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德勒斯顿—普劳恩 1885年6月22—24日于伦敦 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
亲爱的倍倍尔:
你19日的来信,今天早晨收到,现在立即回信,以便在你动身远行之前能够收到。
对于最近的事件,至少对于公开的言论,大体上我是知道的,因此,我也阅读了盖泽尔和弗罗梅的种种喋喋不休的言论以及你的简短而令人信服的回答。[332]
所以会出现这一切乌七八糟的东西,我们大部分要归功于李卜克内西,他总是偏袒那些有教养的自命不凡的人和在资产阶级圈子里占有一定地位的人,因为可以拿这些人物在庸人面前炫耀。对于那些向社会主义献媚的文人和商人,他顶不住。但正是在德国,这是一些最危险的人物,所以马克思和我从1845年起就不断地同他们进行斗争。这些人既然进入党内,在党内到处钻营,那就应当不断地排挤他们,因为他们的小资产阶级观点,往往同无产阶级群众的观点不一致,或者他们企图歪曲这些观点。然而,我确信在真正决定性的关头,李卜克内西将会站在我们这一边,并且还会肯定地说:他一直是这么说的,是我们早先妨碍了他投入战斗。不过,他得到一个小小的教训倒是好事。
分裂无疑要发生,但我仍然主张,在实行反社会党人法[23]的条件下,我们不应挑起分裂。如果有人把分裂强加于我们,那也毫无办法;对此应当事先作好准备,而且依我看,我们无论如何必须保住三个阵地:(1)苏黎世的印刷所和出版社;(2)《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3)《新时代》编辑部。这是现在我们还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仅有的一些阵地,为了同党保持联系,即使在反社会党人法的条件下,有了这些阵地也就足够了。所有其他的报刊阵地,都被小市民先生们占去了,但是它们远远抵不上我们这三个阵地。你对许多反对我们的计划最好能加以阻止,并且我认为,你得尽一切努力,无论如何要保证我们掌握住这三个阵地。至于怎么做到这一点,你比我知道得更清楚。爱德和考茨基在自己的编辑岗位上显然感到极没有信心,需要加以鼓励。有人竭力耍阴谋反对他们两个人,这是显而易见的。他们二人都是很正派和有用的人。爱德在理论上思路开阔,而且敏锐机智。他就是缺乏自信心,这在今天真是少有的现象。在甚至微不足道的笨蛋学者都普遍具有夸大狂的时候,在一定意义上说,这还是个优点。考茨基在几个大学里,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学过,但他正在竭力设法把它们忘掉。他们二人都经得住坦率的批评,正确领会最主要的东西,值得信赖。和那种粘在党身上的糟糕透顶的青年文人相比,这两个人倒是真珠子。
你对我们整个国会议员的看法,以及关于在目前这样的和平时期不可能建立真正无产阶级的议会代表团的看法,我是完全同意的。那些必然或多或少是资产阶级的议员,也是一种避免不了的祸害,就象党从那些遭到资产阶级排斥而失业的工人中不得不接受下来的职业鼓动家一样。后面这种情况在1839—1848年在宪章派中间就很普遍,当时我就有机会注意到了。如果实行议员薪金制,那末这样的工人就会同占优势的资产阶级议员和小资产阶级议员,即“有教养的”议员同流合污。不过这一切都会克服的。我对我国无产阶级绝对信任,就象我对一切堕落的德国小市民极不信任一样。一旦更为活跃的时刻到来,那时,斗争就会尖锐化,可以把斗争全力进行下去;那时,为一些琐事和市侩行为而产生的苦恼,就会在大规模的斗争中消失,而这些琐事和市侩行为你现在还得天天与之作斗争,我凭老经验对这些东西也是很熟悉的;那时,我们在国会里就会有真正的人了。诚然,我在这里发发议论是容易的,可是你得应付这一切令人厌恶的麻烦事,这确实不是开玩笑。不管怎样,我很高兴,你现在又感到自己的身体不错。为了更美好的时刻,珍惜自己的神经吧,这对于我们还是有用的。
《资本论》第三册的手稿基本上已经口授和誊写清楚了。再过五六个星期,这第一个阶段的工作大体上就可以结束。接着就该是很困难的定稿工作了,这要做大量的工作。但是,书是光彩夺目的,它将给人以雷鸣电闪般的印象。至于第二册,我天天都在等着寄来第一批书。你将立即得到一本。
你的 老弗·恩·
6月23日
今天已经来不及寄挂号信了,因此明天再发。 6月24日柏林的报纸已经收到,谢谢。
注释:
[23]反社会党人非常法 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21日通过的,其目的在于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这个法令将德国社会民主党置于非法地位;党的一切组织、群众性的工人组织、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报刊都被查禁,社会主义书刊被没收,社会民主党人遭到镇压。该法令的有效期每两三年延长一次。但是,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积极帮助下战胜了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和极“左”分子,得以在非常法有效期间正确地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机会结合起来,大大加强和扩大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在声势浩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恩格斯对这一法令的评论,见《俾斯麦和德国工人党》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08—310页)。——第20、23、28、35、55、102、105、109、125、137、142、144、152、157、160、178、203、215、230、234、238、249、261、289、292、297、309、315、321、325、328、329、332、341、471、493、560、609、639、650、656页。
[332]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举行的社会民主党人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声明,尖锐地批评了社会民主党帝国国会党团多数派的机会主义路线以及他们想把这条路线强加给全党的企图(见注290)。由于1885年4月23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7号发表了这篇声明,于是机会主义者的首领之一弗罗梅在1885年5月7日的资产阶级报纸《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 Journal》)上发表了一封激烈攻击这篇声明的信件。《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在1885年5月14日第20号报纸上转载了弗罗梅的这封信并在1885年5月21日第21号报纸上刊登了倍倍尔的题为《也来“抗议”》(《Auch《ein Protest》》)的答复文章,给弗罗梅以坚决的反击。——第3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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