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恩全集第三十一卷——3．马克思致恩格斯 1864年1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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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恩格斯hSy品论天涯网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再次得到你的信息，十分高兴。
　　这里一切都好。自从你离开这里后，[4]情况就是这样，一直到前天，我的右胸下面又长了一个痈。这一次要是不赶快好，并且蔓延开来，我就想采用龚佩尔特的方法用砒剂治疗了。
　　你提到的北欧古代文字Rüm　Hart……，我根据荷兰—弗里西安文试译如下：胸怀宽大，视野辽阔。可是我怕在这后面隐藏有完全不同的意思，因此我不愿意进行猜测。
　　附上的材料你看完后要立即寄回，我还有用。为了不致把想告诉你的事情忘掉，现在逐点来谈：
　　（1）拉萨尔和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
　　这个冗长的文件是海尔维格夫人（honni　soit　qui　mal　y　pense〔恶意揣度者可耻〕［注：英国袜带勋章上的箴言。——编者注］）恩玛在惨剧[5]发生后立即寄到柏林的一份通告的副本，寄去的目的是要使这份通告的摘要在报纸上发表。从中你可以看到，恩玛是怎样巧妙地把自己和她的笨蛋格奥尔格安插在这份通告的开头、中间和末尾的；同时，这个叙述回避了两个重要的地方。第一，吕斯托夫同窦尼盖斯父女的会见；在会见时，窦尼盖斯的女儿显然拒绝了拉萨尔，而这还在恩玛所描述的场面发生以前。第二，决斗是怎样发生的。拉萨尔写过一封带有侮辱性的信。但是在这以后发生过什么事情则没有谈到，而这件事情却是直接引起决斗的原因。
　　隐瞒这两个如此重要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地方，就会对叙述的真实程度引起严重的怀疑。
　　哈茨费尔特的信。当她来到柏林时，李卜克内西曾经代表我把一封表示慰问的短信交给她。李卜克内西写信告诉我说，她埋怨我“在患难中抛弃了拉萨尔”；难道除了保持沉默和让他自由行动外，我还能更多地为这个人效劳吗？（他在杜塞尔多夫法庭上的最后一次发言[6]中扮演了波扎侯爵的角色，以对待菲力浦二世［注：波扎侯爵和菲力浦二世都是席勒的剧本《唐·卡洛斯》中的主人公。——编者注］的态度去对待美男子威廉，企图促使他去废除现行的宪法，宣布普遍的、直接的选举权并且同无产阶级结成联盟。）你明白，她的信中隐藏的是什么，她期望于我的又是什么。我回答时语调十分友好，但仍然是以外交方式拒绝了她。当代的救世主！她自己和她周围的谄媚者完全发疯了。
　　顺便说一下，我偶然翻到了几期厄·琼斯的杂志《寄语人民》（1851年和1852年），就经济论文来说，这个杂志在主要问题上是在我的直接领导下，一部分甚至是在我的直接参与下编写的。我在杂志上看到了什么呢？我看到当时我们进行的反对合作运动的论战，因为合作运动以它当时的死板狭小的形式妄想成为最新成就，这场论战就象十至十二年之后拉萨尔在德国进行反对舒尔采－德里奇的论战一样，只是我们进行得更好罢了。
　　拉萨尔立下遗嘱——（象领主王公那样）“立下遗嘱”——“任命”伯恩哈特·贝克尔为他的继承人，即担任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那是一个极渺小的家伙，有一个时候曾经在尤赫那里充当《海尔曼》的编辑。联合会的代表大会将于本月间在杜塞尔多夫举行，[7]在这次大会上，遗嘱中的这一“决定”预料将遭到强烈的反对。
　　再附上一封佐林根工人克林格斯的信[8]，他是莱茵地区工人实际上的秘密的领导者（前同盟[9]盟员）。这封信不用寄回，但请保存在文献内。
　　（2）国际工人协会。
　　不久以前，伦敦工人就波兰问题向巴黎工人发出一篇呼吁书[10]，请求他们在这个问题上采取共同行动。
　　巴黎人方面派来了一个代表团，由一个名叫托伦的工人率领，他是巴黎最近一次选举[11]中的真正工人候选人，是一个很可爱的人（他的伙伴们也都是很可爱的小伙子）。定于1864年9月28日在圣马丁堂召开群众大会，召集人是奥哲尔（鞋匠，这里的各工联的伦敦理事会的主席，也是工联的鼓动争取选举权的协会[12]的主席，这个协会同布莱特有联系）和克里默——泥水匠，泥水匠工会的书记（这两个人为声援北美而在圣詹姆斯大厅组织过由布莱特主持的工联群众大会，也为欢迎加里波第而组织过游行示威[13]）。一个叫做勒·吕贝的人被派到我这里来，问我是否愿意作为德国工人的代表参加会议，是否愿意专门推荐一个德国工人在会上讲话等等。我推荐了埃卡留斯，他干得很出色，而我也在讲台上扮演哑角加以协助。我知道伦敦和巴黎方面这一次都显示了真正的“实力”，因此我决定打破向来谢绝这类邀请的惯例。
　　（勒·吕贝是一个年轻的法国人，三十岁左右，但在泽稷和伦敦长大，英语讲得很漂亮，是法国和英国工人之间很好的中间人。）（他是音乐兼法语教师。）
　　会场上挤得使人透不过气来（因为工人阶级现在显然重新开始觉醒了），沃尔弗少校（图尔恩－塔克西斯，加里波第的副官）代表伦敦的意大利工人团体[14]出席了大会。会上决定成立“国际工人协会”，它的总委员会设在伦敦，“联系”德国、意大利、法国和英国的工人团体。同时决定于1865年在比利时召开国际工人代表大会。这次群众大会选举了一个临时委员会，其中奥哲尔、克里默和其他许多人（一部分是老宪章主义者、老欧文主义者等等）代表英国；沃尔弗少校、方塔纳和其他一些意大利人代表意大利；勒·吕贝等人代表法国；埃卡留斯和我代表德国。委员会有权任意吸收新的成员。
　　目前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我参加了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会议选举了一个小委员会[15]（也有我在内）起草原则宣言和临时章程。我因病未能出席小委员会的会议和接着召开的委员会全会。
　　在我未能出席的两次会议上——小委员会和接着召开的委员会全会上——发生了以下的
　　事情：
　　沃尔弗少校提议把意大利工人团体（它们有中央组织，但是如后来所表明的，它所联合的基本上都是一些互助会）的规章（章程）当做新的协会的章程。[16]我后来才看到这个东西。这显然是马志尼的粗劣作品，因而你可以预先猜到，真正的问题，即工人的问题是以什么样的精神和措辞来阐述的。同样，也可以预先猜到民族问题是怎样被放到里面去的。
　　此外，老欧文主义者韦斯顿——他本人现在是厂主，是一个和气有礼的人——起草了一个内容极其混乱、文字异常冗长的纲领。
　　接着召开的委员会全会授权小委员会修订韦斯顿的纲领和沃尔弗的章程。沃尔弗本人已离开伦敦，去参加在那不勒斯举行的意大利工人团体代表大会，并劝告它们参加伦敦的中央协会。
　　小委员会的第二次会议我又没有参加，因为我接到开会的通知太迟了。在这次会议上勒·吕贝提出了“原则宣言”和由他修订过的沃尔弗的章程，小委员会把二者都接受下来提交委员会全会讨论。委员会全会于10月18日开会。因为埃卡留斯来信告诉我，拖延就有危险［注：这句话出自罗马历史学家梯特·李维的著作《罗马建城以来的历史》第38卷第25章。——编者注］，我就出席了会议，当我听到好心的勒·吕贝宣读妄想当做原则宣言的一个空话连篇、写得很坏而且极不成熟的引言时，我的确吃了一惊，引言到处都带有马志尼的色彩，而且披着法国社会主义的轮廓不清的破烂外衣。此外，意大利的章程大体上被采用了，这个章程追求一个事实上完全不可能达到的目的，即成立欧洲工人阶级的某种中央政府（当然是由马志尼在背后主持），至于其他错误就更不用说了。我温和地加以反对，经过长时间的反复讨论后埃卡留斯提议由小委员会重新“修订”这些文件。而勒·吕贝的宣言中所包含的“意见”却被采纳了。
　　两天以后，10月20日，英国人的代表克里默、方塔纳（意大利）和勒·吕贝在我家里集会（韦斯顿因故缺席）。我手头一直没有这两个文件（沃尔弗的和勒·吕贝的），所以无法预先做准备；但是，我下定决心尽可能使这种东西连一行也不保留下来。为了赢得时间，我提议我们在“修订”引言之前，先“讨论”一下章程。结果照这样做了。四十条章程的第一条通过时已经到了夜里一点钟。克里默说（这正是我所要争取的）：“我们向原订于10月25日开会的委员会提不出什么东西。我们必须把会议延期到11月1日举行。而小委员会可以在10月27日开会，并且争取获得肯定的结果。”这个建议被采纳了，“文件”就“留下来”给我看。
　　我看到，想根据这种东西弄出点什么名堂来是不可能的。我要使用一种极其特殊的方法来整理这些已经“被采纳的意见”，为了要证明这种方法正确，我起草了《告工人阶级书》［注：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编者注］（这不在原来的计划之内，这是对1845年以来工人阶级的命运的一种回顾）。以这一《告工人阶级书》已经包括了一切实际材料和我们不应当再三重复同样的东西为借口，我修改了全部引言，删掉了“原则宣言”，最后以十条章程代替了原来的四十条章程。当《告工人阶级书》中说到国际的政策时，我讲的是国家而不是民族，我所揭露的是俄国而不是比较次要的国家。我的建议完全被小委员会接受了。不过我必须在《章程》［注：卡·马克思《协会临时章程》。——编者注］引言中采纳“义务”和“权利”这两个词，以及“真理、道德和正义”等词，[17]但是，这些字眼已经妥为安排，使它们不可能为害。
　　总委员会会议以很大的热情（一致地）通过了我的《告工人阶级书》，等等。关于付印方法等问题将在下星期二［注：11月8日。——编者注］讨论。勒·吕贝拿了《告工人阶级书》的一个副本去译成法文，方塔纳拿了一个副本去译成意大利文。（首先将刊登在叫做《蜂房》的周报上，这是一种通报，由工联主义者波特尔编辑。）我自己准备把这个文件译成德文。
　　要把我们的观点用目前水平的工人运动所能接受的形式表达出来，那是很困难的事情。几星期以后，这些人将会同布莱特和科布顿一起举行争取选举权的群众大会。重新觉醒的运动要做到使人们能象过去那样勇敢地讲话，还需要一段时间。这就必须实质上坚决，形式上温和。这个文件一印出来，你就可以得到一份。
　　（3）巴枯宁向你致意。他今天到意大利去了，将在那里（佛罗伦萨）住下来。我于十六年之后，昨天第一次见到他。应当说，我很喜欢他，而且比过去更喜欢。关于波兰运动，他说：俄国政府需要这一运动，为的是使俄国本身保持安宁，但是它绝没有想到会有十八个月的斗争。它自己在波兰挑起了这一事件。波兰的失败是由于两件事情：由于波拿巴的影响，其次是由于波兰贵族一开始就在明确地宣布农民社会主义的问题上迟疑不决。[18]在波兰运动失败以后，他（巴枯宁）现在将只参加社会主义运动。
　　总之，他是十六年来我所见到的少数几个没有退步、反而有所进步的人当中的一个。我还同他谈论了关于乌尔卡尔特的揭发。（顺便说一下，国际协会大概会造成我同这些朋友的决裂！[19]）他很详细地问到你和鲁普斯［注：威廉·沃尔弗。——编者注］。当我告诉他鲁普斯已去世的时候，他马上说，运动失去了一个不可缺少的人。
　　（4）危机。在大陆上它还远没有结束（特别是在法国）。此外，现在危机经常发生，这就部分地弥补了它不够强烈这一缺陷。
　　祝好。

你的　卡·马·hSy品论天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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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4]1864年9月初，恩格斯从曼彻斯特去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路过伦敦时曾经在马克思家里作客。——第9页。
　　[5]指斐迪南·拉萨尔同罗马尼亚贵族腊科维茨决斗受伤后于1864年8月31日死去。——第10页。
　　[6]1864年6月27日拉萨尔在杜塞尔多夫法庭上发表了辩护词。辩护词全文第一次发表于1864年《杜塞尔多夫日报》第176—178号。后来这篇辩护词出版了单行本：《1864年6月27日在杜塞尔多夫上诉法院对拉萨尔的诉讼》1871年莱比锡版（《Der　Prozeβ　wider　Ferdinand　Lassalle，vor　der　korrektionellen　Appellkammer　zu　Düsseldorfam　27．Juni　1864》．Leipzig，1871）。——第10、429页。
　　[7]全德工人联合会是1863年5月23日在莱比锡各工人团体代表大会上成立的德国工人的政治性组织。从成立时起，全德工人联合会就处于力图使工人运动按改良主义道路发展的拉萨尔及其追随者的有力影响之下。联合会把自己的宗旨限于争取普选权的斗争和和平的议会活动。全德工人联合会一方面否定工人阶级的日常经济斗争，同时却主张建立由国家资助的生产合作社，认为生产合作社是解决社会矛盾的基本手段。联合会的拉萨尔主义领导在对外政策问题上采取民族主义的立场，赞同普鲁士政府的反动政策和通过王朝战争自上而下地实现德国的统一。
　　随着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的成立，联合会的拉萨尔主义领导的机会主义策略就成了在德国建立真正工人政党的障碍。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不渝地同拉萨尔主义进行斗争，到七十年代初，先进的德国工人就抛弃了拉萨尔主义。1875年5月在哥达代表大会上，全德工人联合会同1869年成立的并由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领导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实行合并。统一了的党采取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名称。
　　全德工人联合会大会于1864年12月在杜塞尔多夫举行。——第11、113、442、448、457、466页。
　　[8]卡尔·克林格斯在1864年9月28日写信给马克思。克林格斯在信中写道：“现在谣传，拉萨尔在死前提议法兰克福的伯恩哈特·贝克尔做他的继承人。这一点确实与否我们不知道，不管怎样，我们对贝克尔很不了解，所以也不能按别人的意见把他选到如此重要的岗位上去，因为看来在这个时期会出现危机。我们打算选举莫泽斯·赫斯。因为时间紧迫，因为主席选举在11月份就举行，所以请您马上告诉我们，您对这件事意见如何，您认为我们选谁合适。”——第11、423页。
　　[9]共产主义者同盟是第一个无产阶级的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它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于1847年6月初在伦敦成立的。同盟的纲领和组织原则也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直接参与之下制定的。同盟的第二次代表大会（1847年11月29日—12月8日）一致通过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制定的科学共产主义的原则。马克思和恩格斯受大会委托起草了一个纲领性文件，即1848年2月发表的《共产党宣言》。
　　由于法国革命爆发，在伦敦的同盟中央委员会于1848年2月底把同盟的领导权移交给了以马克思为首的布鲁塞尔区部委员会。在马克思被驱逐出布鲁塞尔并迁居到巴黎以后，巴黎于3月初成了新的中央委员会的驻在地。恩格斯也当选为中央委员。
　　1848年3月下半月到4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和数百名德国工人（他们多半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回国参加已经爆发的德国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3月底所写成的《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3—5页）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在这次革命中的政治纲领。马克思主编的《新莱茵报》这时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领导和指导中心。
　　虽然革命的失败打击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但它于1849—1850年进行了改组并且继续进行活动。1850年夏，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内部在策略问题上的原则性分歧达到了很尖锐的程度。多数派坚决反对维利希—沙佩尔集团所提出的宗派主义、冒险主义的策略，它无视客观规律和德国及欧洲其他各国的现实政治形势而主张立即发动革命。1850年9月中，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分裂活动终于导致了同盟与该集团的分裂。1851年5月，由于警察的迫害和盟员的被捕，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的活动实际上已经停顿。1852年11月17日，即在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后不久，同盟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宣告解散，但是它的盟员还是继续工作，为未来的革命斗争锻炼干部。
　　共产主义者同盟起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它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学校，是无产阶级政党的萌芽；相当大量的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都积极参加了国际工人协会的建立工作。——第11页。
　　[10]由伦敦工人于1863年11月起草的题为《英国工人致法国工人》（《To　the　Workmen　of　France　from　the　Working　Men　of　England》）的呼吁书，发表于1863年12月5日《蜂房报》第112号。——第11页。
　　[11]指1864年3月法国立法团的补充选举。在选举前夕，即1864年2月，提出工人候选人的工人团体发表了证明工人已同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决裂和工人已经开始独立进行政治活动的所谓《六十人宣言》。——第11、424、438页。
　　[12]工联伦敦理事会首次于1860年5月由伦敦各工联代表会议选出。伦敦理事会领导着首都各工联成千上万的群众，对整个英国工人阶级都有影响。在六十年代前半期它曾经领导英国工人反对干涉美国、维护波兰和意大利的历次行动，稍后又领导了他们争取工联合法化的运动。在伦敦理事会中起领导作用的是已经壮大起来的各个工联的领导人——木工工联的克里默及其后的阿普耳加思，鞋匠工联的奥哲尔，泥水匠工联的柯耳森和豪威耳，机械工工联的阿林。
　　工联争取成年男子普选权和秘密投票协会（Trades’　Unionists　Manhood　Suffrage　and　vote　by　Ballot　Association）是1864年9月成立的。协会的主席是奥哲尔，书记是哈特威耳，财务委员是特利姆列特。这些人后来都参加了第一国际总委员会。——第12、118页。
　　[13]1863年3月26日，在圣詹姆斯大厅举行了由工联伦敦理事会组织的工人群众大会，表示英国工人阶级在北美各州反对奴役的斗争中同它们团结一致，并且抗议英国站在南部各州一边对美国内战进行武装干涉。主持大会的是资产阶级激进派约翰·布莱特。
　　1864年4月初，加里波第到英国作宣传旅行，想募集经费组织向意大利的新的远征。加里波第还指望得到英国统治集团的某些帮助来进行旨在反对奥地利在威尼斯的统治的远征。英国政府考虑到热情洋溢地欢迎意大利民族英雄的英国人民群众的情绪，起初给加里波第以正式的礼遇。但是他为波兰起义者辩护的言论使英国资产阶级大为扫兴，他们开始在报刊上掀起反对意大利革命家的运动。加里波第不得不马上离开英国。——第12、434、436、438页。
　　[14]指居住在伦敦的意大利工人于1864年6月底成立的互助会——共进会（Associazione　di　Mutuo　Progresso）。该会在成立初期有三百人左右，处于马志尼的影响之下；加里波第当选为该会名誉主席。1865年1月，该会加入了国际。——第12、86、107、196、481页。
　　[15]小委员会（Subcommittee）是为了制定国际工人协会的纲领性文件由临时中央委员会选出的一个委员会；上述工作完成后，委员会继续存在，通常每周开会一次，成了总委员会的执行机关；从1865年夏天起也称做常务委员会（Standing　Committee）。常务委员会的成员包括：总委员会主席（直到1867年9月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废除这个职位为止）、名誉总书记和各国通讯书记。马克思作为德国通讯书记参加了常务委员会，实际上起了领导的作用。——第12、41、90、102、134、153、404、467、494页。
　　[16]鲁·沃尔弗在1864年10月8日小委员会会议上提出的章程乃是《意大利工人团体联合条例》的英译本；这个条例于1864年7月在《工人协会报》（《Giornale　delle　Associazioni　Operaie》）上发表，并于1864年10月底在那不勒斯举行的受到马志尼分子影响的意大利工人团体代表大会上通过。出席代表大会的有二十五个组织的代表，会上成立了加入国际工人协会的意大利工人团体联合会。马志尼及其拥护者向国际工人协会提出这个从资产阶级民主派立场写成的章程，是打算把国际工人运动的领导权抓到自己手里。——第15、435页。
　　[17]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16页。——第17页。
　　[18]指1863年1月在被沙皇俄国并吞的波兰土地上爆发的民族解放起义。旨在反对沙皇专制制度压迫的1863—1864年起义，是由波兰王国的封建农奴制危机以及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加剧造成的。起义的主要动力是城市的劳动群众——工人、手工业者和知识分子代表；从1863年夏天起，参加起义队伍的很大一部分人是农民。领导起义的、由小资产阶级和小贵族分子组成的中央国民政府（委员会）在1863年1月宣布了争取波兰民族独立的斗争纲领以及一系列具有民主性质的土地要求。但是由于起义政府不彻底和不坚决，不敢触犯大土地所有者的特权，基本农民群众就没有参加起义，这是起义失败的教训之一。——第17、53、129、430页。
　　[19]马克思在坚持不懈地同统治阶级的秘密外交作斗争时，在揭发性文章中利用了保守派政论家、前外交家戴维·乌尔卡尔特在他的《公文集》（《The　Portfolio》）、《自由新闻》（《The　FreePress》）和《外交评论》（《The　Diplomatic　Review》）等杂志上发表的文件。《自由新闻》和《外交评论》杂志登载过马克思的个别文章。与此同时，马克思尖锐地批评了乌尔卡尔特的反民主观点，并经常着重指出，自己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立场同乌尔卡尔特分子的反动立场根本不同。——第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