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劳拉·拉法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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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 1887年2月2日于伦敦 |
亲爱的劳拉：
星期一晚上［注：1月31日。——编者注］我看完了《漂亮的朋友》［注：吉·莫泊桑《漂亮的朋友》。——编者注］，我反复思考了书中所描绘的巴黎新闻界，当时我认为这种景象一定是夸大了的；就在星期二的早晨，你和保尔的来信使我看到了《漂亮的朋友》生活中完全现实的一幕，现在我应当向吉·德·莫泊桑脱帽致敬。好吧，就这样吧。难道为了要在巴黎出版日报就应当去当流氓吗！[550]
我们的朋友为别人创办日报，这已经是第二次了。而且这一次比上一次更糟糕。利沙加勒是一个独立的新闻记者，他当时是在进行个人冒险，是在谋取个人的利益。他可能断送自己的政治生命。但是现在可能派[13]是坐享其成；他们不仅有了自己的日报，而且是通过战胜我们而做到这一点的。由于人们购买《人民呼声报》只是为了看看康康舞、各种丑闻和小品文，由于决定报纸成败的读者所以能接受社论完全是因为他们不一定要读这些社论，所以皮阿的夸大，拉比斯基埃尔的极端无聊，马鲁克露骨的狂妄无知和傲慢，都完全会同盖得的社论一样被接受下来。格巴尔会因为自己戴了绿帽子而得到现款，塞维林和拉布里埃尔则总是有钱去吃丰盛的早餐。
至于《人民之路报》（多么狡猾的名称！），我认为它将要走《公民报》[551]在政变以后所走的道路，经过几阵痉挛性的挣扎之后，就会销声匿迹。如果有希望找到一个拥有十万法郎的人，那就应当及时加以利用；现在，当我们的人遭到失败并被赶出门外的时候，我怕更难找到这样的人了。
从中需要吸取的教训，也和前次的一样，我们自己出版的周刊要比日报重要十倍，因为日报我们是为别人办的，他们可以任意把我们赶走，强迫我们为布鲁斯先生之流让出位置来。看来现在我们的人在日报中的确定职能就是这样，并且这无疑会重复第三次，而且会得到同样的结果。不管怎样，我希望我们那些来自大报社的过去的大人物现在放下架子，更多地注意一下《社会主义者报》，因为这家报纸终究是他们在其伟大的政治戏剧中幕间休息时的避难所。
我把你的消息转告给了尼姆，她非常感谢你，并且象三十年前的一个廉价文人所说的那样在焦急地等待着。
请告诉保尔，我也已经想到了是否可以适当降低我的洗眼药水的浓度，在他来信后我已将其中的含水量增加了一倍，看来效果很好。我还要采用他所介绍的热敷法，希望通过这两种方法根治我的结膜炎。
爱德华今晚又要在法林顿大厅作他的美国之行的讲演（为同盟的克勒肯威尔支部）。[549]他和杜西连续两个星期三到那里讲演，并且每次都满座。但是他的喉咙发了炎，可能杜西要去代替他。今晚他打算讲无政府主义者，并且准备引起一场风波。现在情况怎样，我不知道。他已经受到邀请，要他到东头的一个激进俱乐部[534]去作报告。
如果海德门及其同伙至今还不能决定他们是否应当支持可能派，那么《呼声报》事件最终将迫使他们采取坚决的行动。塞维林关于企图抛弃所有其他派别的胡言乱语将被说成是马克思主义者常有的偏执，毫无疑问，他们竭力想把全部罪过推在“摧毁国际之手”身上；他们用埃卡留斯这句话来影射你的忠实的仆人。这是毫无办法的，不过我也根本无所谓。但是，我们的命运总是这样（现在我们的巴黎朋友们也遭受到同样的命运）：只要我们对那些站在真正工人立场上（不管这种立场还多么不完善）的正直和真诚的人越表示愿意合作，那些被我们拒绝来往的骗子手和冒险家们就说我们偏执、专横和傲慢。希望我们的巴黎朋友们将会相信布鲁斯并不比海德门更坏。他们两人都把能受其支配的候选人联合在自己周围。
彭普斯好一些了，但是——不算她所遭受的那些特殊灾难——她的胃还很不正常，并且经常失眠。不过，她的精神好多了；昨天和今天早上，她已经能够坐在沙发上了。
福尔坦来信说，完全同意我们的计划，并要给你寄去《雾月十八日》一书的最后两章。他把他们就战争问题所通过的决议给我寄来了。当商业书信的文体越来越夸张的时候，这就是一种可怕的东西了。
尼姆和来了才几小时的小莉莉（孩子们住在老罗舍夫妇那里）向你问好，我也向你问好。
爱你的 弗·恩格斯
由于《社会民主党人报》所获得的利润中有六千马克用作选举基金，普鲁士政府报纸非常恼火。它们硬说这是谣言：（1）从来没有这样的利润；（2）如果有，那就是从办报人那里偷来的。地球照样转动。
附去十二英镑支票一张，这是保尔写信要的。
注释：
[13]这封信中提到的恩格斯的文章，发表于1883年5月3日和17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9号和第21号，题为《卡尔·马克思的逝世》（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80—388页）。这篇文章是对可能派领袖之一保·布鲁斯的演说的答复，布鲁斯在1883年3月24日和4月14日《无产者报》（《Le Prolétaire》）第234号和第237号上发表了诬蔑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
可能派是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以1882年造成法国工人党（见注115）分裂的布鲁斯、马隆等人为首。这个派别的领袖们宣布奉行只争取“可能”（《possible》）争得的东西这种改良主义原则，因此有“可能派”之称。在九十年代，他们在相当程度上已丧失影响。1902年，大多数可能派参加了饶勒斯创立的改良主义的法国社会党。——第14、154、348、471、588页。
[534]十九世纪下半叶英国的激进俱乐部是这样一些组织，其成员主要是工人，而领导者一般都是自由资产阶级的人物。这些俱乐部在英国无产阶级中间有一定的影响。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由于英国工人运动高涨，这种俱乐部就更多了，而且社会主义思想在俱乐部的参加者中间得到了广泛的传播。——第560、563、589、620页。
[549]爱·马克思-艾威林和爱·艾威林从美国回来（见注489）后，向伦敦工人作了多次关于美国工人运动的公开讲演和报告。——第587、589页。
[550]1887年2月1日劳·拉法格写信告诉恩格斯说，《人民呼声报》的出版者卡洛琳·塞维林同该报的编辑盖得、杰维尔、阿·古累等人之间发生了冲突。编辑们坚决反对塞维林对因撬门盗窃被判罪的无政府主义者杜瓦尔进行辩护的公开言论，还反对把一个叫比安弗尼的人的一篇反德文章作为该报社论发表。他们还要求以布朗热思潮闻名的记者若·拉布里埃尔离开报社。由于这次冲突，编辑部的几乎所有主要撰稿人都离开了《人民呼声报》而另行创办《人民之路报》，《人民之路报》创刊号于1887年2月2日出版，报纸总共办了几个星期，
最后一号是在3月17日出的。——第588、600、622页。
[551]看来恩格斯指的是从1881年10月1日至1884年3月8日出版的《公民报》。盖得参加了该报的创办工作。后来该报同利沙加勒编辑出版的《战斗报》合并，法国工人党（见注115）对它失去了影响。——第5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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