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记事[1]
（1903年9月上半月）
这篇记事是专为我自己的朋友们写的，因此没有征得作者（列宁）的同意而阅读它，就等于偷看别人的信件。
为了便于理解下述的内容，我首先谈谈代表大会的组成，虽说这样谈是提前了一些。大会有表决权的票数是51票（有33位代表每人是1票，有9位代表每人是2票，也就是说，有9位代表是“双票”）[2]。有发言权的人数，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10人，这就是说，代表总数是52人。整个大会过程表明，这些票在政治上的派别划分如下：有表决权的——崩得5票，工人事业派3票（2票代表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3]，1票代表彼得堡“斗争协会”[4]），南方工人派4票（2票代表“南方工人”社[5]，2票代表同“南方工人”社完全一致的哈尔科夫委员会），不坚定分子、动摇分子（“泥潭派”[6]，所有火星派分子都这样称呼他们，这自然是取笑他们的话）6票，最后，比较坚定、比较彻底地坚持自己的火星立场的火星派分子大约33票。这33个火星派分子原先团结一致一直左右着大会各种问题的解决，但是后来也分裂成了两个小派别，他们是在大会快要结束的时候彻底分裂的：一派大约9票，他们是“温和路线，确切些说是曲折路线”（或者用某些爱开玩笑的人挖苦他们的说法，是女人路线，这样说并不是没有根据的）的火星派分子，他们主张公正，主张不偏不倚等等（从下面就可以看出）；另一派大约24票，他们是强硬路线的火星派分子，他们无论在策略方面或是在党中央机关的人选方面都坚持彻底的火星主义。
我再说一遍，这样的派别划分，只是到后来，在大会（召开了近40次会议！）快要结束时才最终形成并完全显露出来的。而我提前一步，一开头就把这种派别划分勾划出来。我还要附带说一下，这种派别划分所反映的票数仅仅是个大致的数字，因为在某些细小问题上（而有一次也在一个大问题上，即在“语言平等”问题上，这在下面将要讲到）票数往往很分散，一部分人弃权，各派互相掺杂起来，等等。
大会的组成是由组织委员会[7]预先确定的。按照大会的章程，组织委员会有权邀请它认为需要邀请的人（有发言权）参加大会。大会一开始就选出了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所有与大会组成有关的问题都交给它（委员会）去解决。（这里附带提一下，有一个崩得分子也参加了这个委员会，他常常同委员会的全体委员纠缠不休，把他们拖到夜里3点钟，而最后还是在每一个问题上“保留自己的意见”。）
大会是在全体火星派分子和谐地同心协力地工作下开幕的。自然，在他们中间小小的意见分歧是经常有的，但是这些分歧并没有成为政治上的分歧。这里，我们顺便预先提一下，火星派的分裂是大会的主要政治结果之一，因此，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就必须特别注意同这一分裂有关的哪怕是关系并不密切的全部细节。
选举主席团是大会刚开始时极重要的一幕。马尔托夫主张选出9人，每次开会由这9人推选3人主持，而且他还提出一名崩得分子参加这个9人委员会。我主张只选出3人在整个大会期间主持会议，并且要由这3人“严格掌握”。结果选出了普列汉诺夫、我和T同志（下面要常常提到他，他是强硬路线的火星派分子，组委会委员）。后者得到的票数其实只比一位南方工人派分子（也是组委会委员）稍微多一点。但是，我和马尔托夫在主席团问题上的分歧（从以后的种种事实看来，这是一个重要的分歧），并没有造成任何分裂或冲突：问题也象在《火星报》[8]组织中和在《火星报》编辑部内通常处理大部分问题那样，就那么和和平平地、自然而然地、“按家庭方式”解决了。
在大会即将开始的时候，《火星报》组织召开了一次会议（当然是秘密的和非正式的），讨论了《火星报》组织出席大会代表的代表委托书问题。会议同样和平地、“友好地”解决了问题。我所以提起这次会议，只是因为我认为这次会议有两个特点：第一，火星派分子在大会开始时是亲密合作的；第二，他们决定在发生怀疑和争论时，由《火星报》组织（确切些说是出席大会的《火星报》组织成员）的权威来解决，当然，这种会议的表决并不具有约束力，因为有一条规定：“取消限权委托书”，每个代表在大会上可以而且应当根据自己个人的信念自由投票，完全不用服从任何组织。这项规定可以说是全体火星派分子一致承认的，而且几乎在《火星报》的每一次会议开始时都由主席大声宣布过。
其次，大会上的第一个事件是众所周知的“组委会事件”，这个事件暴露了火星派内部并不完全一致，并成了最终的悲剧（或者说悲喜剧？）的“开场戏”。关于这一事件应当详细谈谈。当大会还忙于制定自己本身的各项规定，还在讨论大会议事规程的时候，这一事件就发生了（顺便说说，由于崩得分子的干扰，由于他们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有意无意地、千方百计地加以阻挠，讨论议事规程花了许多时间）。组委会事件的症结是：组委会一方面还在大会开会以前就拒绝了要求准许参加大会的“斗争”社[9]的抗议，在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内支持这个决定，另一方面同一个组委会突然又在大会上宣布，它邀请梁赞诺夫以有发言权的代表的资格参加大会。这一事件爆发的经过如下。
还在大会开幕以前，马尔托夫就秘密地告诉我，有个《火星报》组织的成员同时也是组委会委员的人（我们暂且把他叫作N），决定在组委会里坚持邀请一个人以有发言权的代表的资格参加大会。拟邀请的这个人，据马尔托夫自己说，只有用“反复倒戈的分子”[10]这个词才能说明他的为人。（这个人有一个时期的确向《火星报》靠拢过，但是，后来，而且是仅仅几个星期以后，又跑到《工人事业》[11]那边去，尽管它当时已经处于完全没落的阶段。）我和马尔托夫谈过这件事情。使我们感到愤慨的是：一个《火星报》组织的成员竟采取了这样的步骤，他明明知道（因为马尔托夫事先警告过N同志）这样做对《火星报》是一个直接的打击，但他还是认为没有必要同组织商量。N的确向组委会提出过建议，但是他的建议由于遭到T同志的激烈反对而被否决了。T同志当时详详细细地描绘了这个“反复倒戈的分子”整个变化无常的政治面貌。值得注意的是，N的这种做法使得马尔托夫大为震惊，以致于在当时，用他自己的话说，已经不能和N谈话，尽管过去他们私交很好。N成心同《火星报》作对还表现在：在他的支持下，组委会对《火星报》编辑部提出了警告，这一警告虽然只是为了一件很小的事情，但是引起了马尔托夫极大的愤怒。此外，来自俄国国内的消息（也是马尔托夫告诉我的），还表明N一再散布国外火星派分子和国内火星派分子闹纠纷的谣言。所有这一切都使火星派分子对N采取极端不信任的态度。而在这时，又发生了这样一件事。组委会拒绝了“斗争”社的抗议，被邀请参加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组委会委员（T和N）异口同声地最坚决地反对（N也在内！！！）“斗争”社。可是，在大会的一次上午会议休息时，组委会突然在“窗边”召开会议，并且在这次会议上决定邀请梁赞诺夫以有发言权的代表的资格参加大会！N赞成邀请。T当然坚决反对，并且声明：在大会的组成问题交给由大会选出的专门的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处理以后，组委会作出这样的决定是不合法的。当然，组委会内的南方工人派分子+一个崩得分子+N压倒了T同志，于是组委会的决定成立了。
关于这一决定，T向《火星报》编辑部作了报告。编辑部（并非全体委员出席，但有马尔托夫和查苏利奇在场）当然一致决定在大会上同组委会进行斗争，因为许多火星派分子在大会上已经公开反对“斗争”社，当时在这一问题上退却是不可能的。
当组委会（在下午的会议上）向大会宣布了它的决定以后，T也在大会上提出了抗议。当时，组委会内的一个南方工人派分子谴责T，责备他破坏纪律（！），因为组委会已决定不得在大会上泄露这件事情的真相（原文如此！）。不言而喻，我们（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和我）那时也强烈谴责组委会，责备他们恢复限权委托书，破坏大会的最高权力等等。大会站到了我们这一边，组委会被击败了，通过了一项决议，取消组委会作为一个委员会干预大会组成的权利。
“组委会事件”就是这样。第一，这一事件彻底摧毁了很多火星派分子在政治上对N的信任（同时加强了对T的信任）；第二，它不仅证明而且十分清楚地表明甚至在仿佛是清一色的火星派中央机关——组委会内，火星派还是这样地不巩固。很明显，在组委会内除了一个崩得分子以外，还有：（1）采取自己特殊政策的南方工人派分子，（2）“以当火星派分子为可耻的火星派分子”，以及（3）只有一部分不以当火星派分子为可耻的火星派分子。当南方工人派分子希望同《火星报》编辑部就这一不幸事件进行谈话（当然是私下进行）时，——N同志丝毫没有愿意谈话的表示（指出这一点很重要），——编辑部同他们进行了谈话，我直截了当地对南方工人派分子讲，大会彻底揭示了这样一个重大的政治事实：党内有许多以当火星派分子为可耻的火星派分子，他们专门使《火星报》为难，作出象邀请梁赞诺夫这样的怪事。我对N在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内发言反对“斗争”社后又作出这种怪事感到非常气愤，我在大会上公开地说：“参加过国外代表大会的同志们都知道，那些在委员会内说一套，而在代表大会上又说另一套的人，总是会引起大家极大的愤怒的。”［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244页。——编者注］这些害怕崩得分子“斥责”他们是“《火星报》的傀儡”，并且仅仅为了这个缘故而作出反对《火星报》的政治性怪事的“火星派分子”，当然不会得到人们的信任。
马尔托夫试图找N谈话导致了N声明退出《火星报》组织！！这时，火星派分子对N的普遍不信任大大地增加了。从这时起，N“事件”就转到《火星报》组织去处理。《火星报》组织的成员对他这种退出《火星报》组织的行为感到很气愤，《火星报》组织为这个问题召开了四次会议。这几次会议，特别是最后一次，非常重要，因为在这几次会议上，火星派内部主要是在中央委员会的人选问题上最后形成了分裂。
但是，在谈《火星报》组织的这几次会议以前（我再说一遍，这些会议是私下的，非正式的），我要先来讲一讲大会的工作。这些工作当时还都是同心协力地进行的，这就是说无论在第1项议程（崩得[12]在党内的地位）上、还是在第2项议程（党纲）和第3项议程（批准党中央机关报）上，所有火星派分子的步调是一致的。火星派分子的一致行动，使大会上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团结一致的多数派（崩得分子伤心地称之为紧密的多数派！），同时“不坚定分子”（或称“泥潭派”）和南方工人派就在这时也不止一次地在某些细小问题上表现出自己十分不坚定。不完全是火星派的分子在政治上的派别划分在大会上愈来愈明显地暴露出来了。
现在我再回过头来谈《火星报》组织的几次会议。在第1次会议上决定请N作解释，并让N自己表示他愿意同《火星报》组织的哪些人谈话。我坚决反对这样处理问题，要求把政治问题（火星派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在政治上对N不信任）同个人问题（指定一个委员会调查N的奇怪行为产生的原因）分开。在第2次会议上，有人宣告说N愿意在T不在场的条件下谈话，虽然据说关于T本人，他并不想讲什么。我第二次提出反对意见，拒绝参加这种谈话，认为不能允许一个非本组织的成员排斥（即使是非常短暂地排斥）一个本组织的成员，何况他并不是要讲该成员；我认为这是N玩弄的可耻的把戏，是打这个组织的耳光：N不相信这个组织已经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要这个组织给他提供一定的条件，他才进行谈话！在第3次会议上，N作了“解释”，但是大多数参加谈话的人都不满意他的解释。第4次会议是在全体火星派分子出席的情况下召开的，但在这次会议召开以前，大会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
首先值得提出的是“语言平等”事件。在通过党纲时，曾讨论到语言方面平等和享有同等权利这一要求如何措辞的问题（党纲的每一条都是单独讨论通过，崩得分子拼命阻挠，以致差不多大会的三分之二的时间都花在讨论党纲上面了！）。崩得分子在这个问题上达到了动摇火星派队伍的目的，使一部分火星派分子相信了他们的所谓《火星报》不同意“语言平等”的说法；事实上，《火星报》编辑部只是不同意这种在编辑部看来是文理不通的、荒谬的、多余的措辞。斗争十分激烈，大会分成了两半——两个票数相等的部分（有个别代表弃权）。《火星报》（和《火星报》编辑部）方面大约有23票（可能是23—25票，确切数目记不清了）；反对它的也有同样多的票数。问题不得不拖延下来，交给一个委员会去解决。委员会拟出了一个方案，被整个大会一致通过。语言平等事件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又一次暴露了火星主义阵地的不稳固，同时也彻底暴露了不坚定分子的动摇性（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正是在这时候，正是马尔托夫一派的火星派分子自己把这些人叫作泥潭派！）和一致反对《火星报》的南方工人派分子的动摇性。感情冲动到极点，火星派分子，特别是马尔托夫分子，对南方工人派说了无数尖刻的话。有一位马尔托夫派“首领”在休息时差一点跟南方工人派分子动起武来，这时我赶紧宣布继续开会（因为普列汉诺夫再三催促，他生怕打起来）。必须指出，在这23名最坚定的火星派分子中间，马尔托夫分子（即后来跟着马尔托夫跑的火星派分子）也是占少数。
另一个事件是由于“党章”第1条而引起的斗争。这已经是第5项议程，接近大会尾声了。（第1项通过了反对联邦制的决议；第2项通过了党纲；第3项承认了《火星报》是党中央机关报［注：指出下面这一点很重要，即根据我的报告在组委会内通过的并得到大会批准的议程，包括下列两个单独项目：第3项“建立或批准党中央机关报”和第24项“选举党中央机关”。当时有一个工人事业派分子就第3项提出质问说：我们批准谁？是批准报纸的名称吗？我们连编辑部是哪些人也不知道！于是马尔托夫起来发言解释：要批准的是《火星报》方针，不管编辑部是哪些人；这决不是预先决定编辑部的人选，因为选举中央机关将在第24项议程中进行，并且任何限权委托书都已经取消了。
马尔托夫的这些话（关于第3项，在火星派分裂以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马尔托夫的解释同我们大家对议程第3项和第24项的意义的理解是完全一致的。
第3项议程结束以后，马尔托夫在大会的发言中甚至不止一次地使用《火星报》原来的编辑部成员这样一个字眼。］；第4项听取了“代表们的报告”，听取了其中的一部分，其余的交给了一个委员会，因为大会显然已经没有时间了（经费和人们的精力都已耗尽了））。
党章第1条确定了党员的概念。在我的草案中，党员的定义是这样的：“凡承认党纲、在物质上支持党并亲自参加党的一个组织的人，可以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马尔托夫则提议用在党的一个组织的监督和领导下工作来代替上述加了着重标记的字样。普列汉诺夫赞成我的条文，其余的编辑部成员都赞成马尔托夫的条文（阿克雪里罗得代表他们在大会上讲了话）。我们证明：为了把干实事的人和说空话的人分开，为了消除组织上的混乱现象，为了防止可能出现有些组织由党员组成但又不是党的组织这种荒谬现象等等，必须缩小党员的概念。马尔托夫则主张扩大党，并讲到广泛的阶级运动要求广泛的、界限模糊的组织等等。奇怪的是，差不多所有马尔托夫的拥护者在为自己的观点辩护时，都引用了《怎么办？》［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1—183页。——编者注］！普列汉诺夫激烈地反对马尔托夫，指出马尔托夫的饶勒斯主义的条文是给那些只渴望既在党内又置身于组织以外的机会主义者敞开大门。当时我说，所谓“在监督和领导下”实际上是不折不扣地意味着没有任何监督和任何领导［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272页。——编者注］。在这个问题上，马尔托夫获得了胜利：他的条文被大会通过（大约以28票对23票的多数或大致如此的票数通过，确切票数记不清了）。这是多亏了崩得，他们自然立刻就看到了漏洞所在，把他们的所有5张票都投了出去，通过了“更坏的东西”（《工人事业》的一位代表[13]正是这样说明自己为什么投票赞成马尔托夫的！）。关于党章第1条的激烈争论和表决又一次显示了大会上的政治派别划分，并清楚地表明：崩得+《工人事业》支持火星派的少数派来反对它的多数派，就能够决定任何一项决议的命运。
党章第1条的争论和表决结束后，《火星报》组织召开了最后一次（第4次）会议。火星派内部在中央委员会人选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已经表现得很明显，并且在他们队伍中引起了分裂：有些人主张选出一个火星派的中央委员会（鉴于《火星报》组织和“劳动解放社”[14]已经解散，以及必须继续完成火星派的工作）；另一些人则主张让南方工人派也参加，并让采取“曲折路线”的火星派分子占主要地位。有些人坚决反对N当候选人，另一些人则表示赞成。为了争取达成协议作了最后一次努力，召开了16人会议（《火星报》组织的成员，并且，我再说一遍，有发言权的也包括在内）。表决结果：9票反对N，4票赞成，其余的弃权。在这以后，多数派还不愿同少数派宣战，提出了一个调和的5人名单，其中有一个南方工人派分子（为少数派所欢迎的）和一个好战的少数派分子，其余都是彻底的火星派分子（其中——这一点很重要——有一个是在大会的斗争快结束时才参加斗争的，实际上是不偏袒任何一方的；另外两个则根本没有参加斗争，在人选问题上是绝对不偏不倚的）。赞成这个名单的有10人（后来又增加了1人，变成11人），反对的1人（只有马尔托夫一人！），其余的弃权！这样，调和的名单就被马尔托夫撕毁了。之后，双方各自提出了“对抗的”名单付表决，但是都只得到了少数票。[15]
这样，在《火星报》组织的最后一次会议上，马尔托夫分子在两个问题上都处于少数地位，但是当多数派的一个成员（一个不袒护任何一方的人即主席）在会后去找他们，试图作最后一次调解的时候，他们却宣战了。
马尔托夫派的打算是明显而准确的：崩得分子和工人事业派分子无疑会支持曲折路线的名单，因为在大会开了一个月的会议之后，每个问题都非常清楚，每个人物的面貌也都非常明显，大会的每一个代表都不难作出抉择：什么对他更好些，或者说什么对他害处少些。而对崩得+《工人事业》来说，采取曲折路线的火星派分子自然害处少些，而且永远是这样。
16人会议以后，火星派最后分裂了，双方正式宣战。大会上分裂成的两个派别开始各自召开会议，即各自召集所有思想一致者举行私下的、非正式的会议。最初，坚持彻底路线的火星派分子有9人（16人中的9人）开会，后来有15人，最后有24人（按有表决权的票数而不是按人数计算）。这样迅速增长的原因是：（中央委员会）候选人的各种不同的名单已经开始传阅，马尔托夫派的名单立即无可挽回地遭到绝大多数火星派分子的拒绝，因为这是一张软弱的名单——马尔托夫派提出的候选人在大会上的表现实在太差了（动摇不定，反复无常，一味蛮干等等）。这是一。第二，向火星派分子说明在《火星报》组织内部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一做法，使他们在大多数场合转到多数派这方面来，再加上马尔托夫不能坚持明确的政治路线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因此，24票就很顺利地、迅速地联合起来，一致坚持彻底的火星派的策略，赞同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赞同选出编辑部三人小组（而不是批准旧的、没有工作能力的、界限模糊的编辑部六人小组）。
这时，大会结束了党章的讨论。在这期间，马尔托夫及其一伙又在崩得+《工人事业》的有力协助下，再一次（甚至不止一次，而是好几次）战胜了火星派多数派，比如在增补中央机关的成员问题上（这一问题，大会是按照马尔托夫的主张解决的）。
尽管党章遭到了损害，整个党章还是由全体火星派分子和整个大会通过了。但在共同章程通过以后，接下去讨论崩得的章程时，大会以压倒的多数票否决了崩得的提议（即承认崩得为党内犹太无产阶级的唯一代表）。看来，在这个问题上崩得几乎是单独同整个代表大会相对立。当时，崩得分子退出了大会，并且声明退出党。马尔托夫派失去了5个可靠的同盟者！接着，当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16]被承认为国外唯一的党组织的时候，工人事业派也退出了大会。马尔托夫派又失去了2个可靠的同盟者！这时，大会上有表决权的一共有44票（51票－7票），其中大多数是彻底的火星派分子（24票）；马尔托夫派加上南方工人派和“泥潭派”总共只有20票。
采取曲折路线的火星派分子本来应该服从，象坚持强硬路线的火星派分子在遭到马尔托夫和崩得的联合打击并被击败时那样不声不响地服从，但是马尔托夫分子却放肆到了这样的地步，他们不仅不服从，而且无理取闹，制造分裂。
提出批准旧编辑部的问题就是无理取闹，因为只要有一个编辑提出声明，大会就必须对整个中央机关报的人选问题重新进行审查，而不仅仅是批准一下。拒绝选举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和中央委员会就是一种分裂行为。
先谈谈编辑部的选举。前面已经讲过，议程的第24项是：选举党的中央机关。而且我在对议程的说明[17]（所有火星派分子和所有参加大会的代表都知道这个说明，而且火星派分子在大会召开以前老早就已经知道这个说明）中，曾在页边上写道：选出三人为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成员，选出三人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因此，毫无疑问，选举3人的要求是从编辑部内部提出的，而且编辑部没有一个人反对这个要求。就连马尔托夫和另一个马尔托夫派首领，也在大会召开以前，在许多代表面前维护过这“两个三人小组”的主张。
在大会开幕前几星期，我曾亲口对斯塔罗韦尔和马尔托夫说过，我将在大会上要求选举编辑部；我同意选举两个三人小组，并认为编辑部三人小组可以增补7人（或更多），也可以就只是3人（我特别说明了后者的可能性）。斯塔罗韦尔甚至直截了当地说，这三人就是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列宁，我也赞同他的意见。有一点对每个人来说一直是很清楚的，即只有这些人可以当选为领导者。只有在大会斗争中恼羞成怒、怨天尤人和丧失了理智的人，才会在事后来攻击三人小组的合理性及其工作效能。旧的六人小组如此没有工作效能，三年来竟没有开过一次全体会议——这很难令人置信，但这是事实。45号《火星报》没有一号不是马尔托夫或列宁编的（就编辑技术工作来说）。除了普列汉诺夫，谁也没有提出过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阿克雪里罗得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在《曙光》[18]上连一篇文章也没有写，而在所有45号《火星报》上总共也只写了三四篇文章），查苏利奇和斯塔罗韦尔只限于写稿和提出一些建议，从来没有做过真正的编辑工作。应当选什么人当政治领导者，应当把什么人选入中央——这在大会开了一个月之后，对于大会的每个代表来说，都已经非常清楚了。
把批准旧编辑部的问题搬到大会上来，只能是一种荒谬的制造纠纷的行为。
说它荒谬，是因为它是徒劳无益的。即使六人小组被批准，只要有一个编辑部成员（例如我）要求重新审查编辑部，检查它的内部关系，大会就又得重新处理这个问题。
说它是制造纠纷的行为，是因为不批准就会被认为是一种侮辱，——而重新选举却丝毫不含有侮辱之意。既然中央委员会是由大家选举的，那么中央机关报也应该让大家来选举。既然没有谈到批准组委会，那也就不必谈什么批准旧编辑部。
马尔托夫派要求批准的提议提出以后，自然在大会上引起了反对。反对被看作是一种侮辱、欺凌、驱逐、排斥……于是各式各样的可怕故事都编造出来了，现在一些无聊的造谣者的种种想入非非的杜撰，就是以这些故事作材料的！
当讨论关于选举还是批准的问题时，编辑们退出了会场。经过异常激烈的争辩后，大会决定：不采取批准旧编辑部的办法［注：有一个马尔托夫分子这时作了一个非常激动的发言，以致在他的话说完以后，有一位代表就向秘书高声喊叫：请在记录上用一滴眼泪来代替句点吧！最坚决的“泥潭派”分子特别热烈地拥护旧编辑部。］。
这一决定通过后，原来的编辑部成员才回到会场。这时，马尔托夫就站起来，以个人名义并代表他的一伙人拒绝选举，讲了许许多多可怕的和抱怨的话，谈到什么“党内戒严状态”（是对落选的阁员们吗？），什么“对付个别分子和独立团体的非常法”（是对那些以《火星报》名义把梁赞诺夫偷偷塞给火星派，在委员会内说一套，在大会上又说另一套的人吗？）。
我在答复他时指出，是政治概念的极端混乱使他们反对选举，反对代表大会改组党的负责人员组成的委员会［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288页。——编者注。］。
结果选出了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和列宁。马尔托夫再次表示拒绝。柯尔佐夫（得了3票）也表示拒绝。于是，大会通过决议，委托中央机关报的两位编辑部成员在找到适当人选时增补第三位成员。
接着选出了三位中央委员，检票人只向大会报了其中一人的名字。同时还选出了（用秘密投票方式）党总委员会[19]的第五个委员。
马尔托夫派及其追随者整个“泥潭派”都没有投票，他们就此事向主席团提交了一份书面声明。
这显然是分裂行为，是破坏大会、不承认党的行为。但是，当一个南方工人派分子公开声明他对大会的决议的合法性表示怀疑（原文如此！）时，马尔托夫感到有些不好意思，并起来反驳这位代表，当众声明，他对决议的合法性并不怀疑。
遗憾的是，马尔托夫（以及马尔托夫派）的所作所为同他的这些漂亮的忠诚的话不一致……
接着，大会把公布记录的问题提交“记录委员会”，并通过了11项策略性的决议：
（1）关于游行示威的决议。
（2）关于工会运动的决议。
（3）关于在教派信徒中的工作的决议。
（4）关于在青年学生中的工作的决议。
（5）关于在审问时应采取的态度的决议。
（6）关于工厂的工长的决议。
（7）关于1904年阿姆斯特丹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
（8）关于自由派的决议（斯塔罗韦尔提出的）。
（9）关于自由派的决议（普列汉诺夫提出的）。
（10）关于社会革命党人[20]的决议。
（11）关于党的出版物的决议。
接着，主席作了简短的讲话，提醒大家必须遵守大会决议，最后宣布大会闭幕。
在仔细地考察了马尔托夫派在大会以后的行为——拒绝撰稿（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正式请他们撰稿［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4卷《致尤·奥·马尔托夫》（1903年10月6日）。——编者注］），拒绝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工作，进行抵制的宣传——之后，我只能说这是一种狂妄的、不是党员所应有的破坏党的行为……为什么要这样呢？只是由于他们不满意中央机关的人选，因为在客观上，只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才分道扬镳，而主观的判断（如说什么侮辱、欺凌、驱逐、排斥、诋毁，等等等等）只不过是受触犯的自尊心和病态的幻想所造成的结果。
这种病态的幻想和受触犯的自尊心直接导致最可耻的造谣。他们不知道也还没有看到新的中央机关的活动，就散布谣言说中央机关“没有工作效能”，说伊万·伊万诺维奇的“刺猬皮手套”，说伊万·尼基佛罗维奇的“拳头”[21]等等。
他们用抵制中央机关的手段来证明中央机关“没有工作效能”，这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违反党员义务的行为。任何诡辩都不能掩盖这一点：抵制是分裂党的行为。
俄国社会民主党还要经历最后一个困难的过渡：从小组习气过渡到党性，从庸俗观念过渡到对革命义务的自觉认识，从造谣中伤和施加小组压力过渡到纪律性。
谁珍视党的工作，珍视维护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的事业，谁就不能容许象对中央机关进行“合理的”、“正当的”抵制这种卑劣的诡辩行为，谁就不能容许因十来个人对自己和自己的朋友没有被选入中央机关感到不满而使事业遭到损害，工作陷于停顿，谁就不能容许在私下秘密地通过以不撰稿相威胁，通过抵制，通过断绝经费，通过造谣中伤和散布流言蜚语来影响党的负责人员。
| 载于1927年《列宁文集》俄文版第6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8卷第1—20页 |
注释：
[1]《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记事》是在这次代表大会后，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的分裂、破坏活动进行尖锐斗争的时期写的。在大会记录于1904年1月公布以前，这篇《记事》是阐明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结果和党分裂的原因的唯一文件。《记事》中的思想在列宁后来的一些文章、信件、讲话中，特别在《进一步，退两步（我们党内的危机）》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1。
[2]列宁在这里引用的是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在1903年7月18日（31日）代表大会第2次会议上作报告以前的材料。当时到会的共有42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其中有1票表决权的代表33名，有2票表决权的代表8名；剩下1名崩得国外委员会的代表在第二名代表来到以前暂时也有2票表决权。崩得国外委员会的第二名代表到会以后，从7月22日（8月4日）起，在代表大会上有表决权的代表共43名，其中有1票表决权的35名，有2票表决权的8名。加上有发言权的代表14名，大会代表共有57名；其中2名波兰社会民主党代表只参加了几次会议。——1。
[3]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是根据劳动解放社的倡议，在全体会员承认劳动解放社纲领的条件下，于1894年在日内瓦成立的。联合会为俄国国内出版书刊，它的出版物全部由劳动解放社负责编辑。1896—1899年联合会出版了不定期刊物《工作者》文集和《〈工作者〉小报》。1898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承认联合会是党的国外代表机关。1898年底，机会主义分子（经济派）在联合会里占了优势。1898年11月，在苏黎世召开的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劳动解放社声明，除《工作者》文集以及列宁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和《新工厂法》两个小册子外，拒绝为联合会编辑出版物。联合会从1899年4月起出版《工人事业》杂志，由经济派分子担任编辑。1900年4月，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劳动解放社的成员以及与其观点一致的人正式退出联合会，成立了独立的革命组织“社会民主党人”。此后联合会和《工人事业》杂志就成了经济主义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代表。1903年，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联合会宣布解散。——1。
[4]这里指的是自称为彼得堡“斗争协会”的彼得堡“工人组织”的代表莉·彼·马赫诺韦茨（布鲁凯尔）。关于这个组织，见注138。——1。
[5]南方工人社是1900年秋初以《南方工人报》为中心在俄国南方形成的社会民主主义团体。《南方工人报》于1900—1903年秘密出版，共出版了12号。在不同时期加入南方工人社和参加《南方工人报》编辑部的有伊·克·拉拉扬茨、阿·维连斯基、奥·阿·科甘（叶尔曼斯基）、波·索·策伊特林、叶·雅·列文、叶·谢·列文娜、B.H.罗扎诺夫等。
南方工人社与经济派相对立，认为进行政治斗争和推翻专制制度是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它反对恐怖主义，主张开展群众性革命运动。但是，南方工人社过高估计自由资产阶级的作用，轻视农民运动，并且不同意火星派关于把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联合在《火星报》周围以建立一个集中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计划，而提出通过建立各区域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途径来恢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计划。1901年12月，他们召开了俄国南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委员会和组织的代表大会，成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南方各委员会和组织联合会，而以《南方工人报》为其机关报。这个尝试和南方工人社整个组织计划一样，是不切实际的。在1902年春大批组织被破坏后，联合会就瓦解了。1902年8月，南方工人社开始同《火星报》编辑部就恢复俄国社会民主党统一的问题进行谈判。南方工人社发表了支持《火星报》的声明（载于1902年11月1日《火星报》第27号和1902年12月《南方工人报》第10号），这对团结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力量具有很大意义。1902年11月，南方工人社的成员参加了筹备召开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组织委员会。但是南方工人社在这个时期仍有分离主义倾向，他们曾要求出版一种与《火星报》平行的全俄报纸。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南方工人社的代表采取了中派立场。根据这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南方工人社解散。——1。
[6]泥潭派原来是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人们给国民公会里的中派集团取的绰号，又译沼泽派，也称平原派，因他们的席位处在会场中较低的地方，故有此称。泥潭派在国民公会中占多数，代表中等工商业资产者的利益。他们没有自己的纲领，在各政治派别的斗争中依违于左派和右派之间，而总是站到当时力量较强者的一边。泥潭派一词后来成了那些动摇不定、企图回避斗争的派别的通称。——1。
[7]组织委员会（组委会）即召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组织委员会，是在1902年11月2—3日（15—16日）举行的普斯科夫会议上成立的。1902年3月，经济派和崩得分子发起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委员会和组织的比亚韦斯托克代表会议曾选出由《火星报》的费·伊·唐恩、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南方各委员会和组织联合会的奥·阿·叶尔曼斯基、崩得中央委员会的К．Я．波尔特诺伊组成的组织委员会。但是代表会议结束不久，它的两名委员就被捕了，因此这个组织委员会事实上并未着手工作。
1902年春天和夏天，列宁在给《火星报》国内组织的成员——彼得堡的伊·伊·拉德琴柯和萨马拉的弗·威·林格尼克的信中，提出了成立新的组织委员会的任务（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4卷）。列宁认为，火星派应在组织委员会中起主导作用，同时为保持同比亚韦斯托克代表会议的继承关系，在制止崩得代表企图影响俄国社会民主党事务的条件下，吸收崩得代表加入组织委员会也是必要的。1902年8月2日（15日），由列宁主持，在伦敦召开了一次火星派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弗·潘·克拉斯努哈、彼·阿·克拉西科夫和弗·亚·诺斯科夫。这次会议建立了俄国组织委员会的核心。会议决定邀请崩得和当时向《火星报》靠拢的南方工人社派代表参加组织委员会。同时给了组织委员会以增补新的委员的权利。
11月2—3日（15—16日），在普斯科夫举行了社会民主党各组织的代表会议，成立了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的克拉斯努哈、《火星报》国内组织的伊·伊·拉德琴柯和南方工人社的叶·雅·列文组成的组织委员会。组织委员会还增补了《火星报》国内组织的克拉西科夫、弗·威·林格尼克、潘·尼·勒柏辛斯基、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北方协会的亚·米·斯托帕尼为委员（拉德琴柯、克拉斯努哈和勒柏辛斯基于会议后次日被捕）。会议还通过了《关于“组织委员会”成立的通告》，该《通告》于1902年12月在俄国印成单页出版。
崩得没有派代表出席这次会议，在《火星报》发表《关于“组织委员会”成立的通告》后不久，崩得在自己的报纸《最新消息》上发表声明攻击组织委员会。列宁在《论崩得的声明》（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80—86页）一文中，尖锐地批判了崩得的立场。
1903年2月初，在奥廖尔举行了组织委员会的第2次会议。会议决定吸收《火星报》国内组织的罗·萨·哈尔贝施塔特和叶·米·亚历山德罗娃、南方工人社代表B.H.罗扎诺夫、崩得代表波尔特诺伊参加组织委员会，并批准火星派分子波·伊·戈尔德曼、A.П.多利沃-多布罗沃尔斯基、罗·萨·捷姆利亚奇卡和崩得分子伊·李·艾森施塔特为组织委员会候补委员。会议制定并通过了代表大会章程草案和有权参加代表大会的组织的名单。代表大会章程草案分发给各地方委员会进行讨论。结果，在组织委员会列入有权参加代表大会组织名单的16个组织中，表决通过章程草案的全部条文的占三分之二以上；这样，代表大会的章程就得到了各地方组织的通过和批准。组织委员会根据这一章程进一步开展了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
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一书中谈到组织委员会的工作时写道：“组委会主要是一个负责召集代表大会的委员会，是一个有意吸收各种色彩的代表（直到崩得为止）组成的委员会；而实际建立党的组织统一工作，则完全由《火星报》组织来担负。”（见本卷第274页）。——2。
[8]《火星报》(《Иckpa》)是第一个全俄马克思主义的秘密报纸，由列宁创办。创刊号于1900年12月在莱比锡出版，以后各号的出版地点是慕尼黑、伦敦（1902年7月起）和日内瓦（1903年春起）。参加《火星报》编辑部的有：列宁、格·瓦·普列汉诺夫、尔·马尔托夫、亚·尼·波特列索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和维·伊·查苏利奇。编辑部的秘书起初是因·格·斯米多维奇-列曼，1901年4月起由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担任。列宁实际上是《火星报》的主编和领导者。他在《火星报》上发表了许多文章，阐述有关党的建设和俄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基本问题，并评论国际生活中的重大事件。
《火星报》在国外出版后，秘密运往俄国翻印和传播。《火星报》成了团结党的力量、聚集和培养党的干部的中心。在俄国许多城市成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列宁火星派的小组和委员会。1902年1月在萨马拉举行了火星派代表大会，建立了俄国《火星报》组织常设局。
《火星报》在建立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在列宁的倡议和亲自参加下，《火星报》编辑部制订了党纲草案，筹备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宣布《火星报》为党的中央机关报。
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火星报》编辑部改由列宁、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三人组成。但是马尔托夫坚持保留原来的六人编辑部，拒绝参加新的编辑部，因此《火星报》第46—51号是由列宁和普列汉诺夫二人编辑的。后来普列汉诺夫转到了孟什维主义的立场上，要求把原来的编辑都吸收进编辑部。列宁不同意这样做，于1903年10月19日（11月1日）退出了编辑部。《火星报》第52号由普列汉诺夫一人编辑。1903年11月13日（26日），普列汉诺夫把原来的编辑全部增补进编辑部。因此，从第52号起，《火星报》变成了孟什维克机关报，人们称之为新《火星报》。——5。
[9]斗争社是达·波·梁赞诺夫、尤·米·斯切克洛夫和埃·李·古列维奇于1900年夏在巴黎成立的一个团体，1901年5月取此名称。该社试图调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内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之间的矛盾，建议统一社会民主党各国外组织。
1901年秋，斗争社成为一个独立的著作家团体。它在自己的出版物（《制定党纲的材料》第1—3辑、1902年《快报》第1号等）中歪曲马克思主义理论，反对列宁提出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组织原则和策略原则。由于它背弃社会民主党的观点和策略，进行瓦解组织的活动，并且同国内的社会民主党组织没有联系，因此未被允许参加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根据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定，斗争社被解散。——6。
[10]指伊·瓦·切尔内绍夫。——6。
[11]《工人事业》杂志（《PaбoчeeДeлo》）是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机关刊物，于1899年4月—1902年2月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12期（9册）。该杂志的编辑部设在巴黎，担任编辑的有波·尼·克里切夫斯基、帕·费·捷普洛夫、弗·巴·伊万申和亚·马尔丁诺夫。该杂志支持所谓“批评自由”这一伯恩施坦主义口号，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和组织问题上持机会主义的立场。工人事业派宣扬无产阶级政治斗争应服从经济斗争的机会主义思想，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否认党的领导作用。他们还反对列宁关于建立严格集中和秘密的组织的思想，维护所谓“广泛民主”的原则。《工人事业》杂志支持露骨的经济派报纸《工人思想报》；该杂志的编辑之一伊万申参加这个报纸的编辑工作。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工人事业派是党内机会主义极右派的代表。——6。
[12]崩得即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1897年9月在维尔诺成立。参加这个组织的主要是俄国西部各省的犹太手工业者。崩得在成立初期曾进行社会主义宣传，后来在争取废除犹太人特别法律的斗争过程中滑到了民族主义立场上。在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崩得作为只在专门涉及犹太无产阶级的问题上独立的“自治组织”，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崩得分子要求承认崩得是犹太无产阶级的唯一代表。在代表大会否决了这个要求之后，崩得退出了党。在1906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上崩得重新加入了党。从1901年起，崩得是俄国工人运动中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的代表。它在党内一贯支持机会主义派别（经济派、孟什维克和取消派），反对布尔什维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崩得分子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17年二月革命后，崩得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1918—1920年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崩得的领导人同反革命势力勾结在一起，而一般的崩得分子则开始转变，主张同苏维埃政权合作。1921年3月崩得自行解散，部分成员加入了俄国共产党（布）。——9。
[13]指阿基莫夫（弗·彼·马赫诺韦茨）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第23次会议上的发言。——12。
[14]劳动解放社是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由格·瓦·普列汉诺夫和维·伊·查苏利奇、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列·格·捷依奇、瓦·尼·伊格纳托夫于1883年8月在日内瓦建立。劳动解放社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许多重要著作译成俄文，在国外出版后秘密运到俄国，这对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起了巨大的作用。普列汉诺夫当时写的《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我们的意见分歧》、《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等著作有力地批判了民粹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了俄国社会的现实和俄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普列汉诺夫起草的劳动解放社的两个纲领草案——1883年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劳动解放社纲领》和1885年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纲领草案》，对于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后一个纲领草案的理论部分包含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纲领的基本成分。劳动解放社在团结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力量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它还积极参加社会民主党人的国际活动，和德、法、英等国的社会民主党都有接触。劳动解放社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对伯恩施坦主义进行了积极的斗争，在反对俄国的经济派方面也起了重要作用。恩格斯曾给予劳动解放社的活动以高度评价（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301页）。列宁认为劳动解放社的历史意义在于它从理论上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奠定了基础，向着工人运动迈出了第一步；劳动解放社的主要缺点是：它没有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它的成员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缺乏具体分析，对建立不同于第二国际各党的新型政党的特殊任务缺乏认识等。劳动解放社于1903年8月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宣布解散。——12。
[15]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火星报》组织的成员讨论了下列几个中央委员会人选名单：（1）多数派提出的“调和的”名单：B．H．罗扎诺夫（南方工人派分子，“为少数派所欢迎的”），列·达·托洛茨基（“好战的少数派分子”），弗·亚·诺斯科夫（“只在大会的斗争快结束时才参加斗争的”），当时在国内、没有参加代表大会的弗·威·林格尼克和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2）少数派提出的名单：罗扎诺夫、托洛茨基、维·尼·克罗赫马尔、诺斯科夫、克尔日扎诺夫斯基；（3）多数派提出的“对抗的”名单：诺斯科夫、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罗扎诺夫；（4）少数派提出的“对抗的”名单：诺斯科夫、罗扎诺夫、托洛茨基。进行选举时，罗扎诺夫拒绝列入多数派提出的“对抗的”名单，因而代之以林格尼克。当选为中央委员的是多数派的诺斯科夫、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和林格尼克。出于保密的考虑，只向代表大会宣布了诺斯科夫一人的名字。——13。
[16]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是根据列宁的倡议由《火星报》和《曙光》杂志国外组织同“社会民主党人”组织于1901年10月在瑞士合并组成的。根据章程，同盟是《火星报》组织的国外部，其任务是协助《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的出版和传播，在国外宣传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思想，帮助俄国各社会民主党组织培养积极的活动家，向政治流亡者介绍俄国革命进程等。在1903年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同盟被承认为享有党的地方委员会权利的唯一国外组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孟什维克的势力在同盟内增强。1903年10月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后，同盟成了孟什维主义在国外的主要堡垒，直至1905年被撤销为止。——14。
[17]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例行）代表大会计划》（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370—377页）。——15。
[18]《曙光》杂志（《Зapя》）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政治刊物，由《火星报》编辑部编辑，1901—1902年在斯图加特出版，共出了4期（第2、3期为合刊）。杂志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民粹主义和合法马克思主义、经济主义、伯恩施坦主义等机会主义错误思潮。杂志刊登了列宁的下列文章：《时评》、《地方自治机关的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前4章、《内政评论》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16。
[19]党总委员会（1903—1905年）是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建立的党的最高机关。它的职责是：协调和统一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活动，在这两个中央机关之一的全部成员出缺时恢复该机关，在同其他党的交往中代表党。党总委员会必须按照党章规定的期限召开党代表大会，并在拥有代表大会一半票数的党组织提出要求时提前召开党代表大会。党总委员会由5人组成，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各派2人，另一人由代表大会任命。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选举格·瓦·普列汉诺夫为党总委员会的第五名委员。列宁起初代表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参加党总委员会，在他退出《火星报》编辑部以后则代表中央委员会参加党总委员会。在普列汉诺夫转向机会主义和孟什维克篡夺了中央机关报编辑部以后，党总委员会就成了孟什维克同布尔什维克作斗争的工具。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党总委员会被撤销。从第三次代表大会起，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党的唯一领导中心是中央委员会，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由中央委员会任命。——17。
[20]社会革命党人是俄国最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的成员。该党是1901年底—1902年初由南方社会革命党、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老民意党人小组、社会主义土地同盟等民粹派团体联合而成的，成立时的领导人有马·安·纳坦松、叶·康·布列什柯-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尼·谢·鲁萨诺夫、维·米·切尔诺夫、米·拉·郭茨、格·安·格尔舒尼等，正式机关报是《革命俄国报》（1901—1904年）和《俄国革命通报》杂志（1901—1905年）。社会革命党人的理论观点是民粹主义和修正主义思想的折中混合物。他们否认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差别，抹杀农民内部的矛盾，否认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在土地问题上，社会革命党人主张消灭土地私有制，按照平均使用原则将土地交村社支配，发展各种合作社。在策略方面，社会革命党人采用了社会民主党人进行群众性鼓动的方法，但主要斗争方法还是搞个人恐怖。为了进行恐怖活动，该党建立了秘密的事实上脱离该党中央的战斗组织。
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社会革命党曾在农村开展焚烧地主庄园、夺取地主财产的所谓“土地恐怖”运动，并同其他政党一起参加武装起义和游击战，但也曾同资产阶级的解放社签订协议。在国家杜马中，该党动摇于社会民主党和立宪民主党之间。该党内部的不统一造成了1906年的分裂，该党的右翼和极左翼分别组成了人民社会党和社会革命党最高纲领派联盟。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社会革命党经历了思想上、组织上的严重危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革命党的大多数领导人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1917年二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七月事变时期公开转向资产阶级方面。十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公开进行反苏维埃的活动，在国内战争时期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对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人实行个人恐怖。内战结束后，他们在“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下组织了一系列叛乱。1922年，社会革命党彻底瓦解。——18。
[21]伊万·伊万诺维奇（伊凡·伊万内奇）和伊万·尼基佛罗维奇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小说《伊万·伊万诺维奇和伊万·尼基佛罗维奇吵架的故事》中的主人公。这两个地主本是莫逆之交，后来为一枝猎枪的争端而反目，以致打了十几年的官司。——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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