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恩全集第九卷——欧洲土耳其前途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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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到，欧洲的国家要人们由于顽固的不学无术、传统的因循守旧和世代相承的思想懒惰，都回避回答这个问题，甚至根本不打算回答。阿伯丁和帕麦斯顿，梅特涅和基佐都认为已经没有希望找到任何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至于1848—1852年时期他们的那些共和派和立宪派后继者就更不用说了，这些人的名字后代人永远不会提起。
　　然而与此同时，俄国慢慢地，但是一步不停地向君士坦丁堡进逼，全不把法国和英国的一切外交照会、一切计谋和手腕放在眼里。
　　欧洲各国所有党派虽然都承认俄国节节挺进的事实，但是没有一个官方要人能够解释这个事实。他们看到这个事实的影响，甚至看到它的后果，但是原因何在，他们仍然不知道，尽管一切因由都非常简单。
　　推动俄国去占领君士坦丁堡的强大动力，不是别的，正是原来想借以阻止它这样做的那个办法，即空幻的、从来没有实现过的维持status　quo〔现状〕的理论。
　　Status　quo是什么呢？对于土耳其政府管辖下的基督教臣民来说，这无非是意味着使他们永远受土耳其的压迫。而他们只要仍然处在土耳其统治的压迫下，他们就要把希腊正教教会的首脑和6000万正教徒的君主（不管他在其他方面怎样）看做自己的天然的解放者和保护者。这样一来，原先为了防止俄国侵略土耳其而发明的外交体系，却迫使欧洲土耳其的1000万正教徒向俄国求援。
　　我们且来看看大家都知道的历史事实。早在叶卡特林娜二世即位以前，俄国就从来没有放弃任何一个机会来取得在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特惠。它终于在缔结阿德里安堡条约（1829年）[45]的时候取得了极为广泛的特权，以致上述公国目前在更大的程度上受制于俄国，而不是受制于土耳其。当1804年爆发了塞尔维亚革命的时候，俄国马上出来保护起义的“莱雅”，在两次战争中支持他们，在两个条约中保障他们取得了本国的内政独立[46]。而在希腊起义期间又是谁决定了斗争的结局呢？不是亚尼纳的帕沙阿利和他的一切阴谋叛乱，不是纳瓦林会战，不是摩里亚的法国军队，不是伦敦会议和议定书，而是吉比奇率领越过巴尔干山脉进入马里乍河河谷的俄国军队[47]。于是，就在俄国无所顾忌地动手割裂土耳其的时候，西方的外交家们仍然把status　quo和奥斯曼帝国的领土的不可侵犯当做某种圣物来保障和维持！
　　只要西方外交的指导原则仍然是传统的政策，即无论如何都要维持status　quo，维持土耳其目前这种状态的独立，欧洲土耳其十分之九的居民就要把俄国看做自己唯一的靠山，自己的解放者，自己的救世主。
　　现在暂且假定，土耳其在希腊斯拉夫人的半岛上的统治结束，那里的政体比较符合人民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俄国的地位如何呢？大家知道，在土耳其境内每一个取得了完全或部分独立的国家里，都组成了强大的反俄党派。如果说，在俄国的援助是挣脱土耳其压迫的唯一靠山的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那末一旦对这种压迫的恐惧消失，又会出现什么局面呢？
　　可是，如果土耳其人的统治被排挤到博斯普鲁斯海峡以东，如果巴尔干半岛上的各个民族获得自由并享有信仰自由，如果欧洲列强的各种计划和阴谋，各种针锋相对的意图和利益都在那里畅行无阻，难道不会引起大战么？——胆小怕事和因循守旧的外交界提出这样的问题。
　　当然，不能指望帕麦斯顿、阿伯丁、克拉伦登和大陆上形形色色的外交大臣们有能力做出任何这样的行动。他们即使想一下这件事也不能不发抖。但是，每一个人，只要注意研究历史，学会正确对待人类命运中永不停息的变革，知道在人类的命运中除了不固定本身之外没有任何固定的东西，除了变化本身之外没有任何不变化的东西；只要注意观察历史的不可阻挡的进程，看到历史的车轮是怎样无情地驰过了一个个帝国的废墟、常常毫不惋惜地毁灭整整一代人；总之，每一个人，只要不是闭眼不看任何煽惑的宣言和谋叛的告示都不能像平凡而明显的历史事实那样起着革命作用，就是说，只要了解和重视我们时代的异常革命的性质，——在这个时代里，蒸汽和风力、电力和印刷机、大炮和金矿的联合作用在一年当中引起的变化和革命要多过以往整整一个世纪，——每一个这样的人，都不会仅仅由于这个问题的正当解决会引起欧洲战争而害怕提出这个历史性的问题。
　　不，按老办法办事的外交界和各国政府永远也解决不了这个难题。土耳其问题，正如其他重大问题一样，要由欧洲革命来解决。把这一个乍看起来好像是不太相干的问题也归在这个伟大运动的合理范围以内决不是过于自信。从1789年起，革命的边界就一直在向远处扩展。它的边界已经达到了华沙、德布勒森、布加勒斯特；下一次革命的前哨应当是彼得堡和君士坦丁堡。俄国反革命的庞然大物应当在这两个最薄弱之点受到打击。
　　如果企图为欧洲土耳其领土的可能分割草拟详尽的蓝图，那就是无聊的幻想。可以想出至少20种草案，每一种看来都同其他19种一样合适。但是我们打算做的，并不是编造空幻的计划，而是要从无可辩驳的事实中作出一般性的结论。从这一点来看，我们所探讨的这个问题有两个方面。
　　首先，决不能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就是通常叫做欧洲土耳其的半岛是南方斯拉夫种族世代相传的当然财产。在1200万居民当中有700万属于这一种族。它占有本土已有12个世纪了。如果把极少数本属斯拉夫族而改说希腊语的居民除外，只有野蛮的土耳其人或阿尔纳乌特人是斯拉夫人的对头。这些土耳其人早就被斥责为仇视一切进步的死敌。相反，南方斯拉夫人是该国内部地区文明的唯一代表者。不错，他们还没有形成为民族，但是他们在塞尔维亚已经有一个强大的和比较文明的民族核心。塞尔维亚人有自己的历史和自己的文献。他们同数量大大超过他们的敌人进行了11年英勇的斗争，方才获得了今天的内政自主。近20年来，他们在文化和文明手段方面取得了迅速的进展。保加利亚、色雷斯、马其顿和波斯尼亚的基督徒都把塞尔维亚看做他们将来为独立和民族生存而斗争的团结中心。的确，可以肯定地说，塞尔维亚、塞尔维亚民族的结合程度越大，俄国对土耳其的斯拉夫人的直接影响就越被排挤到次要地位。试看，塞尔维亚为了取得一个基督教国家应有的地位，就曾经不得不以西欧为借鉴来建立自己的政治机构、自己的学校、自己的科学、自己的工业组织。因此才出现这样的反常现象：塞尔维亚尽管受俄国的保护，但本身却是君主立宪，而且从一解放的时候起就是这样。
　　无论俄国的斯拉夫人和土耳其的斯拉夫人血缘如何相近，宗教如何相同，而一旦后者获得自由，他们的利益立刻就要显示出很大的不同。从两国地理位置所决定的贸易需求来看就易于理解这一点。俄国是密封的大陆国家，主要是生产农产品，有朝一日工业生产也可能发展起来。希腊斯拉夫人的半岛的版图不大而海岸线极长，面临三海，其中有一个海归它自己控制；因此，它在目前主要是过境贸易国家，虽然它也具有发展自己的工业的雄厚潜力。俄国要垄断，而南方斯拉夫人则要扩大市场。此外，他们在中亚还是竞争对手，俄国的现实利益要求除自己的商品外不准任何其他商品渗入中亚，而南方斯拉夫人目前就已经迫切要求把西欧的商品运往东方市场。在这种条件下，两个民族怎么能互相一致呢？实际上，土耳其的南方斯拉夫人和希腊人甚至现在就同西欧比同俄国有更多的共同利益。而当现在从奥斯坦德、哈佛尔和汉堡通到佩斯的铁路线延至贝尔格莱德和君士坦丁堡（正如现在计划的那样）的时候，西方文明和西方贸易对东南欧的影响就要经常化了。
　　另一方面，土耳其境内的斯拉夫人深受要由他们供养的穆斯林军事占领者的压迫。这个军事占领者阶级独揽一切国家职权：军事的、民政的和司法的。但是，俄国的政治制度在它还没有同封建机构结合起来的所有地方，不也是按军事方式来组织等级制的民政和司法并且要人民担负全部费用的军事占领吗？谁要是认为这类制度会使南方斯拉夫人向往，那就请他看看1804年以来的塞尔维亚历史吧。塞尔维亚独立的缔造者卡拉－格奥尔基被人民唾弃了，重新恢复了这个独立的米洛什·奥布廉诺维奇可耻地被逐出国，这两个人落得这样的下场，都是因为企图推行俄国的专制制度，这种制度必然带来贪污腐败、半军事的官僚制和敲诈勒索，像土耳其的帕沙们现在所做的那样。
　　总之，这个问题简单而彻底的解决方法就是这样。历史和现代的事实同样指明，必须在欧洲伊斯兰教帝国的废墟上建立一个自由的、独立的基督教国家。即将到来的革命就极有可能使这样的事不可避免，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俄国的专制和欧洲的民主之间久已成熟的冲突恐怕非爆发不可。英国势必参加这个冲突，不管到那时是什么政府执政。这个国家永远不会同意俄国占领君士坦丁堡。它势必站在沙皇的敌人一方，在衰败虚弱的土耳其政府的原地上促成一个独立的斯拉夫人的政府。[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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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45]阿德里安堡条约是1828—1829年俄土战争中俄国获胜后两国于1829年9月缔结的和约。根据条约，多瑙河口及附近诸岛屿，以及库班河口以南的黑海东岸很大一部分土地，划归俄国所有。土耳其必须承认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自治，赋予它们独立选举国君的权利。这种自治由俄国来保障，这等于确立了沙皇对这两个公国的保护权。土耳其政府还必须承认希腊为独立国（同土耳其的联系仅在于向苏丹纳年贡），遵守以前就塞尔维亚的自治问题所缔结的一切条约，并用特别敕令把这种自治法定下来。——第36页。
　　[46]指1806—1812年和1828—1829年的两次俄土战争，这两次战争的结果一次是布加勒斯特和约（1812年），一次是阿德里安堡和约（1829年）。关于这两次战争和这两个条约对确立塞尔维亚的独立的意义见注37和45。——第36页。
　　[47]亚尼纳帕沙德佩林的阿利，是巴尔干半岛西南广大地区事实上的独立的统治者（他的属地包括伊皮罗斯、阿尔巴尼亚、南马其顿等及其他地区，以亚尼纳城为中心），从1820年起，他同苏丹处于公开交战状态。他对土耳其军队的作战行动，在某种意义上也促成了希腊起义的胜利，但他的斗争与希腊人的民族解放运动不同，带有封建分立主义的性质，终于于1822年失败。
　　纳瓦林会战，见注38。
　　由于1828年春俄土之间开始了军事行动，同年8月法国军队在梅桑将军率领下开到希腊南方，开进摩里亚（伯罗奔尼撒），几乎没有遇到土耳其埃及军队的抵抗就占领了这个半岛。这次以援助希腊人为名的出征的目的，是为了对付俄国在巴尔干的势力和加强法国在这一地区的地位。
　　英、俄、法三国代表的伦敦会议于1827—1829年举行。这次谈判的内容是希腊问题。1827年7月6日，三大强国在伦敦缔结了一个公约，确认英俄1826年4月4日（3月23日）在彼得堡签订的议定书，并承认希腊的自治权。像议定书一样，在公约中三强协议在外交上承认希腊和武力调停希土冲突。根据这个协议，三强向希腊领海派去了联合舰队，参加了纳瓦林会战。在伦敦会议上还签署了其他许多有关希腊的文件，其中包括1829年3月22日的议定书，这份议定书确定了希腊的国界，并规定在希腊建立君主政体。但是，这些协议以及英法两国的外交行动（英法力图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冲突，以免土耳其在俄土战争中被击溃），并没有动摇土耳其政府在希腊问题上的不妥协的立场，只是俄军在1829年战局中的胜利才迫使土耳其政府让步。——第36页。
　　[48]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刊载的原文中，编辑部曾在文章的最后加了如下一段话：“现在，想对欧洲的人民事业有所帮助的人的责任就是：尽一切力量促进土耳其治下的基督教国家发展工业，普及教育，尊重法律，发扬向往自由和独立的本能。世界和平和进步的前途都有赖于此。要想丰收，在耕耘和播种上所花费的任何劳力都不能认为是多余的。”——第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