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全集第十二卷——俄国革命和无产阶级的任务（1906年3月20日〔4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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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3月20日〔4月2日〕）E2B品论天涯网

一

　　目前俄国民主革命的形势究竟怎样：革命是失败了呢，还是我们现在只是处于暂时的沉寂时期？十二月起义是革命的顶点，我们现在正急转直下地滑向“希波夫立宪”制度[110]呢，还是整个地说来革命运动并不是趋向衰退，而是在继续高涨，它正在准备新的爆发，在沉寂中聚集新的力量，要在第一次起义失败之后进行胜利的可能性大得多的第二次起义呢？
　　这些就是目前摆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面前的根本问题。我们始终忠于马克思主义，我们不能够而且不应当用空泛的词句来回避对客观情况的分析，只有对客观情况的估计最终才能彻底地解决这些问题。而社会民主党的全部策略又取决于对这些问题的解决；至于我们在例如抵制杜马问题上的争论（这种争论已经接近尾声，因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大多数组织都赞成抵制），不过是这些重大问题中的小而又小的局部问题。
　　我们刚才说，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用空泛的词句来回避这些问题是不体面的。即使借口说我们从来没有把革命单单理解为“长矛和钢叉”，说我们在没有直接号召起义的时候是革命者，在议会时期来临的时候仍旧是革命者等等，那也还是这样一些空泛的词句。这些论调是可耻的遁词，是用一些什么也没有说明、只能掩饰自己的贫乏和政治上的惊慌失措的抽象的议论来偷换具体的历史问题。为了证实我们的看法，我们要拿马克思对1848年德国革命的态度作例子。这样的引证可能会有更大的好处，因为现在在我国也有种种迹象表明，俄国的资产阶级正在划分为反动的和革命的两部分，而且划分得更鲜明，这样的划分，比方说，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就没有过。老实说，我们上面提出的关于俄国革命形势的根本问题，如果同德国比较起来（当然，这只是指在一定的条件下，在许可作一般的历史类比的限度内），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表述：是1847年呢还是1849年？我们现在是处于（象召开德国国家杜马即所谓联合议会的1847年的德国那样）革命高潮的末期呢，还是处于（象1849年的德国那样）革命完全筋疲力尽的末期和实施残缺不全的宪法的阴暗日子的开始呢？
　　马克思正是在1850年提出了这个问题而且解答了这个问题，最终不是用遁词而是用从分析客观情况得出的直截了当的答案解答了这个问题。在1849年，革命被镇压下去了，一系列的起义都以失败而告终，人民实际上争得的自由又被夺走了，反动派穷凶极恶地对付“革命者”[111]。“共产主义者同盟”（实际上是由马克思领导的当时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已经不可能进行公开的政治活动。1850年6月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告盟员书说：“德国全国各地都要求建立强大的秘密的〈黑体都是我们用的〉革命政党组织。”中央委员会从国外派一个代表到德国去，他把“所有可以利用的力量已经都掌握在同盟的手里”。马克思写到（在1850年3月的《告同盟书》中）新的高涨和新的革命的可能性时，他建议工人独立地组织起来，他特别坚定地认为整个无产阶级应该武装起来，组成无产阶级近卫军，在必要的时候“对于任何一种解除工人武装的企图都应该予以武装回击”。马克思要求组织“革命工人政府”，并且谈到无产阶级在“即将爆发的起义中和起义后”的行动。马克思拿1793年的雅各宾法国作为德国民主运动的范例（见《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俄译文第115页及其他各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88—299、359—366页。——编者注］。
　　过了半年，预期的高涨没有来到。同盟的努力未能奏效。1885年恩格斯写道：“而这一点在1850年期间愈来愈不大可能，甚至完全不可能了。”［注：同上，第21卷第258页。——编者注］1847年的工业危机已经过去。工业繁荣时期已经到来。因此，马克思在研究了客观情况以后，就尖锐而明确地提出了问题。1850年秋天，马克思断然地说：现在，在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力欣欣向荣的时期，“还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注：同上，第7卷第514页。——编者注］。
　　正如读者看到的，马克思没有回避困难问题。他没有玩弄革命这个字眼，也没有用空洞的抽象概念来偷换当前的政治问题。他没有忘记，革命不论在什么情况下总是在前进的，因为资产阶级社会在不断发展，而他直截了当地说不可能有民主革命，是就这个词的直接的狭隘的意义上说的。马克思在解决困难问题时，没有（象那些往往陷入尾巴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人那样）把无产阶级中某些阶层的颓丧和厌倦“情绪”作根据。他没有那样做，在他除了看到情绪低落（1850年3月）这一事实，没有掌握别的材料的时候，他就继续号召武装起来，准备起义，没有用怀疑态度和惊慌失措来使工人泄气。直到马克思证明了“真正的革命”“筋疲力尽”是不可避免的时候，他才改变看法。看法一改变，马克思就直截了当而且公开地要求根本改变策略，完全停止起义的准备工作，因为这样的准备工作在当时只能是一种儿戏。起义的口号直接从日程上勾销了。直截了当地、明确地承认了“运动的形式已经改变”。
　　在目前的困难关头，我们应当时时刻刻记住马克思的这个例子。我们应当十分严肃地对待关于不久将来的“真正的革命”的可能性、关于基本的“运动形式”、关于起义以及起义的准备工作的问题，但是一个进行斗争的政党必须直截了当地、明确地解答这个问题，不能支吾搪塞，不能含糊其词。一个不能明确地回答这个问题的政党，就不配称为政党。

二

　　那么我们到底有哪些解答这个问题的客观材料呢？有一种意见认为直接革命的“运动形式”已经完全筋疲力尽，不可能举行新的起义，俄国进入了残缺不全的资产阶级的冒牌立宪时期，可以用来替这种意见辩护的有许多所谓明摆着的、有目共睹的事实。毫无疑问，资产阶级内部发生了转变。地主离开了立宪民主党，加入了十月十七日同盟。政府已经恩赐了两院制的“宪法”。依靠戒严令、屠杀和逮捕，制造了召开骗人的杜马的可能性。城市起义被镇压下去了，农民的春季运动可能是孤单无力的。地主在抛售土地，因而资产阶级化的“安分的”农民阶层在日益加强。起义遭到镇压后，的确出现了情绪低落的现象。最后，也不能忘记这一点：预见革命失败总比预见革命高涨要容易和省力，因为政权至今还在反动派手中，而且迄今为止，“大部分”革命都是以……未成功的革命告终的。
　　有哪些材料是替相反的意见辩护的呢？我们请卡·考茨基就这个问题发表点意见。他头脑清醒，并且能够十分冷静、认真和细心地研究当前非常尖锐的政治问题，这是一切马克思主义者所公认的。考茨基在莫斯科起义被镇压后不久，就在《俄国革命的前途》一文中发表了自己的看法[112]。这篇文章有俄译本，——当然，不免要受到书报检查机关的篡改（象考茨基的另一篇杰出的著作《俄国土地问题》俄译本受到的篡改一样）。
　　考茨基没有回避困难问题。他没有试图用革命不可战胜以及无产者阶级永远有和经常有革命性等等空泛的词句来支吾搪塞。他没有这样做，他直截了当地提出关于俄国当前民主革命的可能性的具体历史问题。他在文章的开头就开门见山地说，从1906年年初开始，从俄国传来的几乎都是一些不幸的消息，这些消息“可能引起这样的看法，认为这次革命已经完全被镇压下去，现在革命正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考茨基说，目前不仅反动分子，就连俄国的自由派分子也在对这一点感到欢欣鼓舞，他说到后一种“库庞式的”[113]英雄们时给了他们理应受到的轻蔑（可见考茨基还没有信奉普列汉诺夫的所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应当“珍视非无产阶级反对党的支持”的理论）。
　　于是考茨基对那种自然会引起的看法进行详细的分析。从表面上看来，莫斯科工人12月的失败同巴黎工人（1848年）6月的失败无疑是相似的。无论那里或者这里的工人武装起义，都是在工人阶级还没有充分组织好的时候就在政府的“挑唆下”发生的。无论在莫斯科或者巴黎，尽管工人进行了英勇的抵抗，反对势力还是胜利了。考茨基从这里得出什么结论呢？他是不是以普列汉诺夫的学究式的清规戒律为榜样，得出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的结论呢？不是，考茨基没有急急忙忙地发表一篇目光短浅的、没有什么价值的、表现事后聪明的说教。他在研究能够解答下面这个问题的客观材料：俄国革命是不是完全被镇压下去了。
　　考茨基认为1848年巴黎无产阶级的失败同1905年莫斯科无产阶级的失败有四个根本不同点。第一，巴黎的失败是整个法国的失败。对于莫斯科的失败就决不能这样说。彼得堡、基辅、敖得萨、华沙和洛兹的工人并没有被打垮。极其艰苦的、拖了整整一年的斗争固然使他们疲惫不堪，但是他们的斗志并没有被摧毁。他们正在聚集力量，以便重新开始争取自由的斗争。
　　第二，更重要的不同之处在于，1848年法国的农民是站在反动派那一边的，而1905年俄国的农民是站在革命这一边的。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大批军队忙于镇压农民起义。这些军队给俄国造成的破坏，只有三十年战争[114]给德国带来的破坏可以与之相比拟。军事屠杀暂时吓住了农民，但是这只能加深农民的贫困，使他们走投无路的处境越发严重。军事屠杀必然象三十年战争的破坏一样，逼得愈来愈多的人民群众向现行制度宣战，他们不会让国家得到安宁，一有起义，他们就响应。
　　第三，特别重要的不同之处是下面这一点。1848年的革命，是1847年的危机和饥荒酿成的，而反动派却从危机的结束和工业的繁荣中得救了。“俄国现行的恐怖制度却相反，必然会使多年来笼罩着全国的经济危机更加尖锐。”1905年的饥荒所引起的全部后果在今后的几个月里还会暴露出来。镇压革命，这是最大的国内战争，是反对全体人民的战争。这种战争的消耗不亚于对外战争，而且它破坏的不是别人的国家而是自己的国家。财政崩溃日益迫近。此外，新的通商条约会使俄国发生特别巨大的震动，甚至可能引起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因此，反动的恐怖制度维持得愈长久，国内的经济状况就愈恶化，人民对万恶制度的愤怒就愈强烈。考茨基说：“这种局势使得一切反对沙皇制度的强大运动都成为不可遏止的。而且这样的运动会有很多。已经为自己的英雄气概和自我牺牲精神提供了极其有力的证明的俄国无产阶级，一定会关心这种运动。”
　　考茨基指出的第四个不同点对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具有特殊的意义。遗憾的是现在在我们俄国很流行那种对“勃朗宁手枪”和“战斗队”的无关痛痒的、实质上纯系立宪民主党人式的嗤笑。说起义是不可能了，用不着再准备起义了，谁也没有马克思表现出的那种勇敢和坦率的精神。但是我们非常喜欢讥笑革命者的军事行动。我们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不是去分析起义的军事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向认为军事方面具有重大意义［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81—83、102—103页；第22卷第600—607页。——编者注］），而宁可把无比宏伟的理论搬出来，声称“本来用不着拿起武器……”考茨基却不是这样做。尽管他对起义的材料掌握得很少，他还是竭力考虑到问题的军事方面。他竭力赞扬作为群众创造出来的一种新的斗争形式的运动，而不是象我们的革命的库罗帕特金之流那样估计战争，说什么要给就拿，要打就跑，打不过人家本来就不该拿起武器来！
　　考茨基是这样说的。他没有根据第一次尝试的失败就对起义唱挽歌。他没有抱怨失败，而是研究新的更高的斗争形式的产生和发展，分析军队中的组织涣散和不满情绪、城市居民给工人的援助、群众性罢工同起义互相结合等方面的意义。他在研究无产阶级怎样学习起义。他修改过时的军事理论，这样来要求全党研究和接受莫斯科的经验。他把整个运动看作是从罢工到起义的转变，并且力求弄明白，为了取得胜利工人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把这两者结合起来。
　　考茨基在结束他的文章时写道：“这就是莫斯科的教训。这些教训对未来斗争的形式会有多大的影响，现在在这里〈在德国〉还不可能预见到。事实上直到现在我们看到的俄国革命的过去的一切表现，都是无组织的群众的自发性的爆发，没有哪一次是事先有计划、有准备的。恐怕今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是如此。
　　既然在目前还不能明确地预见到未来的斗争形式，那么一切迹象所表明的都是：我们必须等待未来的战斗，目前阴沉的平静只是暴风雨前的沉寂。十月运动向城乡的群众表明，他们能够发挥出多么巨大的力量。接着，一月反动又把他们推进十分痛苦的深渊。这个深渊中的一切都在促使他们觉醒，激起他们的愤怒，为了摆脱这个深渊，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他们都在所不惜。群众很快就会重新站起来，他们很快就会更有力地行动起来！让反革命在争取自由的英雄们的尸体上庆祝他们的胜利吧。这种胜利就要完结。朝霞正在上升，无产阶级革命就要到来了。”

三

　　我们以上扼要叙述的问题，是整个社会民主党策略中的根本问题。即将召开的党代表大会首先应当毫不含糊地、十分明确地解决这个问题，全体党员和一切觉悟的工人应当立刻集中所有的力量来收集解决这个问题的全面的材料，讨论这个问题，并且选派对自己所担负的重大任务有充分准备的代表来参加代表大会。
　　代表大会的选举应当在完全弄清楚策略纲领的基础上进行。其实，对提出的问题作出某种彻底的和完整的答案，也就预先解决了社会民主党策略纲领的各个部分。
　　或者是这样，或者是那样。
　　或者我们承认目前“还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那么我们就索性公开宣布这一点，免得使我们自己、使无产阶级或者人民误入歧途。我们就应当干脆否认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是无产阶级的直接任务。我们就必须把起义问题从日程上完全勾销，停止一切武装和组织战斗队的工作，因为拿起义当儿戏是与工人政党的名称不相称的。我们就应当承认革命民主派的力量已经耗尽，并且确定自己的直接任务是支持自由主义民主派的某些阶层，把它们当作立宪制度下的真正的反对派力量。我们就应当把国家杜马当作议会，即使是最坏的议会，我们不仅要参加杜马的选举，而且要参加杜马本身。我们就应当把党的合法化提到首要地位，相应地修改党纲，使全部工作合乎“法律的”要求，或者至少要把非法工作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并且使它处于从属地位。我们就可以把组织工会的任务象前一个历史时期的武装起义一样当作党的头等重要任务。我们就应当把农民运动的革命口号（如没收地主土地）也从日程上勾销，因为这种口号实际上就是起义的口号，一方面号召起义，同时又不从军事上认真作好起义的准备，不相信起义，那就是随便玩弄起义。我们不仅应当从此闭口不谈临时革命政府，而且应当不再发表所谓“革命自治”的议论，因为经验已经证明，这种机构（且不管这里的术语用得是不是正确）实际上势必要变成起义的机关，变成革命政府的萌芽。
　　或者我们承认，关于真正的革命，现在可以谈而且应当谈。我们承认，新的更高的直接革命的斗争形式是不可避免的，或者至少是很有可能的。那么无产阶级的主要政治任务，无产阶级一切工作的纲，无产阶级的整个有组织的阶级活动的灵魂，就应当是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回避这一任务的任何遁词，都不过是要把阶级斗争这一概念贬低到布伦坦诺主义[115]关于阶级斗争的空谈；都不过是要把无产阶级变成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尾巴。党的最迫切的和中心的政治任务就是准备力量和组织无产阶级进行武装起义，即采取运动所达到的最高的斗争形式。就必须为了最直接的实践目的而批判地研究十二月起义的全部经验。就应当拿出十倍的干劲来组织战斗队，武装战斗队。也应当通过游击性战斗行动来准备起义，因为只靠报名和登记来进行“准备”是可笑的。就应当承认国内战争已经宣告开始而且正在继续进行，因而党的全部工作都应当服从这一原则：“既然是战争，就要有作战姿态。”训练无产阶级的干部学会进攻的战斗行动就是绝对必要的。把革命的口号灌输到农民群众中去就是合乎逻辑的、前后一贯的。同革命的而且仅仅同革命的民主派达成战斗协议的任务，就要提到首要地位，因为起义问题正是划分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主要根据。什么人拥护起义，无产阶级就同什么人“合击”，即使“分进”也行；什么人反对起义，我们就同什么人进行无情的斗争，或者把他们当作卑鄙的伪君子和伪善者（立宪民主党人）一脚踢开。在整个鼓动工作中，我们就要把根据公开的国内战争观点来批判和揭露立宪幻想放在首要地位，就要指出不断地酝酿着自发的革命爆发的情况和局势。我们就要承认杜马不是议会，而是警察局的办公室，我们就要拒绝以任何形式参加这种腐蚀和瓦解无产阶级的虚伪选举。那么我们就要提出（如马克思在1849年那样）把“强有力的秘密组织”作为工人阶级政党的组织基础，这个秘密组织应当有进行“公开活动”的特殊机关，应当把特殊的触角伸进从工会组织到合法报刊的一切合法团体和机构中去。
　　简单地说：或者我们应当承认民主革命已经完结，把起义问题从日程上勾销，走“立宪的”道路。或者我们承认民主革命还在继续进行，我们要把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提到首要地位，宣传并且在实际中运用起义的口号，公开宣布进行国内战争，并且无情地斥责一切立宪幻想。
　　我们似乎没有必要再向读者声明，我们是坚决拥护对我们党所面临的问题的后一种解答的。这个策略纲领只是把我们将要在代表大会上和在进行代表大会各项筹备工作期间所遵循的观点扼要地、系统地阐明一下。不要把这个纲领当作完善的东西，它只是阐明策略问题的提纲，是我们将要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坚持的各项决议和决定的初稿。这个纲领曾经在原“布尔什维克”中的志同道合的人们（其中包括《无产者报》的编辑和撰稿人）参加的非正式会议上讨论过，它是集体劳动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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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10]“希波夫立宪”制度是指温和自由派分子、地方自治人士右翼领袖德·尼·希波夫制定的国家制度方案。希波夫力图既限制革命规模，又从沙皇政府方面取得某些有利于地方自治机关的让步，因而建议建立附属于沙皇的咨议性代表机关。温和自由派想通过这笔交易蒙骗人民群众，保存君主制度，并使自己获得某些政治权利。——188。
　　[111]共产主义者同盟是历史上第一个建立在科学社会主义基础上的无产阶级政党，1847年在伦敦成立。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前身是1836年成立的正义者同盟，这是一个主要由无产阶级化的手工业工人组成的德国政治流亡者秘密组织，后期也有一些其他国家的人参加。随着形势的发展，正义者同盟的领导成员终于确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正确，并认识到必须使同盟摆脱旧的密谋传统和方式，遂于1847年邀请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正义者同盟，协助同盟改组。1847年6月，正义者同盟在伦敦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按照恩格斯的倡议把同盟的名称改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因此这次大会也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还批准了以民主原则作为同盟组织基础的章程草案，并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代替了正义者同盟原来的“人人皆兄弟！”的口号。同年11月29日—12月8日举行的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章程，并对章程第1条作了修改，规定同盟的目的是“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消灭旧的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建立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大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同盟的纲领，这就是1848年2月公布的《共产党宣言》。同盟的中央委员会设在伦敦，除伦敦外，巴黎、布鲁塞尔、瑞士、德国也有同盟的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不久就投入了德国1848—1849年革命，这次革命的实践完全证实了《共产党宣言》所表述的同盟的观点的正确性。1850年9月15日，同盟中央委员会因策略分歧而分裂，中央多数决定把中央委员会所在地由伦敦改为科隆。在普鲁士政府策划的陷害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科隆共产党人案件判决后，同盟于1852年11月17日宣布解散。同盟在宣传科学社会主义和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它的许多盟员后来积极参加了建立国际工人协会的活动。——189。
　　[112]卡·考茨基的《俄国革命的前途》一文载于1906年1月28日《前进报》第23号，署名卡·考·。俄译本于1906年3月由论坛出版社出版，书名为《俄国解放运动的前途》。书报检查机关对译文作了篡改。列宁是依据《前进报》的原文摘引和论述这篇文章的。——192。
　　[113]库庞（俄文Купон的音译，意为息票）是19世纪80—90年代俄国文学作品中用来表示资本和资本家的借喻语。这个词是俄国作家格·伊·乌斯宾斯基在随笔《罪孽深重》中使用开的。——192。
　　[114]三十年战争是1618—1648年以德意志为主要战场的欧洲国际性战争。这场战争起因于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矛盾以及欧洲各国的政治冲突和领土争夺。参加战争的一方是哈布斯堡同盟，包括奥地利和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朝、德意志天主教诸侯，它们得到教皇和波兰的支持。另一方是反哈布斯堡联盟，包括德意志新教诸侯、法国、瑞典、丹麦，它们得到荷兰、英国、俄国的支持。战争从捷克起义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开始，几经反复，以哈布斯堡同盟失败告终。根据1648年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瑞典、法国等得到了德意志大片土地和巨额赔款。经过这场战争，德意志遭到严重破坏，在政治上更加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193。
　　[115]布伦坦诺主义是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路·布伦坦诺所倡导的改良主义学说。布伦坦诺是德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的讲坛社会主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鼓吹通过工厂立法和组织工会就可以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克服社会矛盾。列宁称布伦坦诺主义是一种承认无产阶级的非革命的“阶级”斗争的自由派资产阶级学说。——1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