到破坏的程度是骇人听闻的。最富有的国家的运输状况也不妙，它们在压缩客运。有些国家是战胜国，从战败国那里取得贡赋，连这些国家的运输也遭到了战争的破坏。在俄国，这种破坏格外严重，因为白军红军都炸毁了桥梁。顿河州、北高加索以及其他许多地方都几经易手，而易手一次就遭到一次破坏。由于不能让我们的军队复员，由于目前处境困难——国家为战争牺牲了一切，什么都遭到了破坏——我们自然要根据这些情况来考虑自己的口号。我国的经济状况是严重的，这就使我们[不]能放手大干。既然我们同法国和英国的士兵作战都取得了胜利，那么，在国内战线上，我们更加能够取得胜利。但是，这一斗争花费的时间要长得多，这一斗争不能在战场上进行……两年前，也就是十月革命后，我们有1000—1200[万]士兵，但是没有军队。旧的军队瓦解了，它也瓦解得好，因为它支持的只能是地主和资本家。但是新的军队没有马上出现，我们在共产党员指导下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才学会了按照新的原则建立军队，为此遭受了极大的牺牲。任何一个阶层所遭受的牺牲也没有工人共产党员那么惨重，任何时候牺牲的人也没有象共产党员军校学员牺牲的那么多。在我们军队中服务的旧军队的军官们、校官们，都惊奇地说：要是在沙皇和资本家时代，一个士兵恐怕连他现在所忍受的痛苦的百分之一也忍受不了。这些[冷眼]观察事物和结果的校官们虽然不是共产党人，但是他们都说：这支军队之所以取得胜利，就因为他们知道为什么而战。我们的军队知道，他们正是为自己的利益而战。这就决定了战争的胜负。但这是花了好几个月的工夫几经周折才得来的，而且不论在哪一条战线上我们都不是一下子就取得了胜利的。邓尼金曾经打到奥廖尔，我们在一次大败之后又奋力作战才取得了胜利。
　　现在，我们应该把战争中积累的全部经验运用到劳动战线上。这方面不能机械地照搬，尽管基本的阶级关系没有变。在战争中我们之所以取得胜利，是因为群众跟着工人走，再者，虽然那些军事专家——沙皇资产阶级旧军队中那些旧将校们几百次背叛我们，而且他们每一次叛变都使成千的战士牺牲，但我们还是得到了几万名将官和军官，也正是他们建立了我们的军队，尽管他们不是共产党人，依然同情资本家，并对布尔什维主义持否定态度；这些专家在战争环境中生活，自觉地支持农民和工人，因而获得了新生。就是这种基本关系，这种领导无产阶级的共产党人同资产阶级专家之间的关系，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已经加以实行，现在应该作相应的变动运用到当前的任务上去。
　　很抱歉，我稍微扯远了些。现在应当扼要地谈谈生产劳动问题、劳动军的作用问题、工会问题、各种原则的结合问题以及集体管理制问题。关于劳动军问题，为什么要实行军事化呢？有两个原因。我们的军队很多，不能一下子调动，因为运输遭到了破坏，应当考虑到已经形成的习惯，就地利用这些军队，而且必须恢复经济生活。我们有粮食，有几百万普特，就是运不来，而没有粮食不仅要挨饿，而且任何建设工作都不能进行。我们既然已经在战场上获得胜利，就必须转到别的任务上去，在当前的斗争中不考虑这一情况是不行的。在判断总的形势和估计当前的现实情况时好多次都搞错了。我们现在有大量的军队，其数量多得超过了需要，但是我们既不能把它们解散，又不能迅速把它们调到需要的战线上去。因此要加以利用。过去我们把一切机关搜刮一空有一个原因，也就是我们说的，一切为了红军。我们为了红军曾经不惜一切，我们说：不管牺牲多大，我们都要战胜那些为资本家夺取胜利的人，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我国的经济也保住。这是正确的论断，工人和农民正是用他们转到苏维埃政权方面的行动来证明自己支持苏维埃政权。劳动群众就是这样表示支持的，这种支持已付诸行动，因此，我们才能把本来就破坏不堪的国家仅有的一点东西拿给红军。在我们经受了两年斗争之后的今天，国家被破坏得更加厉害了。我们曾经说过：一切为了战争。既然为了工农的胜利而进行的战争是正义的，那就要一切为了完全的胜利，什么也不要吝借，要执行军事纪律。既然我们主张无产阶级专政，那就要有统一的意志，要使所有的措施，所有明确提出的、坚决提出的目标都能保证无产阶级专政的实现，决不让任何人把我们引入歧途或者阻挡我们前进。我们正在同我们的死敌决一死战，谁不支持我们，谁就是反对我们。现在[必须]战胜经济破坏现象。这同样是我们的死敌，它使我们挨饿受冻；这个敌人更加危险，因为国家处在空前穷困的境地。流血战线上的战争结束了，不流血战线上的战争仍在继续进行。这场战争同其他任何战争一样，[也]是无情的、残酷的，这里同样是既无暇怀疑，也无暇议论，而且我们也不容许这样做……一句话，一切都应该服从于这个目标，因为大家都明白，在两年战争之后，我国的饥荒更严重了。象1919［注：速记记录上误写为“1920”。——俄文版编者注］年年底那么痛苦难熬的日子，我们还没有经历过。现在国家满目疮痍，饥荒严重，人们没有衣服靴鞋，俄国的[经济破坏]还从来没有达到如此地步，这样它再也生存不下去了。因此，战争在继续，必须抖擞精神，鼓足干劲，象无产阶级过去干的那样来行动：谁挡道就把谁踢开，无产阶级应当进行领导，以便把劳动群众从地主和资本家的桎梏下解救出来……因此，在这极端贫困的时刻，这种军事化就是必不可少的基础；在如此疲惫、贫困、甚至绝望的群众中用其他任何办法都难以立即见效，这里必须象过去在战场上那样行动，那时就是勇往直前，不容许任何人有丝毫动摇。当时我们不能够先议论议论能否取得胜利，而是由共产党员带头冲锋去战胜比我们强大的敌人。目前正需要这样行动，因此劳动军事化并不是凭空想出来的，而是经济极度破坏的必然产物。我们过去取得了胜利，完全是因为先进的工人、共产党员[站得]高于本行业、本团体、本地区的利益，能够带头冲锋陷阵，英勇捐躯，从而带动了不觉悟的工人。我们今天应该用同样的方法去[消除]经济破坏现象，不过取得这方面的胜利要比过去困难，这里靠自我牺牲、凭一时热情是不能取胜的。这里需要长时期的组织工作，而这一向是俄国人的弱点。无论如何要把国内战争时期工人和农民表现出来的那种组织才能、那股团结的力量、那种统一的意志全部保持下来，竭尽全力去扭转以饥饿、寒冷、运输瘫痪等严重形式呈现出来的崩溃局面，决不被这一切困难所压倒，而要使国家脱出困境，走向繁荣。如果我们能得到粮食，得到食盐，那么对于没有衣服和靴鞋的农民，我们将不用花花绿绿的票子去偿付，而会用工业品进行交换。在西伯利亚和乌克兰，有些富裕的农民握有大量余粮，但不交给苏维埃政权，他们在政府多次更换之后，现在已不愿意承认任何一个政权了。这就需要长期的、顽强的斗争，需要[我们]在过去最紧张的战争环境中坚持下来的斗争；我们应当把这一斗争扩展到我们远大任务的最广阔的领域里去。我们人手不够，工作人员不够。我们知道，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人力已经枯竭。所以我们说：若不军事化，若不发扬战时的英勇精神，若不用军事办法集中人力，我们就不能摆脱危机。因此，工会应当在这方面发挥重大作用。它手中应当有权，但必须记住苏维埃是领导者。如果我们说，经济问题归工会，政权归苏维埃，那将是荒谬绝伦的。我们知道，工会是尽到了自己的职责的，因为过去它提供了人力，不惜献出优秀的工作人员，根据国家的要求把他们输送给军事部门。同样，现在我们也应当支持工会，巩固它，给它帮助，工会不能眼光短浅。
　　必须使苏维埃政权在同经济破坏的斗争中能够挺住，必须使苏维埃政权对各行各业都具有最高的权力，这就需要坚持集体的、自觉的利益，坚持统一意志。正因为如此，对这一点不能有任何动摇。这是工会应尽的职责，不然的话，工会随时都可能使人们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变成某些集团的利益。指出这一切是必要的，因为我国经济十分之九遭到了破坏……这一切在战时都发生过，而我们当时之所以取得胜利，就是因为我们能够为了一个目标牺牲一切。如果我们在短期内解决不了这一问题，那么，任何工业部门、任何东西都不能使我们免于毁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在集体管理制问题上应当立足于无产阶级的统一。如果我们没有绝对统一的意志，没有绝对坚定的意志，那么很明显……我们就会象在匈牙利那样被人推翻——这一点是任何人都明白的。如果说战时需要坚定性，那么现在也同样需要这种坚定性。如果有人说我们应当建立集体管理机构，在经济管理中应当实行集体管理制，[那就必须确定]这种体制能采用到什么程度，否则，实行集体管理制就有浪费时间、议而不决的危险。我们要从参加过管理（指在新制度下）的工人中选拔人才，但是来自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这样的人非常少，并且他们每个人现在都担负着高级的管理工作。有人对我们说，需要集体管理制是为了更好地研究管理问题。但是，[为了]进行管理就需要助手。这一点在中央的提纲中已经说清楚了，问题已经解决了；它明确规定了应当怎样使用专家。我们不怕使用沙皇时代枪杀过工人的将官，虽然其中有几百人背叛了我们，但几万人却建立了红军。如果我们不会使用他们，那共产主义我们就决不能建立起来……为了学习管理，我们应当[给专家们]配备政治委员和助手。在所有的决定中都作了规定：集体管理机构的成员应有分工，不仅按工作类别来分，而且每项工作都要分配得当。在工人参加管理时，必须使每个工人都清楚这套管理机构，要把每一个多少表现出有管理者才能的工人由较低的职务提拔上来担任较高的职务，要安排他们担任管理职务，考验他们，几十几十地提拔他们。这一套我们还没有学会，但任何犹豫不定，不管它在哪里存在，不管它在哪里出现，都应当坚决根除，而且我想，在党代表大会[118]上就将被根除。
　　我们的处境仍然很困难：流血战线上的战争行将结束，而不流血战线上的战争将继续进行。经济破坏和灾害都非常严重，必须作出空前的努力，人力的使用决不容有一点点浪费。这就要有高度的意志统一，并且我们所提出的任务也要与之相适应。一旦我们战胜了斑疹伤寒、饥饿、寒冷以及运输上的[困难]境况而获得了起码的生存条件，困难尽管还严重存在，但是我们一定能摆脱这种困难局面。必须使我们的胜利能为我们提供盛产粮食和食盐的西伯利亚和高加索的一切。只是不应当忘记：战场上事情比较简单，而要战胜经济破坏就不那么容易了。这就需要进行长期的持续多年的斗争，只有经过长期的斗争，我们才能学会不白白浪费一分一秒的时间，不埋没任何一个多少表现出有管理者才能的人才。我们今后决不要浪费时间，决不要在解决这些问题时犹豫不定，决不要含糊不清，模棱两可，而这种情况在集体管理机构中是屡见不鲜的，我们决不应当听其存在。我们的党代表会议、党代表大会一定要成为能切实解决问题的会议；我们不但要停止争论空泛的问题，而且要解决实际问题……
　　主席：是不是有人要向列宁同志提问题。
　　列宁：请允许我念一张纸条。纸条中说能不能这样……（念纸条）
　　在产品交换部门有专家，他们是否比红军里的多，我不知道。所有的专家都是资产阶级留下来的，他们的世界观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大多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过去反对我们，现在也是这样。就是在军队里我们也看到过这种倾向，它的表现就是叛变。我们知道：尤登尼奇之所以进犯彼得格勒，就是因为他同“民族中心”[119]有直接联系；然而，我们并不因此认为必须抛弃资产阶级专家……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情况是这样的：人们掌握了共产主义世界观，正因为如此，他们不仅能够奋起反对资本家，而且能够战胜他们。但是，战胜资本家可能比学会同农民资本家进行斗争容易些；每个资本家都有数以百计或数以千计的工人反对他，推翻他们并不困难，可是，农民的数量就大得多了。而每一个卖粮食的农民都是资本家。工人们一起来就把沙皇制度推翻了。事情从来就是这样，因为无产阶级善于组织大生产。团结农民要困难得多，因为这里没有构成共产主义特征的[那种]生产。如果说我们能够建立共产主义，那只是因为农民已经受到了足够的教育。我们需要专门人才，需要专家，因而我们在自己的国家里使用了他们。如果忠于自己事业的无产阶级对此理解得很透彻，那就会知道在这方面困难很大，必须吸收专家参加工作。我们有谁学过指挥呢？我们学过怎样进行反对沙皇制度的地下宣传工作，但是工人何时何地学过管理呢？我们没有经验，1917年十月革命后我们才开始取得这种经验，而当时资产阶级专家具有这种经验已经几十年了。问题似乎是无法解决的，但是在红军中我们把它解决了，这里也应该那样，就是给每一个专家都应当配备政治委员。如果我们不闻不问，那一定会挨打。既然如此，我们的党就应该安排好，让资产阶级专家为我们工作，而不是我们为他工作。没有资产阶级专家，我们连一个部门也建不成。资本家们说，用战争没能战胜我们，最好能用贸易……他们会运来商品，会跑来说：请买我们的吧，至于你们有个什么苏维埃政权，莫斯科的也好，彼得格勒的也好，我们都不管。即使苏维埃政权不实行中央集权，即使无产阶级在战时没有学懂什么是无产阶级政权，我们在两年中毕竟学到了点东西。当然，如果我们不闻不问，不垄断对外贸易……他们就会给农民运来商品，如纺织品和鞋子，就会拿走粮食，而置俄国工业于死地。他们正是这样做的，他们对印度的统治就是如此，那里的3亿人处于英国的控制之下。可是当无产者有了政权，当他们懂得白卫分子不可能来帮忙的时候，我们说，战争并没有结束……［注：速记稿到此中断。——俄文版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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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15]这是列宁在俄共（布）莫斯科省第十七次代表会议第一天会议上作的报告。这次会议是在1920年3月13—14日举行的。会议讨论了为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准备的俄共（布）中央关于动员工业无产阶级、实行劳动义务制、经济军事化以及为经济需要动用军队等问题的提纲，并着重讨论了组织生产管理、吸收专家参加经济建设的问题以及工会在完成经济任务方面的意义和作用的问题。——[225]。
　　[116]莫斯卡里是革命前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和波兰人对俄罗斯人的蔑称。——[227]。　
　　[117]这里说的是1919年3月苏维埃政府同美国政府代表威·克·布利特在莫斯科进行的谈判。布利特前往莫斯科，是为了了解苏维埃政府同意在什么条件下同协约国媾和。
　　布利特在谈判中转达了美国总统伍·威尔逊和英国首相戴·劳合－乔治的建议。苏维埃政府为了尽快缔结和约，同意按照他们提出的条件进行谈判，但对这些条件作了一些重要修改（美国政府代表布利特和苏俄政府共同制定的和平建议草案全文见《苏联对外政策文件汇编》1958年俄文版第2卷第91—95页）。
　　布利特离开苏维埃俄国之后不久，高尔察克军队在东线取得了一些胜利。帝国主义各国政府指望借助高尔察克的力量来消灭苏维埃俄国，于是拒绝了和平谈判。威尔逊不准公布布利特带回去的协定草案，劳合－乔治则在议会宣称他同与苏维埃政府谈判一事根本没有关系。——[228]。
　　[118]指即将召开的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235]。
　　[119]“民族中心”是俄国的一个反革命地下联合组织。1918年春在莫斯科成立，彼得格勒和其他一些地方设有它的分部，领导人是十月党人德·尼·希波夫和立宪民主党人尼·尼·舍普金。参加“民族中心”的主要是当时已经瓦解的“右派中心”的成员——立宪民主党、君主派、工商业资本家和地主的代表，同时也有一些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护国派分子。“民族中心”这一组织，按其创立者的意图，应成为指导一切反苏维埃政权的右派力量活动的司令部。它得到协约国政府的资助，同高尔察克、邓尼金、尤登尼奇白卫军和苏维埃俄国后方一切反革命军事、间谍组织都有密切的联系。1919年6月，全俄肃反委员会首先在彼得格勒清除了煽动红丘等炮台守备部队叛乱的一批“民族中心”成员，以后于1919年7—11月破获了“民族中心”彼得格勒分部，1919年8—9月破获了设在莫斯科的“民族中心”的中央机构。——[2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