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内阁
经过再三踌躇以后，新内阁终于组成了。这个内阁最好称做普鲁士亲王夫人的内阁。它比柏林庸人们所敢于希望的还要更带有自由主义色彩，而且正如对一个女人的抉择所能预期的那样，在组织它时很少照顾到各个不同成分的协调一致，而是只求达到一个主要的目的——暂时博得各方面的欢心。亲王夫人以道地的贵妇人姿态应酬了每个人：为了天主教徒，她任命了一个信奉天主教的人［注：霍亨索伦－西格马林根。——编者注］为首相，这在普鲁士是史无前例的；为了那些狂热的新教徒，把国民教育部交给一位虔诚的福音派［注：贝特曼－霍尔威克。——编者注］掌管；为了那些有反俄倾向的人，把陆军部委派给一个曾经完全由于沙皇尼古拉的要求而被免去这一职务的将军［注：博宁。——编者注］；为了那些妒恨奥地利的人，把外交部委派给一位曾因不肯俯首听命于施瓦尔岑堡公爵而辞去这一职务的人［注：施莱尼茨。——编者注］；为了那些满脑袋官僚政治的人，任命昔日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的一位遗老［注：弗洛特韦尔。——编者注］为内务大臣——这个职位实际上是那包括行政（Regierung）以至警务在内的整个官僚大军的首脑；为了自由派，给那位曾在1848年革命所产生的第一届内阁中任首相的人［注：奥尔斯瓦特。——编者注］在内阁中留了一个不管部大臣的位置，这个官职有些像英国政府中的国务会议议长[414]；为了自由贸易派，把帕托夫先生请进了财政部；为了保护关税派，让海特男爵仍继续执掌贸易部；为了贵族，让王室的一位亲王担任内阁首脑，而且内阁中所有属于政治工作的职位都用贵族来担任；为了资产阶级，把司法、贸易、国民教育、内务等负责实际工作的各部都给予普通的或有贵族封号的资产者；为了宫廷奸党的敌人，以同格尔拉赫将军等人有私仇的人物组成了内阁的大多数；而为了那些生怕任何类似议会的所谓更换内阁的做法在普鲁士风行起来的保守派，则留用了一些曾经做过曼托伊费尔的同僚的大臣，这些人都是曼托伊费尔自己挑选的，他们都在1848年12月宣布coup d'état〔政变〕的命令上签过名。
可见，新内阁的特征是折衷主义——造成这种折衷主义的原因是力求面面俱到，然而，这种面面俱到被不肯为之作出任何重大牺牲的坚定决心所限制。我只想提到新内阁的一个特征，这是冷静的政治观察家们毫不在意、但柏林的小市民极感兴趣的一个方面。在新任命的内阁大臣中，没有一个人的名字不令人感到是对普鲁士王后打出的一张王牌，没有一个人的名字不令人感到是她那位心怀不善的弟妇为嘲讽她个人而写下的诗句。关于新内阁人选在柏林较有头脑的那部分人中间所产生的总的印象，我想借用我的一位柏林朋友的话来描述。正式的公报是发表在“国家通报”[415]今天的晚报版上，就是说大约在下午6时光景才发表的，但是在这以前很久，确切的人选名单已在菩提树街[416]的人群中间随意地传阅开了。我在那里遇到了刚才提到的那位朋友，他是柏林一个普通的酒店小政客。我问他对新内阁的看法如何，“城里”一般人对它的看法又如何。然而，在告诉读者他是怎样回答的以前，我必须先向你们介绍一下柏林的普通的酒店小政客是怎样一种人。这种人浸透了这样一种思想：柏林是世界第一城市；除柏林以外，什么地方也找不到《Geist》〔“精神”〕（这是个无法翻译的概念，尽管从语源学上讲来，英文的ghost〔鬼魂〕同它是一个字；法文的esprit〔机智〕则完全是另外的东西）；Weißbier〔白啤酒〕——外地来的蛮子都不爱喝的一种饮料——就是“伊利亚特”中所说的甘露，“艾达”[417]中所说的蜜酒。除了具有这些无伤大体的偏见之外，我们的普通的柏林明星是不可救药的空谈家，喜欢信口开河、说短道长、醉心于一种在德国被称做Berliner Witz〔柏林式风趣〕的低级幽默，这种风趣与其说是玩弄思想，不如说是玩弄字眼，它是一种古怪的混合物，里面有一点讽刺，有一点怀疑论，还有大量的粗俗不堪的东西。总之，这种人是人类的不太杰出的、同时也不太有趣的标本，但毕竟是一种相当有特色的类型。就这样，我的那位柏林朋友用纯粹柏林式的幽默，引用席勒“大钟歌”中的这样一节来回答了我的问题。我还应该en passant〔顺便〕指出一点：我们普通的柏林人通常颂扬的只是歌德，而引用的只是席勒。
《O zarte Sehnsucht，süßes Hoffen，
Der ersten Liebe goldne Zeit！
Das Auge sieht den Himmel offen，
Es schwelgt das Herz in Seligkeit.
O，daß sie ewig grünen bliebe，
Die schöne Zeit der jungen Liebe！》
（啊，柔情的苦恼、甜蜜的希望、初恋的黄金时代！眼前是万里无云的晴空，心头是无边无际的快乐。啊，愿初恋的黄金时代的花朵，永不雕谢！）［注：席勒“大钟歌”。——编者注］
现在让我们从爱好诗篇的柏林的酒店小政客回到普鲁士的新内阁上来，并且按照法国的一句古老格言：《à tout seigneur tout honneur》〔“按其德才，予以荣誉”〕，首先把注意力放在普鲁士亲王夫人的密友、首相霍亨索伦－西格马林根亲王身上。他是葡萄牙女王的父亲，曾经坚决不肯做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国丈。然而他却是波拿巴的一位近亲。他的母亲是拿破仑新封为王的缪拉特的同胞姊妹。他的夫人是巴登大公未亡人、出自博阿尔奈家族的斯蒂凡尼的次女。所以，这位亲王就是使普鲁士王朝、科堡家族和波拿巴王朝之间的亲戚关系联系起来的一个环节。南德意志的自由派曾对他极尽诬蔑辱骂之能事，因为他在1849年放弃了他在小小的霍亨索伦－西格马林根邦的王位，并依照家族协定把它卖给了统治着普鲁士的那一霍亨索伦家族支系。在他做这项交易的时候，没有一个德意志公国能值它自己三年收入的价钱，而且这位亲王是最不可能为了霍亨索伦－西格马林根的政治煽动家而继续维持霍亨索伦－西格马林根国的存在的。此外，在南德意志升起普鲁士国旗，不仅是巴登和维尔腾堡的末流政治煽动家所嫌恶的，而且同样也是奥地利所不满意的。这位亲王逊位之后就以将军身分到普鲁士军队里服役，在杜塞尔多夫——一个绘画、雕刻和兵营的城市——驻下来。普鲁士王朝的一个旁支从前在这里设有一个小朝廷。因为杜塞尔多夫的居民参加了1848年革命，他们的行动最高竟发展到在国王路过该城时向他举行群众示威，所以为了惩罚他们，杜塞尔多夫就被剥夺了在那里设置弗里德里希亲王朝廷的幸运，而被贬入普通城市之列，必须设法在没有朝廷主顾的情况下过日子。因此，这位霍亨索伦亲王在杜塞尔多夫的出现就很可以算是一件大事了。他无需有什么出色的作为，单单是他来到此地这一事实本身就使他大出风头，正如歌德关于一位伟大人物所说过的那样，他是以自己的身分，而不是以自己的行动来酬答人们的。他的声望以异乎寻常的速度从杜塞尔多夫传播开来。由于他同时既是王族的一员，又是天主教会的信徒，也就为他完成了其余的一切。对莱茵普鲁士的那部分狂信的居民说来，再不需要什么别的品德了。可以肯定，莱茵普鲁士、威斯特伐里亚、西里西亚以及波兹南这些地区的势力强大、组织完善的天主教僧侣，对于一个以罗马天主教信徒为首的普鲁士内阁，将不遗余力地加以支持。其实这样倒很好。对于1848年的革命，再没有比罗马天主教僧侣所采取的反对态度为害更大的了。他们由于革命而获得了大量好处，即赢得了可以同教皇直接来往、可以建立女修道院和男修道院的权利，还有一点并不次要的，是可以购置地产的权利。这些圣徒们为了酬答他们所赢得的这些特权，在革命失败的时候当然是恶狠狠地来打击它。他们充当了反动派的最残暴的工具，现在最好不要让他们再混入反对派的阵营。关于别的内阁大臣，我以后还要找机会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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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写于1858年11月6日 载于1858年11月2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489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
注释：
[414]英国自十六世纪设置的国务会议（后来的枢密院）议长，作为荣誉职保留在内阁之中，类似不管大臣；任此职者对于国政不起任何作用。——第672页。
[415]“国家通报”（《Staats-Anzeiger》）是德国日报“普鲁士王国国家通报”（《Königlich-Preußischer Staats-Anzeiger》）的简称。该报是普鲁士政府的官方报纸，于1851年至1871年用这个名称在柏林发行。——第672页。
[416]菩提树街（Unter den Linden）是柏林市的主要大街之一。——第673页。
[417]“伊利亚特”是著名的古希腊史诗，据说是传说中的古希腊诗人荷马所写。
“艾达”是一部收有七至十三世纪时期冰岛神话和英雄诗歌的集子，是世界史诗中最伟大的遗产之一。——第6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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