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全集第八卷——我为什么退出了《火星报》编辑部？（1903年11月25日和29日〔12月8日和12日〕之间）

我为什么退出了《火星报》编辑部？SYq品论天涯网

给《火星报》编辑部的信[65]
（1903年11月25日和29日〔12月8日和12日〕之间）SYq品论天涯网

［注：这封给《火星报》编辑部的信是我在该报第53号出版以后立刻发出的。编辑部拒绝把它刊登在第54号上，因此我只好把它印成单页发表。］


　　这完全不是一个个人问题。这是我们党代表大会上的多数派和少数派的关系问题，因此我有义务立刻公开回答这个问题，我所以说有义务，不仅仅是因为多数派的代表们纷纷向我提出质问，而且还因为《火星报》第53号上《我们的代表大会》一文对代表大会所造成的火星派内部的虽不很严重但起着很大瓦解作用的分歧，作了完全不真实的说明。
　　这篇文章把问题说成这样：任何人即使用放大镜，也不能从中发现一点真正重大的足以造成分歧的原因，也不能找到丝毫关于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成员变动的说明，也不能找到我退出编辑部的任何一点正当的理由。该文的作者说，我们的分歧发生在组织党的中央机关的问题上，在中央机关报和中央委员会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在实行集中制的方法问题上，在可能实现的和有益的集中化的范围和性质问题上，在官僚主义的形式主义的危害问题上。
　　真是这样吗？难道我们不是在中央机关的人选问题上，在能否允许因不满意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机关成员而抵制这些中央机关的问题上，在能否允许破坏实际工作、改变党代表大会的决议以迎合某个象同盟多数派那样的国外社会民主党人小组的问题上发生分歧的吗？
　　同志们，你们知道得很清楚，事情正是这样。但是绝大多数最有影响和最积极的党的工作者还不知道这一点，因此我想简略地谈一些主要的事实，我所以只想简略地谈一谈，是因为根据《火星报》第53号上的声明来看，关于我们分歧的经过的全部材料很快就会公布出来。[66]
　　我们所讨论的这篇文章的作者，以及崩得代表团新近出版的报告书，都正确地指出，在我们这次代表大会上，“火星派”占大多数，——据我统计，即使在崩得的代表和《工人事业》的代表退出大会以前，“火星派”也占将近五分之三的票数。在代表大会前半期，这些火星派分子是同心协力地反对一切反火星派分子和不彻底的火星派分子的。这一点，从代表大会前半期发生的两个事件（这两个事件对于了解我们的分歧很重要），即组委会事件和语言平等事件，可以特别明显地看出（只是在后一问题上，紧密的火星派多数派从3/5降到1/2）。在代表大会的后半期，火星派开始发生分歧，而到大会结束时就完全分道扬镳了。关于党章第1条和关于选举中央机关的争论，清楚地表明了这种分歧的性质：火星派少数派（以马尔托夫为首）逐渐把非火星派分子和不坚定的分子愈来愈多地团结到自己的周围，来和火星派多数派（其中包括普列汉诺夫和我）相对抗。在表决党章第1条时，这种派别划分还没有最终形成，但是崩得分子的全部选票和工人事业派分子三票中的两票使火星派少数派占了上风。在选举中央机关时，由于五个崩得分子和两个工人事业派分子退出代表大会，火星派多数派便成了党代表大会上的多数派。只是在这个时候，我们才真正分道扬镳了。
　　使我们产生重大分歧的首先是中央委员会的人选问题。早在组委会事件以后，在代表大会刚开始的时候，火星派就在热烈讨论组委会的各个委员（和非委员）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候选人问题，并且在《火星报》组织的非正式的会议上，经过长时间热烈的争论，以9票对4票3票弃权否决了马尔托夫所支持的一个候选人，以10票对2票4票弃权通过了五人名单，根据我的提议，这个名单中包括了一个非火星派领袖和一个火星派少数派领袖。[67]但是少数派坚持要在5人中占3人，因此他们在党代表大会上遭到了彻底的失败。代表大会上就批准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原来的六人小组还是选举新的三人小组的问题［注：鉴于这个有名的“三人小组”引起了许许多多的议论和误传，我要立即指出，远在代表大会召开以前，所有稍微同我接近的同志都知道我对大会议程草案所作的说明。这个曾在大会上传阅的说明中写道：“代表大会选出三人为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成员，选出三人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必要时，这六个人在一起，经三分之二多数的同意，以增补的办法补充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和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并向代表大会作出相应的报告。代表大会批准这个报告以后，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和中央委员会再分别进行增补。”］进行的一场大战，也是这样结束的。
　　只是从这时起，分歧才变得十分严重，使人意识到可能产生分裂；只是从这时起，少数派（它已经变成真正“紧密的”少数派）才开始采取弃权的办法，而这种现象在代表大会上在此以前还没有见到过。在代表大会以后这种分歧愈来愈尖锐了。心怀不满的少数派转而采取抵制手段竟达数月之久。[68]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责难，即所谓官僚主义的形式主义，所谓要人绝对地机械地服从，以及诸如此类的胡言乱语，只不过是企图诿过于人，这一点是不言自明的，只要指出下面这个典型的事例就足以说明这一点。新的编辑部（即普列汉诺夫和我）邀请所有原来的编辑写稿，当然，开始时没有采用“形式主义”的方式，只是口头上邀请。结果遭到了拒绝。于是我们写了一份“公文”（真是官僚主义者！）给“敬爱的同志们”，请他们在我们编辑的刊物上就任何问题写稿，特别是陈述自己的不同意见。我们收到一份“正式”声明，说他们不愿意参加《火星报》的任何工作。整整几个月，这些非编辑谁也没有为《火星报》工作。关系变成纯粹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了，但“带头”这么做的是谁呢？
　　开始出现地下出版物，它们充斥于国外，并在国内各委员会之间辗转传播，而且有一部分现在已经开始由国内传回到国外。一位西伯利亚代表的报告，—恩写的论“反对派”口号的信，马尔托夫的《又一次处在少数地位》都充满了对列宁的非常可笑的责难，说什么列宁实行“专制制度”，建立罗伯斯比尔式的死刑制度（原文如此！），给老同志举行政治葬礼（不把他们选入中央机关就是给他们举行葬礼！），等等。事态的发展使反对派热中于寻找组织问题上的使我们无法共同工作的“原则”分歧。在这方面，他们特别喜欢谈论的是党总委员会的所谓“第五个委员”。上面提到的所有著作都把总委员会描绘成列宁玩弄外交手腕或权术的机关，描绘成国外的中央机关报用来压制国内的中央委员会的工具——这和崩得代表团在他们关于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对问题所作的描绘一模一样。不用说，这个原则分歧是和所谓的官僚主义的形式主义一样的胡说八道，因为第五个委员是由代表大会选出的；因此，问题所涉及的是一个受到多数人的最大信任的人；而党代表大会多数人的意志，不管党的中央机关怎样组成，总是要通过选择一定的人表现出来的。
　　所有这类出版物在国外传播得多么广泛，可以从下面的事实看出：连善良的帕尔乌斯也起来攻击独揽一切和从日内瓦之类的地方向工人们“发号施令”（原文如此！）的倾向（《世界政策问题小报》[69]，第5年卷，1903年11月30日第48期）。再过一两个月，当我们这位专制制度的新的敌人读到党代表大会和同盟代表大会的记录时，他就会认识到：如果把一切党内的流言蜚语都信以为真，就很容易成为一个可笑的人。
　　同盟代表大会是反对派对中央机关采取军事行动的顶点。读者从同盟代表大会的记录中可以看出，那些把同盟代表大会叫作算党代表大会的账的场所的人是否正确；在反对派的进攻中是否有过什么事情促使中央委员会采取非常措施[70]（非常措施这个词是中央委员会自己说的，因为当时编辑部成员的变动曾使党内有实现和平的希望）。这个代表大会的决议表明，在专制的官僚主义问题上的“原则”分歧具有怎样的性质。
　　在同盟代表大会以后，气氛非常紧张，大有分裂之势，因此普列汉诺夫决定把原来的编辑部成员都增补进来。我预料反对派是不会满足于这一点的，而我认为改变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去迎合一个小组是不行的。但是我又认为给可能实现的党内和平造成障碍是更加不能允许的，因此，从《火星报》第51号以后，我就退出了编辑部，同时声明我并不拒绝继续撰稿，甚至并不坚持公开宣布我的辞职，只要党内能够确立真正的和平。反对派要求的（不是改变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什么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专制制度、机械服从等等，而）是恢复原来的编辑部，把反对派的代表增补到中央委员会里去，在总委员会中占两席，承认同盟代表大会合法。中央委员会为了确保和平，同意增补两名反对派代表进中央委员会，把总委员会中的一个席位让给他们，逐步进行同盟的改组。反对派连这样的条件也拒绝了。编辑部进行了增补，可是和平的问题仍旧没有得到解决。这就是《火星报》第53号出版时的情况。
　　党希望获得和平并进行积极的工作，这一点恐怕是无须怀疑的。而象《我们的代表大会》这样的文章却阻碍和平的实现，我所以说阻碍，是因为这样的文章往往只是作一些暗示或提到有关某些问题的片面情况，对这些东西，如果不充分说明分歧的全部过程，是不会理解也不可能理解的；我所以说阻碍，是因为这样的文章把国外小组的罪过都推在我们做实际工作的中央机关头上，而我们的中央机关正从事于把党真正统一起来这项非常艰巨的工作，它在实行集中制的道路上已经碰到和正在碰到的障碍本来就已经够多的了。国内各委员会目前正在同少数派妨碍整个工作的分裂活动和抵制手段进行斗争。我们已经收到彼得堡、莫斯科、下诺夫哥罗德、特维尔、敖德萨、图拉等地的委员会和北方协会寄来的关于这方面的决议。
　　这种国外的著作家的无谓争吵我们已经受够了！希望它现在能成为向国内的实际工作者表明“不该这么办”的例子！希望党中央机关报编辑部能号召大家停止一切抵制，不管它来自哪一方；号召大家在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同心协力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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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不同色彩的火星派之间的分歧是什么呢？——读者会提出这个问题。我们的回答是：第一，分歧在于多数派认为，不管中央机关的成员怎样变动，人们在党内都可以而且应当宣传自己的观点。任何一个小组，即使是工人事业派的小组，只要参加了党，都有权要求给它陈述和宣传自己观点的机会；但是任何一个小组，哪怕是由将军组成的小组，也无权要求派自己的代表参加党的中央机关。第二，分歧在于多数派认为，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产生，应该归咎于那些拒绝在中央机关领导下进行工作、因而使得难以避免形式主义地处理问题的人。第三，我知道一个而且仅仅一个有关组织问题的原则分歧，那就是在关于党章第1条的争论中所表现出来的分歧。等到代表大会的记录发表以后，我们要回过头来再谈谈这个问题。那时我们将说明，马尔托夫的条文在非火星派分子和冒牌火星派分子的支持下获得通过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因为这一条文向机会主义迈进了一步，这一步我们在—恩写的信中和《又一次处在少数地位》一文中看得更加清楚。［注：那时我们还要请求解释一下，《我们的代表大会》一文中所谓对非火星派分子的不应有的轻视，所谓党章的严格的条文同党内实际的力量对比不相适应，是什么意思。这些话是指什么而言？］记录将表明，《我们的代表大会》一文的作者的意见是违背事实的，他说“在讨论党章时，争论几乎完全集中在关于组织党的中央机关的问题上”。恰恰相反。把双“方”（即火星派多数派和火星派少数派）比较明显地划分开来的唯一真正原则性的争论，是关于党章第1条的争论。至于关于总委员会的人选、中央机关成员的增补等问题的争论，不过是个别代表之间，是我和马尔托夫之间以及其他人之间的争论，这些争论所涉及的相对说来是一些很小的细节问题，并没有在火星派中间引起任何明显的分化，火星派通过他们的投票纠正了我们中间这个或那个人的偏向。把在实行集中制的方法、范围、性质等等问题上的意见分歧都说成是由这些争论造成的，那不过是粉饰少数派的立场和他们为改变中央机关的成员所采用的斗争方法，而正是这个斗争在我们之间引起了真正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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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65]《我为什么退出了〈火星报〉编辑部？》是列宁写给《火星报》编辑部的信，曾于1903年12月在日内瓦印成单页出版，随后又在俄国秘密翻印，广为传播。1904—1905年俄国警察机关文件中提到，在莫斯科、哈尔科夫、图拉、托木斯克、里加、尼古拉耶夫、波尔塔瓦、阿斯特拉罕、顿巴斯等地进行搜捕时都发现过这封信。列宁在1903年12月17日和22日之间写给尼·叶·维洛诺夫的信中谈到了有关这封信的一些情况（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4卷）。——91。
　　[66]指1903年11月25日《火星报》第53号刊登的关于即将公布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和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记录的通知。——92。
　　[67]马尔托夫所支持的一个候选人是叶·米·亚历山德罗娃；一个非火星派领袖是指B．H．罗扎诺夫；一个火星派少数派领袖是指列·达·托洛茨基。——93。
　　[68]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不久，1903年9月中旬，以尔·马尔托夫、亚·尼·波特列索夫及反对派其他领袖为首的17名孟什维克，背着党的多数派和党的中央领导机关，在日内瓦举行了秘密派别会议。这个会议建立了一个反党中心——少数派常务局，由马尔托夫、费·伊·唐恩、波特列索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和列·达·托洛茨基组成。会议通过的由托洛茨基和马尔托夫起草的决议，提出了同党的多数派和第二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机关进行斗争的计划，并要求不惜采取一切手段来扩大少数派影响和改组党的中央机关。会议号召反对派成员拒绝在中央委员会领导下工作，抵制《火星报》，力争恢复旧的编辑部班子。在会议上成立了由《火星报》原来的编辑部成员组成的著作家小组，其宗旨是联合孟什维克和宣传孟什维克反对派的机会主义思想。在篡夺了《火星报》之后，孟什维克在中央机关报内建立了秘密的中央会计处，设置了自己的书刊运输机构。为夺取地方委员会，孟什维克建立了自己的流动代办员网。——93。
　　[69]《世界政策问题小报》（《Aus　der　Weltpolitik》）是德国的一家周报，由亚·李·帕尔乌斯于1898—1905年在慕尼黑出版。——95。
　　[70]指1903年11月16日（29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给国外同盟领导机关的信。该信指出，对同盟所采取的措施是当时的非常情况引起的，而现在这些情况已经不存在了。该信通知同盟领导机关说，中央委员会审查了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制定的章程，不同意其中某几条的措辞，但不认为该章程原则上有什么不符合党的组织章程之处（参看《列宁文集》俄文版第7卷第286页）。
　　这封信是中央委员会内调和派对孟什维克的让步，实际上意味着中央委员会批准了同盟章程和承认了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选出的领导机关。这同中央委员会在此以前一段时间所持的态度是完全矛盾的。这种让步并没有使党恢复和平，布尔什维克认为它是一个政治错误。——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