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恩全集第十一卷——卡尔斯的陷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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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斯的陷落^[322]xbi品论天涯网

一

　　卡尔斯的陷落是虚假的对俄战争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没有卡尔斯的陷落，就不会有五项条款[323]，就不会召开会议，就不会有巴黎条约[324]，一句话，就不会有虚假的和平。此外，假如我们根据政府自己的蓝皮书[325]（尽管蓝皮书的内容残缺不全，省略得歪曲了事实并且用捏造来粉饰和修补）能够证明，卡尔斯的陷落一开始就是帕麦斯顿勋爵的内阁所预见到的，而且是它事先所系统安排好了的，——假如我们能够证明这一点，那末幕布将被揭开，充满着各种惊人事件的东方战争的悲剧就会冲破至今还在外交上被用来笼罩着它的那片烟雾而呈现出来。
　　1855年5月底，威廉斯将军告诉雷德克利夫勋爵，而雷德克利夫勋爵又转告克拉伦登勋爵：
　　一星期后，即6月3日，威廉斯告诉克拉伦登：
　　这份报告（见卡尔斯文件第231号）是在6月25日送到唐宁街的。因此，英国政府在这一天就已经知道：如果不去援助卡尔斯，卡尔斯就会在10月3日失守。于是政府就根据这种情况确定了下一步的行动。
　　7月11日，克拉伦登勋爵收到了威廉斯将军于6月15、17和19日发出的三份报告。这三份报告接连说明在前哨已发生了小战斗，6月16日俄军对营垒的一次正规攻击已被土军英勇击退；最后，俄军向营垒作了侧敌行军，并且在距离土军最薄弱的阵地只有一小时行军路程的地方驻扎了大批军队（3万人）。威廉斯在最后一份报告的结尾写了如下的一段话：
　　当君士坦丁堡收到这些消息时，雷德克利夫勋爵正在博斯普鲁斯应邀出席在总理大臣的宫殿里举行的会议。土耳其大臣们建议支援卡尔斯，从列杜特-卡列派遣远征军取道库泰依斯前往格鲁吉亚，远征军由下列各部分组成：

　　土耳其政府同意由英国人指挥这次远征，由维维安将军担任指挥官职务。关于这个建议，克拉伦登勋爵在7月11日就知道了。7月12日，雷德克利夫又给他补发了一封电报：
　　在6月25日至7月12日这个期间，英国政府是了解卡尔斯岌岌可危的处境的，但是它袖手旁观，没有去支援这个要塞，甚至连一封电报也没有打过。可是，自从决定要打乱土耳其的任何一个支援卡尔斯的计划那天起，英国政府突然表现积极，大肆活动。7月13日（见卡尔斯文件第248号）克拉伦登给雷德克利夫发出一封急电，内容如下：
　　在收到雷德克利夫的电报的第二天，克拉伦登显得更加慷慨了。他甚至把埃尔斯伦也列为应当撤退的地点。
　　如果说卡尔斯是埃尔斯伦的门户，那末埃尔斯伦就是君士坦丁堡的门户，也是安那托里亚的战略要道和商业要道的汇合点。卡尔斯和埃尔斯伦一旦落入俄国手里，英国via〔通过〕特拉比曾德到波斯的陆上贸易就会立即中断。英国政府对这一切情况非常了解，但它却在这些地点都还平安无事的时候就冷静地建议土耳其政府交出它在亚洲门户的钥匙，并且请被围的卡尔斯军队撤退到曾被禁止去援助被围部队的援军那里去。“如果说必须击败俄军”，——伯爵阁下这样说（他好像是在问：需要这样做吗？）——那末根据他的意见，俄军越是深入土耳其境内，也就是说，土耳其的要塞和领土落入俄军手里越多，俄军实际上越是接近君士坦丁堡，他们所遭到的失败就越彻底，而且也越容易。
　　绰号《Take　care　of　Dowb》[326]的潘缪尔阁下，这位英国的卡诺，在给维维安中将的下列急电中恰如其分地充实了克拉伦登勋爵的急电中的意见。


　　帕麦斯顿勋爵的陆军大臣在这份急电中扮演了仅能使自己主人开心的十足的小丑角色。威胁塞瓦斯托波尔要塞，“或者甚至”向俄国20年来不断加强防御工事的塞瓦斯托波尔进行攻击，在他看来是一件极其明智的事情，因为这是联军进行的一次轻率的coup　de　main；可是，土耳其政府为了使敌人遭到失败而想“事先有准备地攻入”敌区，——这在“多布”看来，却是一件前所未闻的事情！他完全同意克拉伦登的意见：战略的真正实质是巩固自己军队的后方，而不是在敌人的后方展开活动——我们让他同拿破仑第一、若米尼和其他所有伟大的战略家就这个问题去展开争论吧。他还同意他的朋友这样的意见：在战争时期，军队无论如何不应当通过敌区，而永远只能通过“粮食储备充足、无饥饿之忧”的友军地区——这真是饕餮之徒的哲学。但是，在丑角的自负的蠢话里，我们可以捉摸到他的后台老板的意图！格鲁吉亚是敌区而不是友区，这并不是可怜的“多布”的发现。格鲁吉亚，这是俄国在高加索的波兰。
　　“多布”称之为轻率而冒险的土耳其的建议，从它总的意图来看，是一个大胆而正确的建议，我们认为它是这次战争进程中所产生的唯一的战略思想。这个建议就是：占领围攻部队的离开中心的阵地，威胁梯弗里斯这个俄国在亚洲的统治中心，使穆拉维约夫的作战基地和交通线有被切断的危险，从而迫使他从卡尔斯城郊撤退。进行这样的明格列里亚远征，不仅可以援助卡尔斯，而且可以在各个地区转入进攻，因而能取得在战争中可能出现的最大的优势——迫使敌人转为防御。但是，危局已经临近；所以，为了使这种计划能够得到顺利的结局，就必须迅速地、坚决地、全力以赴地来实现这个计划，并且还要保证自己得到运输工具和粮食供应。因为穆拉维约夫把居姆里（专门用来防御土耳其人的要塞）当做在他的直接后方的第一个作战基地，因此，在没有确信敌人向梯弗里斯的推进确实会对他造成威胁以前，他是能够坚守自己的阵地的。要实现这个计划，就至少要有55000人从切尔克西亚沿岸地区登陆，占领库泰依斯并穿越哥里盆地。后来奥美尔-帕沙率领36000人进行了这样的远征，当他快到里昂河时，他的部队只剩下一共不到18000—20000人。
　　毫无疑问，在埃尔斯伦，一支2万人的军队比在明格列里亚一支4万人的军队会带来更多的好处。但另一方面，不应当忘记，在土耳其政府提出自己的建议时，根据蓝皮书的材料，俄军在梯弗里斯的数量没有超过15000人，而别布托夫的增援部队当时还未到达。此外，据奥美尔-帕沙的判断，一支为了执行自己的任务因而相当庞大的军队带着必需的贮粮、弹药和武器，从特拉比曾德开赴埃尔斯伦，然后再开往卡尔斯，就要整整四个月的时间。最后，既然土耳其政府提出了正确的计划，而又没有必要的器材，那末它的盟国就有责任保证向它提供足够的器材，而不是自己另提一个错误的计划。当时有6万土耳其军队被封锁在克里木，动弹不得，而这是土耳其唯一有战斗力的部队。
　　除了英土部队外，土耳其政府还掌握有什么部队呢？而这部分部队，从克拉伦登和潘缪尔的急电中可以看出也只不过是一种旨在使土耳其政府丧失它所掌握的最后一批兵力的诱饵而已。
　　然而英国政府提出过自己的什么计划来反对土耳其的计划没有？难道它不准备派英土部队去特拉比曾德，然后再从特拉比曾德到埃尔斯伦或卡尔斯去吗？克拉伦登在7月14日的急电中表示“在土耳其部队尚未适于作战以前，不得加以利用”。但是，既然部队不适于作战，那就是说，它不适于参加明格列里亚的远征，正像不适于参加埃尔斯伦的远征一样。可是就在那一天，小丑潘缪尔在给部队司令官维维安的急电中写道：
　　他要求维维安作好准备，不是为了直接采取行动，也不是为了到埃尔斯伦去，而是为了在这个或那个地方采取行动，换句话说——什么地方也不采取行动。克拉伦登还在9月7日（见文件第302号）就认为英土部队的训练非常差，不适于占领塞瓦斯托波尔城郊的筑垒阵地。因此，十分明显，英国政府提出埃尔斯伦方案，不是为了实现这一方案，而是为了打乱土耳其政府的明格列里亚远征计划。它反对的不是援助卡尔斯的某一个具体计划，而是援助卡尔斯的一切计划。
　　克拉伦登对雷德克利夫说，除了把卡尔斯再加上埃尔斯伦都交给俄国人以外，采取什么别的措施都已经太晚了。这个计划不仅早在7月13日就被帕麦斯顿的政府所通过，而且在蓝皮书内也得到了承认，而政府，像我们下面要看到的那样，从来没有放弃过这个计划。
　　雷德克利夫在7月份发出的所有急电（列入卡尔斯文件第254—277号）证明，土耳其政府十分热心地准备着维维安的明格列里亚远征。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还记得，1855年7月12日，雷德克利夫勋爵给克拉伦登伯爵打了一封电报说：由维维安将军领导的明格列里亚远征的准备工作正在顺利进行，“为了节省宝贵的时间”，他请求政府回电指示。因此克拉伦登回电表示反对土耳其方案；虽然回电的日期是7月14日，但是到达君士坦丁堡的日期却是7月30日，我们看到，这时雷德克利夫勋爵又给克拉伦登写道：
　　从君士坦丁堡到伦敦的路程丝毫不比由伦敦到君士坦丁堡的路程远，因此，雷德克利夫在7月12日从君士坦丁堡发出的急电，在7月14日就到达伦敦，而克拉伦登在7月14日由伦敦发出的急电，君士坦丁堡却在7月30日或30日前后才收到，这种情况就使人感到非常奇怪。雷德克利夫在7月19日的急电中对政府的沉默表示不满，因为他曾恳请政府“立即发表自己的意见”。在7月23日发出的另一份急电中，我们看到，他仍然没有得到答复。我们早已说过，实际上在7月30日以前并没有得到答复。因此，毫无疑问，克拉伦登从伦敦发出的急电的日期是假造的，实际上这份急电发出的日期要比蓝皮书上所标明的日期晚几个星期。这个假造日期的事件暴露出英国政府的目的在于拖延时间。本来就是要使土耳其政府失去宝贵的时间，引起它的怀疑和动摇，而最重要的是要迫使它把整个7月份白白浪费在维维安远征的准备工作上面，因为根据英国政府的决定，这次远征是不应当进行的。

二

　　英国政府由于在战略上动摇不定，三个月来不能对土耳其政府打算采取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明确表示自己的看法，因此，它最多能做到的是：在当时急速派遣一支人数不多的队伍via〔取道〕埃尔斯伦去负责恢复这个城市和卡尔斯之间的交通线。联军是黑海的主宰，而英国政府又完全掌握着由比特桑将军指挥的4000名巴希布祖克——这是土耳其唯一具有战斗力的非正规骑兵部队。这支部队在特拉比曾德登陆以后，过十天就能到达埃尔斯伦，给卡尔斯护送军粮，从而使要塞能继续抵抗一个月至一个半月，也就是说，可以坚持到阿尔明尼亚的严冬的来临，到那时候，围攻者将不得不停止进攻。比特桑将军于7月7日写信给雷德克利夫，请求雷德克利夫利用他的军队来展开积极的军事行动。
　　他的请求没有受到重视。8月14日部队又呈递了请愿书，请求不要再让他们闲着，而派他们到亚洲去。但是没有得到任何答复。9月12日比特桑第三次冒昧陈述自己的意见。因为英国政府不愿再忍受这种不知轻重的请愿者的纠缠，所以就施展了军事外交的阴谋手段，结果比特桑从军队中被召回。既然比特桑本人已被召回，那末他同政府之间的全部通信也就从蓝皮书中一笔勾销了。
　　我们已经知道，英国政府是固执地坚持via特拉比曾德向埃尔斯伦远征的。可是，在俄军占领了埃尔斯伦和卡尔斯之间可以通行的大道并切断了一部分给卡尔斯军队准备的军粮的运输线这个消息传来以后，土耳其政府就背着英国大使馆独自采取行动，企图立即从特拉比曾德进行支援。在1855年7月16日雷德克利夫写的报告中附有一封斯蒂文斯副领事的信，内容如下：


　　雷德克利夫立即按自己的职分去询问土耳其陆军大臣，请他解释：为什么他避而不谈关于在特拉比曾德集结1万名非正规部队和哈菲兹-帕沙到埃尔斯伦去的问题。
　　如果在特拉比曾德、锡瓦斯和埃尔斯伦之间划三条线，那末就可以看出，这三条线组成了一个等腰三角形，这个三角形的底边，正是从特拉比曾德到埃尔斯伦的那条线，这条线比每根腰线约短三分之一。因此，把增援部队直接经特拉比曾德派到埃尔斯伦去，而不是把土苏姆-帕沙从君士坦丁堡派到特拉比曾德，经特拉比曾德又“可能”派到锡瓦斯，在锡瓦斯他再花些时间去召募非正规部队，然后又可能率领他们到埃尔斯伦，——这就意味着，事态的发展太迅速了，因而使英国大使不能不责备土耳其人。雷德克利夫勋爵不想对土耳其陆军大臣说，对被围城市的援助取决于经过再三考虑的拖延政策，而向他提出了一个问题：
　　可是土耳其陆军大臣公正地反驳了这一点，他说：
　　如果我们来看一看土耳其政府提出的、而被它的盟国所破坏的另一个作战计划，那末我们就会陷入错综复杂的迷宫，而难以找到一条出路。
　　从西蒙斯中校（奥美尔-帕沙兵营中的不列颠代表）7月15日给克拉伦登勋爵的报告以及附在报告里的奥美尔-帕沙的备忘录中，可以肯定以下的事实。6月23日奥美尔-帕沙接到了威廉斯将军的来信，说同埃尔斯伦的交通线已经中断，并且用最坚决的口吻要求立即派遣增援部队到卡尔斯来，或者从列杜特-卡列方面进行大规模牵制行动。7月7日奥美尔-帕沙向联军最高统帅——辛普森和佩利西埃——提出备忘录，坚决要求他们召开联军陆海军的司令官会议，以便立即作出决定。他在备忘录中提出：
　　奥美尔-帕沙在说明自己的建议时指出，土耳其在亚洲的军队有1万人，他们被俄军的优势兵力围困在卡尔斯营垒，现在他们的处境是：由于粮食缺乏而可能被迫投降；卡尔斯的守军实际上也就是土耳其在亚洲的军队；如果卡尔斯的守军投降了，埃尔斯伦就会落到敌人的手里，由于地理形势关系，这个城市是很难固守的，这样，敌人就会控制通往波斯和小亚细亚大部分地区的交通线；联军如果采纳了他的建议，就能够利用他们所具备的主要优越条件，那就是：海上运输的便利条件和土耳其唯一具有充分战斗力和已经作好出发准备的军队，即奥美尔-帕沙本人的军队。佩利西埃元帅和辛普森将军对这份备忘录的答复是：“由于没有得到补充的情报，因此他们认为召开会议为时尚早。”尽管这样，奥美尔-帕沙还是在7月12日再次写信给他们，信中说：
　　因此，他要求联军将领们在英军大本营开会。他在写信给联军将领的同时，又说服西蒙斯中校给辛普森将军和莱昂斯海军上将发了一封密信，现在我们从这封密信中摘引一段如下：
　　7月14日召开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奥美尔-帕沙、西蒙斯中校、辛普森、佩利西埃和马丹普雷将军以及莱昂斯、布律阿和斯图亚特海军上将。奥美尔-帕沙详细地叙述了俄军在亚洲的兵力以及它们在卡尔斯城郊的军事行动。他详尽地阐述了上面所提到的论据，并坚决主张：
　　然而，正像西蒙斯中校在给克拉伦登的报告中所说的：
　　总之，在这种情况下联军将领们都拒绝对这个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因为他们没有接到本国政府的情报。后来，盟国政府也拒绝发出必要的指令，因为它们的将领没有发表自己的意见。联军司令官的态度冷淡，他们玩弄花招，以不相信事实为理由而不发表自己的意见，同时又极不妥当地责备土耳其政府撒谎，所有这一切都使在这个问题上唯一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奥美尔-帕沙感到惊讶，他立即站了起来，斩钉截铁地说：
　　果真在两天之后，即7月16日，他带着西蒙斯中校动身到君士坦丁堡去了；但同他一起去的还有一个名叫修洛的中校，“这个人是在养病的名义下同去的”（见卡尔斯文件第270号附录1），而实际上他是接受佩利西埃和辛普森将军的委托，去破坏奥美尔-帕沙的计划的。修洛是辛普森将军司令部的一位军官，他替可怜虫辛普森（伊文思将军把他称为世界上最不走运的败将）带给雷德克利夫一封信；辛普森在这封信里告诉公使的不是他和他的同僚不相信奥美尔-帕沙的话，而是“他们坚决反对现在从克里木召回任何军队”；其次谈到的不是他们认为必须对奥美尔-帕沙隐瞒自己的意见，而是他，辛普森
　　问题就是这个胜利！奥美尔-帕沙可能获得的胜利使佩利西埃将军睡不着觉，因为到现在为止，除了6月18日的可耻会战以外，他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吹嘘的事情。可怜虫辛普森虽然被伊文思将军描绘成一个天生的最不走运的败将，但是他仍然是十分狡猾的，他想利用他的同僚的困难处境，背着奥美尔-帕沙搞阴谋活动——可以说，这是他在整个克里木战局期间所采取的唯一的机动。
　　雷德克利夫在7月19日给克拉伦登的急电中写道：
　　他因法纳尔人[327]皮札尼带来了以下消息而感到高兴：
　　尽管雷德克利夫坚信这一点，但是奥美尔-帕沙还是在君士坦丁堡从7月17日一直耽搁到9月初。下面我们将看到，由于什么原因而浪费掉这样一段时间的。
　　7月23日雷德克利夫告诉克拉伦登：
　　这个建议在前天（7月22日）夜间总理大臣召开的会议上进行了讨论，讨论后决定：
　　这份急电（据说克拉伦登是在8月1日收到的，并且在收到后立即利用它打电报通知了英国驻巴黎大使考莱勋爵）中有一段具有决定意义的话显然是被歪曲了。我指的是这一段：土耳其政府建议从叶夫帕托利亚抽调2万人交给奥美尔-帕沙指挥，而在叶夫帕托利亚，这些人将由土耳其部队来代替。克拉伦登在给考莱勋爵的电报中引用的正是这一段话，而且他还说，“女王陛下政府对这一点是谅察的”，表示“希望帝国政府也能同意这一点”。
　　在急电的这一段话中，故意把巴拉克拉瓦说成是叶夫帕托利亚。从西蒙斯中校7月15日发出的、而克拉伦登在7月30日收到的报告中，可以看到奥美尔-帕沙不论在致联军将领的备忘录中还是在军事会议上，都坚持要率领驻扎在这里（巴拉克拉瓦）的他的那部分军队；这部分军队是他从叶夫帕托利亚抽调出来的，他认为是唯一适于在亚洲作战的军队。奥美尔-帕沙来到君士坦丁堡以后是否改变了自己的意见呢？从西蒙斯8月2日的报告中可以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西蒙斯在报告中写道：
　　说土耳其政府在7月21日夜间的会议上作出了与奥美尔-帕沙的建议相矛盾的决定，有没有这方面的证据呢？在7月23日雷德克利夫报告土耳其政府作出了决定的那封急电中，他对克拉伦登说：
　　因此，在土耳其政府和它的总司令之间谈不上有什么意见分歧。当他们接到伦敦的指示，要把叶夫帕托利亚的军队交给奥美尔-帕沙指挥，并从他那里抽出驻在塞瓦斯托波尔城郊和刻赤的军队时，无论土耳其政府或者奥美尔-帕沙都同样感到惊讶。英国政府捏造了急电中的上述那段话，其目的究竟是什么呢？英国政府竭力要向舆论界隐瞒以下的事实：一方面，它要在法国政府面前显示它是支持奥美尔-帕沙的计划的，同时它又简单地重新编排了一下词句，把土耳其政府原来的建议变成了一种直接与它相反的东西。这样就有新的理由来进行争论了。事情弄得越来越复杂，在这种情况下，整个8月和9月就都花费在发布命令和取消命令上面了。甚至从蓝皮书中文件的排列次序上也可看出英国政府的弄虚作假。为了把读者搞糊涂，克拉伦登给考莱的急电竟印在第248页上，在急电之后，从第248页到252页，是雷德克利夫在7月19日发出的急电的摘录、辛普森在7月16日写给雷德克利夫的信、奥美尔-帕沙的信件和他提出的备忘录，最后才是雷德克利夫在7月23日发出的急电，看起来似乎由于这份急电才产生了克拉伦登给考莱发出的指示。
　　现在我们应当简要地谈谈唐宁街外交部的活动，并仔细地研究一下在那里热心地充当伟大的帕麦斯顿主要办事员角色的克拉伦登伯爵。克拉伦登在给雷德克利夫发出急电之后过了两天，于7月16日又给他发了一份急电，急电的结尾是以下几句话：
　　雷德克利夫在7月23日从君士坦丁堡寄发的急电，于8月1日到达伦敦，整整用了九天，可是克拉伦登在7月16日发出的急电却又用了半个多月的时间才到达君士坦丁堡。因此，7月30日，当雷德克利夫说下面这些话时，君士坦丁堡还没有接到这份急电：
　　可见，雷德克利夫还没有接到克拉伦登的急电，急电中说女王陛下政府一点也不反对远征列杜特-卡列，如果奥美尔-帕沙本人打算这样做的话。这个奇怪的军事外交悲剧演出前后顺序的特点是：一切旨在拖延时间的急电都到得特别快，而那些似乎主张迅速行动的急电却不知什么缘故到得特别慢。但是，在我们引证的克拉伦登的最后一份急电中，还有一个同样令人吃惊的地方。雷德克利夫勋爵在7月19日从君士坦丁堡发出的急电中说，他得悉奥美尔-帕沙突然来到君士坦丁堡后，感到很惊讶；可是克拉伦登早在7月16日，即奥美尔-帕沙离开克里木的那一天，就从伦敦通知雷德克利夫说：“我听说奥美尔-帕沙打算到君士坦丁堡去。”我们知道，奥美尔-帕沙自己是在7月14日，即军事会议结束以后才作出这个决定的。从14日到16日这段期间，并没有一只船从塞瓦斯托波尔开往君士坦丁堡，因而奥美尔-帕沙不得不请求莱昂斯海军上将让他调用英国军舰“勇敢号”。外交部从伦敦拍出的电报需要17天才能到达君士坦丁堡，而它从克里木收到报道事件的电报却在这些事件发生之前，这难道是可以相信的吗？情况并非完全如此。塞瓦斯托波尔和瓦尔那之间的联络是通过海底电报实现的，而瓦尔那和伦敦之间的联络则通过电报；因此，克拉伦登在军事会议开会的当天就能收到消息。但是，从塞瓦斯托波尔发出的电讯到什么地方去了呢？当然，在蓝皮书里是没有的。它干脆被删掉了。但为了什么呢？大概是因为使克拉伦登收到关于奥美尔-帕沙打算到君士坦丁堡去的消息的那条电线又通知他说，奥美尔-帕沙遭到了佩利西埃的反对，也就是遭到了法国政府的反对。由此自然会产生一个问题：为什么克拉伦登平心静气地从7月16日一直等到8月1日，而不把这方面的消息告诉法国政府，不同法国政府就关系到整个战局的结局问题进行谈判？为了防止产生这样的问题，上面提到的电讯就被隐藏起来了。但是，既然克拉伦登删去了从克里木拍来的电报，那为什么他又公布自己在7月16日从伦敦发出的急电呢？既然不能肯定这份急电什么时候才能到达君士坦丁堡，那末在蓝皮书中的遗漏也就不算什么大的漏洞了。这里追求的是双重目的。一方面是要表明英国政府不顾波拿巴制造的那些困难，它是准备援助卡尔斯的，这样就可以把拖延时间的全部责任推到波拿巴身上。另一方面则要证明克拉伦登是相信7月23日的假电文的，在他不知道土耳其政府决定硬要奥美尔-帕沙指挥叶夫帕托利亚的军队以前，他就准备让奥美尔-帕沙率领他的任何一部分军队。的确，当他知道了这个决定之后，他就不顾奥美尔-帕沙和土耳其政府的种种抗议而坚决支持它。克拉伦登的一切行为——鼓励土耳其政府在整个7月份内从事研究维维安的远征问题，把同波拿巴的谈判推迟到8月，在给巴黎的急电中用捏造的建议（波拿巴接受这个建议无疑会在这个错误的喜剧中引起一场新的混乱）来代替土耳其政府提出的建议——所有这一切行为是为了一个目的：消磨时间。

三

　　1855年8月2日考莱勋爵从巴黎发出电报，说“瓦列夫斯基伯爵预料到”克拉伦登以土耳其政府的名义提出的“方案必将遭到反对”。这样一来，狡猾的克拉伦登伯爵就有机会在8月3日的急电中显示自己的爱国热忱，把卡尔斯和埃尔斯伦一旦落到俄国人手里而可能发生严重后果的责任推到法国政府身上。第二天，即8月4日，克拉伦登接到巴黎如下一份电报：


　　尽管有这个条件限制，电报仍然表明，克拉伦登在8月1日以土耳其政府的名义提出的建议完全被接受了，根据这个建议，驻在叶夫帕托利亚的部队应交由奥美尔-帕沙指挥，而代替这些部队的应当是维维安将军的部队。当天，克拉伦登打电报给雷德克利夫：
　　法国政府只是反对缩减驻在塞瓦斯托波尔城郊的土耳其部队的人数。英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又增加了一道障碍，即禁止动用叶尼卡列的土耳其部队。8月8日克拉伦登接到威廉斯将军在7月14日从卡尔斯发出的信，信中报告穆拉维约夫将军于7月11日和12日在要塞附近进行了侦察，7月13日
　　这封信的最后几句是：
　　克拉伦登一听说俄国增援部队的消息，他的减少土耳其部队人数的意图就获得了新的动机。他立即拟就了一份急电，并补充了自己提出的index　militum　prohibitorum〔禁止动用的部队名单〕：


　　因此，我们看到，克拉伦登又重新扩大了自己的禁令范围。克拉伦登想起7月15日西蒙斯中校的急电中谈到，奥美尔-帕沙打算率领“他的一部分驻在这里〈即巴拉克拉瓦〉和刻赤的军队，率领由叶夫帕托利亚调来的25000名步兵和3000名骑兵以及炮兵”进行行动，因此他现在就禁止土耳其政府动用刻赤的守备部队；他把波拿巴反对从塞瓦斯托波尔城郊撤退军队的意见扩大到整个克里木，只是把叶夫帕托利亚除外，但是在叶夫帕托利亚，把要召回的部队的数量甚至也削减到10000—12000人，而不是他在8月1日给法国政府的急电中所提到的2万人。他像小丑那样幽默地授权土耳其政府在“其他任何地方”寻找部队。他在伦敦安装了炸弹，现在他可以静候这枚炸弹在君士坦丁堡爆发。
　　7月16日在克拉伦登给雷德克利夫的急电中，使我们感到惊讶的是下面这段话：
　　从7月31日傅阿德-埃芬蒂致雷德克利夫的信件、8月4日雷德克利夫的复信以及8月8日雷德克利夫的信件（见第282号文件和附录）中可以看出，克拉伦登7月16日发出的急电到8月8日还没有到达君士坦丁堡。傅阿德-帕沙在信中确认，已经开始的准备工作（明格列里亚远征）停顿下来了，“因为还没有收到所期待的〈来自伦敦的〉官方的明确答复”，他拥护土耳其的明格列里亚远征计划，而“反对英国急电中的基本论点”，按照这些电文，“增援部队派往特拉比曾德时必须经过埃尔斯伦”。雷德克利夫在8月4日的复信中说：
而这种境况由于“他不得不说出的”意见而更加复杂化了；同时他还补充说：
　　雷德克利夫在8月8日给克拉伦登的急电中表示不满，因为政府
　　必须从两方面来看克拉伦登（8月20日）对雷德克利夫上述这份急电的答复：一方面要注意雷德克利夫的论断，即他认为英国政府在8月8日以前是反对明格列里亚远征的；另一方面要注意克拉伦登在8月1日寄往巴黎的计划，这个计划被冒充为土耳其政府自己提出的计划。关于第一点，克拉伦登声明说（见第283号文件）：
　　除了7月14日的急电（克拉伦登在这份急电中反对明格列里亚远征并要求土耳其部队撤离卡尔斯和埃尔斯伦）和8月9日的急电（雷德克利夫当然不可能在8月8日收到这份急电）外，根据蓝皮书，克拉伦登根本没有发出过任何电报。克拉伦登说“在他的许多电报里”都否认英国政府禁止明格列里亚远征，这显然是撒谎。为什么他不提他在7月16日发出的急电呢？就是因为这份急电只能放在蓝皮书里，只是为蓝皮书写的，它从来没有越出唐宁街外交部的范围。雷德克利夫显然觉察到给他设下的陷阱，于是在8月13日给克拉伦登写道（第286号文件）：
　　雷德克利夫一点也不知道克拉伦登的许多“电报”。他只知道上一封表示“只能”通过特拉比曾德来进行远征的电报。他指的是7月13日的电报以及7月14日又加以补充说明的电报。他根本不知道有7月16日的急电这回事。我们强调这一点的原因很简单。只要翻阅一下卡尔斯文件，每个人都会相信，英国政府是在坚持不懈地力图打乱土耳其政府的计划。然而我们所发现的伪造、歪曲和欺骗行为都证明英国政府意识到它是在弄虚作假的，同时还揭露出这样一个事实：即英国政府早就有一个深思熟虑但又不敢公开讲明的计划。
　　现在我们从另一方面来看看克拉伦登8月20日的急电。
　　按照克拉伦登8月1日拍往巴黎的急电，土耳其政府曾经建议把从叶夫帕托利亚调来的部队交给奥美尔-帕沙指挥，而不动用塞瓦斯托波尔城郊的土耳其军队。他怎么能把简单地同意土耳其政府自己提出的建议称为“对奥美尔-帕沙行动自由的限制”呢？但是另一方面，既然雷德克利夫的急电（即他答复的那份急电）已经提醒他：奥美尔-帕沙打算从巴拉克拉瓦调走17000人，从刻赤调走3000人等等，那末他是否还能采取别的做法呢？因此，他在给巴黎的急电中作为土耳其政府自己的建议而提出的意见，现在又作为土耳其的西方盟国的意见而强迫土耳其政府接受了。
　　在8月13日以前——正好是奥美尔-帕沙向联军将领提出他的明格列里亚远征计划后一个月——土耳其政府受到英国政府反对远征的严重影响，因而停止了为援助卡尔斯而作的全部准备工作。直到8月13日，土耳其政府才终于摆脱了这种悲惨处境，并且满意地得悉，它的西方盟国同意了它在7月22日所作的决定。现在它终于有可能集中自己的力量来对付穆拉维约夫，而不是对付克拉伦登。8月15日召开了奥斯曼帝国会议，讨论和寻求援助卡尔斯的最有效的办法。这次讨论的结果使人感到十分惊讶，是出人意料之外的。
　　这样一来，我们看到，把叶夫帕托利亚计划通知伦敦的日期似乎是7月23日，而现在可以断定，它从伦敦转到君士坦丁堡的日期是8月9日。
　　8月16日西蒙斯中校也拍给克拉伦登一封急电（第297号文件）：
　　西蒙斯中校在上述急电中摘引的奥美尔-帕沙致土耳其陆军大臣的备忘录，附在雷德克利夫8月16日给克拉伦登的信中。我们把备忘录中所谈的意见援引如下：
　　因此，按照奥美尔-帕沙的意见，实现伦敦的计划就必然会造成这样的情况：土耳其军队会丧失掉最后一点战斗力，土耳其军队和不列颠军队的团结会遭到破坏，突尼斯人和埃及人会故意被派去送死，补充叶夫帕托利亚土耳其部队的全部既定计划会遭到破产；同时也必然会造成时间上的拖延，奥美尔-帕沙在军事上的声望会遭到损害，而明格列里亚的军队也会遭到和卡尔斯守军同样的命运。雷德克利夫在把这个强硬的抗议转告克拉伦登时，甚至没有想到，他自己成了一种工具，正如人们所说的，土耳其政府通过这个工具，似乎把一个与伦敦的计划相同的计划转给了克拉伦登勋爵。
　　因此，我们有新的无可争辩的根据来证明，7月23日急电中所说的土耳其政府的建议，乃是伦敦的伪造物，而克拉伦登在8月1日的电报中向法国政府提出这个计划时，就已很明显地意识到，他是在进行笨拙的伪造勾当。
　　克拉伦登的计划准确地按照他的意图实现了。土耳其政府终于得悉：英国政府一般是同意土耳其的远征的，但同时也了解到，英国政府反对实现这次远征所必需的一切细节。在土耳其政府不得不浪费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来反对克拉伦登的埃尔斯伦方案之后，现在又不得不浪费更加宝贵的一个月——8月来反对他的叶夫帕托利亚计划。
　　在8月20日雷德克利夫给克拉伦登的急电中，附有奥美尔-帕沙的第二份备忘录，这一份备忘录的内容和前一份一样，但作了如下的补充（见第296号文件）：
　　他把叶夫帕托利亚的部队形容为“不守纪律、成分复杂和没有经验的部队”。
　　8月20日（见第298号文件：西蒙斯给克拉伦登的电报），奥美尔-帕沙根据土耳其陆军大臣的副官（他在8月5日离开卡尔斯，8月19日到达君士坦丁堡）带来的消息，把卡尔斯的局势告诉西蒙斯：
　　8月21日，在土耳其政府召开的会议上（第299号文件：8月23日西蒙斯给克拉伦登的电报）
　　8月已经快完了，而土耳其政府仍然感到自己在行动上受到克拉伦登的叶夫帕托利亚计划的束缚。卡尔斯来的消息越坏，它的顾虑也就越大，最后它终于设法使当时已经到达塞瓦斯托波尔的雷德克利夫拍发了如下的一封电报（第290号文件）：

四

　　克拉伦登通过他的叶夫帕托利亚计划，终于在整个8月里阻挠了土耳其政府的一切行动。威廉斯将军曾经说过：“卡尔斯的粮食恐怕吃不到9月初”，雷德克利夫的急电证实了他的话。下面我们引证的备忘录（第315号文件的附录）表明，卡尔斯的土耳其守军以怎样非凡的自我牺牲精神坚持超过了威廉斯所说的期限。


　　克拉伦登刚一确信卡尔斯的粮食最多能吃到10月初，而另一方面雷德克利夫又向他证实了，甚至在联军的运输船只的帮助下，奥美尔-帕沙的部队最早也要到10月初才能抵达列杜特-卡列，因此他认为促使法国政府采纳土耳其计划就不会再有多大的危险了。此外，克拉伦登知道，他正是在即将对塞瓦斯托波尔实行强攻的时候向法国政府提出要求的，因此，佩利西埃就有极充分的理由不让塞瓦斯托波尔城郊的部队在人员上有任何变动。为了隐瞒已收到的情报，他摘引了雷德克利夫的急电，并且歪曲了它的原意。下面就是克拉伦登给考莱勋爵的急电：


　　甚至在这份急电中，克拉伦登也忍不住要得罪土耳其政府。尽管他从奥美尔-帕沙的许多备忘录中清楚地知道，从叶夫帕托利亚抽出部队来代替驻在塞瓦斯托波尔城郊的奥美尔-帕沙的部队，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并且会给整个计划带来极大的害处，然而他还是似乎en　passant〔顺便〕向法国政府建议由维维安的部队或叶夫帕托利亚的部队来代替塞瓦斯托波尔的部队。巴黎的答复是这样的：


　　克拉伦登勋爵迫切地希望在这个危急关头加速实现明格列里亚远征，这一点明显地表现在9月7日他给西蒙斯中校的急电中，这份急电是作为普通邮件发出的，因此，西蒙斯在9月23日才收到。克拉伦登在9月5日收到了西蒙斯中校的下列急电（第301号文件）：
　　克拉伦登对这个急电的答复如下：


　　我们注意到，辛普森这位无能败将的急电在蓝皮书里是被漏掉了，奥美尔-帕沙的“意见”是一种借口，所谓“最晚的日期”，即奥美尔-帕沙提出与他在8月26日的意见相矛盾的新意见的日期是在7月初，这一点可以从西蒙斯中校的急电的下列摘录中看出来。这个急电是西蒙斯中校在1855年9月23日从卡马累兵营发出的。
　　辛普森转达了奥美尔-帕沙在明格列里亚远征问题提出讨论以前所表示的意见，并且捏造了他的这个意见，然后根据捏造的东西提出自己的反对意见，不言而喻，辛普森是在他“脑筋迟钝”的情况下按照从伦敦收到的秘密指示行动的。可怜虫辛普森是帕麦斯顿的创作之一，是他的哥列姆之一。所谓哥列姆，就是像德国诗人阿尔宁所说的[328]，这原是些大土块，奇妙的魔术家把它们变成人的模样，并赋予他们人为的生命。假定辛普森完全是按照克拉伦登急电中所说的那样写的（蓝皮书里漏载了这份急电，说明这也是有问题的），那末，当时克拉伦登无论对日期或对奥美尔-帕沙的意见的实质都不可能产生丝毫怀疑。早在7月15日，西蒙斯就告诉他，奥美尔-帕沙认为，“维维安的部队虽然可以担当警备勤务，但还不能派他们深入腹地”，在后来的急电中，他又说，“在巴拉克拉瓦和刻赤，维维安的部队将被配置在内层防线上”，而不把它们放在“开阔地上”。
　　奥美尔-帕沙的明格列里亚远征的经过情形在蓝皮书里没有记载，但是已经透露出来的材料足以表明，盟国政府甚至在较晚的时期，即在他们十分勉强地同意远征以及在塞瓦斯托波尔南区已被占领的时候，还在远征的道路上设置了重重的障碍。
　　西蒙斯在9月21日从卡马累兵营给克拉伦登写道：
　　但是，计划的无止境的变动，这是英国内阁一手造成的；在塞瓦斯托波尔城郊的战斗行动所引起的刻不容缓的需要，这是一个空洞的借口，因为联军在占领这个城市之后，守卫的只是一片废墟，而必要的运输工具之所以缺乏，是因为唐宁街一直在发布一些徒劳无益的命令，把维维安部队从瓦尔那运到叶尼卡列、刻赤、叶夫帕托利亚，又从这些地方运回博斯普鲁斯海峡。
　　这些阴暗的预感由于土军9月29日在卡尔斯城郊对俄军强攻纵队的像流星般的光芒一样的胜利而瞬息间消逝了。威廉斯将军在当天写的报告中把这一天称为“土耳其军队的光荣日”。他在10月3日的报告（第342号文件）中告诉克拉伦登说：
　　土耳其政府在接到这则令人兴奋的消息之后，就向卡尔斯的保卫者拍发了贺电（第345号文件），贺电中写道：
　　这则消息在克拉伦登的内心里将激起多么旺盛的新的生命力啊！他日以继夜地寻找一些方法，以阻碍土耳其政府所想出的办法的实现，因此他难道不想慷慨其词地大谈一番至少是假表同情的廉价的漂亮话吗？可是完全不是这样！他自己打错了算盘，于是就在一份简短的带有挑衅性的讽刺急电（第346号文件）中把怒气发泄在土耳其政府身上：
　　克拉伦登过去是阿伯丁的沉默寡言的朋友，可是在这里却充当帕麦斯顿的可怜的传声筒。
　　自从9月29日在卡尔斯城郊击退了俄军的攻击以后，到11月24日要塞投降为止，又过了将近两个月。英国政府是怎样利用这段时间来改善局势的呢？第一，它迟迟不给奥美尔-帕沙调拨必要的运输工具。10月2日“泰晤士报”记者奥利芬先生从奥美尔-帕沙的兵营报道说：
　　但是，这还不是全部情况。早在7月份，帕麦斯顿在议会关于给土耳其贷款问题进行辩论时就说过，土耳其政府现在感到资金极端缺乏，它今后的全部行动将取决于它目前是否能得到资金。议会同意给予贷款，而英国政府在1855年8月也宣布了这笔贷款；但是从呈交议会的文件中可以看出，在拨给土耳其政府500万英镑贷款中，到1856年1月29日只支付了200万，甚至这笔款项也是分成数目不大的10万英镑一份寄出的。
　　还在1855年11月24日，土耳其政府就作过声明（见第353号文件，附录4）：
　　这真是一个有趣的巧合：恰好在卡尔斯投降的那一天，土耳其陆军大臣令人信服地向英国军事顾问说明了这场灾难的真实原因，即由于联军不让土耳其政府调动它自己的部队，所以奥美尔-帕沙的远征就拖延下来了，后来又由于英国政府不让土耳其政府使用它自己的资金，所以在10月和11月，一切战斗行动就都停止了。
　　当11月24日卡尔斯决定投降的时候，
　　在克拉伦登不断打乱土耳其政府的计划、使它的兵力失掉活动能力并迟迟不把它自己的钱交给它的整个时期内，我们看到，他由于劝土耳其政府坚决行动、责怪它动作缓慢而一再使被束缚住手脚的土耳其政府感到讨厌。在世界史上未必能找到比英国政府所干的事情更能引起人们苦笑的事情了。英国政府由于在克里木、波罗的海和太平洋上进行冒险活动并且重赏促成这些失败的肇事人，而把英国变成了欧洲的取笑对象；但是另一方面，同一个英国政府又以古罗马的卡托一般的最严厉口吻责备土耳其政府，说它的军事活动家和民政当局犯了错误。萨德勒之流的政府愤怒地指责帕沙们的卖身投靠；科德林顿和埃利奥特之流的靠山们坚决要求惩办塞里姆-帕沙和塔希尔-帕沙；辛普森的improvvisatori〔即席作者们〕生气地对奥美尔-帕沙的靠山们皱起眉头；潘缪尔——“请关怀一下多布”——教训土耳其陆军大臣；唐宁街及其斯密斯之流的医生们，以及它的菲耳德之流、艾雷之流和戈登之流甚至在塞瓦斯托波尔委员会的会议上，为了在装运洗膛杆和冲子时没有捆扎好，没有用蒲席包装而责骂特拉比曾德的某一位帕沙，——这就是东方战争的真情实况。而首先要看到的是勇敢的克拉伦登用他那扣人心弦的言词在抱怨土耳其政府的冷漠态度！他就像一个正式的瑟息替斯那样，在责备丹纳士诸女，说她们没有把自己的无底桶填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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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322]“卡尔斯的陷落”这一著作是按1856年4月“人民报”发表的全文登载的，全文共分四篇。最初马克思曾以同样的标题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过一篇比较简短的文章，这篇文章登载在1856年4月8日的该报上。1856年5月3日马克思曾将一篇由自己署名的题为“卡尔斯文件中的趣闻”（《Kars　Papers　Curiosities》）的文章刊登在“设菲尔德自由新闻报”（《The　Sheffield　Free　Press》和“自由新闻”（《The　Free　Press》）上；该文基本上是“人民报”上发表的第二和第三篇的摘要。——第673页。
　　[323]关于五项条款见注304。——第675页。
　　[324]巴黎条约是1856年3月30日由法国、英国、奥地利、撒丁、普鲁士和土耳其的代表为一方和俄国代表为另一方在巴黎会议上所签订的和约，也就是结束1853—1856年的克里木战争的和约。在战争中遭到失败的俄国应当让出多瑙河河口和南贝萨拉比亚的部分地区，放弃对多瑙河各公国的保护权和对土耳其的基督教臣民的保护权，同意黑海中立化，即禁止外国的军舰通过海峡，同意俄国和土耳其在黑海不能有海军军械库和舰队；俄国把卡尔斯归还给土耳其，以此来换回联军在克里木所占领的塞瓦斯托波尔和其他城市。媾和条件纵然对俄国说来是苛刻的，但是西方的外交政策（英国的和奥地利的）仍然不能完全实现其侵略的意图。塞瓦斯托波尔的英勇保卫战，土耳其军队在高加索战场上的失败，联军在波罗的海的失利以及俄国的外文利用了英法之间的矛盾——所有这一切情况都对和平谈判的结果发生一定的影响。
　　巴黎条约并没有解决东方问题，因而成为七十年代欧洲各国在巴尔干和近东的矛盾达到新的尖锐化的原因之一。——第675页。
　　[325]马克思指的是蓝皮书：“关于在土耳其亚洲部分的战事、卡尔斯的保卫和投降的文件”1856年伦敦版（《Papers　Relative　to　Military　Affairs　in　Asiatic　Turkey，and　the　Defence　and　Capitulation　of　Kars》．London，1856）。——第675页。
　　[326]《Take　care　of　Dowb》（“请照顾一下多布”）——陆军大臣潘缪尔拍给辛普森将军的关于任命他为总司令的正式电文中，请求他照顾一下自己的侄子、年轻的军官多比金，从此他就得到了这样一个被嘲笑的绰号。——第678页。
　　[327]法纳尔人是居住在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法纳尔区有钱有势的希腊人，他们大部分是拜占庭贵族世系的后裔。他们依仗钱财和政治联系，在土耳其帝国的行政机关中高居要职。——第689页。
　　[328]马克思指的是阿尔宁的幻想故事“埃及的伊萨伯拉”。——第7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