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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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黎世 1885年5月15日于伦敦 |
亲爱的爱德：
看来，我还得再给你写几句，不然的话，我想你会过于忧郁。你和考茨基两人大概都在互相助长沮丧的情绪，真可以凑成一部完整的声调忧郁的协奏曲，完全和瓦格纳的小号一样，什么时候发生某种不幸的事，它就在什么时候加进来。每当听到坏消息的时候，你们总是忘记那句旧谚语：鬼并不象描绘的那样可怕。
“党团和编辑部”之间的全部冲突，到处都必然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党团出了丑。如果党团不顾一切还要重演一次，那不应当加以阻止。如果你按照它的最初要求把它的第一个圣旨[302]登出来，那末它就会真正大出其丑，“愤怒的风暴”就会从四面八方掀起。当然，在刚开始的时候也不能这样来要求你，但毫无疑问：阻碍党团暴露自己的本来面目，并不符合我们的利益。在目前情况下，“党团和编辑部”在公众心目中，现在是作为两种同等的力量互相对立的；最近一篇很长的妥协性声明[303]的结果就是这样，以后怎么样，还要再看一看。
星期日辛格尔来过我这里，他的一大套高谈阔论马上被我打断了。他说，党团的第一次声明，与其说是反对报纸刊登的文章[293]，不如说是反对有人（似乎）企图煽起反对党团的愤怒风暴。我回答说，这一点公众无从知道。既然你们是发表公开的声明，那末声明只能涉及大家知道的事实。如果你们拿报上根本没有的东西来攻击报纸，那末公众就会正当地问道：这些先生岂不是想压制自由发表意见吗？这一点，他不得不同意。我又说，从我非常熟悉的文体来判断，引起不满的文章大部分出自李卜克内西之手。辛格尔说：完全正确，为此我们在党团内部也对他作了应有的处理。我说：但是总不能因为登了出自党团本身的文章而公开责难报纸吧。你们本来应当内部解决这个问题，你们不这样做，却抓住纯属党团内部事务的问题公开攻击编辑部。编辑部该听谁的呢？对此他也无可辩驳。总之，由于采取了鲁莽的步骤，他们大出其丑，而在公众的心目中，胜利仍然属于编辑部。这一点他也不得不间接地承认了。我涉及的只是一些要点，至于他那许多有关个人的流言蜚语，我都置之不理，所以我们的全部谈话只进行了十分钟。
当然，事情没有就此了结。但是我们现在知道这些先生的弱点。如果我是《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我从编辑部的角度会给予党团自由，让它在国会里爱怎么干就怎么干；把它的行动交给党内同志根据惯用的“自由发表意见”的原则去进行批评，而且会斩钉截铁地向李卜克内西声明，他本人应当为自己的文章对党团负责，至少在这方面使他的双重角色演不下去。如果报纸编辑部以后在其他方面将继续执行原来的坚决路线，那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捍卫我们的理论观点，反对在德国发表的种种无稽之谈，这比批评党团的所作所为要重要得多。因为议员们自己在尽一切可能，使选民认清他们的面目。总的说来，当前的事件提出了充分的理由，要求强调我们的观点，即使把党团交给它本身以及党内同志去处理，也应如此。
但是，使他们最为恼火的正是我们的观点，可是他们却不敢公开地攻击它。
国会例会即将结束。这些先生们虽然几乎都是隐蔽的保护关税派，但在这段时间也看到了，保护关税制[304]事实上究竟是什么样子。这就是第一个失望。他们以后还会遇到其他的失望。这改变不了他们的市侩性格，但是定会使他们对自己的言行失去信心，并在他们必须表示赞成或反对的那些市侩的问题上，使他们中间发生分裂。对这种人，只须听其自由，这样他们就会互相除害。
总而言之，我认为，我们的政策应该是等待。反社会党人法[23]对他们有利，在这个法令有效期间，只要他们有机会暴露自己的真面目，那末从实质上来说，我们不需要任何更多的东西。同时，我们应该竭尽全力捍卫，特别是在报刊上捍卫我们的每一个观点，而这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需要直接对抗的。迂回的行动，这也是一种防御方法，它包含着进攻性的反击。目前，有许多事对我们不利。倍倍尔病了，而且看来有些灰心丧气。而在完成马克思手稿的工作以前，我也无法按我的希望给予帮助。这样一来，斗争的全部重担就落到你和考茨基的身上。但要记住一条老规矩：不要只看到运动和斗争的现状，而忘记运动的未来。而未来是属于我们的。《资本论》第三卷将一下子把所有这些家伙打得落花流水。
你的 弗·恩·
注释：
[23]反社会党人非常法 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21日通过的，其目的在于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这个法令将德国社会民主党置于非法地位；党的一切组织、群众性的工人组织、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报刊都被查禁，社会主义书刊被没收，社会民主党人遭到镇压。该法令的有效期每两三年延长一次。但是，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积极帮助下战胜了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和极“左”分子，得以在非常法有效期间正确地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机会结合起来，大大加强和扩大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在声势浩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恩格斯对这一法令的评论，见《俾斯麦和德国工人党》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08—310页）。——第20、23、28、35、55、102、105、109、125、137、142、144、152、157、160、178、203、215、230、234、238、249、261、289、292、297、309、315、321、325、328、329、332、341、471、493、560、609、639、650、656页。
[293]指发表在1885年1月8、15、29日和2月12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3、5和7号上的文章和编辑部评论，这些文章和评论批评了党团多数派对轮船公司津贴法案（见注263）问题的态度。文章大部分是威·李卜克内西写的。——第292、308页。
[302]关于党团与编辑部的冲突，见注290。交给报纸的党团决议初稿内有这样的话：党团对《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内容负有完全的责任。在伯恩施坦对此提出疑问之后，为了调解冲突而由党团派往苏黎世的李卜克内西对决议作了一些修改，以后这一决议就发表在1885年4月2日该报上。——第308页。
[303]指载于1885年4月23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7号上的声明，声明以社会民主党帝国国会党团和该报编辑部名义指出：任何想限制党内批评的做法，都是破坏党的原则和动摇党的基础；必须全力加强党的团结和党的战斗力。声明在关于党团和编辑部的相互关系的问题上带有妥协性：声明一方面指出，《社会民主党人报》是全党的而不仅仅是党团的机关报，但另一方面又指出，党团是党的代表机关，有权对编辑部的工作实行监督。——第308页。
[304]俾斯麦在1879年为了地主和大工业家的利益而制定的、在八十年代实施的保护关税制（在1885年和1887年又增补了重新提高的农产品进口税），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德国工业的增长，但是却使广大群众的经济状况大大恶化。这就不仅引起了无产阶级，而且还引起了中小资产阶级的严重不满。——第3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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