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7日，即这次非常有趣的对话（或者更正确些说是独白）之后不久，涅谢尔罗迭伯爵邀见了不列颠大使，并将一份“非常机密的、遵照皇帝陛下的圣谕拟就的、并且作为对约翰·罗素勋爵的通知的答复或者说是注解的备忘录”交给了他。涅谢尔罗迭伯爵请他把这个“规定给他的”文件读一遍。为此，汉密尔顿爵士研究了这个文件。而他这位先前没有找出一个字眼来抗议俄国人对法国的显然蓄意侮辱的人，突然哆嗦起来了，因为他发现“备忘录是根据一种错误的印象拟出来的：女王陛下政府似乎在俄国和法国的分歧中倾向于后者”。第二天一早他就急忙给涅谢尔罗迭伯爵送了一封billet　doux〔情书〕，向他保证说：
　　由于这封阿谀奉迎的信，汉密尔顿爵士自然“同总理大臣”有了另一次“非常友好而满意的谈话”。总理大臣安慰这位不列颠大使，说他没有了解皇帝备忘录中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绝不是指责英国偏袒法国。涅谢尔罗迭伯爵说：“这里仅仅是希望女王陛下政府能尽力开导法国的大臣们，向他们指出皇帝的宽宏大量和正义感。”因而，“这里”仅仅是希望英国对“卡尔梅克人”卑躬屈节，而对法国人采取严峻专断的口吻。为了使总理大臣相信英国政府多么忠诚地执行这个任务的第二部分，汉密尔顿爵士念了一段约翰·罗素勋爵的密件，作为“一个例子，说明英国大臣是用什么样的语言同法国政府说话的”。涅谢尔罗迭伯爵相信，这超出了他最大胆的期望。他感到“遗憾的只是早先他手中没有这样重要的证据”。
　　汉密尔顿爵士认为俄国答复约翰·罗素勋爵的密件的备忘录乃是“出自皇帝枢密机关而不是出自俄国内阁办公厅的最出色的文件之一”。的确是这样。但是，我们没有必要细谈它，因为它不过是沙皇在“对话”中已经发挥的那些观点的简述。备忘录竭力暗示英国政府，“不管这些谈判的结果如何，两国政府都应当保守秘密”。备忘录指出，沙皇的做法，“正如英国内阁自己承认的，一向是以宽大态度”对待土耳其政府。法国采取了另外的行动方针，从而迫使俄国和奥地利也采取威胁的行动。在整个备忘录中俄国和奥地利是相提并论的。备忘录直截了当地提出，可能造成土耳其立即崩溃的原因之一，就是圣地问题，以及“正教徒因对天主教徒让步而感到受辱的宗教感情”。末了，备忘录宣称，“汉密尔顿·西摩尔爵士受托向皇帝转达的关于女王陛下政府的友谊和信赖的证明”，同罗素密件中所提供的保证是“同样珍贵的”。这些表明维多利亚女王像藩臣一样忠于沙皇的“证明”，被十分周密地瞒着英国公众，但是，它们或许很快就会在“圣彼得堡报”上发表出来。
　　汉密尔顿爵士在解释他同皇帝的谈话以及俄国人的备忘录时，再一次提醒自己的内阁注意奥地利的立场。
　　怎么，在这些事情揭露出来以后，英国政府要质问奥地利吗？不，它仅仅谴责法国。在俄国侵入多瑙河各公国之后，它使奥地利成为一个调停人，而且从所有城市中恰恰挑选了维也纳作为协商地点，把谈判交给布奥尔伯爵领导，并且直至今日继续愚弄法国，硬要法国相信，在维护奥斯曼帝国的完整和独立而对俄国人进行的战争中，奥地利可以成为忠实的盟国，尽管英国政府在一年多以前就清楚地知道，奥地利是同意瓜分这个帝国的。
　　3月19日，关于汉密尔顿爵士和沙皇的谈话经过的报告送到了伦敦。现在克拉伦登勋爵已经接替了约翰勋爵的职位，他竭力要超过他的前任。在得到这份沙皇已经认为没有必要掩饰自己对法国和土耳其的阴谋，而公开加以承认的令人惊异的报告之后4天，高贵的伯爵向汉密尔顿爵士发出了以下急件：
　　如果沙皇也告诉法国，“病人快要死了”，现在有了一个瓜分遗产的详细计划，那末，法国自然既不会感到惊慌，也不会对土耳其的命运、缅施科夫使团的真正目的以及俄国皇帝维护他所谓已经没有“生机”的帝国的完整和独立的不可动摇的决心感到疑惑了。
　　在同一天（3月23日），克拉伦登伯爵给汉密尔顿·西摩尔爵士发出了第二份急件，这份急件虽然不是为蓝皮书而“编造”的，但是包含了对圣彼得堡的秘密报告的秘密答复。汉密尔顿爵士在他的关于谈话的报告的末尾审慎地提出了如下建议：
　　克拉伦登伯爵感到自己是最适于解决棘手局面的人，他根本不顾自己大使的预告而完全遵照沙皇的指示行事。他在急件中一开头就声称，女王陛下政府“对皇帝希望继续开诚布公地讨论问题的愿望表示欢迎”。皇帝从英国政府方面“得到了”“最开诚布公地表明意见”的“权利”，因为他具有“崇高的信念”，认为英国政府会帮助他瓜分土耳其、出卖法国以及在奥斯曼的统治被推翻时帮助他镇压基督教居民企图成立自由独立的国家的任何活动。
　　在任何情况下他的话都可以抵得上同他签订的任何条约；要知道，不列颠女王的顾问们早已声明过，同俄国签订的一切条约由于俄国方面的破坏已经不再生效了。
　　“女王陛下政府仍然相信，土耳其仍然具有生机。”为了证明这种信念是真诚的，伯爵温和地补充道：
　　这样，只要“卡尔梅克人”一说出自己的意见，说病人要死了，他就真的会死去。这就是所谓生命力！这里甚至连耶利哥的羊角［注：根据圣经传说，公元前2000年的下半年占领巴勒斯坦的以色列兵士用吹羊角的声音使耶利哥攻不破的城墙塌陷（见“旧约全书”约书亚记第6章第2—5、12—20节）。——译者注］也用不着。只消皇上的尊口轻轻一吹，奥斯曼帝国就化为灰烬了。
　　请注意，对自己的鞑靼主子卑躬屈节并奴才般地重复主子的话的不列颠大臣，甚至恬不知耻地重复弥天大谎，说什么土耳其没有“建立区、镇自治的基础”，然而正是区、镇生活的大力发展使土耳其直到今日还能抵挡住国内外的极其残酷的打击。不列颠内阁既然赞同沙皇所提出的一切假设，也就承认沙皇有意从这些假设中作出的一切结论是正当的了。
　　英勇的伯爵继续说道，一旦土耳其帝国崩溃，“欧洲会议将是达到和平结局的唯一手段”。但是他害怕这个会议的后果倒不是因为俄国诡计多端（俄国在维也纳会议上把英国摆布得连拿破仑在圣海伦岛上都感慨地说：“如果我在滑铁卢获胜，我也不会强迫英国接受更屈辱的条件。”），而是因为害怕法国。
　　女王陛下政府“希望保存土耳其帝国”，不是要使它充当反对俄国的堡垒，也不是因为土耳其的崩溃会迫使英国反对俄国以保卫自己在东方的截然相反的利益。啊，不是的！——伯爵说道，——“俄国和英国在东方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
　　英国想保存土耳其帝国并非根据某种同东方问题有关的理由，而是“由于它相信，任何一个重大的东方问题被提出来，都会成为西方纠纷的源泉”。因而，东方问题势必引起的不是西方强国对俄国的战争，而是西方强国之间的战争，英国对法国的战争。也就是这位写出这些话的大臣和批准这些话的同僚，却要欺骗我们，硬要我们相信，他们实在打算联合法国来同俄国进行战争，而且这场战争是“由东方产生的问题引起”的，尽管“俄国和英国在东方的利益是一致的”！
　　威武的伯爵还往前走。
　　用他的话来说，对法国战争应当是土耳其帝国瓦解和被瓜分的“必然结果”。为什么他害怕这场战争呢？对法国战争本身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但是，这牵涉到一个微妙的情况，这就是：
　　坦率的和平使者感叹道：“因此，女王陛下政府便产生了防止灾难的热烈愿望。”如果在瓜分土耳其的后面没有隐藏着对法战争，而在对法战争后面没有隐藏着革命的怪影，那末英国政府会以同样的胃口把Grand　Turc〔苏丹〕和“哥萨克”陛下一起吞掉的。
　　忠实于由汉·西摩尔爵士转来的俄皇办公厅的指令的英勇的克拉伦登，在其急件末了要求“皇帝的宽宏大量和正义感”。
　　在我们这位伯爵于1853年4月5日给汉密尔顿爵士的第二个急件中曾委托后者通知俄国总理大臣：
　　就是这位发出这些特别指令的克拉伦登，在1853年3月23日的密件中写道：
　　这个密件承认，斯特腊特弗德勋爵是作为一个对苏丹施加压力的最机伶最听话的执行者而被派往君士坦丁堡的。而在当时内阁的报纸上却把派遣他说成是对沙皇的强烈示威，因为高贵的勋爵早就在扮演俄国的私敌的角色了。
　　向议院提出的一批秘密文件的最后一个是俄国的备忘录。尼古拉在备忘录中表示庆幸，因为万一东方发生非常事件，在那些首先应当避免的政治局面的问题上，他同英国内阁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
　　备忘录上注明的日期是1853年4月15日。备忘录保证说，“支持土耳其政府继续存在的最好办法是，不要用有损它的尊严和独立的过分要求来干扰它”。这恰恰是在缅施科夫表演自己的喜剧的时候。缅施科夫曾于4月19日递交了一份无耻的普通照会，这份照会，正像克拉伦登伯爵在上院所说的，“是用一种幸好在外交界非常罕见的语言写成的”。然而伯爵阁下更加坚定地相信，沙皇打算宽恕病人。当哥萨克侵入多瑙河各公国的时候，他的信心就更加坚定了。
　　联合内阁只找到了一个裂缝可以躲避这些揭丑的文件。它硬说，缅施科夫公爵使团的明显目的是圣地问题；而就瓜分土耳其交换意见，只涉及遥遥无期的未来。但是沙皇在他的第一个备忘录中明确地说：土耳其崩溃的问题“在他看来绝不是一种幻想或者渺茫的可能性”；英国内阁错了，它“认为门的内哥罗和圣地这两个问题是跟外交上通常碰到的那些困难问题没有区别的普通争执问题”；圣地问题“可能发生最严重的变化”而“引起灾难”。内阁本身不仅同意，沙皇在这个问题上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而且同意，沙皇对苏丹的1100万臣民享有“条约所规定的专有的保护权”。如果联合内阁没有促成土耳其政府接受缅施科夫的要求，那末沙皇就仅仅根据1844年的备忘录的精神，根据同这个内阁达成的协议以及他对汉·西摩尔爵士的口头声明——“他不允许别人跟他开玩笑。”——来行动而打算搞死ce　monsieur〔这位先生〕。这里甚至不产生他对内阁的态度是否正确的问题；唯一的问题就是内阁自己对待他的态度，甚至在目前，是否“合宜”。每一个仔细读完这些文件的人都该清楚，如果这个可耻的内阁继续执政，那末只消国外局势一复杂化，就足以把英国人民推向可怕的革命，而这场革命将把王位、议会和已经没有保持英国的世界地位的意志和能力的统治阶级一扫而尽。
　　尼古拉通过“圣彼得堡报”向联合内阁提出了挑战——公布证明这个内阁的鲜廉寡耻的秘密文件；这一次他的行动也是恪守自己的箴言的：
　　《Je　hais　ceux　qui　me　résistent；je　méprise　ceux　qui　me　servent》．〔“我痛恨那些反抗我的人；我鄙视那些为我效劳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