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爱德华·伯恩施坦[355]
苏黎世 1885年10月8日于伦敦 |
亲爱的爱德:
现给你寄去《揭露科伦案件》[注:卡·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编者注]的引言[注:弗·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编者注]。如果你想把它作为政论文章先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我一点也不反对。不过这件事你得跟施留特尔商量好,他大概非常焦急地在等待这篇东西。请告诉他一声,他明天就会收到对马克思原文的注释和订正以及关于从施梯伯[注:维尔穆特和施梯伯《十九世纪共产主义者的阴谋》。——编者注]那里翻印过来的附录[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1850年3月》;《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1850年6月》。——编者注]的说明。
卡·考茨基将寄给你几号《科伦日报》,那上面刊登了第一篇有关保加利亚事件[356]的详细报道。记者驻在贝尔格莱德,消息十分灵通;既然俾斯麦目前还无意下令隐讳此事,那末报道可以认为是真实的。总之,俄国人落入了自己的圈套;他们忘记了,亚历山大·巴滕贝克和普鲁士的近卫军尉官一样,有一切理由信赖自己的“伙伴”威廉。
你对《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继承人”问题操心太多。那里无法把你替换下来,这倒很好;如果这些先生企图把自己的某个走狗安插到你的位置上,那他们一定会垮台,因为:(1)当中谁也不会同意自愿被驱逐,(2)党很快就会结束这项工作,不再出这样的报纸。如果你离开的话,《社会民主党人报》也就完了,而这两种情况同时发生也很好。奥古斯特也认为,苏黎世的机构[注:《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部、出版社和印刷所。——编者注]无论如何应该留在我们手中,情况大概也会是这样的,因为对别人来说,这些机构不过是个累赘。依我看,你只要关心好如何使印刷所和出版社留在我们手里,那末《社会民主党人报》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大不了在现在这个报纸被取消以后再出一个新的。但是你把这些先生的进攻力量说得太大了。
在开姆尼斯,宣告无罪的判决太好了。[357]可见,这甚至在萨克森的法官们看来也太过分了。
法国的选举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正如我所预言的,按名单选举给了机会主义派[155]以沉重的打击。[344]但是当时无法预见(至少在法国国外无法预见),这种打击会如此有力,以致大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和一部分小资产阶级都投入而且是如此大规模地投入保皇派的怀抱。机会主义派玩弄了“执政内阁”的把戏;他们所造成的营私舞弊甚至远远超过第二帝国时期,但是并没有保证使资产者得到保皇派保证给予他们的那种安宁。回到君主主义(在法国叫做奥尔良主义)所以比较自然,是因为整个中间派左翼(利鲍的《辩论日报》等等)完全是由乔装共和主义者的奥尔良派组成的,因此人们宁愿要真正的奥尔良派,而在没有其他可能的地方,则满足于波拿巴派和正统派。第二次选举大概会表明急剧的转折,表明资产者害怕自己取得选举的胜利,也就是说,第二次选举将使激进派取得胜利。如果不是这样,那很快就会发生纷争。
不管怎样,已经造成这样的情况:中间党派已被排挤,保皇派和激进派相对峙,中间党派的少数议员不得不选择究竟依附哪一方。因而造成了革命的形势。在法国,单凭有很多王位僭望者,就没有人真正相信君主政体了。但是奥尔良派的尝试是可能的,那时摊牌的局面就会到来。无论如何问题是这样摆着的:或者“共和国在危急中”,或者建立“激进”共和国。但最可能的是后一种情况将取得胜利。不过那时激进派不仅必须履行自己的诺言,以省和市镇的自治取代拿破仑的中央集权的行政机构,就象1792—1798年时那样,而且必须依靠社会主义者。我们也不可能再期望更有利的形势。法国始终是按照自己发展的独特的逻辑辩证进程向前发展的;在那里,矛盾绝不能长期掩饰起来,它们总是以斗争来解决的。我们对此只能满意。
社会主义者得的选票那么少(拉法格对此很伤心)[358]是完全自然的事。法国的工人并没有把自己的选票白白扔掉。既然在法国也和在德国一样,不仅有死亡的或垂死的党派,而且还有活着的党派,那末投没有任何希望的社会主义者的票,在政治上是完全不合适的,否则某个激进派就会获得少数票,而机会主义派就会获得多数票。提候选人来计算自己力量的做法在法国遇到很大的困难;一旦德国的政治生活重新活跃起来,那里有些地方也会出现同样的情况。当事件的发展在法国允许社会主义者成为正式反对派,即当克列孟梭最终要执政时,我们立即就会得到几百万选票。但是不能硬要法国人按德国的方式去发展。甚至德国的许多优秀人物都在犯这种错误。
当然,只有在第二次选举以后,才能有定论。
你的 弗·恩·
注释:
[155]在定于1884年5月4日举行的巴黎市参议会选举中,工人党为了免遭可能派(见注13)的攻击,决定只在没有其他社会主义团体的候选人的地方,提出自己的候选人。
机会主义派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对代表法国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政党的称呼。——第146、154、341、354、358、440、473、701页。
[344]1885年10月4日举行了法国众议院选举,这次选举是在普遍不满1879年起就执政的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机会主义派”)的内外政策的情况下举行的,在当选人中大多数是保皇派。然而,由于大多数候选人没有获得当选所需的票数,于是规定在10月18日进行第二次选举,在第二次选举过程中绝大多数共和派候选人当选。结果,众议院中就有三百七十二名共和派(其中有许多激进派)和二百零二名保皇派。——第346、358、392、458页。
[355]1885年10月15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2号的社论里用了恩格斯在这封信里有关法国选举问题的意见。——第357页。
[356]指1885年9月开始的所谓“保加利亚危机”。9月5日夜到6日,在东鲁美利亚(保加利亚南部)首府普罗夫迪夫爆发了保加利亚爱国者的起义。根据1878年的柏林条约,东鲁美利亚归土耳其统治。在起义中土耳其总督被推翻后,鲁美利亚重新和保加利亚合并。亚历山大·巴滕贝克在9月8日宣布自己是统一的保加利亚王。俄国对于巴滕贝克早就开始接近奥匈帝国表示不满,所以对这一事件采取否定的态度,并从保加利亚军队中召回了俄国的军官。关于这件事的报道刊登在1885年10月5、6、7、8日《科伦日报》第276、277、278、279号上。
关于“保加利亚危机”以后的发展情况,见恩格斯的文章《欧洲政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356—364页),以及恩格斯1886年10月25日给保·拉法格的信(本卷第545—554页)。——第357、392、444、512页。
[357]指1885年9月28—30日在开姆尼斯萨克森地方法庭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一批活动家的审判。受审判的有奥艾尔、倍倍尔、狄茨、弥勒、乌尔利希、菲勒克、福尔马尔、弗罗梅和海因策耳,他们被指控加入“秘密会社”,其宗旨在于以非法手段阻挠实施当局的法律和命令。控告的理由是,这些人参加了1883年在哥本哈根举行的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见注7)。被告们的罪名不能成立,于是法庭作出了宣告无罪的判决。政府向帝国法庭上诉,帝国法庭将此案转交夫赖堡萨克森地方法庭重新审理(见注490)。——第358页。
[358]第一次选举结果在法国社会主义者中引起了很大的失望。保·拉法格在1885年10月7日写信给恩格斯说:“我们被击败了,我们曾预料到这一点,但没有想到败得如此之惨……可能派和革命社会主义者联合派之间的争论和厮杀,无疑大大促使那些袖手旁观和没有觉悟的群众离开我们而投入激进派的怀抱。”由于拉法格有这种情绪,恩格斯给他写了一封信,阐述在法国形成的局面的实质。这封信的片断当时以《当前的形势》为题发表在《社会主义者报》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262—263页)。信的全文没有找到。——第3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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