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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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 1859年4月19日于伦敦 |
亲爱的拉萨尔：
我没有特地写信告诉你，十四英镑十先令已经收到了，因为来的是挂号信。但是，如果不是该死的“荷兰兄弟”［注：尤塔。——编者注］拜访我，极残酷地占去了我的剩余劳动时间，那我早就写信了。
现在他已经走了，所以我又自由地呼吸了。
弗里德兰德已经写信给我［注：见本卷第402和568—569页。——编者注］。条件不如我原先告诉你的那样好，但还“过得去”。解决了在我们之间还有的几个次要问题以后——我想，在这个星期内这就会商妥——我将给他写东西。
在英国这里，阶级斗争的进展是极其令人高兴的。遗憾的是，在这种时候连一家宪章派的报纸也不再存在了，所以，差不多两年以来，我不得不停止通过写作参与这个运动。
我现在来谈谈《弗兰茨·冯·济金根》。首先，我应当称赞结构和情节，在这方面，它比任何现代德国剧本都高明。其次，如果完全撇开对这个剧本的纯批判的态度，在我读第一遍的时候，它强烈地感动了我，所以，对于比我更容易激动的读者来说，它将在更大的程度上引起这种效果。这是第二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现在来谈谈缺点的一面：第一，——这纯粹是形式问题——既然你用韵文写，你就应该把你的韵律安排得更艺术一些。但是，不管职业诗人将会对这种疏忽感到多大的震惊，而总的说来，我却认为它是一个优点，因为我们的专事模仿的诗人们除了形式上的光泽，就再没有别的什么了。第二，你所构想的冲突不仅是悲剧性的，而且是使1848—1849年的革命政党必然灭亡的悲剧性的冲突。因此我只能完全赞成把这个冲突当作一部现代悲剧的中心点。但是我问自己：你所选择的主题是否适合于表现这种冲突？巴尔塔扎尔［注：拉萨尔的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中的人物。——编者注］的确可以设想，如果济金根不是借骑士纷争的形式举行叛乱，而是打起反对皇权和公开向诸侯开战的旗帜，他就一定会胜利。但是，我们也可以有这种幻想吗？济金根（而胡登多少和他一样）的覆灭并不是由于他的狡诈。他的覆灭是因为他作为骑士和作为垂死阶级的代表起来反对现存制度，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反对现存制度的新形式。如果从济金根身上除去那些属于个人和他的特殊的教养，天生的才能等等的东西，那末剩下来的就只是一个葛兹·冯·伯利欣根了。在后面这个可怜的人物身上，以同样的形式表现出了骑士对皇帝和诸侯所作的悲剧性的反抗，因此，歌德选择他作主人公是正确的。［注：歌德《葛兹·冯·伯利欣根》。——编者注］在济金根——甚至胡登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如此，虽然对于他，正象对某个阶级的一切思想家一样，这种说法应当有相当的改变——同诸侯作斗争时（他反对皇帝，只是由于皇帝从骑士的皇帝变成诸侯的皇帝），他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唐·吉诃德，虽然是被历史认可了的唐·吉诃德。他以骑士纷争的形式发动叛乱，这只是说，他是按骑士的方式发动叛乱的。如果他以另外的方式发动叛乱，他就必须在一开始发动的时候就直接诉诸城市和农民，就是说，正好要诉诸那些本身的发展就等于否定骑士制度的阶级。
因此，如果你不想把这种冲突简单地化为《葛兹·冯·伯利欣根》中所描写的冲突——而你也没有打算这样做，——那末，济金根和胡登就必然要覆灭，因为他们自以为是革命者（对于葛兹就不能这样说），而且他们完全象1830年的有教养的波兰贵族一样，一方面使自己变成当代思想的传播者，另一方面又在实际上代表着反动阶级的利益[481]。革命中的这些贵族代表——在他们的统一和自由的口号后面一直还隐藏着旧日的帝国和强权的梦想——不应当象在你的剧本中那样占去全部注意力，农民和城市革命分子的代表（特别是农民的代表）倒是应当构成十分重要的积极的背景。这样，你就能够在更高得多的程度上用最朴素的形式把最现代的思想表现出来，可是现在除宗教自由以外，实际上，国民的一致就是你的主要思想。这样，你就得更加莎士比亚化，而我认为，你的最大缺点就是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你自己不是也有些象你的弗兰茨·冯·济金根一样，犯了把路德式的骑士反对派看得高于闵采尔式的平民反对派这样一种外交错误吗？
其次，我感到遗憾的是，在性格的描写方面看不到什么特出的东西。我是把查理五世、巴尔塔扎尔和理查·冯·特利尔除外。然而还有别的时代比十六世纪有更加突出的性格吗？照我看来，胡登过多地一味表现“兴高采烈”，这是令人厌倦的。他不也是个聪明人、机灵鬼吗？因此你对他不是很不公平吗？
甚至你的济金根——顺便说一句，他也被描写得太抽象了——也是多么苦于不以他的一切个人打算为转移的冲突，这可以从下面一点看出来：他一方面不得不向他的骑士宣传与城市友好等等，另一方面他自己又乐于在城市中施行强权司法。
在细节的方面，有些地方我必须责备你让人物过多地回忆自己，这是由于你对席勒的偏爱造成的。例如，在第121页上，胡登向玛丽亚叙述他的身世时，如果让玛丽亚把从“感觉的全部音阶”等等一直到“它比岁月的负担更沉重”这些话说出来，那就极为自然了。
前面的诗句，从“人们说”到“年纪老迈”，可以摆在后面，但是“一夜之间处女就变成妇人”这种回忆（虽然这指出玛丽亚不是仅仅知道纯粹抽象的恋爱），是完全多余的；无论如何玛丽亚以回忆自己“年老”来开始，是最不能容许的。在她说了她在“一个”钟头内所叙述的一切以后，她可以用关于她年老的一句话把她的情感一般地表现出来。还有，下面的几行中，“我认为这是权利”（即幸福）这句话使我愤慨。为什么把玛丽亚所说的她迄今对于世界持有的天真看法斥为说谎，因而把它变成关于权利的说教呢？也许下次我将更详细地对你说明我的意见。
我认为济金根和查理五世之间的一场是特别成功的，虽然对话有些太象是公堂对质；还有，在特利尔的几场也是成功的。胡登关于剑的格言是非常好的。
这一次已说得够多了。
你的剧本获得了一个热烈的赞赏者，那就是我的妻子。只是她对玛丽亚不满意。
祝好。
你的 卡·马·
顺便说一下：恩格斯的《波河与莱茵河》里面有严重的刊误，我在这封信的最后一页上附了一个勘误表[482]。
注释：
[481]指1830年11月开始的1830—1831年反对沙皇制度的波兰解放起义。起义的领导权基本上掌握在波兰小贵族的手里，他们由于拒绝满足广大农民群众废除农奴依附地位的要求，没有能够把农民群众吸引到自己方面来。没有农民的支持注定了起义的失败，这次起义遭到了沙皇的残酷镇压。对这次起义的评价，见恩格斯的演说《论波兰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537—541页）和恩格斯的著作《德国农民战争》。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强调指出，波兰贵族在这次起义中对农民所采取的态度，同德国贵族在济金根和胡登所领导的1522年起义中对农民所采取的态度相似（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438—439页）。——第573页。
[482]马克思的这个勘误表没有收入本卷。——第5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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