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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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卷收载的是列宁在1919年12月至1920年4月期间的著作。
　　1919年底，红军在国内战争的各条战线上，经过与国内外反革命势力的激烈较量，先后战胜了高尔察克、邓尼金、尤登尼奇的白卫军队，解放了大部分被占领的国土，取得了国内战争的决定性胜利。帝国主义和国内反革命武装力量内外夹攻、扼杀苏维埃俄国的阴谋破产了。英、法、意等国不得不在1920年1月宣布解除对苏维埃俄国的封锁。不久，苏维埃政府同爱沙尼亚签订了和约，同拉脱维亚、立陶宛、芬兰等国也开始了和平谈判。虽然外高加索、远东等地还处在武装干涉军的铁蹄之下，波兰的地主和资产阶级军队以及盘踞在克里木的白卫军残部卷土重来的危险依然存在，但是，历经战乱的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终于又一次获得了一个短暂而又可贵的喘息时机。俄国共产党和列宁决定抓住这一喘息时机，再一次把工作重点由战争转到国内建设：医治战争创伤、振兴俄国经济、组织社会主义社会。非常的局势迫使苏维埃共和国不得不继续采取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用军事的办法、作战的办法来完成经济任务。由于苏维埃政权及时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由于共产党员和工人们的忘我劳动，苏维埃俄国的经济开始出现转机。但是，1920年4月下旬，波兰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军队以及弗兰格尔的部队对乌克兰大举进攻。战火重又燃起。短暂的和平喘息时机结束了。和平建设被迫中断。苏维埃俄国在布尔什维克党和列宁的领导下，举国上下又一次紧急动员起来，投入了保卫无产阶级政权的战斗。
　　列宁在收入本卷的文献中论述了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变化和工作重点的转移，总结了苏维埃政权建立两年多来的经验，提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恢复国民经济、解决工农关系和民族关系的方针和政策。
　　列宁在这一时期的许多著作中反复论证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阐明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编入本卷卷首的《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一文全面总结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历史原因，说明布尔什维克党所以夺得革命的胜利，是因为他们得到了无产阶级绝大多数人的拥护，得到了几乎近半数的军队的拥护，并且在决定性时机和决定性地点拥有压倒的优势。文章指出，无产阶级在夺得胜利后的阶级目的是：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把劳动农民争取过来，组织大机器生产，在资本主义废墟上建立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必须利用国家政权来实现上述阶级目的。列宁强调，只有把大多数非无产阶级的劳动群众争取过来，才能巩固革命的胜利。他论证说，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后，阶级斗争并没有停止，而是用另一种形式、另一种方法在继续进行。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利用国家政权这个工具进行的阶级斗争。列宁在文章中最后指出，不完全战胜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改良主义、社会沙文主义等资产阶级影响和思潮，就根本谈不上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在稍后发表的《在各省肃反委员会第四次代表会议上的讲话》、《在纪念雅·米·斯维尔德洛夫逝世一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在全俄矿工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在全俄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一再谈到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他着重指出，要使社会主义取得胜利，只打倒资本家是不够的，还必须消灭无产阶级与农民之间的差别。无产阶级要学会做一个出色的组织者，按新的方式去组织劳动，创造新的形式来吸收群众参加劳动。无产阶级必须从思想上影响农民，对农民采取暴力手段是不会有多大成效的。他说：“无产阶级专政，如果不以劳动者的团结作为自己的主要动力，那就根本不可能存在”。（见本卷第250页）他指出，这才是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基础和实质。
　　收入本卷的许多报告、讲话和文章深刻剖析了苏维埃俄国当时所处的国际和国内形势，详细阐明了苏维埃政府的内外政策。
　　列宁在为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所作的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以及《在第七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关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报告》、《在全俄哥萨克劳动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在俄共（布）莫斯科省第十七次代表会议上关于国际形势和国内经济状况的报告》等著作中，对当时的国际关系作了鞭辟入里的分析。他指出，帝国主义使整个世界分成两类国家：一类是剥削别人、压迫别人的国家，这类国家占少数；另一类是给这些国家当殖民地的弱小民族的国家，这是占多数的国家。后者作为资产阶级国家，仇视苏维埃制度，但是作为被压迫国家，是愿意同苏维埃俄国讲和平的。苏维埃俄国的和平外交政策正是以此作为依据的。列宁指出，苏维埃政府的和平政策得到了地球上绝大多数居民的拥护，它的同盟者的人数愈来愈多。列宁在和美国世界新闻社驻柏林记者卡尔·维干德、英国《每日快报》记者以及美国《世界报》记者林肯·埃尔的谈话中一再表示苏维埃政权渴望和平，愿意同各国人民和平共居，愿意同一切国家进行贸易，愿意向外国资本提供条件优厚的租让，但是决不允许别人假借和平来扼杀苏维埃政权。列宁高度评价了同爱沙尼亚缔结的和约，认为这是打开了一扇通向欧洲的窗户。
　　《在普列斯尼亚区非党工人和红军战士代表会议上的讲话》、《在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在省、县执行委员会主席会议上的讲话》、《既然是战争，就要有作战姿态》等著作，根据时局的变化，及时提出了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列宁认为必须把全力从事战争的整个苏维埃政权机器转上和平经济建设的轨道，号召全党、全国立即打一场不流血的战争，来克服饥饿、寒冷和经济破坏所带来的困难，把俄国建成一个文明的、光明的、丰足的、健康的国家。列宁指出，在实行这种转变时，要估计到敌人再次发动进攻的可能性，不能削弱自己的军事力量，还必须估计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从俄国的过去向俄国的现在过渡的特点，注意把组织国防的全部经验运用到不流血的经济战线上。
　　苏维埃俄国当时的经济形势十分严峻，生产力受到连年战争的极大破坏。面对这问题成堆、困难如山的局面，列宁认为首先必须集中主要力量恢复铁路运输和燃料开采，把运输部门这一整个国民经济中最薄弱的环节作为恢复国民经济的关键。运输瘫痪已经使一些中心城市不能及时得到粮食和燃料，运输问题已经到了非立即解决不可的时候。列宁在这一时期所写的《人民委员会关于向莫斯科调运粮食问题的决定草案》、《国防委员会关于全俄肃反委员会运输局的决定草案》、《国防委员会关于运输状况的决定草案要点》、《人民委员会关于对机车修理工人的优待的决定草案》以及他所作的《在莫斯科枢纽站铁路员工代表会议上的讲话》、《在全俄水运工人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关于运输工作的留声机片录音讲话等就反映了列宁为扭转运输瘫痪局面所作的不懈努力。
　　列宁在这一时期的著作中还提出了劳动军事化和组建劳动军的问题。由于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十分繁重，劳动力又极其缺乏，列宁要求用最大的努力，把一切可以投入的力量全部集中在劳动战线上。吸收暂时还不能大批复员的红军部队参加经济建设，把其中一部分部队组建成劳动军，这是在特定的条件下采取的临时性措施。列宁说：“劳动军事化并不是凭空想出来的，而是经济极度破坏的必然产物。”（见本卷第233页）
　　针对当时劳动纪律松弛、无政府主义泛滥的情况，列宁要求最大限度地加强纪律。他指出劳动纪律是整个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关键。他说：“我们率领红军取得胜利，不只是靠了鼓动工作，而且是靠了严格的铁的纪律。红军中的一切制度必须在所有的劳动战线上建立起来。”（见本卷第120页）
　　列宁强调在先进技术基础上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在1920年1月23日给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的信中，他再一次谈到必须尽快制定出一个俄国电气化计划草案，争取在10—20年内实现全国电气化。他要求用这个伟大的纲领来吸引工人和觉悟的农民群众。同年2月，他在第七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报告、在全俄各省国民教育局社会教育处处长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以及同外国记者的几次谈话一再指出，电气化是苏维埃俄国面临的所有伟大任务中最重要的任务，要在电气化这个基础上建设一切，使俄国经济得到根本的改造。列宁还认为，为此需要有更高水平的文化和教育。
　　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文献是列宁在这一时期的重要著作。列宁在他参加起草的《就党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给俄共各级组织的信》中指出，经济建设是这次党代表大会的中心议题，大会的任务是研究和总结实际经验，确定实际措施来战胜经济破坏，力争恢复、改善、改组和发展俄国整个国民经济。列宁自始至终参加了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工作，他代表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了报告，还多次在会上讲话。
　　列宁在报告中全面分析了苏维埃共和国所处的国际国内形势。他指出，年轻的苏维埃政权面对国内外强大的敌人，坚持斗争达两年之久，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他认为，出现这一奇迹的根本原因有两条。一条是：革命人民在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意志统一，纪律严明，表现出了空前的自我牺牲精神。另一条是：苏维埃政权得到了全世界劳动人民的支援，并且从敌人的营垒中争取到了同盟者。列宁指出，虽然苏维埃政权已经在国内战争的各条战线上取得了有决定性意义的胜利，但是再度爆发战争的危险性依然严重存在，对此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列宁在谈到经济问题时再次强调，为了迅速恢复国民经济，需要建立铁的纪律，需要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统一意志，需要加强一长制。
　　关于一长制问题，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之前，布尔什维克党内已经进行了热烈的争论。列宁在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就指出，由于俄国从战争转向和平经济建设，科学管理问题就提了出来，需要用一长制来取代集体管理制，因为一长制最能保证最合理地利用人力，最能保证对工作进行实际的检查，而集体管理制即使搞得好也要浪费大量人力，不能保证大工业所要求的工作速度和工作的精确程度。列宁在全俄水运工人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批驳了那种认为集体管理是工人管理，个人管理不是工人管理的错误看法，指出一切问题的解决应当服从生产的利益。工人在革命后单靠专政、暴力、强制是坚持不下去的，唯有掌握了文明的、技术先进的、进步的资本主义的全部经验，使用一切有这种经验的人，才能坚持得住。但是，列宁的主张遭到了以季·弗·萨普龙诺夫、恩·奥新斯基等为代表的“民主集中派”以及李可夫、托姆斯基等人的坚决反对。列宁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进一步解释了为什么要用一长制取代集体管理制的问题。他在批驳了反对派提出的一长制同苏维埃民主制相抵触的错误论点之后，明确指出，社会经济制度的性质不是由管理生产的原则，而是由所有制的形式来决定的。苏维埃政权的国家政治制度是民主制，但这并不意味着生产管理上不要权威，不要责任制。一长制只是组织和领导生产的一种具体管理制度。列宁说：“苏维埃社会主义民主制同个人管理和独裁毫不抵触，阶级的意志有时是由独裁者来实现的，他一个人有时可以做更多的事情，而且一个人行事往往是更为必要的。”（见本卷第302页）
　　列宁还尖锐地指出，在关于集体管理制的议论中，往往充斥着一种最无知的情绪，即反对专家的情绪。他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经济建设问题的发言以及《在全俄医疗卫生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在全俄水运工人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针对党内反对派反对起用内行、专家的主张，反复强调学习资产阶级的文化知识和管理经验、起用资产阶级管理人才和技术专家的重要性。他认为，要建设社会主义，要管理就要懂行，就要精通生产，就要懂得现代水平的生产技术，就要受过一定的科学教育。管理水平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只能在实践中逐步学会。在工人阶级的管理人才还没有培养出来，战争又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更需要向资产阶级学习，珍视每一个专家，把他们看作技术和文化的唯一财富。与此同时，要努力从工人和农民中培养出能够担任组织者和管理者的各种人才。列宁说，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后，第一，要通过改变同所有制的关系和实行新宪法来掌握和保持政权，巩固政权；第二，要向先前那个阶级学习，要起用旧阶级的管理人员；第三，必须增加本阶级出身的管理人员，开办学校，在全国范围内培养工作干部。
　　列宁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工人检查问题的指示》、《对〈工农检查院条例〉草案的意见和补充》等著作中多次谈到了建立和加强社会主义监督机构的问题。列宁认为，随着大规模建设的开展，吸引广大群众参加管理的任务正在提到首位，应当吸收更多的工人和劳动农民来管理工业、管理整个国民经济，为此必须建立起国家监督。列宁提出要“把全体劳动群众，男子特别是妇女，都吸收来参加工农检查工作”（见本卷第72页）。工农检查机构应当逐步学会更多地参加对生产和分配的监督，应当把反对投机倒把、拖拉作风和官僚主义的斗争摆在首位。
　　《为战胜邓尼金告乌克兰工农书》详细论述了俄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的民族政策。列宁指出，社会主义的利益要求各国、各民族的劳动者建立起最充分的相互信任和最紧密的联合，只有工人的国际联合才能战胜资本这一国际势力。列宁教导说，由于历史上沙皇政府执行民族压迫的政策，少数民族对俄罗斯民族的不信任情绪是可以理解的。共产党员作为国际主义者，坚决反对民族仇恨、民族纠纷和民族隔绝。因此，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俄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在力求实现俄国各民族的紧密团结和打击一切分裂各民族的行为时，应当对少数民族中继续存在的不信任情绪采取非常谨慎、非常耐心、肯于让步的态度。要消除民族间的互不信任，最好的方法是共同斗争，反对各国地主和资本家，捍卫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民族政策对于粉碎外国武装干涉和消灭国内反革命势力起了重大的作用。
　　列宁的《在俄共（布）莫斯科市代表会议上关于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报告》分析了社会主义同共产主义的区别，指出社会主义是直接从资本主义生长出来的社会，是新社会的初级形式，而共产主义则是更高的社会形式，只有在社会主义完全巩固的时候才能得到发展。社会主义的前提是在没有资本家帮助的情况下进行工作，是在劳动者的先进部分施行最严格的计算、监督和监察下进行社会劳动，同时还应该规定劳动量和劳动报酬。在共产主义这种制度下，人们习惯于履行社会义务而不需要特殊的强制机关，不拿报酬地为大家工作已成了普遍现象。列宁认为，如果现在就实行这种共产主义制度，那就是极大的歪曲，会造成实际的害处。列宁在《从破坏历来的旧制度到创造新制度》一文中，进一步揭示了共产主义劳动的特点，指出共产主义劳动是一种自愿的劳动，是无定额的、不讲报酬条件的劳动，是按照必须为公共利益劳动的自觉要求而进行的劳动，这种劳动是健康的身体的需要。列宁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这种劳动还不能广泛而普遍地实行。但是他满腔热情地号召共产党员支持和推广星期六义务劳动，指出，树立新的劳动纪律，建立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的新形式，创造吸引人们参加劳动的新方法——这是一项需要许多年甚至几十年才能完成的工作。
　　《在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庆祝弗·伊·列宁五十寿辰大会上的讲话》充分表明，列宁从来反对对他个人的任何颂扬和吹捧。他在这篇讲话中教导与会者要除旧布新，不要热中于祝寿之类的活动，他谆谆告诫全党在胜利的时候要十分警惕骄傲自满。他说：“我希望我们决不要使我们党落到骄傲自大的地步。”（见本卷第355页）
　　列宁在领导苏维埃俄国进行武装斗争和经济建设的同时，十分关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发展。他在《俄共给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复信草稿（提纲）》、《政论家短评》、《对法国社会党决议草案的意见》、《俄国的形势和其他国家的革命策略（同雅·弗里斯的谈话）》等著作中，严厉批评了第二国际和考茨基、谢德曼等人的机会主义，揭露了法国尤格派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错误，指出他们只是口头上承认无产阶级专政，行动上并不准备实行，甚至根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列宁认为，只有实际上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党才是无产阶级政党。列宁在1920年春天写的一篇未完成的文章《论妥协》中阐明了各国共产党的策略原则，指出无产阶级革命的拥护者决不能发誓不同资本家妥协，由于所处的情况，有时甚至连最革命的阶级的最革命的政党也不得不妥协，问题在于要善于通过一切妥协来保持、巩固、锻炼、发展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革命策略、革命组织、革命意识、决心和素养。列宁的这一思想在不久之后写成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本卷文献比《列宁全集》第1版相应时期所收文献增加36篇，其中有《在俄共（布）莫斯科省第十七次代表会议上关于国际形势和国内经济状况的报告》、《在各省肃反委员会第四次代表会议上的讲话》、《在省、县执行委员会主席会议上的讲话》、《同美国〈世界报〉记者林肯·埃尔的谈话》、《俄国的形势和其他国家的革命策略（同雅·弗里斯的谈话）》、《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协约国企图通过俄国合作组织开始同俄国建立贸易关系问题的决定》、《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工人检查问题的指示》、《关于鼓动指导列车和轮船工作的指示》、《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党团成员破坏党的纪律一事的决定》、《对法国社会党决议草案的意见》等等，其中《俄国的形势和其他国家的革命策略（同雅·弗里斯的谈话）》是根据挪威《社会民主党人报》发表的谈话全文译出的。收入本卷的《在纪念雅·米·斯维尔德洛夫逝世一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是根据速记记录译出的讲话全文，而《列宁全集》第1版所收的是这一讲话的简要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