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全集第七卷——革命青年的任务（1903年9月）

革命青年的任务[163]F98品论天涯网

（1903年9月）F98品论天涯网

第一封信

　　《大学生报》[164]编辑部的声明，如果我们没有弄错的话，是在《解放》第4期（总第28期）上首次发表的，《火星报》也收到了这篇声明。据我们看来，这篇声明表明《大学生报》编辑部的观点在该报创刊号出版以后已经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司徒卢威先生急忙表示他不同意声明中所阐述的观点，他并没有错：这些观点确实同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机关报一贯十分热心地坚持的机会主义方针有着根本的分歧。《大学生报》编辑部承认，“单是革命的感情不能形成大学生的思想上的团结”，“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有建立在某种社会主义世界观”而且是“明确的完整的”世界观上面的“社会主义理想”，这样，它在原则上就同思想上的漠不关心和理论上的机会主义决裂，并且把大学生革命化的方法问题放到了正确的基础上。
　　诚然，从庸俗“革命主义”的流行观点看来，大学生的思想上的团结并不要求有完整的世界观，而是要排斥这种世界观，思想上的团结就意味着对各种各样的革命思想采取“宽容的”态度，就要以对某一种明确的思想派别不作明确的承认为前提；总之，从这些玩弄政客手腕的聪明人看来，思想上的团结要以某种无思想性为前提（当然这种无思想性是用所谓观点的广泛性，用所谓立即不惜任何代价地实行统一的重要性等等陈词滥调多少巧妙地掩盖起来的）。为这种问题提法进行辩护的一个相当体面的、并且乍看起来很有说服力的论据总是指出这样一个众所周知和无可争辩的事实，就是大学生按其政治社会见解来看，有着而且不可能没有各种截然不同的派别，因此，如果要求具有完整的明确的世界观，必不可免地要甩开某些派别，这样就会妨碍团结，就会引起纠纷而无法亲密地合作，就会削弱政治总攻击的力量，等等，等等。
　　现在我们来仔细地考察一下这个体面的论断吧。例如拿《大学生报》创刊号对大学生派别的划分来说——在这一创刊号中，编辑部还没有提出明确的完整的世界观的要求，因此就很难怀疑它在偏袒社会民主党的“狭隘观点”。《大学生报》创刊号的编辑部文章把当代的大学生分成四大派别：（1）“漠不关心派”——“对学生运动完全不闻不问的人”；（2）“学院派”——拥护纯学院式学生运动的人；（3）“一切学生运动的反对者——民族主义者、反犹太主义者等等”；（4）“政治派”——赞成进行斗争以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人。“这个派别又由互相对立的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人是具有革命倾向的纯资产阶级的政治反政府派，另一部分人是最近形成的〈只是最近才形成的吗？——尼·列宁〉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革命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如果注意到后一个分支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又分成社会革命党人大学生和社会民主党人大学生，那么这样一来，当代的大学生就有六个政治派别了：反动派、漠不关心派、学院派、自由派、社会革命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
　　试问：这种派别划分是不是偶然的呢？这种倾向的划分是不是暂时的呢？只要直截了当地提出这个问题，任何一个多少了解情况的人就会立刻作出否定的回答。在我国大学生中的确也不可能有别的派别划分，因为大学生是最敏感的部分，而知识分子之所以叫作知识分子，就是因为他们最自觉地、最彻底地、最准确地反映和表现了整个社会的阶级利益的发展和政治派别划分的发展。如果大学生的政治派别划分同整个社会的政治派别划分不相适应，那他们也就不成其为大学生了——所谓“适应”，并不是指大学生的派别和社会的派别在力量和人数上完全成比例，而是指社会上有哪些派别，大学生中也必然地不可避免地会有哪些派别。就俄国整个社会来说，由于它的阶级对抗的发展还处于萌芽状态（相对而言），由于它政治上的幼稚，由于它的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受着警察专制制度的压制和蹂躏，具有代表性的也正是这六个政治派别：反动派、漠不关心派、文化派、自由派、社会革命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我在这里用“文化派”代替了“学院派”；所谓“文化派”，就是主张不要政治斗争而求得合法的进步即在专制制度的基础上求取进步的人。这样的文化派在俄国社会的各个阶层中都有。他们如同“学院派”大学生一样，处处局限于职业利益的狭小圈子内，局限于要求改善某些国民经济部门或国家管理部门和地方管理部门，处处畏首畏尾地避开“政治”，不去辨别（正象学院派不去辨别一样）各个不同派别的“政治家”，把凡是与……管理形式有关的一切都称之为政治。文化派这个阶层，一向是而且现在仍然是我国自由派的广泛基础。在“和平”时期（用“我们的”话说，就是政治上的反动时期），文化派和自由派这两个概念几乎完全融合了；即使在战争时期，在社会情绪高涨时期，在对专制制度的进攻日益猛烈的时期，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差别往往也是模糊不清的。俄国的自由派，甚至在国外的自由刊物上直接向公众公开表示反对专制制度的时候，也始终没有忘记自己首先是个文化派，时而要发表一些奴隶式的，也可以说是合法的、恭顺的、忠君的议论，不信请看《解放》。
　　文化派和自由派之间没有明确的一目了然的界限，就整个俄国社会的政治派别划分来说这是具有代表性的。也许有人会对我们说，上面把大学生划分为六个政治派别的做法是不正确的，因为这种划分同俄国社会的阶级划分不相适应。但是这个反驳是站不住脚的。当然，阶级划分是政治派别划分的最根本的基础，它归根结底总是决定着政治派别的划分的。但是这个根本的基础，只是随着历史发展的进程，随着历史发展的参加者和创造者的觉悟程度显露出来的。这个“归根结底”，只有通过政治斗争，有时是长期的、顽强的、持续数年数十年的斗争——这场斗争，时而剧烈地表现为各种政治危机，时而沉寂下来，好象暂时停止了——才得以实现。难怪在德国——那里的政治斗争采取特别尖锐的形式，先进阶级即无产阶级的觉悟也特别高——仍然存在着象中央党[165]这样一些政党（而且是强有力的政党），它们以信仰上的特征来掩盖自己的各不相同的（总的说来无疑都是反无产阶级的）阶级内容。至于俄国目前的政治派别的阶级根源，在很大的程度上由于全体人民政治上无权，由于组织得很好的、思想上一致的、一贯闭关自守的官僚机构对人民的统治而变得模糊起来，那就更不足为奇了。值得惊奇的倒是：尽管俄国的政治制度是亚洲式的，它的欧洲式的资本主义发展却已经给社会的政治派别划分打上了多么深的烙印。
　　每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阶级即工业无产阶级，已经在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下，在早已为整个觉悟的国际无产阶级所遵循的纲领的旗帜下，走上了群众性的有组织的运动的道路，我国的工业无产阶级也是如此。在俄国，对政治漠不关心的人当然要比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多得无可比拟，但即使在我国，也已经谈不上这种原始的、幼稚的漠不关心了：不觉悟的工人（有一部分是农民）的漠不关心已经愈来愈多地为频频爆发的政治风潮和积极的抗议所代替了；这就清楚地证明，这种漠不关心同饱食终日的资产者和小资产者的漠不关心毫无共同之处。由于俄国的资本主义相对而言还不够发达，小资产者阶级的人数特别多，这个阶级一方面无疑已在产生自觉的彻底的反动分子，另一方面他们往往还同文化水平低的和闭塞无知的“劳动人民”大众无甚差别，总是从世界观完全没有确立的、不自觉地把民主主义思想同原始的社会主义思想混淆起来的广大的平民知识分子阶层中为自己寻找思想家。把民主主义思想同原始的社会主义思想混淆起来的这种思想体系，也正是俄国旧知识分子的特征，其右翼自由主义民粹派是如此，其最左翼“社会革命党”也是如此。
　　我说俄国“旧”知识分子，因为在我国已经出现了新知识分子，他们的自由主义差不多已经完全清除了（当然并非没有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帮助）原始的民粹主义和模糊的社会主义。真正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在我国正在一日千里地形成中，这尤其要感谢十分灵活的、对任何时髦的机会主义思潮都很敏感的人物如司徒卢威先生之流、别尔嘉耶夫先生之流、布尔加柯夫先生之流及其同伙参与了这一过程。最后，至于俄国社会上不属于知识分子的那些自由派阶层和反动派阶层，它们同我国的资产阶级和我国的土地占有者的某些集团的阶级利益的联系，对每个多少了解我国的地方自治机关、杜马、交易所委员会和市集管理委员会等等的活动的人来说，都是相当清楚的。
　　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肯定无疑的结论：我国大学生的政治派别划分，正如我们上面所叙述的那样，也如同《大学生报》创刊号所说的那样，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肯定了这个事实，我们对究竟应该怎样理解“大学生的思想上的团结”、大学生的“革命化”等等有争议的问题就可以很容易地弄清楚了。乍一看甚至会令人感到非常奇怪，这样简单的问题怎么会有争议呢。如果大学生的政治派别划分是同社会上的政治派别划分相适应的，那么这是否就意味着对所谓大学生的“思想上的团结”只能有这样两种理解：不是把尽可能多的大学生吸引到十分明确的社会政治思想派别一边去，就是使明确的政治派别的大学生同这个派别的非大学生尽量密切地接近起来？只有对大学生的革命化的内容和性质持有十分明确的观点，才可以谈这种革命化，这不是不言自明吗？例如，对社会民主党人来说，大学生的革命化就意味着：第一，在大学生中间传播社会民主主义的信念，同那些虽然号称“社会革命”思想、却与革命的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的观点作斗争；第二，竭力开展大学生中的一切民主主义运动，其中也包括学院式的运动，并使它们成为更加自觉更加坚决的运动。
　　这样一个简单明了的问题怎么会搞得如此混乱并且引起争议呢，——这是件很有趣很突出的事情。争论是《革命俄国报》（第13号和第17号）和《火星报》（第31号和第35号）在同乡会和大学生组织基辅联合委员会的“公开信”（载于《革命俄国报》第13号和《大学生报》创刊号）问题上展开的。基辅联合委员会认为1902年全俄大学生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大学生组织应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委员会保持联系的决定是“狭隘的”，同时某些地方的一部分大学生同情“社会革命党”这个十分明显的事实，也被所谓“大学生既不能完全归附社会革命党，也不能完全归附社会民主党”的完全“不偏不倚的”但根本不能成立的论断冠冕堂皇地掩盖起来了。《火星报》指出这个论断是不能成立的，《革命俄国报》自然是竭力卫护这个论断，谴责火星派“热中于分离和分裂”，是“不知分寸”，是政治上不够成熟。
　　经过上面的说明以后，这一论断之荒谬是十分明显的了。问题是在于大学生所起的某种政治作用。请看，这里先要闭着眼睛不看下列事实，即大学生并没有同社会的其余部分割裂开来，因此总是不可避免地会反映社会上整个政治派别的划分。然后再闭着眼睛喋喋不休地大谈大学生本身或一般大学生的问题。得出的结论是……由于加入某一政党而造成的分离和分裂是有害的。十分明显，要把这个可笑的论断推演到底，必须从政治基础跳到职业基础或学习基础上去。而《革命俄国报》第17号在《大学生和革命》这篇文章中干的正是这种翻筋斗的把戏，其论据有二：第一，全体大学生的利益和全体大学生的斗争；第二，大学生的学习目的，为即将从事社会活动进行训练的任务，培养自觉的政治战士的任务。这两个论据都十分正确，只是与本题无关，并且只能把问题搅混。问题在于政治活动，这种活动按其本质来说是和政党的斗争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不可避免地要求选择一个明确的政党。怎么能借口任何政治活动都需要有最扎实的科学的训练，都需要“培养”坚定的信念，或者借口任何政治工作都不能仅仅局限于某个派别的某些政治家小组，而应该扩展到愈来愈广泛的居民阶层中去，应该和每个阶层的职业利益结合起来，应该把工会运动和政治运动联结起来，把工会运动提高到政治运动——怎么能用这些借口来避开这种选择呢？？人们为了给自己的立场辩护，不得不用这样的借口，单是这个事实就十分明显地表明，他们自己是多么缺乏明确的科学信念和坚定的政治路线！无论从哪一方面来探讨问题，你们都会看到这一再证实了社会民主党人在谴责社会革命党人早就在宣传的尽人皆知的说法：无论在科学理论方面或在政治实践方面，社会革命党人都在马克思主义、西欧的“批评派”机会主义、俄国的小资产阶级民粹主义这三方面之间搞左右逢源的把戏。［注：自然，关于社会革命党人的纲领和策略的不彻底和内在矛盾的论点是需要作特别详细的解释的。我们希望在下一封信中详细地谈谈这个问题。］
　　的确，请想象一下多少发展了的政治关系，看看我们的“有争议的问题”的实际提法吧。假定在我们面前有教权党、自由党和社会民主党；它们在一定的地区进行活动，例如在大学生的某些阶层中，甚至在工人阶级的某些阶层中进行活动。这些政党竭力把大学生和工人阶级中最有威信的代表人物尽可能多地争取到自己方面来。试问，能不能想象，这些政党会以全体大学生和整个工人阶级有某些共同的学习利益和职业利益为理由而反对那些代表人物选择某一个明确的政党呢？这同借口印刷术会给一切政党毫无区别地带来好处而对政党斗争的必要性提出异议没有什么两样。在文明国家里，没有一个政党会不了解尽可能广泛地和尽可能牢固地建立起来的学生会和工会的巨大益处，但是任何一个政党都力求在这些团体中扩大自己的影响。谁不知道，说某些机关不分党派，通常不过是统治阶级想掩盖现有机关百分之九十九都浸透了十分明确的政治思想这个事实而编造的虚伪的空话呢？我们的社会革命党人先生们实质上正是在为“不分党派”唱颂歌。就拿《革命俄国报》（第17号）的一段多情善感的话来说吧：“一个革命组织一定要把其他任何独立的、不隶属于它的组织当作竞争对手，一定要把对手消灭，一定要使对手的队伍涣散、分裂和瓦解，这是怎样一种近视的策略呢？”这段话是针对莫斯科社会民主党组织1896年的宣言[166]说的，莫斯科社会民主党组织责备大学生近几年来局限在自己大学利益的狭小圈子里，于是《革命俄国报》就教训它说，大学生组织的存在在任何时候都不妨碍“已经确定革命态度”的人把自己的力量贡献给工人事业。
　　请看这是多么糊涂的观念。只有在政治组织和政治组织之间，政治倾向和政治倾向之间，才可能（而且不可避免）有竞争。在互助会和革命小组之间，是不可能有竞争的，因此《革命俄国报》硬说革命小组一定想要消灭互助会，纯粹是废话。但假如就在同一个互助会里出现了某种政治倾向，假如不帮助革命家或不准图书馆收藏秘密书籍，那每一个正直的“政治家”都必定会进行竞争和公开的斗争。假如有人想把小组局限在大学利益的狭小圈子里（这种人是肯定有的，在1896年这种人还要多得多！），那么，他们和那些不是宣传缩小利益而是宣传扩大利益的人们之间的斗争，同样是不可避免的，必定会发生的。但是在引起《革命俄国报》同《火星报》的论战的基辅联合委员会的公开信中，问题不是在大学生组织和革命组织之间进行选择，而是在各个不同派别的革命组织之间进行选择。可见，着手进行选择的正是那些“已经确定革命态度”的人，而我们的“社会革命党人”却借口革命组织同纯粹大学生组织进行竞争是一种近视的做法来拉他们后退……先生们，这简直是前言不搭后语！
　　大学生的革命部分开始在两个革命政党之间进行选择了，而它却受到这样的训诫：“这种影响”，即大学生的社会主义部分对其他部分的影响，“不是靠硬加上”“明确的”（不明确当然更好……）“政党招牌”（对有的人是招牌，对有的人却是旗帜），“不是靠对大学生同志们的良知施加暴力”（各国所有的资产阶级报刊，总是把社会民主党的成长说成是带头人和唆使者对平和的同志们的良知施加暴力……）“赢得的”。我想，任何一个正派的大学生都会对这种责备社会主义者“硬加上”招牌和“对良知施加暴力”的说法给予恰如其分的评价。这些毫无气节的、萎靡不振的、毫无原则的话，都是在党的组织、党的坚毅精神和荣誉、党的旗帜等观念还非常淡薄的俄国说的！
　　我们的“社会革命党人”要革命的大学生把过去那些宣布自己“拥护一般政治运动、完全撇开革命阵营中的派别纷争”的大学生代表大会当作榜样。所谓“一般政治”运动是指什么呢？就是社会主义运动加上自由主义运动。把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区别撇在一边，就等于站到直接的和最近的运动即自由主义的运动方面去。“社会革命党人”也正是在号召这样做！自称特殊政党的人竟号召避开党派斗争！这表明这样的政党已经不能打着自己的旗号运送它的政治商品，因而不得不采取走私的办法，难道不是这样吗？这不是清楚地说明，这个政党没有自己的明确的纲领基础吗？这点我们马上就可以弄清楚。
　　社会革命党人在关于大学生和革命的论断中的错误，单单用我们在上面力图证明的不合逻辑是解释不了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以作相反的判断：他们的论断之不合逻辑来源于他们的根本错误。社会革命党作为一个“政党”，一开始就站在十分自相矛盾的、十分模棱两可的立场上，凡是十分正直和善于从政治上思考的人，如果不是经常的动摇和失足，都不可能坚持这种立场。必须永远记住，社会民主党并不把“社会革命党人”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的危害归咎于某些著作家、某些活动家的各种错误，恰恰相反，它认为所有这些错误都是虚伪的纲领和政治立场的必然结果。在大学生这个问题上，这种虚伪表现得尤其明显，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观点和革命社会主义的浮华外衣之间的矛盾也显而易见。的确，仔细看看《革命俄国报》那篇纲领性文章《大学生和革命》的思路吧。作者把“青年时代”的“志向的无私和纯洁”，“理想的动机的力量”作为重点。他正是从这个方面，而不是从俄国社会生活的现实条件方面，去探索青年时代所以会有“革新的”政治倾向的原因。俄国社会生活的现实条件一方面产生专制制度和极广泛的、极不同的居民阶层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另一方面又使政治上的不满情绪，除非通过大学，在其他方面就很难（过不多久就要说：曾经很难）表现出来。
　　接着，作者对社会民主党人自觉地区别对待大学生内部的各个政治集团、把政见相同的集团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让政见不同的集团分开的尝试，大肆攻击。我们并不是说作者对这种或那种尝试的不正确不该给予批评，——如果断言所有这些尝试在所有方面总是成功的，那就太可笑了。不是的，我们是说作者完全没有这样一种观念：阶级利益的区别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在政治派别的划分上；不管大学生是多么无私、纯洁、富于理想等等，在整个社会中，他们不可能是例外；社会党人的任务不是掩盖这种区别，恰恰相反，是向尽量广泛的群众说明这种区别，并通过政治组织把这种区别体现出来。作者是从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唯心主义观点，而不是从社会民主党人的唯物主义观点来观察事物的。
　　因此，作者就毫不害羞地向革命的大学生提出参加“一般政治运动”的号召，并且一再重复这个号召。在作者看来，重心正是在于一般政治运动即一般民主运动，而这个运动应该是统一的。“纯粹革命小组”不应当破坏这个统一，而应当同“全体大学生组织平行地”组成派别。从这个广泛的统一的民主运动的利益的角度出发，“硬加上”政党招牌和对同志们的良知施加暴力，当然是罪过。资产阶级民主派在1848年也正是这样看问题的，当时指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的矛盾的尝试，也被“普遍”谴责为“热中于分离和分裂”。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最新变种——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也正是这样看问题的，他们渴望建立一个搞改良、搞阶级合作、走和平道路的统一的民主主义大政党。所有这些人一贯是而且不可能不是“派别”纷争的反对者和“一般政治”运动的拥护者。
　　你们可以看到：社会革命党人的论调，从社会党人的观点看来是荒谬得和矛盾得令人可笑的，从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观点看来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和始终一贯的。这是因为社会革命党实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一个派别。这个派别，其成分主要是知识分子，其观点主要是小资产阶级的观点，其理论旗帜则是最新的机会主义和古老的民粹主义的折中。
　　政治发展进程和政治斗争进程本身，就是对资产阶级民主派关于统一的空谈的最有力的驳斥。在俄国，实际运动的发展已经作了这样的驳斥。我指的是“学院派”已经作为大学生的一个单独的派别分离了出来。只要真正的斗争没有展开，学院派就不会从“全体大学生”中间分离出来，大学生的整个“有头脑的部分”的“统一”就似乎是不可摧毁的。但是只要一到行动起来的时候，各种分子的分道扬镳就是不可避免的了。［注：如果某些报道是可信的，那么大学生的各种分子的进一步分道扬镳最近就愈来愈明显地暴露出来了，也就是说，社会主义者从那些连社会主义这个字眼都不想听到的政治家－革命家派中分离出来了。据说，在流放到西伯利亚去的大学生中间，政治家－革命家派已经十分明显地出现了。我们且看这些报道是否会得到证实。］
　　同联合一切人的种种空谈相反，政治运动和对专制制度的直接进攻一经展开，政治派别的划分就立即开始明确起来。学院派和政治派的划分是一大进步，这点未必会有人怀疑。但这种划分是不是说，社会民主党人大学生就同学院派大学生“决裂”了呢？《革命俄国报》认为是这样的（见《革命俄国报》第17号第3版）。
　　但是《革命俄国报》之所以这样认为，只是由于我们在上面已经指出的糊涂观念。政治派别之间完全划清界限决不意味着工会和学生会的“决裂”。以在大学生中间进行工作为己任的社会民主党人，一定会竭力依靠自己或者通过自己的代办员深入到尽可能广泛的“纯大学生”小组和自学小组的尽可能多的人中间去，会竭力开阔那些仅仅要求学院式自由的人们的眼界，向那些还在寻求一种纲领的人们宣传社会民主党的纲领。
　　我们来归纳一下。大学生的某一部分正想树立一种明确的完整的社会主义世界观。这个准备工作的最终目的，对希望实际参加革命运动的大学生来说，只能是自觉地坚定不移地从现时革命者中间形成的两个派别里选择一个。谁用大学生的思想上的团结和大学生的一般革命化等等当借口来对这种选择表示抗议，他就是在模糊社会主义意识，实际上只是在宣传无思想性。大学生的政治派别划分不能不反映整个社会的政治派别划分，每一个社会主义者的责任，就是尽可能自觉尽可能彻底地划清政见不同的各个集团之间的界限。社会革命党向大学生发出的号召——“宣布自己拥护一般政治运动、完全撇开革命阵营中的派别纷争”——实质上不是别的，只是号召从社会主义的观点后退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观点上去。这是毫不足怪的，因为“社会革命党”只是俄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一个派别。社会民主党人大学生同其他一切派别的革命家和政治家的决裂，决不意味着全体大学生的组织和教育组织的决裂；恰恰相反，只有坚持十分明确的纲领，才能够而且应当到最广泛的大学生中间去开扩学院派的眼界和宣传科学的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
　　附言：在以后的几封信中，我想同《大学生报》的读者谈谈马克思主义对树立完整的世界观的意义，谈谈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的原则分歧和策略分歧，谈谈大学生组织的问题和大学生同整个工人阶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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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63]《革命青年的任务》一文是应《大学生报》编辑部之请而写的，刊登于1903年9月该报第2—3号合刊《自由论坛》栏，副标题为《第一封信》。从文末的附言以及《关于革命青年的任务的信的提纲》(见本卷第420—421页)可以看出，列宁本来打算就这个题目再写几封信，但看来没有写成。
　　《革命青年的任务》一文有《大学生报》抽印本，并曾以《告大学生。革命青年的任务(社会民主党和知识分子)》为题出过油印单行本(未收入附言)。莫斯科大学的学生还曾石印出版过这篇文章。
　　《大学生报》第2—3号合刊《自由论坛》栏还刊登了尤·加尔德宁(维·米·切尔诺夫)的《给大学生编辑部的公开信》。——322。
　　[164]《大学生报》(《Студент》)是俄国大学生的报纸，一共出版了两号(第1号和第2—3号合刊)。第1号最初在俄国印刷，但在印刷所里就被没收了，后来于1903年4月在日内瓦重印，第2—3号合刊在苏黎世出版。
　　列宁在信中提到的该报编辑部的声明说：“编辑部不附和任何一个俄国反对党……而认为把本报篇幅提供出来，由俄国革命思想界中哪怕是最对立的派别的代表就革命斗争中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进行平心静气的讨论，是适当的，并且始终注意在大学生中树立明确的完整的政治的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世界观，认为这是推动大学生思想上的团结所必不可少的强有力因素。”——322。
　　[165]中央党是德国天主教徒的政党，1870—1871年由普鲁士议会和德意志帝国国会的天主教派党团联合而成，因这两个党团的议员的席位在会议大厅的中央而得名。中央党通常持中间立场，在支持政府的党派和左派反对派国会党团之间随风转舵。它把主要是德国西部和西南部各中小邦的天主教僧侣中社会地位不同的各个阶层、地主、资产阶级和一部分农民联合在天主教的旗帜下，支持他们的分立主义的和反普鲁士的倾向。中央党站在反对俾斯麦政府的立场上，同时又投票赞成它的反对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措施。——325。
　　[166]指莫斯科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组织——莫斯科工人协会于1896年11月3日(15日)发表的告大学生书。——3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