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恩全集第七卷——1850年9月15日的中央委员会会议

1850年9月15日的中央委员会会议^[322]n4I品论天涯网

　　出席会议的有马克思、恩格斯、施拉姆、普芬德、鲍威尔、埃卡留斯、法佩尔、维利希、列曼。
　　弗伦克尔因事缺席。
　　由于本次会议是非常会议，上次会议的记录不在手头；因此记录无法宣读。
　　马克思：这次会议星期五未能召开，因为跟协会[323]委员会会议时间有冲突。既然维利希召集了［注：星期一（在这里和后面，在注线下面引有1850年9月15日的会议记录的两个不同手稿副本之间的重要出入。——编者注）］区域会议，——我不想提出这个会议是否合法的问题——这次会议必须今天举行。
　　我提出下列3点意见：
　　1．中央委员会从伦敦迁到科伦；它的职权在今天的会议结束之后立即移交给该地的区域委员会。这项决议应通知在巴黎、比利时和瑞士的盟员。在德国，由新的中央委员会自己去通知。
　　理由：我曾经反对沙佩尔提出的关于在科伦建立全德区域委员会的建议，因为我不想破坏中央权力的统一。现在，既然出现了一系列新的情况，所以在我们的建议中这一点就不提了。无论在上次会议进行谴责投票的时候和现在在区部召开全会的问题上以及在协会和流亡者委员会[324]里，中央委员会的少数派都公开起来反对多数派。因此，在这里中央委员会无法继续存在下去。如果中央委员会的统一不能继续保持，它必然会陷于分裂并形成两个同盟。但是，因为党的利益高于一切，我才提出这个出路。
　　2．现行的同盟章程应当废除，责成新的中央委员会草拟新盟章。
　　理由：1847年代表大会通过的盟章，曾于1848年由伦敦中央委员会做了修改。现在情况又有所变化。在最后的伦敦盟章中，原则性的条款软弱无力。在一些地方两个盟章都发生效力，在另一些地方则一个盟章也没有，或者采用完全是擅自［注：独立］制定的盟章。可见，在盟内完全是一片混乱。况且，最后的盟章已经公开，因而不能继续再使用。所以，我的建议实际上就是要以真正的盟章[325]来改变没有盟章的局面。
　　3．在伦敦组织两个区部，这两个区部彼此丝毫不发生任何关系，其唯一的联系就是双方都属于同盟，都与同一个中央委员会通信。
　　理由：正是为了同盟的统一，才需要在这里建立两个区部。除了私人的矛盾之外，甚至在协会里也出现了原则性的矛盾。恰恰在最近一次关于“德国无产阶级在未来革命中的立场”问题的辩论当中，中央委员会的少数派发表了一些跟上次的［注：中央委员会的］通知信，甚至跟宣言[326]直接相抵触的观点。他们用阿谀德国手工业者民族情感的德意志民族观点代替宣言的全面的观点。他们提出唯心主义观点代替宣言的唯物主义观点。他们不是把现实关系、而是把意志描绘成革命中的主要东西。我们对工人们说：为了改变现存条件和使自己有进行统治的能力，你们或许不得不再经历15年、20年、50年的内战，而他们却相反地对工人们说：我们必须马上夺取政权，要不然我们就躺下睡大觉。正象民主党人使用的“人民”这个词是一句空话一样，他们现在使用的“无产阶级”这个词也是一句空话。为了实现这句话［注：这种观点］，他们不得不把一切小资产者说成是无产者，这就是说，他们de　facto〔实际上〕是代表小资产者，而不是无产者。他们不得不用革命的词句代替实际的革命发展。这次辩论最后［注：最后明显地］说明，私人决裂的内幕是一些什么样的原则性分歧，而现在已经到了采取措施的时候了。正是这些对立的见解成了两派各自的战斗口号；某些盟员把宣言的维护者称为反动分子，企图以这种办法使他们威信扫地，但是，这对他们来说是完全无所谓的，因为他们并不追求威信。由于这一切，多数派有权解散伦敦区部并把少数派［注：中央委员会少数派］作为不同意同盟原则的人开除出去。我不想提这样的意见，因为这样可能引起无益的争吵，因为这些人就其信仰来说还是共产主义者，虽然他们目前所发表的观点是反共产主义的，至多只能说它们是社会民主主义的。但是不言而喻，留在一起则纯粹是白白浪费时间。沙佩尔常常说要分裂——那就分裂吧，我对待分裂是严肃的。我以为，我找到了我们既可以分道扬镳而又不致引起党的分裂的途径。
　　我在这里声明一下，依我看来愿意加入我们的区部的最多有12个人，也可能少一些，我情愿把所有其余的人交给少数派。如果这个建议将被通过，我们当然也就不能留在［注：同一个］协会里了；我和多数派将退出大磨坊街的协会。归根结蒂，问题不在于两派之间存在敌对关系，相反的，而是在于要停止纷争，为此要中断一切关系。我们一起留在同盟和党内，但是我们要停止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关系。
　　沙佩尔：正象在法国无产阶级跟山岳党[327]和“新闻报”决裂一样，在这里一些代表党的原则的人跟组织无产阶级的人正在决裂。我赞成迁中央委员会［注：到科伦］和修改盟章。科伦人了解德国的情况。我还认为，在新的革命中将会出现一批比所有在1848年享有声誉的人行为［注：领导革命］更好的人。至于原则性的分歧，埃卡留斯提出了一个引起今天的辩论的问题。我说出了在这里遭到抨击的见解，因为我对这个问题总是很热情的。问题在于，是我们自己要动手砍掉别人脑袋，还是让人家来砍掉我们的脑袋。在法国快要轮到工人的头上了，从而在德国也快要轮到我们的头上了。如果不是这样，我当然就会寻求安静去了，那时我的物质状况就会不同了。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就会采取一些保证无产阶级获得统治的措施。我是这种见解的狂热的拥护者。而中央委员会却喜欢相反的东西。但是，如果你们不想再跟我们打交道，好吧——我们就分道扬镳。在即将来临的革命中我一定会被送上断头台，但是我要回德国。如果你们想要组织两个区部——那就组织好了，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同盟就会垮台，以后我们再在德国相逢，也许那时我们又走一条道路。我是马克思个人的朋友，如果你们想要分裂，好吧——那我们走我们的，而我们走我们的［注：你们走你们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必然得组织两个同盟。一个是为那些靠笔杆活动的人而组织的，另一个则是为了那些用其他方式活动的人而组织的。我不赞成那种认为资产阶级将会在德国掌握政权和我在这一方面是个盲目的狂热者的说法；我不是这样的人，我根本没有做过这种事情。但是，在伦敦这里有两个区部，两个协会，两个流亡者委员会，那还不如组织两个同盟，完全决裂。
　　马克思：沙佩尔误解了我的意见。只要我的意见被通过，我们就各走各的路，两个区部彼此互不相干，同时双方的人也停止相互之间的一切关系。但是，它们是在同一个同盟之内，受同一个委员会［注：中央委员会］的领导。甚至你们可以给自己留下绝大多数的盟员。至于说个人的牺牲，我为阶级，而不是为个人作的牺牲不比其他任何人少。说到热情，为了加入你认为眼看就会取得政权的党，这种热情需要的并不多。我一向反对无产阶级的反复无常的意见。我们为之献身的党，幸运的恰恰是还不能取得政权。无产阶级即使取得政权，它推行的不会直接是无产阶级的措施，而是小资产阶级的措施。我们的党只有在条件允许实现它的观点的时候，才能取得政权。路易·勃朗便是一个说明取得政权为时过早会得到什么结果的很好例证[328]。况且，在法国无产阶级将不是单独地，而是跟农民和小资产者一起取得政权，因此必须推行的不是自己的，而是它们的措施。巴黎公社[329]证明，为了做出一些事情，并不需要参加政府。可是，当时一致同意告同盟书的少数派其他成员，譬如公民维利希，为什么不发言呢？我们不能也不想拆散同盟，我们只是想把伦敦区部分为两个区部。
　　埃卡留斯：是我提出了问题，我确实想对这个问题展开讨论。至于沙佩尔的意见，我在协会里已经解释过，为什么我认为是一种幻想，为什么我不相信我们的党在即将来临的革命之后能立即取得政权。那时，我们的党更需要的是在俱乐部里活动，而不是在政府里。
　　公民列曼一言不发就退出会场。公民维利希也采取同样的作法。
　　第一点全体通过。沙佩尔弃权。
　　第二点全体通过。沙佩尔又弃权。
　　第三点也全体通过。沙佩尔又弃权。
　　沙佩尔声明对我们大家提出抗议。“现在我们完全分开了。在科伦我有熟人和朋友，他们宁肯跟着我走，而不会跟你们走。”
　　马克思：我们是按照盟章办事的，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具有法律效力。
　　在宣读记录之后，马克思和沙佩尔声明，他们在科伦没有就这件事写过文章［注：在第二个记录副本上没有这个句子。——编者注］。
　　有人问沙佩尔，他对记录是否有反对意见。他说没有什么反对意见，因为他认为任何反对意见都是多余的。
　　埃卡留斯提议大家在记录上签名。这个意见被通过。沙佩尔声明他不签名。
　　1850年9月15日写于伦敦。
　　经过宣读，表决和签名［注：在第二个副本上没有这几个字。——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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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322]在这次发表的1850年9月15日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会议的记录当中，从前仅知道马克思在他“科伦共产党人审判案的真相”（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8卷第431页）一文中引证的摘录。此外，从1850年12月1日科伦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也知道了这次会议通过的决议（见本卷第615页）。这个记录最初全文发表在“社会历史国际评论”1956年第1卷第2部分（《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Volume　Ⅰ，part2，1956）上。为这次发表而写的序言中说道，这个记录全文是按不知姓名的人所摄制的副本刊印的，而在注线下面注明与恩格斯写的记录底稿有出入的地方。
　　但是，经过对社会历史国际研究院（阿姆斯特丹）提供给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的两个上述文件的摄影副本的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的研究人员们断定，两个文件都只是同盟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的副本。这两个副本之中的一个是出自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被中央委员会派到科伦去传达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决议的海·威·豪普特的手笔。第二个副本是谁摄制的，迄今还不能肯定。
　　本卷发表的记录全文是按照豪普特写的副本刊印的，记录的两个不同手稿副本之间的重要出入均注在注线下面。——第616页。
　　[323]指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第616页。
　　[324]指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协会。——第617页。
　　[325]“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4卷第572—577页）是1847年12月在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1848年下半年，同盟伦敦中央委员会对盟章做了修改，从而削弱了这个文件的原则意义。在新盟章的第一段，代替关于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最终目的的明确规定——推翻资产阶级，确立无产阶级的统治和建立没有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提出了建立社会共和国的含糊的要求。莫尔在他1848—1849年冬天去德国时曾在德国各个支部当中广泛传达了这个盟章。1849年3月，盟章全文在黑特采尔领导的柏林的一个支部的成员被捕时落入警察当局的手中，并在1850年8月审讯黑特采尔小组时作为一个证据。1850年12月，科伦中央委员会根据马克思的指示起草了新的盟章（见本卷第626—629页）。——第617页。
　　[326]指1850年3月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和“共产党宣言”（见本卷第288—299页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4卷第461—504页）。——第617页。
　　[327]山岳党是1848—1851年法国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中的一派，它代表以赖德律－洛兰为首的结合在“改革报”周围的一群小资产阶级民主共和主义者的政党；以路易·勃朗为首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们参加了这个党。——第619页。
　　[328]指路易·勃朗作为“工人的代表”参加1848年2—5月间的法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一事。以路易·勃朗为首的工人问题政府委员会的活动没有任何实际结果，同时路易·勃朗的妥协政策使一部分工人离开了革命斗争。——第620页。
　　[329]指1789—1794年的巴黎公社。公社在形式上只是城市的自治机关，而实际上它从1792年起领导了巴黎群众为实施坚决的革命措施而进行的斗争。公社在推翻君主政体，在确立雅各宾专政、执行限价的政策、通过旨在镇压反革命的嫌疑犯处治法等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在热月9日（1794年7月27日）的反革命政变后，公社组织被消灭。——第6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