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1年5月10日[于伦敦] |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首先附上相片一张。等相片一加印出来,鲁普斯和龚佩尔特也将每人收到一张。我加印这东西,一方面是为了给鹿特丹的表兄弟[注::雅克·菲力浦斯。——编者注],另一方面是为了同在德国和荷兰得到的相片交换。其次,附上杜塞尔多夫一家报纸上的有关《福格特先生》的剪报一份。最后,寄上《自由新闻》一份。这份报纸确实是已经过时了,但是很可能你和鲁普斯没有那么留心议会关于阿富汗问题的辩论。这是帕姆[注::帕麦斯顿。——编者注]自1848年以来所遭到的最大挫折。[171]
你关于筹办柏林报纸的意见同我完全一致,主要的几点,经过适当的改动,我已经向拉撒路谈了。[注::见本卷第598—599页。——编者注]但是,既然我在柏林已经向他说过,不征得你和鲁普斯的同意,我不会在这方面采取任何措施,那末我就肯定应该向你们两人“认真而客观地”说明事情的实质,从而拯救自己的灵魂。
顺便谈谈拉萨尔-拉撒路。累普济乌斯在他论埃及的巨著[注::理·累普济乌斯《埃及和埃塞俄比亚的文献》。——编者注]中证明,犹太人出埃及,不外是曼涅托所说的由一个叫作摩西的埃及祭司所领导的“害麻疯病的人”被赶出埃及的历史。因此,害麻疯病的拉撒路是犹太人和拉撒路-拉萨尔的原型。只是我们的拉撒路是脑子患了麻疯病。他的病原先是治疗不善的二期梅毒。结果他的一条腿发展成为骨疽,而且直到现在还有这个病的残余;据他的医生弗雷里克斯(我不知道这个著名的教授的名字怎么拼写)说,这是腿神经痛或是某种类似的病。但是我们的拉撒路现在和他的对立面财主一样[注::圣经路加福音第十六章第十九至三十一句。——编者注],过着奢侈的生活,从而损害了自己的健康,我认为这正是他在治疗上的主要障碍。总之他太妄自尊大了,例如他会认为去啤酒店就是罪恶。可笑的是,他至少向我问过四次,问我在《福格特先生》中所说的雅科布·维森里斯勒[注::这部抨击性著作里是用这个名字指拉萨尔。——编者注]是影射谁。但是,在他那种已成为真正“客观”的虚荣心的情况下,这只不过是一种正常现象而已。他会把他那部新的奠基性的法律创作(达尔马)[172]寄给我们大家的。
在柏林还访问了弗里德里希·科本。发现他丝毫没有改变。只是发胖了,而且有点“难看”了。我跟他单独在一起喝了两次酒,对我说来真是一大乐事。他赠送给我两卷他所著的《佛陀》——一部很重要的著作。我从他那里还了解到,察贝尔这个无赖及其一伙是怎样霸占《国民报》的。
原先这家报纸是在1848年通过发行一次全部付清的股票的办法创办的(但是没有订正式合同,只是口头商定)。缪格、科本等人为此出了不少力。鲁滕堡是作为总编辑加入的,跟他一起并受他领导的有察贝尔,最后是担任总务主任的犹太人沃尔弗[注::伯恩哈特·沃尔弗。——编者注]。该报由于采取庸俗的温和态度和百般讨好议会左翼[173],不久就得到很大的发展。鲁滕堡被他的伙伴们用不知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理由排挤了出去,他们说他使报纸采取了过于保守的方针,并且接受汉泽曼的“赏钱”。察贝尔把一个同伙引进编辑部来代他写东西,而他本人则到各种不同的啤酒店去同市侩们交谈,为报纸日益增长的声望操心。政变(曼托伊费尔的)[174]和以极粗暴方式一直持续到1850年底的对报刊的各种强制措施,为不召开任何股东会议提供了求之不得的借口。
在这期间,这家只是由于革命报刊遭到彻底镇压和确立了辛凯尔迪—施梯伯制度才得到适当生存条件的报纸,在市侩心目中提高了声望。它变得赢利了,因此在1852年前后有一部分股东坚决要求提出报告和召开全体大会等等。这时,犹太人沃尔弗和候补神学家察贝尔把其中最固执的拉到一旁,秘密地告诉他们说,为了不使报纸遭到毁灭,对它的财务状况无论如何要保持完全沉默,因为它已濒于破产。(其实,最初牌价是二十五塔勒的报纸股票,到这时已经是一百塔勒了。)因此希望他们不要迫使报纸以任何方式暴露自己的财务状况。但是出于对他们(即最固执的股东)的特别尊敬,作为例外,将退给他们股金,以收回股票。这样就使最危险的股东心满意足了。这种滑稽剧重演了好几次。但是,这些被收买了信任的人中大多数只得到——看他们消极抵抗的程度而定——他们原来投资的百分之四十至百分之五。相当大一部分昏庸老朽的自由派至今分文未得,而且也未能争取到提出报告。他们由于害怕《十字报》而默不作声。犹太人沃尔弗和候补神学家察贝尔通过这种骗术,成了拥有“余钱”的庸俗自由派的显贵。可惜我过去对这些事情全不知道。
鲁滕堡作为必要的摆设被曼托伊费尔转让给施韦林。他现在正在用剪刀制作已经没有任何人看的《国家报》。一家类似《伦敦官报》的报纸。听说布鲁诺[注::鲍威尔。——编者注]的情况很不妙,他徒劳无益地向现内阁自荐,要为半官方的《普鲁士报》继续撰稿。他现在是由《十字报》瓦盖纳出版的《国家词典》的主要撰稿人,此外他还是里克斯多夫(或者叫什么鬼地名)某个地方的农场主。
有一次下院开会,我坐在记者席上。我在1848年夏天也这样去看过普鲁士协商派议会[175]。他们变化多么大呀![注::套用味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第二卷中的话。——编者注]虽然他们也根本不是什么大人物!会议厅很狭小。旁听席少得可怜。议员们坐长板凳(而“老爷们”坐安乐椅)[176],官厅和学校的奇妙的混合物。比利时的议会同它相比简直是富丽堂皇了。议长西姆桑或参孙为了要对自己受到曼托伊费尔的拳打脚踢有所补偿,于是凭着他的驴腮骨,以内阁看门人的那种十足丑恶和粗暴的首长气派,向躲在下面的庸人们猛扑过去[177]。要在任何别的会议上,象这种难以用言语形容的神气活现的奴才们的无耻行为早就会吃到耳光了。虽说在柏林,尤其是在戏院里,穿军服的人多得实在令人厌恶(顺便说一下!哈茨费尔特为了要侮辱王室,在我到达的头几天就把我带到跟“美男子威廉”及其一伙人紧挨着的一个包厢去看戏!三个小时的芭蕾舞。整个晚上再没有别的什么。这也是柏林的一种特色),可是,有时候要是在一群温顺的充满官僚气、学究气的青年中碰见这样一个身穿军服的小伙子,昂着脑袋,笔直地坐着,那还总是令人感到十分高兴。正好芬克在讲话,他总不放过任何讲话的机会。的确,我还把这位先生理想化了。如果我以前听他演说过的话,那末对他的描绘就会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了[178]。我在柏林看过的弗莱塔格的一出名叫《新闻界人士》的蹩脚喜剧中,描写了一个名叫皮彭布林克的肥胖的汉堡市侩和酒商。芬克就是这个皮彭布林克的维妙维肖的翻版。满口是令人讨厌的汉堡和威斯特伐里亚的方言,把一些词生吞活剥地咽下去,没有一句是在结构上正确的或完整的。这是我们的土产的米拉波!在这个侏儒的畜圈中唯一显得稍微象样的人物,一方面是瓦尔德克,另一方面是瓦盖纳和布兰肯堡的唐·吉诃德[注::摩里茨·冯·布兰肯堡。——编者注]。
在爱北斐特去看望了济贝耳。在巴门他家里吃了一次晚饭,他的年青漂亮的妻子(很会唱歌,对她的卡尔敬佩之至)我挺喜欢。济贝耳还是老样子,他最接近的一些人是:自由派新闻工作者(《新莱茵报》过去的闵斯德通讯员[注::施蒂林。——编者注])以及一些诗人、音乐家和画家。我觉得其中最好的是泽耳。在巴门,济贝耳带我到“加利福尼亚”去过。一些无聊的人!他们向我致祝酒词。我让济贝耳转告,说我的嗓子哑了,于是他代我回答了几句一般的俏皮话,但是非常得体。济贝耳说,他的父亲什么都模仿他,也好诗嗜酒,因此大家都说:苹果树倒下,离苹果不远[注::谚语“苹果落地,离苹果树不远”,意思是儿子象父亲,这里是倒过来说,意思是父亲象儿子。——译者注]。
在科伦去看望了施奈德尔第二和克莱因博士。他们没有变化;看来甚至走得更远了。和他们在一起喝了几个小时啤酒。在一家啤酒店里,还看到了施土尔干格·科尼斯文特尔(沃尔弗干格·弥勒)[注::文字游戏:施土尔干格的原文为《Stuhlgang》,意思是“粪便”,沃尔弗干格·冯·弥勒是威廉·弥勒的笔名。——编者注],但没有通名报姓。拜访了丹尼尔斯夫人。没有去看民族联盟盟员毕尔格尔斯这个蠢家伙。关于这事以后再谈。我光顾得说闲话,到现在还没有谈到最主要的事情。好啦,下次再谈吧。
完全属于你的 卡·马·
注释:
[171]指1861年3月由于邓洛普的建议而引起的议会辩论一事,邓洛普建议对帕麦斯顿领导的英国外交部1839年伪造外交文件问题成立调查委员会。这种伪造的目的在于掩盖1838—1841年英国发动对阿富汗战争的挑衅作用。邓洛普提出这个建议,是由于1859年再版了关于阿富汗问题的外交来往公文,其中包括了以前被取消的全部文件,完全揭露了英国政府所进行的伪造。帕麦斯顿于1861年3月19日在下院的演说中回避了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借口这个问题年代过久,没有迫切的现实意义。——第166、384页。
[172]达尔马(Dharma)是古印度的宗教教义,规定了生活和行为的一些基本规则。马克思讽刺地这样称呼拉萨尔的《既得权利体系》一书。——第167页。
[173]指普鲁士国民议会(见注168)的左翼,它是由资产阶级激进派和左翼自由派组成的。——第167页。
[174]马克思指的是1848年11月至12月初普鲁士的反革命政变。由于这次由勃兰登堡—曼托伊费尔的反动内阁所策划的政变,普鲁士国民议会被解散,建立起极端反动的制度。——第167页。
[175]普鲁士协商派议会,即普鲁士国民(协商)议会(见注168)。马克思为加强同民主派组织和工人组织的联系,于1848年9月上半月(9月7日和10日之间)去柏林的时候,曾参加普鲁士国民议会的会议。——第168页。
[176]指贵族院和众议院,即普鲁士议会的上院和下院。——第168页。
[177]1848年11月,西姆桑和海尔根汉一同作为帝国专员被派到柏林去调解普鲁士国王和法兰克福的全德国民议会之间的冲突。11月23日,曼托伊费尔向专员们宣布,普鲁士政府不服从法兰克福议会关于在普鲁士成立一个有声望的内阁的决议。西姆桑和海尔根汉在他们的使命遭到失败以后,于1848年12月返回美因河畔法兰克福。马克思讽刺地把西姆桑比作参孙,据圣经传说,参孙用驴腮骨杀死了一千名非利士人。——第169页。
[178]马克思指的是他在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中对芬克的描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665—674页)。——第1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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