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日内瓦 1880年4月1日于伦敦 |
老朋友:
告诉你,我已给你汇去四英镑,折合一百法郎八十生丁;希望你能尽快收到。但愿在严冬终于过去之后,你和你夫人的身体已经好转。我们在这里过得还可以。马克思夫人还没有复元,马克思的身体要能再好一些就好了。冬天以后,他总有一段时间很不舒服,痉挛性咳嗽使他不能安眠。
一般说来,1850年的历史又在这里重演。[478]工人协会分裂为各种各样的集团:这里是莫斯特,那里是拉科夫,我们好不容易才没有卷进这场纠纷。这一切只不过是杯水风浪,它对于参与其事的人可能产生某些有益的影响,使他们学到一些东西,但是,这里的一百来个德国工人是拥护这些人还是拥护那些人,这对世界历史的进程是毫无影响的。他们哪怕能对英国人产生一些影响也好,但是这也根本谈不到。莫斯特由于一种要干一番事业的莫名其妙的渴望,是不会安静的,但是他又根本不能把任何事情进行到底。在德国的人们大概根本不想理会这种说法:既然莫斯特被驱逐出了德国,那就是说,革命的时刻来到了。《自由》拚命想成为世界上最革命的报刊,但是,光在每一行字里重复“革命”这个词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幸运的是,这家报纸写什么和不写什么,其意义是微不足道的。苏黎世机关报[注:《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者注]也是这样,它今天宣传革命,而明天又声称暴力变革是极大的不幸;它一方面害怕莫斯特的调子比它唱得高,另一方面又担心工人们会认真看待自己的高调。请在这《自由》的夸夸其谈和《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庸人短见之间选择吧!
我担心,我们在德国的朋友们在当前应该保持的组织形式问题上会产生错误看法。我不反对那些当选为国会议员的人来担任领导,因为没有别的领导。但是,他们不能够要求,而且也得不到老的党领导所能要求的绝对服从,而老的党领导正是为了这个目的选出来的。在目前没有报纸、没有群众集会的条件下,尤其如此。现在,组织在外表上越是松散,它在实际上就越是坚强。与此相反,人们却要保存旧的体制:党的领导的决定就是最后的决定(虽然没有代表大会来纠正领导的错误并在必要时罢免它),谁要是触犯了领导人之一,谁就是叛逆者。在这种情况下,其中比较优秀的人自己就会意识到,他们中间也有各种各样无能而且不完全纯洁的人。确实,他们除非是目光过于短浅才会看不到,不是他们在对自己的机关报发号施令,而是赫希柏格借助于自己的钱袋在发号施令,而他的庸人朋友施拉姆和伯恩施坦则同他串通一气。据我看,老的党及其原先的组织正在结束。如果欧洲的运动,象预期的那样,很快重新活跃起来,那末德国无产阶级的广大群众就会投入这个运动,1878年的五十万人[479]成为这些群众中有训练的、有纪律的核心,而继承了拉萨尔派传统的旧的“严格的组织”,到那时将成为一种障碍,但是,它即使能挡住车轮,却挡不住滚滚洪流。
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人所做的一切,只会使党陷于瓦解。第一,他们强迫党经常保持着老的宣传员和编辑,为此又把一大堆报纸强加于党,这些报上除了蹩脚的资产阶级小报上的东西以外,没有别的货色。而工人们竟应该长期忍受这一切!第二,在帝国国会和萨克森邦议会中,这些领导人在大多数情况下表现得如此温顺,使自己和党在全世界面前丢脸,他们向现任政府“积极”建议在各种细小问题上怎样做得更好一些,等等。而被宣布为非法的、被捆住手脚听任警察当局恣意摆布的工人们,却应该认为这样就是真正地代表他们!第三,《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庸人的小资产阶级性,得到这些人的赞许。他们在每一封信里都对我们说,决不要相信似乎在党内出现了分裂或产生了意见分歧的说法;但是每一个从德国来的人都肯定地说,领导的这种做法把大家完全弄糊涂了,在那里大家根本不同意这种做法。由于我们的工人们具有已卓越地表现出来的那种品质,情况也不可能不是这样。德国的运动的特点是,领导的一切错误总是由群众来纠正。当然,这一次也会是这样。
喂,振作起来,并给我们写信。波克罕还是象原先那样行动很不方便。[注:见本卷第338页。——编者注]
你的 弗·恩·
注释:
[478]1850年9月共产主义者同盟发生了分裂。早在1850年夏天,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内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拥护者同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之间在策略问题上的原则性分歧就尖锐化了,这个集团坚持宗派主义的冒险主义策略,它无视欧洲的现实情况,主张立即发动革命。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首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坚决地谴责了维利希—沙佩尔分裂主义集团。
但是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的大多数会员站在这个集团一边。因此在1850年9月17日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拥护者一道退出了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第416页。
[479]在实施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见注139)前不久,1878年7月30日的帝国国会选举中,有四十三万七千多选民投票赞成社会民主党人。——第4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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