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起义
1857年9月4日于伦敦
起义的西帕依在印度的暴力行为的确是惊心动魄的、可怕的、非笔墨所能形容的;人们通常只有在国内战争、民族战争、种族战争、特别是宗教战争中才能见到这种暴力行为;一句话,这是当万第派用来对付“蓝制服”、西班牙游击队用来对付不信教的法国人、塞尔维亚人用来对付他们的邻居德国人和匈牙利人、克罗地亚人用来对付维也纳起义者、卡芬雅克的别动队或波拿巴的十二月十日会的会员们用来对付法国无产阶级儿女[235]时,曾经一贯为体面的英国所赞赏的暴力行为。不论西帕依的行为多么不好,它只不过是英国自己在建立其东方帝国时期以及在其长期统治的最近几十年当中在印度所作所为的集中反映。为了说明这种统治的特点,只需说刑罚是英国财政政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够了[注:见本卷第291—296页。——编者注]。人类历史上存在着某种类似报应的东西,按照历史上报应的规律,制造报应的工具的,并不是被压迫者,而是压迫者本身。
第一次打击法兰西君主政体的是贵族而不是农民。印度起义不是由受尽英国人的折磨与屈辱并被劫掠得精光的莱特[229]发动的,而是由那些靠英国人供给吃穿、被英国人一手培育、受到英国人宠幸的西帕依发动的。为了要找一些类似西帕依的暴力行为的例子,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像伦敦某些报纸所做的那样,远溯中世纪的历史,或者到现代英国历史范围以外去找寻。我们只要熟悉一下英国第一次对中国进行的战争,也就是熟悉一下昨天发生的事件就够了。当时英国士兵只是为了取乐就犯下了滔天的罪行;他们的狂暴既不是由于受宗教狂热的驱使,也不是由对傲慢的征服者的仇恨激起的,更不是由英勇的敌方的顽强抵抗引起的。强奸妇女,枪挑儿童,焚烧整个整个的村庄,这些并非由中国官吏而是由英国军官亲笔记载下来的暴行,完全是恣意的胡作非为。
即使就目前这次灾难来说,如果认为一切暴行都是西帕依干的,而英国人是至仁至善的体现者,那就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英国军官们的来信中充满了恶意。有一个军官从白沙瓦来信,描述了第十非正规军骑兵团由于拒绝执行攻击第五十五土著步兵团的命令而被解除武装。他感到欢欣若狂的是这些士兵不仅被解除了武装,而且被剥去衣服和靴子,在每人分得12个辨士后,就被赶往河岸,在那里被装上小船,顺着印度河的下游漂去,并且这位军官喜不自胜地预言道,他们全都将在急流中被淹死。另一个军官告诉我们,一天夜晚,白沙瓦的几个居民为了祝贺一对新婚夫妇而燃放了一些小火药弹(这是当地的民族风俗),结果引起了一场虚惊,第二天早上,和这件事有关的人就被捆了起来,并且“遭到了一顿使他们难忘的毒打”。从品迪来的消息说,有三个土著领袖在组织一个阴谋。约翰·劳伦斯爵士就写了一封回信,命令派一个间谍前去监视他们的会面。约翰爵士接到间谍的汇报后,就发出第二道命令:“处以绞刑。”这几个土著领袖就这样被绞死了。有一个文官从阿拉哈巴德来信说:“我们掌握着生杀予夺之权,我们敢向您保证,我们绝不饶他们。”另一个文官从同一个地方来信说:“我们没有一天不吊死10个到15个人(和平居民)。”一个军官怀着不可一世的心情写道:“霍姆斯真是好汉,他把他们一批一批地绞死!”另一个军官在谈到把一大批土著居民不经审讯侦察而立即处以绞刑时说道:“于是我们的娱乐开始了。”又有一个军官写道:“我们骑在马上进行军事审判,凡是被我们遇到的黑鬼,我们不是吊死他,就是枪毙他。”从贝拿勒斯来的消息说,有30个柴明达尔[236]被绞死,只因为他们有同情自己同胞的嫌疑,由于同样的理由,整个整个的村庄被烧成了灰烬。伦敦“泰晤士报”登载的一个军官从贝拿勒斯的来信中说:“欧洲士兵在和土人发生冲突时,便成了恶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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