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恩全集第十二卷——一八四四年的英格兰银行法和英国的金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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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月5日，英格兰银行把它的最低贴现率从10月19日确定的8％提高到了9％。我们想，英格兰银行从恢复现金支付以来向无先例的这种提高，还没有达到极限。这是由于黄金和白银的外流以及所谓银行券后备的减少而引起的。黄金和白银朝着两个相反的方向外流：黄金流入本国［注：美国。——编者注］，因为我们这里倒闭了一些银行；而白银流往东方，因为减少了对中国和印度的出口贸易，并且政府需要直接给东印度公司汇款。英国为了换取这些用途所必需的白银，不得不把黄金送往欧洲大陆。
　　至于谈到银行券后备以及它在伦敦金融市场上所起的重要作用，必须简短地提一提罗伯特·皮尔爵士于1844年实行的英格兰银行法，这项法律不仅对英国，而且对美国以及整个世界市场都有影响。得到银行家劳埃德（即如今的奥维尔斯顿勋爵）以及其他许多重要人物撑腰的罗伯特·皮尔爵士，打算通过他的银行法来实现一个纸币流通的自动起作用的原则。按照这条原则，纸币流通今后应该完全循着纯粹金属货币流通的规律而增加和缩减；这样一来，按照罗伯特·皮尔及其拥护者的说法，就永远消除了发生任何金融危机的可能。英格兰银行分为两个部：发行部和银行部，并且前者只是一个印制银行券的工厂，后者才是名副其实的银行。发行部依法有权发行银行券1400万英镑；这个数目被认为是实际流通额永远不会低于它的极限，并且这个数目有英国政府对英格兰银行的债务作为保证。对于在这1400万以外发行的全部银行券，发行部必须在金库中有相应数量的黄金和白银作为保证。受到这种限制的全部银行券交由银行部投入流通。因此，如果发行部的金库里有1000万英镑的黄金和白银储备，它就可以发行并且交给银行部2400万银行券。如果实际上在流通中只有2000万，那末保存在银行部钱柜里的其余400万就是它的银行券后备，其实这也就是那些私人和国家交托给银行部的存款的唯一保证。
　　现在假定说，黄金和白银开始外流，从发行部几次提出了共值400万的一定数量的贵金属，例如黄金。这时400万的银行券就要作废；这会使发行部发行的银行券完全等于流通中的银行券，而银行部钱柜里的银行券后备则化为乌有。换句话说，银行部就没有分文来满足存户的要求，因而只好宣布自己无力支付。这会严重影响公共团体和私人的存款，结果不得不停止支付国家有息证券持有人应得的季度红利。这样一来，银行部就可能弄到破产，尽管在发行部的金库里还保存着600万贵金属。这不仅仅是一个假定。在1847年10月30日，银行部的后备减少到160万英镑，而存款为1300万英镑。这种危急的情况只有靠政府实行财政coup　d’état［注：直译是：政变；这里是：改革、变革。——编者注］才缓和了下来，如果它再延续几天，英格兰银行的后备就会告罄，银行部就不得不停止支付，尽管在发行部的金库里还存有600万英镑以上的黄金。
　　因此，很显然，黄金外流和银行券后备减少是相互影响的。由于从发行部的金库里提出黄金会直接造成银行部的后备减少，英格兰银行的董事们惟恐银行部弄得无支付能力，便压缩信用，提高贴现率。但是，贴现率的提高，引起一部分存户从银行部提走存款来按当时的高利放债，而后备的不断减少，又使另一部分存户感到惴惴不安，使他们也从银行部提走存款。这样，本来为了维持后备而采取的措施，使后备丧失无余。读者在看到这种解释之后一定会了解，在英国，人们怀着怎样的焦急心情注视英格兰银行后备减少的情况，以及最近一期伦敦“泰晤士报”上的一篇金融论文犯了什么样的巨大错误。这篇文章中说道：
　　制造这个论据的手法，就是故意忽视存户。不必多费脑筋就会明白，如果银行部一旦对自己的债权人宣布破产，它就不能再以借贷或者期票贴现的方式向债务人支付贷款了。简单地说，罗伯特·皮尔爵士的备受推崇的银行法在平时根本不起作用；在困难时期则使金融恐慌加剧（这种金融恐慌是由商业危机以及这个法律本身造成的金融恐慌所引起的）；而正当这项法律按照它所依据的原则应该发生良好影响的时候，不得不通过政府的干预使它暂时停止生效。在平时，英格兰银行依法有权发行的最大数额的银行券，从来没有完全进入流通过程，——这是由银行部的钱柜在这种时期总是存有银行券后备所充分证明了的事实。只要把英格兰银行从1847年至1857年的公报对比一下，或者甚至把1819年到1847年银行券的实际流通量同法定的最高流通量比较一下，就能证实这种情况。在困难时期，例如在1847年和今年，由于英格兰银行被任意地截然划分为两个部，金银外流的后果就人为地加剧，利率的提高就人为地加快，英格兰银行也就由于它的一个部表面上无支付能力（不是由于银行真的无支付能力）而有破产的危险。
　　当真正的金融困难这样被人为的恐慌加剧以及当它造成大量牺牲的时候，政府往往受不住舆论的压力，而使这项法律恰好在本来需要它来应付局面、而且它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起某些作用的时期停止生效。例如，1847年10月23日，伦敦的大银行家曾前往唐宁街求援，即要求停止实行皮尔的银行法。由于他们的要求，约翰·罗素勋爵和查理·伍德爵士给英格兰银行经理和副经理去了一封信，建议他们增加银行券的发行，从而提高法定的货币最大流通量；同时他们承担起破坏1844年银行法的责任，并且声明他们准备在议会一召开会议时就提出一项保证这次违法行为免受惩罚的法案。现在，当事态发展到像1847年10月23日之前那个星期的样子（当时似乎有完全停止全部业务和一切支付的危险），这出滑稽戏又将重演。可见，皮尔的银行法的唯一优点就是：它使全国人民完全依赖于贵族政府——依赖于某一个亡命之徒（例如帕麦斯顿）的喜好。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阁员们那样偏爱1844年的法律，——它使他们得到了他们从未享有过的对私人资本的权威。
　　我们之所以这样详细地论述皮尔的银行法，是因为它现在对本国［注：美国。——编者注］发生影响，并且还因为它在英国可能要停止生效；但是，如果英国政府有力量把它亲自加在英国人民肩上的经济困难的重担卸去，我们就以为，我们将在伦敦金融市场上看到的现象——金融恐慌的产生和终结——会成为衡量英国贸易界行将经受的危机的强度的真正寒暑表，那就是最大的错误。政府在这种危机面前是无能为力的。
　　当美国发生危机的初步消息传到英国的时候，英国的经济学家就提出了一种即使不是很巧妙至少也是很新颖的理论。他们断言，英国的贸易很健康，只可惜它的买主，尤其是美国佬不健康。只有一方面是健康的健康贸易——真亏英国经济学家想得出来！看一看英国贸易部最近发表的1857年上半年的报告书，你就会看到，在英国出口的全部原料和工业品当中，有30％运往美国，11％运往东印度，10％运往澳大利亚。如今，美国市场在很长一段时期中不能接受英国货，最近两年本来就已存货过多的印度市场，由于爆发起义而大大缩小了，而澳大利亚市场存货过剩到如此地步，以致各种英国货在阿得雷德、悉尼、墨尔本比在伦敦、曼彻斯特或格拉斯哥还要卖得便宜。那些由于突然失去买主而宣告破产的英国工厂主的“健康”状况，可由两个例子来判断。在格拉斯哥一家花布印染厂厂主的债权人会议上，发现这个厂主负债达116000英镑，而资产尚不足7000英镑。同样，格拉斯哥的一个船主，全部资产不过789英镑，而应当偿还的债务却达11800英镑。但是，这还只是一些个别现象；重要的是：英国工业的状况已经极度紧张，在国外市场缩小的影响下，必然要发生普遍危机，而随之将引起大不列颠全部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震荡。美国1837—1839年的危机，使英国的出口额从1836年的12425601英镑缩减到1837年的4695225英镑，在1838年缩减到7585760英镑，在1842年缩减到3562000英镑。类似这样的瘫痪现象在英国也已经开始了。它无疑将产生极其重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