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恩全集第八卷——流亡中的大人物

流亡中的大人物^[119]8og品论天涯网

马克思 恩格斯8og品论天涯网

一

　　“歌颂吧，永垂不朽的灵魂，为有罪的人的
赎罪”[120]……通过哥特弗利德·金克尔。8og品论天涯网

　　哥特弗利德·金克尔生于四十年前。他的生活在“哥特弗利德·金克尔。毫无虚构的真实情况。传略”这本由阿道夫·施特罗特曼出版（1850年汉堡霍夫曼和康佩出版社版，八开本）[121]的自传中已有描述。
　　哥特弗利德是民主主义的济格瓦特时期[122]的英雄，这个时期德国产生了无限的爱国主义的苦闷和泪如泉涌的悲伤。哥特弗利德就是以平庸的抒情的济格瓦特的姿态初露头角的。
　　他的日记又长又乱（他的世俗生活就是带着这样的特点呈现在读者的面前），他的表白也同样杂乱无章，这一切都应归功于使徒施特罗特曼，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这位使徒的“七拚八凑的叙述”。

波恩　1834年2月—9月

　　一开始我们便看到他“显然是沉溺于深思”（第4页），他“悲伤而忧郁”（第5页），完全像一个grand　homme　en　herbe〔未来的伟人〕所应该表现的那样。“哥特弗利德的褐色的、闪烁着忧郁的火光的眼睛注视着”几个“穿棕色燕尾服和浅蓝色外套的”大学生，他立刻感觉到，这些大学生“力图用外表的华丽来掩饰内心的空虚”（第6页）。他感到道义上的愤慨是因为他“拥护黑格尔和马尔海奈凯”，而这些大学生竟骂马尔海奈凯是“蠢才”。后来，当这位候补神学家为了继续求学而到柏林去，并且要亲自求教于马尔海奈凯的时候，他在日记中针对马尔海奈凯抄下了下列的文学名言（第61页）：
　　不过，哥特弗利德在这里忘记了麦菲斯托费尔用来取笑渴求知识的学生的另一句名言：
　　整整这一个有教益的大学生事件只是一个序幕，是为了给世界未来的解放者一个机会来作如下的表白（第6页）。
　　于是哥特弗利德说：
　　而他的朋友回答道：
　　由此可见，浅蓝色的外套使哥特弗利德蒸蒸日上，甚至可以宣布自己是“新洪水中的挪亚”了。他的朋友对这一点提出了下列的评语，这个评语可以作为传记的题词：
　　在一个美丽的灵魂的所有这一切表白中，只有一个“明确的概念”不断重复出现，那就是金克尔早在胎儿时期就已经是一个伟人了。一切平凡的人身上所发生的最平凡的事情，在他那里都成了意义深重的事件。每个候补神学家比金克尔更有意思地经历过的那些不值一提的痛苦和欢乐，在德国任何神学院学生宿舍中和任何教会法庭中屡见不鲜的跟小市民环境的冲突，在这里都成了具有世界意义的严重事件，而浸沉在人间苦痛之中的哥特弗利德总是要趁这些机会表演一场喜剧。
　　友人保尔的家要离开波恩回维尔腾堡去。哥特弗利德便把这件事按下述方式搬上了舞台。哥特弗利德爱保尔的妹妹，并且声明连这一次他“已经爱过两次了”。但是这次的爱情不是寻常的爱情，而是“对上帝的热烈而真诚的崇敬”（第13页）。哥特弗利德和友人保尔一起登上了龙岩，并在这个具有浪漫色彩的背景的衬托下迸发出下面的颂歌：
　　这样，和朋友的离别成了哥特弗利德狂热地颂赞自己的灵魂的良机。但是这还不够，朋友也应该同声齐唱。在这个热烈地倾吐胸怀的时刻，哥特弗利德讲话时“声音激昂，容光焕发”，他“忘记有朋友在场”，“他的眼光闪烁着喜悦”，“他的呼声充满了狂喜”，如此等等（第17页）。一句话，就像旧约全书中先知以利亚的出现一样。
　　在高山上的改变形象这一场戏里，哥特弗利德达到了他所想达到的目的。友人保尔不久前还嘲笑“哥特弗利德偏爱模糊的概念”，现在却对“圣以色列”这个名字佩服得五体投地，承认哥特弗利德的高超和未来的伟大。哥特弗利德欣喜若狂，随即友好宽厚地重新肯定了旧有的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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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景换了。金克尔的母亲，上加塞尔的牧师金克尔的妻子的生日。家庭的节庆也成了炫耀的机会，“可敬的母亲像救世主的母亲一样，也叫马利亚”（第20页）。毫无疑问，这就是预示着哥特弗利德也要做世界的救主和赎罪者。这么一来，在传记的头二十页内，通过一些不值一提的事件，神学系的大学生便先后被描绘成挪亚、圣以色列、以利亚以至基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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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什么经历也没有的哥特弗利德，在生活的过程中自然要不断地挖掘他的内心的感受。他作为传教士的儿子和未来的神学家所特有的虔敬主义，是同他的天生的精神上的软弱和矫揉造作地故作忙碌的行为完全相适应的。我们知道，他的母亲和姐姐都虔信宗教，哥特弗利德也充分意识到自己是有罪的。这种虔诚的赎罪观同普通大学生的“快乐的富于生趣的消遣”发生了冲突，而从他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使命来看，这种冲突在他身上便成了宗教和诗意的斗争；上加塞尔牧师的儿子和一伙同学一起喝下的一杯啤酒也变成了体现浮士德的两个灵魂搏斗的极不幸的一杯。从对虔诚的家庭生活的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到，“母亲马利亚”如何反对“哥特弗利德向往剧院的罪恶心意”（第28页），这种被认为是未来诗人的征兆的意味深长的两面性，实际上只是表明哥特弗利德对演员的矫揉造作的偏爱而已。后来他的姐姐约翰娜被说成是一个虔敬的悍妇，据说有一次她打了一个五岁的女孩一记耳光，因为那个女孩子在教堂中不专心。我们在书末发现，正是这位约翰娜姐姐最激烈地反对哥特弗利德同莫克尔小姐的婚事，否则宣扬这一页家庭丑史便是不可理解的了。
　　哥特弗利德在泽尔舍德作了“一次关于枯萎中的麦种的宏伟的讲道”，这也被当作一个重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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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泽勒尔一家和“心爱的爱利莎”终于起程了。我们看到，哥特弗利德“热烈地握着姑娘的手”并深情地低声对她说：“爱利莎，再见了！别的话我不敢多说。”在这一段有趣的情节以后，接着便是第一声济格瓦特式的叹息：
　　这样，这一整场摹仿先知以利亚的表演，就成了演给“朋友保尔”和自己看的一场纯粹的喜剧。保尔也重新出现在舞台上，向孤独而悲痛的济格瓦特低声耳语：“这一吻给我的哥特弗利德。”（第38页）
　　哥特弗利德又高兴起来了。
　　就是在为爱情而苦闷的时候，他也没有停止思考未来的名望和预先向人炫示桂冠。哥特弗利德运用这一插曲，是为了以难以想像的浮夸把他的恋爱故事记载在纸上，以便世界不致失掉他那些只存在于日记本上的感情。不过，这场戏的主要效果还没有达到。忠实的保尔不得不请他的打算征服世界的导师注意这种情况，如果爱利莎停止了前进，而他继续不断地发展，那时，爱利莎也许就不再能使他满意了。
　　保尔不得不对这种不恰当的比喻提出反驳，说理性上的理由不能使诗人信服。
　　对着自己微笑的纳尔苏修斯[125]，一幅多么动人的画面！笨拙的候选者突然装扮成可爱的狂人，保尔变成了这位大人物所喜爱的瓦格纳[126]，而这位大人物“微笑着”，“他甚至温柔而友爱地微笑着”。效果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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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特弗利德终于离开了波恩。在波恩，他在学识上达到了高峰，他对此做了如下的总结：
　　这幅自画像是任何东西都不必再增添了。

柏林　1834年10月—1853年8月

　　哥特弗利德脱离了贫乏的家庭生活和大学生活，来到了柏林。但是我们看不到这个大城市（至少和波恩比较起来）的生活情况对他发生任何影响，也看不到他参加当时的学术运动的任何迹象。哥特弗利德的日记中记载的，只是他同新的compagnon　d’aventure〔冒险伙伴〕，巴门的胡果·杜恩韦克共同感受的内心激动，以及可怜的神学家的一些小小的不愉快，金钱上的窘困，破旧的燕尾服，评论员的身分等等。他的生活和都市的社会生活完全没有任何联系，只是在施略辛的家庭的圈子里打转。在这个家庭里，杜恩韦克泰然自若地充作沃尔弗拉姆［注：即沃尔弗拉姆·冯·埃申巴赫。——编者注］大师，而哥特弗利德则充作斯特拉斯堡的哥特弗利德大师（第67页）。爱利莎的形象在他的心中渐渐暗淡下去；哥特弗利德又迷恋于玛丽·施略辛小姐了；他不幸得悉爱利莎同他人订婚的消息，最后他概述了他在柏林“模糊地思念那个本来应该完全属于他的女人”时的心情和想法。
　　但是，没有得到不可缺少的戏剧性效果，决不能离开柏林。
　　哥特弗利德非常泰然自若地接受了这个老滑稽演员所作的“未来的永垂不朽”这种过分的夸奖；为普拉顿的孽徒哥特弗利德预备的这个位置的确还空着。

波恩　1835年秋—1837年秋

　　哥特弗利德意识到自己是个犹豫不决的学识肤浅的人，于是他回到波恩。感觉到自己的学识肤浅自然并不妨碍他去考取学位并担任波恩大学的讲师。
　　这就是大人物想在社会舞台上显露头角的初次尝试，而他在个人的生活圈子里一直是凭吹嘘他的未来的伟大度日的。从这时起他便最终成为大学生文艺小组中颇成问题的当地名人，直到他在巴登遭到射击负了轻伤而一举成为德国小市民的英雄为止。
　　这种苦闷的第一个牺牲品，是一个叫敏娜的姑娘。哥特弗利德和敏娜演起戏来，为了玩花样，有时他竟扮作慈悲的马哈德伐[128]，要这位姑娘把他当作神来崇拜，而他则关切姑娘的健康。
　　这位非凡的英雄（他的爱情，如丘比特的目光那样，能致人于死命），其实不过是个庸俗的、经常忙于装扮自己的花花公子，他在选择未婚妻时最初总是想把自己扮成一个多情郎。此外，他所谓的病状以及它对可能出世的孩子们的后果等那些令人作呕的议论，变成了一种卑鄙的打算，因为他并没有断绝这种关系，而是在这种关系中寻求内心的充分的自我满足；只是在这种关系使他有机会去演一出新的情节剧的时候，他才割断了它。
　　哥特弗利德到他的一个刚死了儿子的舅父家去。在可怕的半夜里，就在灵旁，他和他的表妹爱利莎第二小姐表演了一场很富于贝里尼的歌剧风味的戏：“在遗骸旁”和她订了婚约，第二天早晨便顺利地被舅父接纳为未来的女婿。
　　订立新的婚约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把同敏娜的关系导向使“义务和热情”发生矛盾的戏剧性的冲突。这个冲突是通过极端庸俗的卑鄙行为实现的；体面的小市民竟然自认为敏娜对他那“已经交给了别人”的心提出要求是不合法的。虽然这种怯懦的自我欺骗是靠事后捏造“交心”的日期来维持的，但是这种情况当然不会使有德行的大人物感到丝毫困窘。
　　于是哥特弗利德在耐人寻味的必要情况下，伤害了“可怜的伟大的心”。
　　不过这位传奇式的候补神学家很谨慎，他告诉她订婚是在他“那样亲切地”向她伸出手之后的几小时以后发生的。
　　在这个事后增添的道义上的义务出现之后，就该去作令人难以想像的事——有成效地颠倒整个关系了：仿佛不是敏娜宽恕他，而是道德高尚的伪善者宽恕被欺骗的敏娜。于是抱着这个目的又去捏造了一套：敏娜“会从运处怀恨他”，由于这个假想，最后又添上了一段道德说教：
　　喜剧演员和臆想的情人变成了伪善者，以假惺惺的宽恕一切的姿态脱了身。济格瓦特通过臆造的恋爱纠纷，顺利地达到了能够把自己描绘成一个不幸的人的目的。
　　真相终于大白，原来这一切捏造的恋爱波折，只是哥特弗利德的一幅矫揉造作的自画像。整个事情的过程是这样：幻想将来要永垂不朽的伪善者，把旧约全书中的故事同施皮斯、克劳伦和克拉麦尔式的时髦的“流动图书馆”幻想揉合在一起，并且陶醉于把自己描绘成一个浪漫的英雄人物。
　　在这里，哥特弗利德泄露了他用来掩饰自己的全部浪漫的谎言；爱伪装，力图穿上别人的盛装，这就是他的真正的“内在本质”。他从前把自己称为斯特拉斯堡的哥特弗利德，现在又装扮成亨利希·冯·奥夫特丁根，而他寻找的根本不是“蓝色花朵”，而是会把他认作这种角色的女人。最后，他终于在一个和他共同演出了一出符合他们的理想的喜剧的女人身上，找到了这种“蓝色花朵”，虽然这花朵已经有点枯萎了。
　　这一套伪造的浪漫故事，这种对古老传说和冒险故事的拙劣可笑的摹制品（哥特弗利德的天资不足，这是他从别人那里抄袭来的），所有这些感情上的幻觉，即同玛丽、敏娜、爱利莎第一和爱利莎第二的毫无根据的冲突，竟使他以为他已经达到了歌德的感受这样的高度。歌德在狂烈地恋爱之后，突然去意大利，并在那里写他的“哀歌”，同样，哥特弗利德在陶醉于臆想的恋爱之后，认为现在也应该旅行到罗马去。歌德已预感到哥特弗利德：

意大利　1837年10月—1838年3月

　　哥特弗利德在日记中连篇累牍地描绘了从波恩到科布伦茨的旅程，这是罗马之行的开始。
　　新的时期开始了，和前一时期的结束完全一样，即把别人的遭遇和感受全套用到自己身上。哥特弗利德在轮船上想起了“霍夫曼的出色的刻画”，这位作家“使他的约翰奈斯·瓦赫特师傅在刚刚经历了极大的痛苦之后创造出具有高度艺术水平的作品”[131]。为了证实这种“出色的刻画”的属实性，哥特弗利德在经历了因敏娜而引起的“极大的痛苦”之后，便终日一心“想着那早已考虑成熟的悲剧”。（第140页）
　　在金克尔从科布伦茨到罗马的旅途中，发生了如下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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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罗马发生了如下的事件：
　　于是，他从前只是“由于同情”才爱恋的敏娜又重新出现在他的感情的舞台上。至于同爱利莎的关系，他幻想爱利莎能使他幸福，而不是他给她幸福。而在幻想“蓝色花朵”时，他早就预言过，无论是爱利莎或是敏娜，都不可能成为这个使他充满了强烈诗兴的童话中的花朵的化身。他胸中重新激荡起对这两个姑娘的感情，是为了编排新的冲突：
　　为什么？
　　后来我们知道，他在意大利逗留了六个月之后，顺利地带着“体裁”回到了德国。因为歌德在罗马写了他的“哀歌”，所以哥特利德也写了哀歌“罗马的觉醒”。（第1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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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金克尔的寓所，女佣交给他一封他的未婚妻的来信。他高兴地拆开了信，然而
　　接着便是“恨世和懊悔”[132]的完整的再现。
　　在“可怜的神学家的这些痛苦和欢乐”中，不幸的候补者主要是被一种思想折磨着：爱利莎为了“眼前的世俗的幸福”而“鄙视”于他（第157页）。哥特弗利德按照舞台艺术的各项规定沉湎于上述的感情，过了不多时候他终于找到了下面的崇高的慰借：
　　在他当然地预先高度享受了“将遍布全球的未来的荣誉”以后，便露出了市侩伪君子的卑鄙的嘴脸。他估计，也许将来爱利莎的陷入贫困的孩子会来求助于伟大的诗人，而“他倒并不想过早地回避这件事”。为什么？因为爱利莎“宁要乘马”而不要哥特弗利德经常幻想的“未来的荣誉”，因为她为了“世俗的幸福”而摈弃了他希望在其中扮演亨利希·冯·奥夫特丁根的那出滑稽的喜剧。老黑格尔早就正确地指出，高尚的意识总是转变成卑鄙的意识[133]。

波恩　1838年夏—1843年夏

（阴谋和爱情）8og品论天涯网

　　哥特弗利德在意大利歪曲地模仿了歌德之后，决定回国后表演席勒的“阴谋和爱情”。
　　虽然哥特弗利德的心灵因世界悲哀而受到难堪的折磨和煎熬，他的身体却“比任何时候都好”（第167页）。他打算“通过著作使自己在文学界成名”（第169页），不过，后来当“著作”并没有能使他在文学界成名的时候，这并没有妨碍他不靠著作而给自己争得更廉价的名望。
　　哥特弗利德经常因追求“女人”而感到的“模糊的苦恼”表现在对婚约的朝订暮改上。订婚是强者和“未来的”高超的智者力图征服和束缚住所爱的人的标准的方式。当他一发现那使他得以扮演亨利希·冯·奥夫特丁根的蓝色花朵的时候，诗人那种温柔的、模糊的感伤的幻想便凝结成候补者的非常明朗的思想：用“义务”的纽结来补充那理想的心灵上的亲和力。这种一见面便à　tort　et　à　travers〔不加选择地〕追求同所有的雏菊和百合花订婚的庸俗行为，使哥特弗利德为了证明他的“诗人的伟大的痛苦”而不停地倾吐衷肠时所装出的那副矫揉造作的姿态变得更加令人作呕。
　　因此，从意大利回来以后，哥特弗利德当然又应该“订婚”了。这一次是他的姐姐，即其虔敬的宗教狂热早被哥特弗利德用感叹词在日记里永久记载的那个约翰娜，直接给他指明了使他苦闷的对象。
　　充满热情的候补者在每次冒险中表现出来的对结婚的向往，这一次以下面的优美诗句洋溢在纸面上：
　　其余的一切，眼睛、嘴唇、鬈发，他都认为是“空虚的东西”。
　　遵照“比任何时候都缠得更紧的姐姐约翰娜”的命令，并且由于经常使他心痒的对“小手”的爱慕，他同索菲亚·比格霍耳德小姐结下了私情，他把这种私情同时叫做“深刻的、牢固的和平静的”爱情（第175页），“在这新的爱情中宗教的因素起了很大的作用”。（第176页）
　　事情是这样：在哥特弗利德的恋爱故事中宗教的因素经常同浪漫的和戏剧的因素互相交替。当哥特弗利德没有能够通过戏剧的效果在新的济格瓦特式的境况中显示自己的时候，他便求助于宗教的感情，以便赋予平庸的故事以比较高尚的意义。济格瓦特变成了虔诚的荣克-施梯林[134]，上帝赋予了后者非凡的力量，三个妻子都死在他的男性的怀抱中，而他还能再同新的情人“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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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我们就要谈到这个充满事件的生命中的极不幸的灾难，即施梯林同那个和马蒂约离了婚的女人约翰娜·莫克尔相识一事。哥特弗利德在她身上找到了女性的金克尔，他的幻想的alter　ego〔第二个“我”〕，只是更坚强，更聪明，更清醒，并由于年龄大而已经摆脱了初期的幻想。
　　莫克尔和金克尔的共同之点是两人都没有得到世界的承认。她有令人讨厌的庸俗的面貌；她的第一次的婚姻是“不幸的”。她有音乐才能，但是还不足以用她的作品或演奏技巧来博得声誉。在柏林，她曾经企图模仿蓓蒂娜［注：即阿尔宁。——编者注］的过了时的稚气，但是遭到了完全的失败。她的经验使她的性格变得残酷了。她和金克尔一样，曾经喜爱装腔作势和无限夸张地赋予自己生活中的平凡事件以“崇高的”性质，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对爱情的迫切“需要”（施特罗特曼的话）比起用诗歌大谈爱情的需要来是愈来愈强烈了。金克尔在这方面的女性的东西，在她那里成了男性的东西。因此，这样的女人自然很高兴同金克尔表演一出未被承认的美丽的灵魂的喜剧，直到互相满足为止，就是说，把济格瓦特认作亨利希·冯·奥夫特丁根并让他把她当作“蓝色花朵”。
　　金克尔刚刚通过姐姐的帮助顺利地进行了第三次或者已是第四次的订婚，现在立刻又被莫克尔引入了爱情的迷宫。
　　哥特弗利德置身在“团体的浪潮”（第190页）里，即在德国大学城里的一个不大的教授小组（或者叫做“特权小组”）里，这些小组只能在基督教德意志的候补者的生活中开辟新的纪元。莫克尔唱着歌，并且陶醉在掌声里。哥特弗利德被安置在她的座位旁边，于是便演出了下面这场戏。
　　笨拙的多情善感的候补者上钩了。
　　在这以后，莫克尔告诉他说，不久前她
　　哥特弗利德被这一段恭维话弄得“神魂颠倒”（第189页）了。他异常高兴地“确信莫克尔是不幸的”（同上）。他立刻决定“以自己对耶稣基督拯救世界的热烈的、感人的信仰”，“重新赢得……这个痛苦的人的心灵”（同上）。因为莫克尔是天主教徒，所以关系是在要“为全能的上帝效劳”就必须赢得人的心灵这个臆造的借口下建立起来的，这是一出莫克尔也参加演出的喜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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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记作者的这个说明提醒我们谈一谈金克尔在神学中的立场问题。“在1840年间”，批判已经最无情地分析了基督教的内容，以布鲁诺·鲍威尔为代表的科学的……［注：下面的字是“运动”、“批判”，在原稿中已被划去。——编者注］同国家发生了公开的冲突。在这个时期，金克尔当了传教士。但是他既没有正统派的毅力，又缺乏客观地理解神学的能力，他à　la〔正如〕克鲁马赫尔一样，是通过多情善感的空谈同基督教勾搭上的，他把基督描绘成“朋友和老师”，企图抛弃基督教在形式上的一切“丑陋的东西”，并且用好听的空话来偷换它的内容。用形式偷换内容、用空话偷换思想这套手法在德国造就了整整一批牧师空谈家，他们自然是要把民主当作自己最后的避难所。讲神学有时总还需要有一些哪怕是表面的学问，讲民主则相反，好听的空话得到了充分的运用，在这里，毫无内容的响亮的空谈，nullité　sonore〔空谈〕完全代替了对问题的见解和看法。金克尔研究神学不过是从基督教教义中摘录一些感伤的东西，采取克劳伦的方式加以阐述，在他的演说和著作中，显示出这种牧师饶舌的典范，这种饶舌有时也被叫做“散文诗”，而且他可笑地企图以此来证明他有“诗才”。不过，他创作诗的目的［不］［注：这里原稿被弄环了。——编者注］是要种植真正的月桂树，而是要栽培毒莓来装饰他那平凡的小径。他想用方便的形式而不想在本质上解决冲突，这种性格上的软弱也在他的大学讲师的位置上表现出来了。他“模仿大学生”的举止，来回避同职业上的旧的学究气作斗争，于是，讲师变成了大学生，而大学生则上升为大学讲师。这一派里出现了整整一代的施特罗特曼们、叔尔茨们以及同他们类似的人物，这些人归根到底只能在民主的怀抱里说他们的漂亮的空话，研究他们的学问，完成他们的无足轻重的“崇高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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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恋爱关系现在具有了关于小公鸡、小母鸡［注：原文中是俏皮话：《Hinkel》（“小公鸡”）和《Gockel》（“小母鸡”）同金克尔和莫克尔的发音相似。——编者注］和小鸡蛋的小故事的性质。
　　1840年是德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一方面，黑格尔哲学对于神学和政治的批判的运用使科学革命化；另一方面，随着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登位开始了资产阶级的运动，而资产阶级的立宪要求在当时还是十分激进的。那时写作模糊的“政治诗歌”的现象逐渐消失，而定期刊物具有强大革命力量这种新气象出现了。
　　哥特弗利德这时候做了些什么呢？莫克尔同他一起创办了“小金虫，文人雅士的杂志”和“小金虫协会”。这个刊物
　　“小金虫协会”的真正宗旨是要解决蓝色花朵之谜。集会是在莫克尔家中举行的，在从事美文学的平庸的大学生圈子里，莫克尔当然要被捧为“女王”（第210页），金克尔则被捧为“大臣”（第255页）。这两个未被承认的美丽的灵魂可以在“小金虫协会”里自得其乐，以补偿“无情的人世给予他们的不公正的待遇”（第296页）。他们可以在他们所选择的亨利希·冯·奥夫特丁根和蓝色花朵的角色中互相满足对方的需要，而扮演他人成了自己的第二天性的哥特弗利德应该感到幸福了，因为他终于创立了真正的“业余剧团”（第254页）。这一出可笑的喜剧本身同时成了实际行动的序幕：
　　在这里我们要补充一点，“小金虫协会”是哥丁根的“林苑协会”[135]的摹制品，不同的只是后者标志着德国文学中的一个发展时期，而“小金虫协会”只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地方性的拙劣可笑的摹制品。作为辩护士的传记作者自己承认，如塞巴斯提安·隆加尔特、利奥·哈赛、卡·阿·施伦巴赫等等这些“忠实的小金虫”（第254页）都是些平凡、庸俗、懒惰和头脑空虚的大学生。（第211和2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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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特弗利德自然立刻就把他的未婚妻同莫克尔“在心里作了比较”（第221页），不过“关于结婚和订婚的问题，暂时还没有时间来作无谓的思考〈其实，他是惯于这样做的〉”（第219页）。他就像布利丹的驴子一样，左两堆干草之间犹豫不决。但是饱经世故和比较讲求实际的莫克尔却“明显地促进了看不见的联系”（第225页）；她决定促成这个“机缘或天赐良缘”。（第229页）

　　哥特弗利德悄悄地（他自以为如此）溜回家里，他认为这一情节非常有意思，便开始写起要死要活的十四行诗，把莫克尔比作罗累莱[136]（第233页）。为了躲避罗累莱和保持对索菲亚·比格霍耳德小姐的忠实，他打算在维斯巴登找一个教师的席位，但是被回绝了。除了上述机缘以外，还有另一个命定的机缘，这一次算是定局了。不仅“太阳转过了室女座”（第236页），而且哥特弗利德同莫克尔乘着“小船在莱茵河里”荡漾，一般从旁驶过的轮船掀翻了小船，哥特弗利德抱着莫克尔游到了岸边。
　　这一次哥特弗利德终于不是想像地，而是实在地经历了小说“亲和力”[137]中的一幕。这一下问题解决了。他同索菲亚·比格重耳德解除了婚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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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情之后便是阴谋。牧师恩格斯代表教会监察公署告诉哥特弗利德，说他是新教牧师，不能同离了婚的女人，况且还是个天主教徒结婚。哥特弗利德引用了不可剥夺的人权，慷慨激昂地提出了以下几点：
　　哥特弗利德说完了这句话，便同无法拒绝邀请的恩格斯牧师一起离开了舞台。哥特弗利德善于这样威严而温和地解决同现存条件发生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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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金虫协会”必然对哥特弗利德发生什么影响，我们举下面这一段话来加以说明：
　　在亨利希·冯·奥夫特丁根隆重地接受了想像的诗人荣誉之后，蓝色花朵就赶忙表示了自己的感情和愿望。在这个晚上，莫克尔演唱了由她自己配曲的“小金虫协会”会歌，歌词的结尾概述了“协会”的全部宗旨：

　　天真的传记作者说，“这里所包含的许婚的意思，完全是一时之兴”（第255页）。哥特弗利德懂得这个意图，“但是并不想过早地放弃”两年之内继续在“小金虫协会”里接受人们加给他的桂冠和对他的崇拜和吹捧。1843年5月22日，他和莫克尔结婚了，在这以前，莫克尔（尽管她不信教）根据下面这个荒谬的借口信仰了新教：“新教与其说是以某些信条为基础，不如说是以伦理概念为基础。”（第3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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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特弗利德是在使她从不信教转向新教的借口下同她结合的。但是现在莫克尔要读施特劳斯的“耶稣传”[138]，因而又变得不信教了，
　　因此，他的走向否定并不是由于在当时已经对群众发生了影响的哲学的发展，而是由于偶然的高兴。
　　从他的日记里可以知道他究竟从这个哲学迷宫里得到了什么：
　　好像这个浪潮不是恰巧超出泛神论的范围，好像费尔巴哈就是德国哲学的最新成就！
　　好像德国哲学恰巧没有把不可动摇的体系溶化在历史的认识里，恰巧没有把教义的核心溶化在教会的历史中！这些自白十分明显地暴露出这位民主主义者的全部反革命性，对这位民主主义者说来，运动本身只是达到某些不容辩驳的永久真理即腐朽的静止点的一种手段。
　　根据哥特弗利德上述的辩护的流水账本，读者可以自己判断他的整个思想发展状况和这位多愁善感、装腔作势的神学家身上究竟有什么革命因素。

二

　　金克尔的生活的第一幕就这样结束了，在二月革命发生以前，他生活中没有什么值得提及的事情。科塔的出版社在不付稿酬的条件下出版了他的诗集；但是大部分诗集都堆积在仓库里，直到作者在巴登受伤为止，这个轰动一时的事件给了他以诗人的声望，并为他的作品开辟了市场。
　　但是，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实传记作者没有提到。金克尔自己承认，他最大的愿望是至死也要当一个剧院的老经理。他的理想人物是一个叫艾森胡特的巡回演出的丑角演员，这个人带着他的戏班子沿莱茵河来回旅行，最后发了疯。
　　哥特弗利德除了在波恩发表充满牧师的雄辩的讲演之外，有时也在科伦举办神学和美学方面的富于艺术的演出。当二月革命爆发时，他用以下的预言结束了这些演出：
　　君主立宪政体把金克尔提升为副教授，来答谢他的这番恭维。但是，这个承认并不能使grand　homme　en　herbe〔未来的伟人〕感到满意。看来，君主立宪政体决不急于让“他的荣誉遍布全球”。此外，新的政治诗给弗莱里格拉特带来的桂冠，使曾经受到“小金虫”们褒奖的诗人坐立不安。于是亨利希·冯·奥夫特丁根便来了一个向左转，先成为立宪民主派，然后又成为共和民主派（honnête　et　modéré〔循规蹈矩的和温和的〕）。他很想当议员，但是在5月的选举中他既没有能到柏林去也没有能到法兰克福去。然而他不顾这些最初的失败，继续争取达到自己的目的，可以说，他花了不少力气。起先他很明智沉着，只在本地的小地区内活动。他创办了“波恩报”，一种以民主派的无谓空谈和愚昧无知能够拯救祖国这种幼稚可笑的看法著称的地方小报。他把“小金虫协会”提高到民主派大学生俱乐部的水平，从这个俱乐部里不久便出现了一群这样的学生，他们向波恩地区的所有居民传播老师的荣誉，并把金克尔教授先生硬塞给每一个集会。他自己在娱乐场同食品杂货店老板大谈其政治，同正直的手工业者友好地握手，甚至在京德尼希和泽尔舍德的农民中宣扬他热爱自由。但是他特别同情可敬的手工业者阶层。他同他们一起，为手工业的衰落，为自由竞争的惨重后果，为现代的资本和机器的统治而痛哭流涕。他同他们一起制定了恢复行会制度和消灭交易所投机的计划，为了完成他所想的这一切，他在“手工业，救救自己吧！”[139]这本小册子中阐述了他在娱乐场同小业主们谈话的结果。
　　为了使人一眼看清金克尔先生的位置究竟应该摆在哪里，他这部著作具有怎样的如法兰克福［注：此处法兰克福是指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译者注］所具有的全民意义，他把这本著作献给了“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经济委员会的三十位委员”。
　　亨利希·冯·奥夫特丁根对手工业者阶层的“美”的探求，使他立刻得出结论：“手工业者阶层目前完全分裂了。”（第5页）分裂就在于：有一些手工业者“去食品杂货店老板和官吏的娱乐场”（了不起的成就！），而其他的人则没有去；有一些手工业者受到了教育，而另一些没有。虽然有这种分裂，但作者仍然看到了有利的征象：在可爱的祖国，各地都成立了手工业者协会和举行了手工业者会议，并且到处都在进行改善手工业者阶层的状况的宣传（请回忆一下1848年的“文克布莱希哀歌”[140]）。为了对这个有益的运动贡献一份力量，他出了个好主意，陈述了他的拯救纲领。
　　首先，作者研究了这样一个问题：怎样才能通过限制来消除自由竞争的弊病，而又决不根本取消自由竞争。在这个问题上他得出了以下的结论：
　　朋友哥特弗利德自己干着挨户叫卖政治的勾当，却希望把“流动的或挨户叫卖”其他普通商品的生意人当作不正当的生意人加以取缔。（第60页）
　　哥特弗利德后来转到手工业和机器劳动之间的关系这个复杂的“争论问题”，并且提出了下面的原则：
　　他想通过手工业者（如该城市的装订工人）成立协会和共同购置机器的办法把手工业和机器结合起来。
　　后来，他又把自己关于波恩的联合起来的有执照的装订工人“拥有画线机、平整机和切纸板机”（第86页）的思想扩大到关于“机器所”的思想。
　　这里又扯到了关于反对来自利用囚犯劳动的国家的竞争的论战、关于罪犯流放地（“建设一个人道的西伯利亚”第102页）的回忆，以及对军事部门的“所谓手工业连和手工业委员会”的抨击。不言而喻，手工业者阶层所担负的军事重担应当减轻，为此，国家必须按照高于自己所能生产的价格向手工业者订购炮弹。
　　哥特弗利德然后转而谈到了第二个基本论点，这就是国家应当给手工业阶层以物质援助。哥特弗利德完全是从官吏的观点来看待国家，他坚持这样的意见：最容易帮助手工业者的是由国库贷款建立手工业局、储金互助会等等。至于国库应当从哪里得到这笔资金，这里当然没有加以研究，因为这是问题的“不漂亮的”方面。
　　最后，我们的神学家当然不能不重新扮演道德宣教者，不能不指教手工业者阶层，告诉他们怎样才能帮助自己。起初是“抱怨长期借款和扣款”（第136页），并且要求手工业者凭良心回答这样的问题：“我的朋友，你是否坚持你所做的每一种活都取同样的和不变的报酬？”（第132页）关于这件事，他特别警告手工业者不要向“有钱的英国人”要过高的价钱。哥特弗利德英明地解决了这个难题：“每年的结算是一切祸害的根源。”（第139页）然后是埋怨手工业者的妻子不该热衷于打扮和手工业者本人不该老惦着喝酒（第140页及以下各页）。
　　手工业阶层能够用来改善本身情况的手段是：“行会、互助保险会、手工业者仲裁法庭”（第146页），以及工人教育协会（第153页）。这种教育协会的最新成就是：
　　这样一来，哥特弗利德便顺利地把手工业者变成了喜剧演员，从而又把问题归结为自身。
　　但是这种讨好波恩手工业者的行会要求的把戏产生了实际的效果。朋友哥特弗利德由于发誓要帮助恢复行会，因而被选为代表波恩出席钦定的第二议院[141]的议员。“从这一瞬间起哥特弗利德感到自己”幸福了。
　　他立刻动身前往柏林，由于他认为政府打算把第二议院建立成经过核准的立法者的永久“行会”，他准备永久居住在那里，并决定叫妻子和孩子到他那里去。但是第二议院被解散了，哥特弗利德在享受了为时不久的当议员的乐趣之后，伤心失望地回到了莫克尔的身边。
　　此后不久，政府和法兰克福议会之间爆发了冲突，接着德国南部和莱茵河畔也掀起了运动。祖国在召唤，哥特弗利德响应了它的号召。在济克堡有后备军的军械库，而且济克堡同波恩一样，是哥特弗利德最经常地播种自由的地方。因此，他同他的朋友退职少尉安内克联合起来号召他们所有的追随者向济克堡进军。集合地点在吊桥。本来应当来一百多人。但是等了很久以后，哥特弗利德数了一下他的好汉们，还不到三十人，而且其中（这是“小金虫协会”的洗不尽的耻辱）总共只有三个大学生！虽然如此，哥特弗利德仍然同他们这一小部分人勇敢地过了莱茵河，直赴济克堡。夜漆黑，下着雨。突然勇士们的背后传来了马蹄声。勇士们躲在路旁，枪骑兵的巡逻队从他们身旁飞驰而过。有几个卑鄙的坏蛋泄露了秘密：当局已有准备，无法进军了，于是只好退回。这一夜哥特弗利德所感到的刺心的痛苦，只有他以前当克纳普和夏米索拒绝把他的初期诗作收进他们的缪斯年鉴时所感受的痛苦可以相比拟。
　　这一切事情发生以后，他已经不能再留在波恩了。可是，难道普法尔茨不是他进行活动的广阔的场地吗？他动身前往凯则尔斯劳顿，因为必须给他一项职务，所以便在军事局里给了他一个高俸的闲差（据说是委托他管理海军事务[142]）。他照例是在当地的农民中挨户叫卖自由和人民福利来赚取面包，听说，在某些反动地区他的生意做得并不顺利。虽然有这些小小的不幸，人们仍然可以看到，哥特弗利德肩负行囊精神饱满地在大路上走着，从那时起，所有的报纸都按这一不变的特征来描写他。
　　但是，普法尔茨的运动很快就结束了，金克尔又重新出现在卡尔斯卢厄，不过肩上背的已不是行囊而是火枪，从此火枪又成了他的不变的特征。据说，这枝火枪非常漂亮，枪柄和枪托是用桃花心木做的。无论如何，这是一枝很美的、富于艺术性的火枪。美中不足的是，朋友哥特弗利德既不会装弹，不会瞄准，不会射击，也不懂步法。因此，有一个朋友问他：他为什么要去战斗，哥特弗利德反驳道：“不战斗干什么，我不能回波恩去，可是我必须活下去！”
　　于是，哥特弗利德加入了战斗者的行列，加入了侠义的维利希的部队。哥特弗利德的许多战友竭力要我们相信，从这时起，他分担了这支队伍所遭遇到的一切命运，他很谦虚，像个普通的志愿兵，不论是在顺利的时候，或是在困难的时候，他都和蔼可亲，不过他的大部分时间是在为掉队者预备的马车上度过的。在拉施塔特[143]，这位真理和正义的真正保卫者不得不经受了后来使他在全德国人民的赞叹声中成为纯洁无瑕的受难者的考验。这一事件的详细情形到现在还没有确实查明，可以相信的只是，志愿部队在散兵战中迷了路，这时从侧翼向他们射来了几枪，一颗流弹轻轻地擦过了我们的哥特弗利德的头；他大叫一声“我被打死了！”便倒在地上。虽然他并没有被打死，但是已不能同其余的人一起撤退了；他被护送到一个农民的家里，在那里他向黑林山的纯朴的居民请求道：“救救我吧，我是著名的金克尔！”最后，他碰上了普鲁士人，于是便当了巴比伦的俘虏。

三

　　从被俘的时候起便开始了金克尔生活中的新时期，这个时期同时也开辟了德国小市民阶层发展史上的新时代。“小金虫协会”一听到金克尔被俘，便立刻写信给所有的德国报纸，说伟大的诗人金克尔面临着被战地法庭判处枪决的危险，德国人民，尤其是有教养的阶层，而特别是太太小姐们，应当竭尽全力来拯救被俘的诗人的生命。据说，他自己这时写了一首诗，诗中把自己同“他的朋友和导师基督”相比，关于自己他说：我的血是为你们流的。从这时起竖琴成了他的标志。于是，德国突然知道了金克尔是一个诗人，一个伟大的诗人。从这一瞬间起，大批德国小市民和风流自赏的庸人们一时也都参加了我们的亨利希·冯·奥夫特丁根主演的关于蓝色花朵的喜剧的演出。
　　这时普鲁士人已经把他交付军事法庭。这使他有机会在经过了长时期的间歇以后第一次重新向他的听众发表令人感动得流泪的演说，就像他在科伦当牧师助手时成功地做过的一样（莫克尔可以作证），而且科伦也注定了不久就要重新欣赏他在这个舞台上的辉煌成就。他在军事法庭上发表了辩护词，由于他的一位朋友的不识分寸，这一辩护词后来不幸被柏林“晚邮报”传到了广大的公众的耳里。在这个辩护词中金克尔“抗议”
　　金克尔发表了这一高度革命的辩护词之后，被判处二十年的要塞监禁；不过后来又恩准改为普通监禁。他被转解到了瑙加特［注：波兰称作：诺伏加特。——编者注］，据说他在那里曾经被迫纺羊毛，因此，他的标志先是行囊，后是火枪，再后是竖琴，而从现在起则变成了纺车。以后我们将看到，他怎样带着新标志钱袋横渡重洋。
　　与此同时，在德国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众所周知的天生有美丽的灵魂的德国小市民，由于1849年的沉重打击而对他们的最甜蜜的幻想完全失望了。他们的任何一个希望都没有实现，在青年们的沸腾的心里甚至对祖国的命运发生了怀疑。所有的人都灰心丧气，到处都在渴求民主主义的基督，真实的或想像的殉难者，因为他会像羔羊一样温顺地以自己的受难承担起小市民世界的罪过，他的痛苦会最清楚地体现出一切庸人的脆弱的而缠绵的苦闷。以莫克尔为首的“小金虫协会”准备来满足这一在各地都已经酝酿成熟的要求。的确，除了被俘的坐在纺车旁的西番莲金克尔之外，除了这个泪水和激情的永不枯竭的泉源，这个传道者、美学教授、议员、政治流动商贩、火枪手、新出现的诗人和剧院老经理的结合体之外，还有谁更适于表演这出伟大的蒙难喜剧呢？金克尔是时代的英雄，而他也正是作为时代的英雄立刻被德国庸人所接受的。所有的报纸都充满被俘的诗人的逸事、特写、诗篇、回忆。他在狱中的苦难被无限地夸大，描绘得像神话一样；报纸每月至少要报道一次他的头发变成了灰白色；在所有的市民俱乐部里和一切晚会上，人们都是带着沉痛的心情回想起他。有教养的阶层中的少女因他的诗篇而感伤叹息，体会过热恋之苦的老处女在祖国各个城市里为他的男性力量的逐渐消失而痛哭。而参加运动的其他一切普通的牺牲者、被枪杀者、阵亡者、被俘者，在这个唯一的牺牲羔羊面前，在这个征服了男女庸人的心的大丈夫面前都销声匿迹了，人们仅仅为他而泪如雨下，不过，就是他一个人也已经可以给这些泪水以应有的报答了。总之，那是一个真正的民主主义的济格瓦特时期，丝毫也不比上一世纪的文学中的济格瓦特时期逊色；而济格瓦特-金克尔从来也没有感到还有什么比扮演这个角色更好了，在这个角色中，他之所以伟大并不是由于他所做的那一切，而是由于他所没有做的那一切，他所以伟大并不是由于坚强和反抗，而是由于软弱和恭顺，在这一角色中他的唯一任务是有礼貌、有感情地忍受下去。饱经世故的莫克尔善于从公众的这种软心肠中攫取实利，并且立刻展开了最积极的经营活动。她着手重新出版哥特弗利德的一切已经发表过和没有发表过的突然身价百倍、风行一时的作品，并且在公众中广泛地替这些作品吹嘘。她趁机呈献出她自己从昆虫世界里得来的经验，例如“萤火虫的历史”。为了得到一笔相当可观的钱，她允许“小金虫”施特罗特曼应公众的要求公布哥特弗利德日记中最隐秘的表白。她组织了各种捐款，表现出无可置疑的经营者的机灵和极大的坚忍精神，把有教养的人们的软心肠变成了硬塔勒［注：旧德国货币，相当于三马克。——译者注］。同时她还感到满意的是能够
　　这种济格瓦特狂在科伦陪审法庭开庭时达到了顶点，在法庭上哥特弗利德于1850年春天作了访问演出。这里举行了关于图谋攻打济克堡的审判，因此金克尔被押解到了科伦。由于在本传略中哥特弗利德的日记摘要占了如此重要的地位，因此，我们在这里引用一位目击者的日记片断也是完全恰当的。
　　在陪审员面前，金克尔完全扮演成引人流泪的角色，“少年维特之烦恼”[145]时代中济格瓦特时期的文学家。
　　很明显，在这段话里，作者实在是忍耐不住了。
　　所幸的是这个痛苦的时期很快就因金克尔被解救出施潘道监狱这件富于浪漫色彩的事情而告终。在这个解救事件中重演了狮心理查和布朗德尔的故事[146]，不过在这里，坐在监狱里的是布朗德尔，而狮心则在庭院里演奏手摇风琴，而且布朗德尔不过是一个平庸的蹩脚诗人，而狮心实质上是个像兔子一样的胆小鬼。狮心就是“小金虫协会”里的大学生叔尔茨，一个野心大而能力小的阴谋家，不过他这点能力已足够来了解“德国的拉马丁”了。金克尔得救后不久，大学生叔尔茨便在巴黎发表声明说，他清楚，受他利用的金克尔当然不是lumen　mundi〔世界的灯塔〕，正是他叔尔茨，而不是别人，肩负着担任未来的德意志共和国总统的使命。这个人，一个曾被“哥特弗利德的褐色的、闪烁着忧郁的火光的眼睛”注视过的“穿棕色燕尾服和浅蓝色外套的”大学生，的确是靠牺牲一个可怜的狱卒而救出了金克尔。这个狱卒现在正因此而坐了牢，不过他怀着一种崇高的感情：他是为争取……哥特弗利德·金克尔的自由而牺牲的受难者！

四

　　在伦敦我们又看到了金克尔，这一次，由于坐牢的光荣和德国小市民阶层的多泪，他成了德国最伟大的人物。朋友哥特弗利德意识到自己的崇高的使命，很善于利用一切有利的时机。富于浪漫色彩的得救事件在国内又激起了人们对金克尔的狂热的迷恋，这种迷恋只要非常巧妙地引上所需的道路，就会产生出实际的成果。同时，这个世界城市给著名的英雄开辟了重新博得荣誉的新的广阔场所。他很清楚：他一定会成为当代的红人。为此，他暂时放弃了一切政治活动，把自己关在家中，首先关心的是重新留起胡子，因为一个先知是不能没有胡子的。然后，他访问了狄更斯、英国自由派报纸的编辑部、伦敦西蒂区的德国商人，主要是访问了该地的风流自赏的犹太人。他是所有人的理想人物：在一些人眼中是诗人，一些人眼中是不折不扣的爱国者，一些人眼中是美学教授，一些人眼中是基督，一些人眼中是庄严的受难者奥德赛，但是在所有的人的眼中，他都是温柔的、灵巧的、好心的和仁慈的哥特弗利德。他一直到狄更斯在“家常话”里颂扬他和“新闻画报”[147]上刊登了他的像片时才安静下来。他使少数几个也在异乡感受到金克尔的烦恼的在伦敦的德国人活动起来，好像是为了要他们邀请他去作关于现代剧的讲演，并且把讲演会的门票整叠整叠地分发到德国商人的家里去。他不耻于四处奔走，刊登夸大其词的广告，进行诈骗，到处纠缠，对这些公众卑躬屈节。可是，大功到底告成了。哥特弗利德心满意足地陶醉于自己的荣耀，在水晶宫[148]的大镜子里欣赏自己的映像，可以说，他感到非常舒适。
　　他的讲演得到了承认（见“宇宙”[149]）。
　　仅仅从“共鸣的范围”、“逐渐消失的声音”、“和音”和“通了电流的神经”这几个用语来判断，大家都会确信，这个工人就是金克尔的最亲近的亲人莫克尔。
　　然而，就是这个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得以孤芳自赏的时期也不是一定能永久地维持下去。现存世界秩序的审判日、民主的末日审判、光荣的1852年5月[150]一天天临近了。为了全副武装地迎接这个伟大的日子，哥特弗利德·金克尔重新披上政治的狮子皮，同“流亡者”重新取得了联系。
　　在这里我们来谈一下伦敦的“流亡者”，这是一堆由法兰克福议会、柏林国民议会和下院的前议员，巴登战役中的英雄，表演了帝国宪法[151]这出喜剧的泰斗们，没有读者的作家，民主俱乐部里和代表大会上的空谈家，第十流的报刊作家等等人物组成的混合物。
　　1848年德国的大人物们已经站在可耻的结局的边缘，而“暴君”的胜利却挽救了他们，把他们扔到了国外，使他们变成了受难者和圣徒。反革命救了他们。大陆上的政治发展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引到了伦敦，于是伦敦便成了他们的欧洲中心。不言而喻，在这种形势下，这些世界的解放者必须干出点什么事情，发动点什么事情，好使公众日复一日地重新想起他们的存在。必须以任何代价来防止产生这种印象：似乎世界历史不靠这些巨人的帮助也能前进。这堆人类渣滓愈是没有能力（由于自身的无能，也由于现存的条件）完成任何实际工作，他们就愈是需要热烈地从事不切实际的、毫无益处的活动，这种活动的参加者总是非常夸张地宣布想像的活动情况、想像的政党、想像的战斗和想像的利益。这些废物愈是没有能力真正唤起新的革命，他们就愈是不得不只在想像中考虑这个未来的可能性，老早就分好了位置，并且预尝了当权的滋味。这种充满豪言壮语的热烈活动的结果，是组织了大人物称号的互助保险会和未来的政府职位的互助保障会。

五

　　建立这种“组织”的初次尝试早在1850年春天就作过了。那时伦敦各处都散发了用极其夸张的笔调写成的“告德国民主派的通告草案。草稿”和“致领袖们的附函”。这个通告和附函的内容是号召建立统一的民主的教会。最近目的是：建立德国流亡者事务中央局[152]来共同管理流亡者的事务，在伦敦建立印刷所，团结一切派别反对共同的敌人。这样一来，流亡者就应当重新成为国内运动的领导中心，流亡者的组织就应当为广泛的民主派组织奠定基础。没有资金的卓越人物应当作为中央局的委员从德国人民所付的税款中取得报酬。由于“德国流亡者不仅没有一个出色的英雄，而且更糟糕的是缺乏共同的资本”，实行这种课税就尤其显得恰当。同时也毫不隐讳，现有的匈牙利、波兰和法国的委员会是这个“组织”的榜样，而且整个文件中透露出对这些占有较有利的地位的卓越的同盟者的羡慕。
　　这个通告是鲁道夫·施拉姆和古斯达夫·司徒卢威两位先生合写的，在他们两人背后还隐藏着那时住在奥斯坦德的以通讯委员身分出现的光辉形象阿尔诺德·卢格先生。
　　鲁道夫·施拉姆先生是个喜欢争吵的、夸夸其谈的、极其荒唐的傀儡，他把“拉摩的侄子”中的一段话：“我宁愿做个厚颜无耻的空谈家，而不愿做默默无闻的人”[153]当作生活中的座右铭。康普豪森先生在权盛时期是很乐意授与年轻豪放的克雷弗尔得人以重要职位的，如果这样提升一个普通的见习法官并不有失体面的话。由于官僚制度的体面，施拉姆先生只有操民主派的生涯这一条路可走。在这个舞台上，他有一次真的当了柏林民主俱乐部的主席，后来在几个左翼议员的帮助下当选为代表施特里高［注：波兰称作：斯特舍哥姆。——编者注］出席柏林国民议会的议员。在这里平时非常爱讲话的施拉姆却默不作声，但是又经常发牢骚。在制宪议会被解散以后，这个人民的民主派活动家写了一本关于君主立宪的小册子，但是仍然没有重新当选。后来，在布伦坦诺执政时期，他在巴登出现了一个短时间，并且在那里，在“坚决前进俱乐部”[154]里认识了司徒卢威。来到伦敦以后，他宣布要脱离一切政治活动，因此，立刻发出了上述的通告。官运不佳的施拉姆先生由于家庭的关系而设想自己是流亡者中的资产阶级激进派的代表人物，并且真的相当成功地装扮成激进资产者的模拟品。
　　古斯达夫·司徒卢威也是流亡者中比较重要的人物。他的令人想起山羊皮的脸，他的凸出的、狡猾而有点愚蠢的眼睛，他的微微发光的秃头，他的斯拉夫-加尔梅克人的特征，立刻显示出他是个不平常的人，而他的沙哑的喉音、充满感情的慷慨激昂的演说和妄自尊大的模样更加深了这种印象。可是，老实说，应该指出，由于目前对每个人来说要出风头都是愈来愈困难了，我们的古斯达夫，为了在同胞中显得出类拔萃，就不择手段地时而充当预言家，时而充当投机家，时而充当修脚师，把最离奇古怪的工作变成自己的主要职业，甚至宣传各式各样的荒唐无稽的思想。因此，他虽然在俄国出生，却突然热中于争取德国自由的斗争，这是他在派驻联邦议会[155]的俄国大使馆中担任了一个编制外的职务并写了一本维护联邦议会的小册子之后的事情。因为他认为自己的头盖骨是人类标准的头盖骨，所以他开始沉醉于骨相学，并且从此只信任那些头盖骨预先经他摸过和研究过的人。此外，他停止了肉食，开始宣传只进素食的福音。他也是气候的预言者，吸烟的热烈反对者，并积极地为德国天主教[156]的道德原则及水疗法作宣传。由于他对一切实证知识深恶痛绝，他当然热中于自由大学的思想，在这些大学里应当取消普通四系的课程[157]，教授骨相学、面相术、手相术和关亡术。他所以非常顽强地想成为伟大的作家，自然正是由于他的著作的风格完全不同于一切可以称为风格的东西。
　　早在四十年代初，古斯达夫便创办了“德国旁观者”[158]，这是他在曼海姆出版的一张小报，他握有这张小报的特许权，而这张小报就像一个固执的思想一样，和他形影不离。此外，他在那时就已经发现，被他奉为新旧约的两本书，即罗泰克的“世界史”和罗泰克同韦尔凯尔合著的“政治科学词典”[159]，已不再符合时代的精神，需要出版新的、民主主义的版本。古斯达夫便立即着手从事这一加工工作，预先以“政治科学原理”[160]为名出版了一个片断；这个工作成了“1848年以来最刻不容缓事情，因为已故的罗泰克没有运用近年来的经验”。
　　与此同时，一次跟一次地爆发了三次巴登的“人民起义”，古斯达夫亲自对这三次成为整个现代世界运动的中心点的起义作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描述[161]。在黑克尔起义之后，他立刻遭到了驱逐，而当他的报纸“德国旁观者”刚刚得以复刊的时候，他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原来，“德国旁观者”的曼海姆出版者另外找了一个主编，继续出版了该报。真正的“德国旁观者”和自命的“德国旁观者”斗争得非常激烈，甚至弄得两家报纸都垮了台。不过，古斯达夫却为此拟定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宪法，按照该宪法，德国应该分成二十四个共和国，每个共和国都有自己的总统和两院。宪法上还附有精确地划分了领土的详细地图。
　　1848年9月爆发了第二次起义，在这次起义里我们的古斯达夫一身兼扮了凯撒和苏格拉底这两个角色。他利用了他为了向黑林山脉的农民确切证明吸烟有害而重新来到德国土地上的这段时间。在寥拉赫他出版了一张标题为“政府机关报。德意志自由国家。自由、富强、教化”[162]的通报。可是，这张报纸登载了下列指令：
　　他的忠实的阿马利亚分担了他的全部苦难，后来还用浪漫主义的笔调对它们作了生动的描绘。此外，她主持了被俘宪兵的宣誓典礼，即给每一个宣誓效忠于德意志自由国家的人别上红色的袖章，然后拥抱他。可惜，古斯达夫和阿马利亚被俘了，并且被困于牢狱，在那里，古斯达夫并没有泄气，他立即开始继续按共和主义的精神改写罗泰克的“世界史”，直到第三次起义恢复了他的自由时为止。那时，古斯达夫成了真正的临时政府的委员，从那时起在他的其余的固执的思想中又加进了对临时政府的狂热。他一担任军事委员会的主席，便立刻把委托他管的部门的事务弄得一团糟，并且推荐“叛徒”迈尔霍弗为陆军部长（见戈克“从……回顾……”1850年巴黎版[163]）。后来他妄想充当外交部长，并且取得六万弗洛林归自己支配。布伦坦诺先生不久重又解除了我们的古斯达夫的权力重担，于是古斯达夫便在“坚决前进俱乐部”里担任了反对派的领袖。他特别热中于反对布伦坦诺实行那些他早先曾经支持过的措施。虽然这个俱乐部被解散了，古斯达夫也不得不流亡到普法尔茨，但是祸中有福，当然的“德国旁观者”重新又在哈尔特河畔的纽施塔特出版了唯一的一号，这补偿了古斯达夫所遭受的许多不应遭受的痛苦。还可以自慰的是在上巴登一个偏僻的小地方的补充选举中，他被选为巴登制宪议会的议员，因此他有了以官方人士的身分回到巴登的可能。在这个议会中使古斯达夫大出风头的只有三个在夫赖堡提出的提案：（1）6月28日：宣布一切想同敌人举行谈判的人都是叛徒；（2）6月30日：任命新的临时政府，以司徒卢威为全权委员；（3）前面这个提案被否决后，在同一天：由于拉施塔特战役的失利，继续反攻已成为无益的事，应当拯救上巴登的居民免遭战争的灾祸，为此必须预先发给每个官兵十天的薪饷，而制宪议会的议员则发给十天的薪金和旅费，然后吹着军号，打着战鼓开往瑞士。在这个提案也被否决以后，古斯达夫独自潜入了瑞士，然而却被詹姆斯·法济的棍棒从那儿打了出来，于是便来到了伦敦，在这里他宣布了新的发现，即人类六大祸害。这六大祸害是：君主、贵族、僧侣、官僚、常备军、钱袋和臭虫。古斯达夫的另一发现是：钱袋是路易-菲力浦的发明，从这个发现中可以看出他是以什么样的精神来改写已故的罗泰克的著作的。古斯达夫现在开始在“德意志伦敦报”[164]（前不伦瑞克公爵的报纸）上宣传这六大祸害，为此而得到了一笔相当可观的酬金，因而也就感激万分地屈服于公爵阁下的检查了。这就是古斯达夫对待第一个祸害——君主的态度。至于他对第二个祸害——贵族的态度，那末我们的富于宗教道义感的共和党人在给自己定制的名片上是自称为“司徒卢威男爵”的。如果说他没有能够如此友好地对待其他几个祸害，那末这并不是他的过错。后来，古斯达夫利用在伦敦的闲暇编制共和国历书，在历书中圣徒的名字被有坚定信仰的人的名字所代替，特别是经常代之以“古斯达夫”和“阿马利亚”这两个辉煌的名字，月份所用的名称是按法兰西共和国历书仿制的德文名称，并且还有许多对大家都有利的共同地方。但是，在伦敦，恢复“德国旁观者”和“坚决前进俱乐部”以及成立临时政府等心爱的固执的思想又重新出现了。这些思想得到了施拉姆的完全的赞同，因此便产生了通告。
　　这个同盟的第三个成员——伟大的阿尔诺德·卢格，由于他的面貌令人想起那始终在期待着取得文官职位的骑兵班长而在其他一切流亡者中显得超群出众。决不能说，这位骑士由于外表特别好看而与众不同。巴黎的熟人通常把他的波美拉尼亚-斯拉夫人的脸型叫做貂的小脸（figure　de　fouine）。阿尔诺德·卢格，吕根岛的一个农民的儿子，因参加蛊惑者的阴谋[165]而在普鲁士的监牢里坐了七年的受难者，一当他知道，只要浏览一下黑格尔的“哲学全书”[166]，就不用学习其他一切科学时，他便不假思索地投入了黑格尔哲学的怀抱。此外，他遵守着这样的原则（这个原则他曾在一部短篇小说中阐述过，并极力想在他的朋友中间推行，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可怜虫海尔维格可以告诉我们一些）：在婚姻中就应当实现自己，因此，还在青年时代他便通过结婚给自己奠定了“实体基础”。
　　他靠他的黑格尔词句和“实体基础”充当了德国哲学的看门人，而作为德国哲学的看门人，他便有责任在“哈雷年鉴”，和“德国年鉴”[167]上通报初露头角的名人，并且称颂他们；他趁这个机会在著作方面十分巧妙地利用了他们。可惜，不久哲学上的无政府时期便来到了，在这个时期，已不再有公认的科学之王，施特劳斯、布·鲍威尔、费尔巴哈彼此相斗，各式各样的彼此格格不入的人们开始把简单明了的经典学说弄得糊里糊涂。这时我们的卢格茫然若失，不知所从；他那些本来就是毫无联系的黑格尔范畴，现在更是乱成一团了，于是他突然因强大的运动产生了强烈的苦闷，在这个运动中，思考和写作已不再是那样重要了。
　　在“哈雷年鉴”上，卢格扮演了已故的出版者尼古拉在过去的“柏林月刊”[168]上所扮演的角色。和他一样，卢格也把出版别人的著作并从中攫取物质利益和表露自己的智慧的写作材料看做自己的主要使命。但是，对这种抄袭他的撰稿人的文章的行为，对这种一直达到必然的最终结果的写作消化过程，我们的卢格比他的前辈更善于赋以更加巨大得多的意义。在这方面卢格并不是德国启蒙运动的看门人，而是现代德国哲学的尼古拉，而且他善于把他的才智方面的天生的平庸隐藏在思辨的措词的浓密的荆棘之后。和尼古拉一样，他所以也勇敢地反对浪漫主义精神，正好是因为黑格尔在“美学”中用批判的方式，而海涅在“浪漫主义学派”中用文学的方式早已给它送了终[169]。但是，和黑格尔不同，他和尼古拉一致认为，作为浪漫主义精神的敌人，他以为自己有权把庸夫俗子，首先是他本人这样的庸俗人物推崇为最完美的理想人物。为了这个目的，也为了在他自己的领域内战胜敌人，卢格也作起诗来，这些诗枯燥无味得胜过任何一个荷兰人的最高成就，但卢格却把它们当作挑战书，傲慢地向浪漫主义者的脸上扔去。
　　不过，我们的波美拉尼亚的思想家实际上也不是非常满意黑格尔哲学的。虽然他也能看出矛盾，但是他没有能力解决矛盾，而且对辩证法抱有非常明显的反感。因此，在他的教条主义的头脑里最大的矛盾都能和平共处，而他的本来就极端笨拙的思维再没有比在这个混乱的社会里更自在的了。有时，他会做出这样的事情：他按自己的方式同时消化两个不同作者的两篇文章，并把它们融合成一篇新的著作，但是并没有发觉这两篇文章的观点完全相反。他经常陷入矛盾，但是他能靠这种方法来摆脱矛盾：在理论家面前，他把自己的思维方面的弱点装扮成实际的思想方式，而在实践家面前就刚刚相反，把自己的实践方面的无能和有始无终装扮成理论思想上的最高成就，并且最终地宣布，正是这种对无法解决的矛盾的束手无策，正是这种对一切时髦词句的内容不加批判的胡乱的信任才能算是“信仰”。
　　在进一步观察我们的萨克森的摩里茨（卢格喜欢在小圈子里这样称呼自己）后来的生活中的波折之前，我们先谈一下他早在办“年鉴”的时候就已经表现出来的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热中干发表宣言。一当有人想出一个新的观点，而卢格看出了这个观点有一些前途的时候，他便发出宣言。因为从来没有人责备他应当对某一原始思想负责，所以这样的宣言总是使他便于把某种新东西当作自己的东西（用多少有些夸张的方式）来加以捍卫，同时在这个基础上尝试组织政党、派别、“群众”，他们都将拥护他，并且他在其中也可以执行骑兵班长的职责。后来，我们看到，卢格把这种制作宣言、公告和布告的工作做得简直完善得无以复加。
　　他的第二个特点是与众不同的勤奋，阿尔诺德的这种勤奋是无与伦比的。因为他不爱多从事科学研究，或者，如他所说的，“从一个图书馆抄到另一个图书馆”，所以他宁愿“从活的生活中吸取”，即每天晚上将头脑里所想的一切、一切“奇闻”、新思想和其他在白天听到、读到和得到的消息无比认真地记载下来。然后看需要把这一切用作研究这样一个课题的材料，这个课题卢格每天都是像对待大小便那样认真地加以研究的。因此，他的崇拜者常说，他苦于无法控制写作。关于他在每天的写作劳动的产品里谈的是什么问题，这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他给一切问题都加上了绝对适用于一切东西的奇妙的风格调料，就像英国人喜欢在鱼里、鸡里、肉饼里及其他一切食物里都加上他们的“索耶的调味品”或瓦瑞克郡的调味品一样。而这种每天的风格上的腹泻卢格偏要称之为“优美动人的形式”，并且以此作为自命为“艺术家”的充分理由。
　　虽然卢格很满意他那德国哲学的看门人的地位，但内心深处仍然非常苦恼。他一本厚书也还没有写成，因此每天都在妒忌布鲁诺·鲍威尔这个幸运儿，后者还在青年时代就已经出版了十八本大部头的著作。为了消除这种不公平现象，卢格把同一篇文章用三个不同的标题登载在同一本书里，然后把同一本书用不同的开本出版。这样一来，便出现了阿尔诺德·卢格的全集，到现在为止，作者每天早晨都要在自己的书房里逐卷地翻阅这些精装的书本，心满意足地连连说道：“布鲁诺·鲍威尔连信仰都还没有呢！”
　　虽然阿尔诺德从来不懂黑格尔哲学，然而他本身倒是黑格尔范畴之一的体现者。他千真万确地就是“正直意识”的化身，当他在“精神现象学”[170]里（不过他是丝毫也不理解这本书的）高兴地发现，“正直意识”能使自身永久快乐的时候，他更加确信这一点了。这种“正直意识”把庸人的一切卑鄙奸诈的癖性和习惯都掩藏在硬装出来的诚实后面。它可以允许自己做出各种卑鄙的事情，因为它知道，它是由于正直才卑鄙的。愚蠢本身变成了优点，因为愚蠢是信仰坚定的确实证据。他靠了确信内心的坦率而保持着一切不可告人的思想，“正直意识”愈是想进行某种欺骗或干卑鄙的勾当，它就愈能够表现得纯朴和可信。小市民的一切卑鄙习性蒙上一层正直的意图的光彩，就变成了他的美德，丑恶的利己主义装扮成好像是自我牺牲的样子而出现，怯懦被描绘成最大的勇敢，卑鄙变成了高尚，而粗鲁放纵的举止被说成是坦率和心情畅快的表现。一条把哲学中、民主中，首先是空话中的一切矛盾奇妙地混合在一起的阴沟，一个一身集中了一切道德上的缺陷、一切卑鄙下贱的品质、既狡猾又愚蠢、既贪婪又迟钝、既奴性十足又傲慢不逊、既虚伪又像一个被解放的农奴、像一个村夫一样地朴实的人，庸人和空想家，无神论者和空话的信仰者，绝对的不学无术者兼绝对的哲学家，这就是我们的阿尔诺德·卢格，黑格尔早在1806年就这样预言过了。
　　“德国年鉴”被封后，卢格便带着家眷乘上特制的马车搬到巴黎去了。他的不幸的命运使他在那里结识了海涅，而后者却把他当作“把黑格尔著作译成波美拉尼亚文”的人来加以欢迎。海涅问他，普鲁茨是不是他的笔名，对此卢格诚恳地表示了异议。但是海涅总是无法改变我们的阿尔诺德就是普鲁茨的诗的作者这个观念。同时海涅很快就发觉，卢格虽然没有天才，可是很成功地装成了一个有坚强性格的人，因此，我们的朋友阿尔诺德引起了诗人关于阿塔·特洛尔[171]的想法。虽然阿·卢格没有写出伟大的作品来给他的旅居巴黎树立纪念碑，但是海涅为他完成了这一工作，这还是应该归功于他的。为了对此表示感谢，诗人献给了他一首著名的墓志铭：

　　在巴黎，我们的阿尔诺德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他和共产主义者来往，并开始在“德法年鉴”[172]上发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而这些文章的内容和他在前言中的主张是完全相对立的。奥格斯堡的“总汇报”使他注意到这件倒霉事，不过他以理智地退隐承受了这个不幸。
　　为了弥补不善于社交这个天生的缺陷，我们的卢格学会了随意重述几个他称之为“奇闻”的有趣的故事。长年利用这些“奇闻”的习惯，竟使得一切事件、情况和关系对他来说都逐渐地变成了愉快的或不愉快的、好的或坏的、重要的或不重要的、有趣的或枯燥无味的奇闻。巴黎的浮华、无数的新印象、社会主义、政治、皇宫[173]、便宜的牡蛎，这一切竟把这个可怜虫征服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致在他的头脑里堆起了一堆永远存在的和难以消除的奇闻，而巴黎则成了他取之不尽的奇闻库。至于他自己，竟也做出了这样的奇事，竟想用锯末来替无产者做衣裳；而他平常对工业上的奇闻就颇有癖好，但总是无法为实现这些奇闻找到股东。
　　当法国把政治上多少有点名气的德国人驱逐出境的时候，卢格以savant　sérieux〔大学者〕的身分向杜沙特尔部长作了自我介绍，因而摆脱了这种命运。也许，他在这里是指保尔·德·科克的“拜月者”中的“学者”，这位学者称自己为学者的理由是，他会按特殊方式把软木塞射到空中去[174]。
　　此后不久，阿尔诺德就到瑞士去了，他在那里遇见了前荷兰下级军官、科伦地方的作家和普鲁士小税吏卡·海因岑。两人不久便结成了莫逆之交。海因岑跟卢格学哲学，卢格则跟海因岑学政治。从这时起卢格产生了一个迫切的要求，即只在德国运动中的更加不学无术的人面前以par　excellence〔道地的〕哲学家的姿态出现。可是在这方面命运使他每况愈下，最后只有一些属于“光明之友”[175]派的僧侣（杜朗）、德国天主教神甫（隆格）和芬尼·列伐尔特才认为他是哲学家。与此同时，德国哲学中的无政府状态日益增强。施蒂纳的“唯一者”[176]、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等这一切自封的新思想，使卢格的头脑混乱到难以忍受的地步。必须下决心采取某种重大的步骤了。于是，卢格在人道主义的庇护下得救了，德国的一切糊涂虫，从罗伊希林到海德，都是用这种词句来掩盖他们的狼狈相的。这种词句尤其适合时宜的是，费尔巴哈刚刚“重新发现了人”，阿尔诺德就拚命抓住了它，甚至到现在还不肯放弃。但是，阿尔诺德在瑞士还有一个更加无比重要的发现，即“‘我’通过在公众面前的再次出现把自己表现为有性格的人”。从这时起，在阿尔诺德的面前展开了一片新的活动原野。他把最厚颜无耻的放肆和纠缠提高为原则。卢格必须参与一切，到处出面干涉。一只母鸡要生个蛋，如果不由卢格对这一“事件的合理性加以审查”[177]，那也不行。无论如何都必须同随便哪一家地方报纸保持联系，因为在报纸上可以完成“再次出现”。给报纸写的任何一篇文章他都得冠上自己的名字并在里面尽可能地谈他自己，否则他就不写。这个“再次出现”的原则必须运用在每一篇文章上，每篇文章都先是以书信的形式在欧洲的和（从海因岑迁居纽约时起）美洲的报纸上发表，然后以小册子的形式发表，最后再一次在全集里发表。
　　我们的卢格这样武装起来以后，可以回到莱比锡去叫那里的人们明确地承认他是个“有性格的人”了。可是，他在这里找到的也不尽是玫瑰花。他的老朋友，出版家维干德很成功地代替他充当了尼古拉的角色，因为连一个空职位也没有，卢格陷入了忧郁的沉思：一切“奇闻”都已毫无用处。突然，德国革命爆发了。
　　在这次革命中我们的阿尔诺德出乎意料之外地得救了。强大的运动终于爆发了，在这个运动中，就连最迟钝的人也能顺顺当当地随着大流走，因此，卢格立刻奔赴柏林，企图在那里混水摸鱼。因为那里刚刚爆发革命，所以他认为建议改革是最合时宜的。他用这个名字[178]创办了一张小报。革命前出版的巴黎的“改革报”[179]是法国的一张最平庸、最无知和最枯燥无味的报纸。柏林的“改革报”证明，它甚至可以超过它的巴黎的榜样；甚至在“理性的首都”也可以毫无愧色地把这样难以想像的报纸呈献给德国公众。卢格的不善辞令的特点似乎是最可靠地保障了隐藏在这种不善辞令后面的那些思想的深刻内容，根据这个理由，阿尔诺德被选为布勒斯劳［注：波兰称作：弗罗茨拉夫。——编者注］出席法兰克福议会的代表。在那里，他立刻找到机会以民主派左翼编辑的身分带着荒谬的宣言出现。在其余的方面，他只是用欧洲各国人民代表会议的宣言这种幻想来表现自己，他热心地附和大家的关于普鲁士融合于德意志的愿望。后来，回到柏林以后，他却要求德意志融合于普鲁士，而法兰克福则融合于柏林，而最后，当他想起来要当萨克森的贵族的时候，他又要求德意志和普鲁士都融合于德勒斯顿了。
　　他的议会活动并没有给他带来桂冠，相反地，他自己的那一帮人由于看出他的迟钝和无能，而对他大失所望。同时，他的“改革报”的业务也每况愈下，于是他认为，只有亲自回到柏林才能扭转这种局面。作为“正直意识”的他，自然为自己的离去找到了具有高度政治意义的借口，他并且还建议整个左翼同他一起退出议会。这当然没有成功，于是卢格就一个人回到了柏林。在柏林，他发现按照“德骚的榜样”（他这样称呼小的典型的民主立宪国家），最能解决当前的冲突。后来，在维也纳被围的时候，他草拟了新的宣言，号召弗兰格尔将军起来捍卫维也纳，反对文迪施格雷茨。他以签了字的宣言已经排印好了为借口，使这个唯一的文件获得了民主派代表会议[180]的批准。最后，当柏林也被围以后，卢格先生就到曼托伊费尔那儿去，向他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改革报”的建议，可是这些建议都遭到了拒绝。曼托伊费尔对他表示，再也没有比“改革报”更好的反对派报纸了，“新普鲁士报”[181]要危险得多等等，天真的卢格连忙得意洋洋地把这句话传播到德国各地。同时，阿尔诺德醉心于消极抵抗[182]，并且自己实行起来了，他把报纸、编辑及其他一切都交给命运去摆布，急忙溜之大吉。显然，积极逃跑是消极抵抗的最彻底的形式。反革命进攻了，卢格头也不回地从柏林逃到了伦敦。
　　在德勒斯顿爆发五月起义的时候，阿尔诺德同他的朋友奥托·维干德和市议会一起成了莱比锡运动的领袖。他和他的这些同事一起发表了告德勒斯顿人的强有力的宣言，请他们勇敢地战斗，因为在莱比锡有卢格、维干德和本市的父老们守卫着，而守卫者也受着上帝的保护。但是这个宣言刚一发表，我们的勇敢的阿尔诺德便急忙离开，到卡尔斯卢厄去了。
　　在卡尔斯卢厄他也并不感到安全，虽然巴登人驻扎在尼喀河畔，而形势也还远没有发展到采取军事行动的地步。他请求布伦坦诺派他到巴黎去做大使。布伦坦诺开了他一个玩笑，让他做了十二小时的大使，而在第二天早晨正好在卢格准备起程的时候从他那里骗回了委任状。但是卢格还是同真正受到任命的布伦坦诺政府的代表——许茨和布林德——一起到巴黎去了，他的举止非常奇特，甚至连他自己过去的编辑奥本海姆也认为必须在官方的报纸“卡尔斯卢厄日报”[183]上宣布，卢格先生完全不是作为官方人士到巴黎来，而是完全“由自己负责”。有一次，当许茨和布林德带着他去见赖德律-洛兰的时候，卢格突然中断了外交上的谈话，开始当着法国人的面痛骂德国人，弄得他的同伴手足无措、窘迫不堪地退了出来。6月13日来到了，这一天大大地震动了我们的阿尔诺德，他简直连什么理由都没有提出便逃跑了，并且一直到踏上了伦敦这块自由的大不列颠的土地时才又镇静下来。后来，在提到这次逃跑的时候，他把自己比作狄摩西尼。
　　在伦敦，卢格先是企图宣布自己是巴登临时政府的大使。后来他又企图以伟大的德国作家和思想家的资格钻进英国新闻界，可是到处碰壁，原因是英国人过于唯物，无法理解德国的哲学。此外，当人们问起他的作品时，卢格只好以叹息来回答，与此同时布鲁诺·鲍威尔的形象又在他的脑海里浮现出来了。因为，就拿他的全集来说，也不过是一些重印过许多次的小册子！甚至连小册子也不是，而只是一些印成小册子的报刊文章，实际上甚至连报刊文章也不是，而只是从读过的书中摘录下来的一些杂乱无章的片段而已。必须重新做点什么，于是卢格给“先驱”写了两篇文章[184]，在文章里他以描写德国民主派为借口，宣布“人道主义”在德国现在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它的代表人物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阿尔诺德·卢格，即（1）“当代的宗教”、（2）“民主和社会主义”、（3）“哲学和革命”这几本著作的作者。这三本到现在还无法在任何一个书店里找到的杰出的作品自然只是卢格的某些旧文章的还没有发表的新标题而已。与此同时，阿尔诺德又开始了他每天的功课，把“晨报”[185]转载自“科伦日报”的一些文章重新译成德文，这对他本身颇有教益，对德国公众也有利，只是使勃律盖曼先生大吃了一惊。
　　他一无所成地回到了奥斯坦德，在那里他找到了为准备充当德国流亡者中最聪明的糊涂虫［注：俏皮话：德语中《Konfusius》（“糊涂虫”）和Konfuzius（孔夫子）发音相同。——编者注］所必需的闲暇。
　　正如古斯达夫提倡素食，哥特弗利德提倡德国小资产阶级庸人的感情一样，阿尔诺德提倡德国小资产阶级庸人的理性，或者说得确切些，是提倡这种人的无理性。和阿尔诺德·文克里特[186]一样，他也没有发现自由的道路，他自身就是“自由”的阴沟［注：俏皮话：德语中《Gasse　der　Freiheit》（“自由的道路”）和Gosse　der　Frei-heit》（“自由的阴沟”）只有《a》和《o》一个字母之差。——编者注］。在德国革命中，卢格就像路角上的一块写着“这里准许小便”的招牌那样惹人注意。
　　但是，最后还是让我们回到我们的通告和附函上来吧。通告没有得到预期的反应，成立民主的统一的教会的初步尝试也毫无结果。后来，施拉姆和古斯达夫声明说，毛病只是出在卢格既不会讲法语，也不会写德文。但是，大人物们立刻又重新行动起来了。

六

　　罗多芒特-海因岑[187]和古斯达夫同时从瑞士来到了伦敦。几年来一直靠威胁要在德国铲除“暴君”为生的卡尔·海因岑，在二月革命爆发后竟充满了前所未闻的勇气，决定重新踏上德国的土地，到了舒斯特岛，以后又转往瑞士。在那里，在安全的日内瓦，他又开始攻击“暴君和压迫者”，并利用机会宣布，“科苏特是个伟人，但是他忘掉了雷汞”。由于厌恶流血，海因岑成了革命的炼金术士。他幻想一种爆炸物，能在一眨眼之间彻底消灭整个欧洲反动势力，而使用这种爆炸物的人连一个手指也不会烧伤。他特别厌恶在弹雨下“散步”，讨厌普通的作战方法，因为使用这种作战方法，信仰是不能防御枪弹的。在布伦坦诺先生执政时期，他甚至冒险作了去卡尔斯卢厄的革命旅行。由于在那里他没有得到预期的对他的伟大功绩的奖励，他最初是决定去主编“叛徒”布伦坦诺的官方通报［注：即“卡尔斯卢厄日报”。——编者注］的。但是，当普鲁士人开始进攻的时候，他声明，他海因岑决“不打算”为了叛徒布伦坦诺而“让人杀死”，并借口要组织精锐部队（在这个部队里政治信仰和军事组织将相互补充，换句话说，即军人的怯懦将被认作政治上的勇敢），要不断地追求这种模范的志愿部队，他退却了，一直到重新回到瑞士的故土为止。“索菲亚从默麦尔到萨克森的旅行”[188]看来比罗多芒特的革命进军更富于血腥味。到瑞士后，他声明，德国已经再没有什么人了，真正的雷汞还没有发现，战争不是靠革命信仰来进行，而是用普通的方法、用火药和铅弹来进行的，现在他将开始使瑞士革命化，因为他认为德国已经丢失了。在纯朴的被隔离的瑞士，由于当地讲的是完全走了样的语言，罗多芒特倒可以被认为是德国作家，甚至是危险的人物了。他达到了他所希望的目的。他遭到了驱逐，并由瑞士联邦出资将他送到了伦敦。罗多芒特-海因岑没有直接参加欧洲的革命，但是毫无疑问，他曾经为革命大大奔忙了一阵。当二月革命爆发的时候，他为了赶去帮助祖国，在纽约举行了“支援革命的捐款”，并且好容易到达了瑞士边境。当三月革命在德国各邦遭到惨败的时候，他靠了瑞士联邦委员会的资助从瑞士迁移到了拉芒什海峡的彼岸。他很满意既能向革命征收款项作进攻之用，又能向反革命要钱作退却之用。
　　在意大利的骑士叙事诗中常常出现威武的魁伟的巨人；他们的武器是又粗又大的木棍，但是在格斗的时候，尽管他们野蛮地乱打，大声地吼叫，但总是打不着敌人，而只能打着周围的树木。海因岑先生就是政治著作中的这样的阿里欧斯托的巨人。他生就一副粗壮结实的体格，他把这一点看做他应当成为伟大人物的标志。这副笨重的体格影响到他的全部写作活动，他的写作活动也是粗笨不堪的。他的敌人总是很矮小的，是连他的足踝也够不到的侏儒，他甚至要把身子弯到膝盖才能从上面看到他们。然而，当需要行动的时候，《uomo　membruto》〔“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却在著作中或法庭上寻找救星。因此，他一安全地踏上了英国的土地，便写了一篇关于精神勇敢的文章。而在纽约我们的巨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经常挨一个叫李希特尔先生的人的毒打，以至原先只对后者处以少许罚金的治安法官，终于注意到他的行动带有目的性，判决侏儒李希特尔先生因殴打而赔偿二百美元。
　　在这个一切都健康的巨大身躯上自然附有健康的人的思想，海因岑先生深信，他是最富有这种思想的。按照这个健康的人的思想的要求，海因岑先生这个天生的天才什么也不学习，在文学和科学方面一无所知。由于健康的人的思想（他把这种思想也叫做“他特有的洞察力”，并根据这种思想向科苏特担保，“他已经深入到思想的极限”），他学习只是靠道听途说或是靠报纸，因此他总是落后于时代，总是穿着几年前就已经被著作界抛弃了的服装来炫耀自己，而新的现代服装他还怎么也穿不惯，他把它们说成是不道德的和无用的东西。但是，他对他已经掌握了的东西却坚信不移，而且这对他来说变成了一种一向如此的、不言而喻的东西，每一个人都应当赞同它，只有心怀恶意的、愚蠢的或是喜欢诡辩的人才不想理解它。如此结实的体格，如此健康的人的思想当然也应当具有坚定的端正的信仰，并且它们完全应当使对这些信仰的愚蠢的信任达到极限。在这方面海因岑是做得最出色的。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依靠信仰，拿信仰和每个论据相对抗，而对一切不理解他或是他所不理解的人，他干脆都把他们说成是没有任何信仰、由于存心不良和心怀恶意而否认像白昼一样明白的事物的人。他呼唤他的缪斯——愤慨——来反对阿利曼[189]的这些可鄙的信徒：他咒骂，他叫喊，他自吹自擂，他教训人，他吐沫飞溅地做着简直令人啼笑皆非的空洞说教。他表明，谩骂式的文学如果被一个既不如白尔尼那样机智又缺乏白尔尼那样的文学教养的人拿来运用，会弄成什么样子。他的风格也和他的缪斯一样，永远是童话里的“袋子里的小棍子！”[190]，但是，这里是一根极普通的小棍子，就是它的结节也不奇特，而且也没有刺。只有当他遇到某种科学上的东西的时候，他才立刻踌躇起来。他的情况就像比林格斯盖特[191]的女鱼贩子一样，有一次奥康奈尔同这个女商贩发生了争吵，奥康奈尔一个劲儿地骂她：“你自己才是这样，你还要更坏，你这个等腰三角形，你这个平行六面体！”，这样就骂得她一句话也讲不出来。
　　从海因岑先生过去的经历中，应该指出，他在荷兰殖民地上虽不曾做到将军，但是做到了下级军官。由于受此屈辱，后来他总是批评荷兰人，说他们是没有信仰的民族。以后，我们又在科伦看到他做了小税吏，他用这个身分写了一个喜剧，在这个喜剧中他的健康的人的思想竟枉费心机地想嘲弄黑格尔的哲学[192]。他在“科伦日报”末版的地方闲话栏内感到非常自在，在那里他妄自尊大地议论科伦的俱乐部（科伦的所有伟人都是从这个机构里产生出来的）里发生的口角。他本人的不幸，以及他的父亲林务官海因岑同上司发生冲突时所遭遇的不幸，就像健康的人的思想在各种微不足道的私人冲突中的一般经历一样，在他看来都具有世界事件的性质。他在“普鲁士的官僚制度”一书中描述了这些不幸，这本书比费奈迭的书[193]还要糟糕得多，书中除小官吏对上司的抱怨外，毫无其他内容。这本书把他牵进了关于出版问题的案子。虽然他在最坏的情况下也不过是受六个月的监禁，可是他竟感到有杀头的危险，因此逃到布鲁塞尔去了。他从那里要求普鲁士政府不仅保证他能自由通行，而且为他完全废除法国的诉讼程序，并把他交付审理普通犯罪案件的陪审法庭[194]；普鲁士政府颁布了逮捕他的命令；他以普鲁士政府的“逮捕令”一文作了答复[195]；可是，在这篇文章里，他宣传精神反抗和君主立宪，而把革命者说成没有道德的和狡猾的人。他从布鲁塞尔转到了瑞士。在那里，如上所述，他会见了朋友阿尔诺德，并且除了他的哲学以外，还向他学会了非常有用的发财致富的方法。正如阿尔诺德在论战中力图掌握对手的观点一样，海因岑在咒骂中也开始掌握他所反对的新思想。他还没有来得及成为无神论者，便怀着改宗者的热忱和激情，立刻向可怜的老福伦展开了猛烈的攻击，因为后者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在晚年无缘无故地也成为无神论者。他现在直接接触到的瑞士联邦共和国使他的健康的人的思想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以至他现在就希望在德国也实行这样的联邦共和制。但是健康的人的思想也使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不革命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因此，海因岑成了革命家。他开始兜售小册子，在这些小册子中他以瑞士乡下佬的最粗鲁的语调鼓吹立刻投入“战斗”，并以死亡来威胁所有的君主，世上的一切灾祸的根源。他打算在德国成立一些委员会来募集出版和推销这些小册子的资金，趁机不客气地进行大规模的勒索——在这一笔生意中，属于他那一派的人先是被利用，然后是挨一顿臭骂。这方面的情况伊茨施太因老头可以作详细的说明。这些小册子在周游全国的德国酒商中为海因岑博得了很大的荣誉，这些酒商到处都把他吹嘘成勇敢的“斗士”。
　　他从瑞士转到了美洲；在这里他虽然靠了瑞士乡下佬的风格而被认为是个真正的诗人，然而在短短的时间内便断送了纽约的“快邮报”[196]。
　　二月革命后，他回到了欧洲，给“曼海姆晚报”[197]写了几篇关于伟人海因岑到来的报道，出版了一本攻击拉马丁的小册子[198]，来报复拉马丁和整个政府轻视他、对他的在美洲的德国人代表的委任状置之不理的行为。他不想回普鲁士，因为，虽然发生了三月革命和宣布了大赦，但是他认为他在那里仍然有杀头的危险。人民应当召唤他。而事实并不如此，所以他打算缺席当选为代表汉堡出席法兰克福议会的议员，他的理由是：既然他不是一个好演说家，那末他就会更积极地投票。但是他失败了。
　　巴登起义结束后，他来到了伦敦，他极其愤怒地批评青年人，因为革命前和革命后的大人物都由于这些青年人而被忘却，也被这些青年人自己所忘却。他永远只是I’homme　de　la　veille或I’homme　du　lendemain〔昨天的人或明天的人〕，却从来不是I’homme　du　jour〔今天的人〕，特别不是de　la　journée〔坚决行动的日子的人〕，因为真正的雷汞还没有发现，必须寻找同反动派斗争的新工具。因此，他要求牺牲二百万人，以便他能够以独裁者的身分踏过深及踝骨的鲜血（当然是别人流的）。实际上这只是为了出丑。反动派曾出钱把他送到伦敦，现在他们应当用放逐出英国的办法再把他免费送到纽约。可是，他的企图并没有实现，而只是惹得法国激进派报纸把他叫做蠢货，说他要求牺牲二百万人，只是因为他从来不拿自身去冒险。但是为了冠冕堂皇地了解这件事情，他……在前不伦瑞克公爵的“德意志伦敦报”上发表了他的杀气腾腾的、充满了血腥味的文章，——当然是为了现钱。
　　古斯达夫和海因岑老早就是互相敬仰的。海因岑把古斯达夫说成圣贤，而古斯达夫则把海因岑说成斗士。海因岑几乎等不到欧洲革命结束，就来结束“民主派德国流亡者之间的致命的纠纷”，并重新开始他的3月以前的工作。他“提出了德国革命政党的纲领，作为自己的建议和草案以供讨论”。这个纲领引人注意的是：它发明了一个特殊的部，“其重要性并不亚于其他任何部门，它负责建立公共的运动场、格斗场（不是在弹雨下）和公园”；其次是它命令“取消男子的优先权，尤其是在婚姻上的优先权”（特别是在战时采用突击策略的时候。见克劳塞维茨）。其实，这个纲领不过是海因岑给古斯达夫的一纸外交照会：根本没有人注意它。这个纲领非但没有加强团结，反而引起了这两只阉鸡之间的立即破裂。海因岑要求为“革命的过渡时期”任命一个唯一的独裁者，这个独裁者一定要是普鲁士人，同时为了避免误会，他补充道：“士兵不能当独裁者”。而古斯达夫则相反，要求三头独裁，其中除他以外，至少还应当有两个巴登人。此外，古斯达夫还以为他已经发现，海因岑在急忙公布的纲领里窃取了他的某种“观点”。这样，这第二次团结的尝试就破产了，而根本未被世人承认的海因岑，又回去过他的隐居生活，一直到他发现英国的土地使他再不能忍受而在1850年秋天到纽约去为止。

七
古斯达夫和斋戒移民区

　　不知疲倦的古斯达夫在他再一次打算和弗里德里希·博布钦、哈贝克、奥斯渥特、罗森勃鲁姆、康海姆、格隆尼希和其他“杰出的”人物共同成立流亡者中央委员会的企图遭到失败以后，就到约克郡去了。在这里，奇妙的花园应当百花盛开，而满园争艳的也不是阿耳契娜[199]花园里的邪恶，而是美德。一个很幽默的英国老头，讨厌我们的古斯达夫的理论，他抓住了他的话柄，在约克郡给了他几摩尔根沼泽地，附上一个必须执行的条件即要他在那里建立“斋戒移民区”，在这个移民区里严禁吃肉、吸烟和喝酒，只允许素食，每个移民每天早晨都必须读一章司徒卢威关于国家法的著作，以代替祈祷。此外，移民区还必须自力更生。古斯达夫带了他的阿马利亚、黄口小儿士瓦本人施瑙费尔和其他几个战友顺从地出发了，并且建立了“斋戒移民区”。关于这个移民区能说的只是：在那里，不是一片“繁荣安乐”的气象，而尽是教化和烦恼与消瘦的无限“自由”。就这样，在一个美丽的早晨，我们的古斯达夫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阴谋。他的伙伴们没有像他那样的反刍的习惯，他们厌恶素食，因而决定背着他宰掉唯一的一头老奶牛，而这头奶牛的牛奶却是“斋戒移民区”的主要收入来源。古斯达夫对于如此恶意地对待一个同类的行为惊骇异常，痛哭流涕，他愤怒地宣布，移民区解散了，而既然他这次仍然无法在伦敦恢复“德国旁观者”或者建立某种“临时政府”，于是他决定去当一个湿的教友派信徒[200]。

八

　　决不适于奥斯坦德的隐居生活并向往着“再次出现”于公众面前的阿尔诺德听到了古斯达夫的不幸的消息。他立刻决定赶回英国，踏着古斯达夫的肩爬上欧洲民主派五巨头之一的地位。事情是这样：当时由马志尼、赖德律-洛兰和达拉什成立了欧洲中央委员会[201]，其首脑是马志尼。卢格嗅到了这里还有一个空位。马志尼固然可以把由他自己一手造成了将军的恩斯特·豪格任命为他的“流亡者”[202]的德国撰稿人，但是，即使从面子来考虑，他也不可能让这个毫无名声的人充当他的中央委员会的委员。我们的卢格知道，古斯达夫还在瑞士就认识了马志尼。他自己虽然也认识赖德律-洛兰，但是可惜他不认识自己。于是，阿尔诺德在布莱顿住了下来，开始时好和同情纯朴的古斯达夫，答应和他一起在伦敦创办“德国旁观者”，甚至由他出钱来共同经营罗泰克-韦尔凯尔的政治科学辞典的民主派版本。同时，他把我们的古斯达夫作为大人物和撰稿人介绍给一家德国地方报纸，这些报纸他按照自己的原则总是把它们放在手边的（这一次命运落到了“光明之友”派教士杜朗的“不来梅每日纪事”[203]的身上）。彼此互赖互助。古斯达夫把阿尔诺德介绍给马志尼。因为阿尔诺德讲的是别人完全不懂的法语，所以没有人能妨碍他以大人物的姿态，尤其是以德国“思想家”的姿态自荐于马志尼。饱经世故的意大利狂热者第一眼就看出了阿尔诺德是他所需要的人，是一个homme　sans　conséquence〔无关紧要的人〕他可以在他的反罗马教皇的训谕上以德国人的名义签名。于是，阿尔诺德·卢格便成了欧洲民主派中央这辆马车的第五个轮子。当一个亚尔萨斯人间赖德律，他怎么会产生同这种《bête》〔“蠢货”〕联合的念头，赖德律刻薄地回答道：《C’est　I’homme　de　Mazzini》〔“他是马志尼的人”〕。当有人间马志尼，为什么他要和赖德律这个毫无思想的人联合的时候，老滑头回答道：《C’est　précisement　pourquoi　je　l’ai　pris．》〔“这正是我选中他的原因。”〕马志尼本人有充分理由摆脱开有思想的人。而阿尔诺德·卢格却感到他已经超过了自己的理想人物，有时甚至把布鲁诺·鲍威尔也忘记了。
　　当他必须签署马志尼的第一个宣言的时候，他忧郁地想起了他在哈雷反对利奥教授和在瑞士反对福伦老头的时刻，前一次他还是神圣三位一体的学说的信徒，而后一次则是人道主义的无神论者了。而这一次却要同马志尼一起反对君主，保卫上帝。这时，我们的阿尔诺德的哲学良心已经由于他同称他为哲学家的杜朗及其他教士的交往而大大地堕落了。最近，我们的阿尔诺德已完全无法摆脱某种宗教上的弱点，此外，他的“正直意识”又在对他悄悄地说：“签名吧，阿尔诺德！Paris　vaut　bien　une　messe〔为巴黎作弥撒是值得的〕[204]。决不能in　partibur〔在异国的〕欧洲临时政府中白白地充当无关紧要的委员！想想吧，阿尔诺德！每两星期在宣言上签一次名，而且是作为《membre　du　parlement　alleVmand》〔“德国议会议员”〕置身于欧洲最伟大的人物的集团里！”于是阿尔诺德汗流浃背地签了名。他喃喃自语道：“真是奇妙的怪事！Ce　n’est　que　le　premier　pas　qui　coute〔万事开头难〕。”他在头天晚上在笔记本上记下了后面这句话。然而，对阿尔诺德的考验还没有完结。欧洲中央委员会向欧洲、法国人、意大利人、西里西亚的波兰人、瓦拉几亚人发表了一系列的宣言以后，现在轮到德国了，好在这时正好爆发了布隆采尔城下的大战[205]。马志尼在草稿中攻击了德国人缺乏世界主义精神，尤其是攻击他们没有必要傲慢地对待意大利的腊肠商、流浪乐师、糖果点心商、玩土拨鼠者和捕鼠器贩卖商。阿尔诺德虽受此羞辱，却什么都一口承认下来。他甚至声明，同意将提罗耳省的意大利语部分和伊斯的利亚半岛让给马志尼。但是这还不够。不仅必须忠告德意志民族，而且还应当给它的软弱的一面以影响。阿尔诺德这次受命发表本人的意见，因为他代表了德意志部分。这时他的感受就像应考的约卜西[206]一样。他沉思地搔着后脑勺，经过长久的考虑后，含糊地说：“从塔西佗时代起，德意志的弹唱诗人用低沉的声音唱着歌，冬天里在所有的山上生起篝火，以便烤脚。”
　　马志尼微笑地说：“弹唱诗人、低沉的声音和所有的山上的篝火！这对德意志的自由并无帮助！”于是，弹唱诗人、低沉的声音、出上的篝火和德意志的自由都被当作给德意志民族的小费而收入了宣言[207]。阿尔诺德·卢格自己也很奇怪，居然通过了考试，并且第一次懂得，管理世界并不需要有多少智慧。从此，他比任何时候都更鄙视还在青年时代就已经写出十八部巨著的布鲁诺·鲍威尔了。
　　当阿尔诺德在欧洲中央委员会的仆从座位上这样为马志尼签署反对君主保卫上帝的好战宣言的时候，和平运动在科布顿的领导下不但席卷了英国，甚至越过了德意志海，这才使骗子手美国佬艾利修·巴里特和科布顿、尧普、日拉丹以及印第安人卡-基-加-基-瓦-瓦-贝-塔得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举行和平代表大会[208]。我们的阿尔诺德也手痒痒的，很想趁这个机会实现他的“再次出现”，并以自己的名义发表宣言。因此，他自命为这个法兰克福会议的通讯委员，并且向那里寄去了乱得一塌糊涂的和平宣言，这篇宣言是他用他的思辨的波美拉尼亚文照科布顿的演说改写成的。有几个德国人向阿尔诺德指出，他在中央委员会里的好战立场同他的教友派信徒的和平宣言之间有矛盾。对此他通常是这样予以反驳：“这里是存在着矛盾的。这就是辩证法。我在年轻时研究过黑格尔。”而“正直意识”则这样安慰他：马志尼不懂德文，因此很容易蒙混他。
　　刚刚在赫尔登岸的哈罗·哈林对他的庇护也预示了阿尔诺德同马志尼的关系有巩固的希望。哈罗·哈林以一个新的、非常出色的人物登上了舞台。
　　刚刚在赫尔登岸的哈罗·哈林对他的庇护也预示了阿尔诺德同马志尼的关系有巩固的希望。哈罗·哈林以一个新的、非常出色的人物登上了舞台。

九

　　1849—1852年的民主派流亡者的伟大戏剧的序幕，还在十八年前就已经揭开了，这个序幕就是1830—1831年的蛊惑民心的流亡者。虽然这样长的时间已经足以把这首批流亡者中的很大一部分从舞台上清除出去，然而还是有几个可尊敬的残余人物存留下来了。他们对世界历史的进程及其本身活动的结果泰然处之，他们继续操着鼓动家的行业，拟定包罗万象的计划，成立临时政府和向左右散发宣言。显然，这些经验丰富的骗子在通晓事务方面比新的一代不知要高明多少倍。由十八年来玩弄阴谋、勾结、诡计、宣言、欺骗和个人突出的实践经验所获得的这套办事本领，使马志尼先生在掌握了三个在这方面缺乏经验的傀儡之后，有勇气和信心宣布自己就是欧洲民主派的中央委员会。
　　谁也没有像我们的朋友哈罗·哈林那样由于时势而处于成为典型流亡者鼓动家的更有利的地位。而他也的确成了我们的一切流亡中的大人物——所有的阿尔诺德们、古斯达夫们和哥特弗利德们多少是有意识地并且多少是成功地竭力加以摹仿的榜样；他们也许能做到（如果不发生任何对此不利的情况的话）和他平起平坐，但是未必能够高他一筹。
　　哈罗像凯撒一样自己描写了自己的功勋（1852年于伦敦）[209]。他生于“金弗里亚半岛”［注：即日德兰半岛的古称。——编者注］，属于有先见的北弗里西安人种，这个人种通过克雷门特博士证明了，世界上一切伟大民族都起源于它。“早在青年时代”，他就力求“用行动来证明他对各族人民的事业的忠诚”，因而于1821年出发前往希腊。显然，从青年时代起，朋友哈罗就认为，他负有前往一切发生了任何骚乱的地方的使命。后来，他
　　因此，还在波兰时哈罗就已经为自由而战了。但是，“华沙陷落后的欧洲历史上的危机使他陷入了深思”，而这次深思却使他产生了关于“国籍民主”的思想：他立刻把这一思想“发表在1832年3月于斯特拉斯堡出版的‘各族人民’这本著作里”。关于这一著作必须指出，人们差点在汉巴赫大典[210]上引用了它。与此同时，他发表了他的“共和主义的诗篇：‘血滴’、‘扫罗王的历史，或君主政体’、‘大人物之声。论德国的统一’”，并主编在斯特拉斯堡出版的杂志“德意志”[211]。所有这些著作，甚至他的一切未来的著作，突然幸运地于1831年11月4日遭到了联邦议会的禁止。这正是光荣的战士所缺少的，现在他受到了应有的重视，同时戴上了受难者的花冠。于是，他可以高呼：
　　但是新的荣誉等待着他。还在1831年11月，韦尔凯尔先生就在一封长信里，枉费心机地企图“说服他走向立宪主义的垂直的地平线”。以后，在1832年1月，普鲁士在国外的著名的代理人马尔滕先生到他那里去，建议他为普鲁士服务。两次推崇居然都是来自敌人方面！可以说，马尔滕的建议“无意中”唤起了他的
　　这样，来自南日德兰半岛的、不清楚自己是德国人还是丹麦人的、我们的北弗里西安人至少得到了一个幻想的国籍，而由此所得到的第一个结果却是：汉巴赫人不想同他打交道了。
　　通过这些事件，哈罗的地位有了保障。争取希腊和波兰自由的老战士，“国籍民主”的发明者，重新发现了“‘斯堪的那维亚’这个词”的人，由于联邦议会的禁令而得到公认的诗人，思想家和新闻工作者，受难者和立宪主义者、专制政体拥护者和共和主义者竞相争夺的、连敌人也尊敬的伟大人物，加上又是一个头脑空虚和糊涂得足以相信自己伟大的伟大人物，——他还有什么不幸呢？但是，随着荣誉的增高，哈罗作为一个严格的人，对自己的要求也增高了。应当写一部巨著，以引人入胜的和通俗的形式、用艺术的笔调来综合关于自由的伟大学说、国籍民主的思想，以及在他心目中正在觉醒的青年欧洲的一切高尚的爱好自由的愿望。这样的著作只有头等的诗人和思想家才写得出来，而能够成为这样的诗人和思想家的也只有哈罗。于是便出现了“戏剧集‘人民’”的头三部，“而总共则有十二部，其中有一部是用丹麦文写的”，作者为这一著作贡献出自己生命中的整整十年。可惜，这十二部书中有十一部“至今还只是些手稿”。
　　然而，同缪斯的甜蜜的交往维持得并不很久。
　　可惜，这一切都毫无结果，哈罗也不得不离开，而到法国内地去，在那里他写成了他的“一个人的话”。已经准备好向萨瓦进军的波兰人召唤他从那里到瑞士去。在那里，他成了“他们的司令部的同盟者”，还写了两部戏剧集“人民”，并且在日内瓦认识了马志尼。然后，这一帮由波兰、法国、德国、意大利和瑞士的冒险家组成的硫黄党[212]在高贵的拉莫里诺的率领下，向萨瓦进行了有名的侵犯[213]。在这次进军中，我们的哈罗感到了“自己的生命和毅力的价值”。但是，因为其他自由战士都像哈罗一样感到了“自己的生命的价值”，而对于自己的“毅力”并未抱任何幻想，所以结果很糟，这一伙人回到瑞士的时候，已经土崩瓦解，东逃西散了。
　　为了使这群流亡的骑士充分认识到他们对于暴君是多么可怕，仅仅这一次进军是不够的。当七月革命的回声还在法国、德国或意大利以个别起义的形式显示出来的时候，当还有人拥护我们的流亡的英雄的时候，他们感到自己只是行动起来的全体群众中的一分子，虽然是多多少少享有特权的领导分子，但终归还是一分子。随着这些起义的力量的逐渐消失，随着广大的群众即“懦夫”、“漠不关心的人”、“缺乏信仰的人”日益嫌弃起义的把戏〔Putschs-chwindelei〕，而我们的骑士也感到自己愈来愈孤单，于是他们的妄自尊大也就开始滋长起来了。既然整个欧洲都变得那样怯懦、愚蠢和自私自利，那末，在他们自己看来，忠于事业的人的出现是多么必要！这些人像献身者一样胸怀仇视暴君的神圣火焰，并为未来的更勇敢的下一代保存了伟大时代的美德和对自由的热爱的传统。如果连他们也背叛了事业，那末暴君就要永远得救了。于是，像1848年的民主派一样，他们在每一次的失败中都吸取了新的必胜的信心，并且日益变成生活资料大成问题的游侠唐·吉诃德。采取了这样的立场，他们就可以创立他们的最伟大的功绩，即成立“青年欧洲”[214]了，这个同盟的由马志尼拟定的关于团结友爱的宣言，于1834年4月15日在伯尔尼签署。哈罗以下面的身分参加了这个同盟，这就是
　　团结友爱宣言签署的日子，对于我们的哈罗来说，成了伟大世纪的开端：纪年就是从这一天开始往前计算和往后倒算的，就像过去一直是从基督降生日开始一样。这个日子标志着他生活中的顶点。他是in　partibus〔在异国的〕欧洲几头独裁中的一头，虽然他并没有名闻世界，但总还是世界上最危险的人物之一。在他后面，除了他的无数尚未出版的著作、几个在瑞士的德国手工业者和一打堕落的政治骗子以外，就什么也没有了。但是正因为如此，他才能断言，各族人民都和他站在一起。这就是一切大人物的特点：当代并不承认他们，而正因为如此，未来是属于他们的。而这个未来，我们的哈罗已清清楚楚地带在自己的背包里了，这个背包就是团结友爱宣言。
　　可是从这时起，哈罗开始倒霉了。他遭到的第一个打击是：“‘青年德意志’于1836年脱离了‘青年欧洲’”。但是德国因此而受到了惩罚，也就是由于这一脱离，“1848年春天，德国对于民族运动毫无准备”，所以一切事情的结局都是如此地可悲。
　　但是这时出现的共产主义使我们的哈罗感到更为沉痛。在这里，我们听说，共产主义的发明者不是别人，而是
　　共产主义流行病很快在法国和瑞士的德国手工业者中间传播开来，而且它已经成了我们的哈罗的最危险的敌人，因为他的著作的唯一的销售市场因此封闭了。这就是“共产主义者的间接的书报检查”，可怜的哈罗直到现在还遭到这种苦难，而且正如他忧郁地承认的，我在的苦难甚至要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沉重，“他的戏剧‘王朝’的命运也证实了这一点”。
　　这种“共产主义者的间接的书报检查”甚至把我们的哈罗赶出了欧洲，他到了里约热内卢（1840年），在那里他曾充当了一个时期的艺术家。他“忠实地遵循着时代的精神”，在那里出版了
　　但是可惜，“由于对‘青年欧洲’的毫不苟且的责任感”，他很快又回到了欧洲，
　　新的功勋等待着他。邦迪埃拉兄弟已作好了远征意大利的准备[215]。为了支援他们的这一事业和向专制制度进攻，哈罗
　　然而，专制君主识破了他的意图，于是哈罗便急忙躲了起来。他到纽约去了。
　　他随身带着一个臆想的地方组织《Humanidad》〔“人类”〕的委任状从南美到达了纽约。
　　二月革命的消息鼓舞了他，他用法文写了“苏醒了的法国”一书，而在启碇去欧洲的时候
　　他到了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在这里，他发现
　　但是这并不奇怪，因为
　　奥古斯滕堡党[216]十八年来一直以conspiration　du　silence〔沉默的阴谋〕来窒息他。为了摆脱这个不幸，他带了军刀，拿着一支步枪、四支手枪、六把匕首，来号召成立志愿部队；但是这一切都徒劳无益。作了各种冒险之后，他最后在赫尔上了岸。在那里，他急忙公布了两封信，一封是给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人的，另一封是给斯堪的那维亚人和德国人的，而且据说也给伦敦的两个共产主义者寄去了一张字条，内容是：
　　虽然发出了这一奇怪的通知，但是由于过去的团结友爱宣言，他很快又成了欧洲中央委员会的谦逊的伙伴，同时又是
　　哈罗把他的充满了丰功伟绩的生活总结如下：
　　关于我们的来自南日德兰的拉曼彻的蛊惑人心的探险家的冒险故事，我们就讲到这里。在希腊和巴西，在维斯拉河和拉普拉塔河，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和纽约，在伦敦和瑞士，忽然是“青年欧洲”的代表，忽然是南美的《Humanidad》〔“人类”〕的代表，忽然是艺术家，忽然是守夜人和佣人，忽然又是推销自己的著作的书商；今天在西里西亚的波兰人中间，明天在南美人中间，后天又在商船船长中间；他得不到承认，被人一脚踢开，孤独一身，默默无闻，但是又到处都以自由的游侠姿态出现，深深地蔑视一般市民的行业，——我们的英雄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地方，在任何情况下，始终是个以妄自尊大和自命不凡著称的糊涂虫。他不顾整个世界，总是滔滔不绝地说话、写作和发表文章，把自己说成1831年以来推动世界历史前进的主要车轮。

十

　　阿尔诺德虽然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但是仍然没有达到他辛勤劳动的目的。由于马志尼的恩宠，他成了德国的代表，因此他一方面至少应当得到德国流亡者对这一称号的确认，另方面应当把承认他的领导的人们拿出来给中央委员会看。固然，他断定在德国他“背后有一部分轮廓鲜明的人民”，但是，当马志尼和赖德律在卢格脸上只看到前面一部分的时候，这后面的一部分根本无法引起他们的信任。一句话，阿尔诺德必须在流亡者中间给自己制造“轮廓鲜明的”尾巴。
　　这时，哥特弗利德·金克尔来到了伦敦，和他一起来的，或者不如说紧跟着他来到的还有许多被驱逐的人，一部分来自法国，一部分来自瑞士和比利时，这就是叔尔茨、施特罗特曼、奥本海姆、席梅尔普芬尼希、泰霍夫等等。这些新来的人，其中有一部分已在瑞士受过建立临时政府的训练，他们给伦敦流亡者的生活带来了一股新鲜空气，而对我们的阿尔诺德来说，这真是个前所未有的好时机。同时，海因岑在纽约重新当上了“快邮报”的主编，因此，阿尔诺德现在已有可能除了在不来梅的小报［注：即“不来梅每日纪事”。——编者注］上以外，还在大洋的彼岸实现他的“再次出现”。如果阿尔诺德有一天找到了自己的施特罗特曼的话，那末这个施特罗特曼一定会认为1851年头几个月的“快邮报”全是不可估价的资料。阿尔诺德在排出他那丰富的文学排泄物时所表现的那种无限庸俗的空谈，那种愚蠢、无耻和纯粹像蚂蚁般的勤勉以及妄自尊大，简直是令人难以想像。海因岑把阿尔诺德描绘得俨然是欧洲的一股强大的力量，阿尔诺德则把他的海因岑看作美国报界的贤哲！他告诉他欧洲外交的秘密，特别是流亡者的世界历史中每天的最新变化；有时，为了向美国公众报道伟大的阿尔诺德的某些《fashionable　movements》〔“举世闻名的举动”〕，他以伦敦和巴黎的匿名的通讯者的身分出现。
　　关于这一点，一封来自美国的信中说道：
　　卢格老大爷利用这张小报，就像利用“不来梅每日纪事”一样，也是为了用下面这类阿谀奉承的话来罗致新到的流亡者：现在这里有天才诗人和爱国者金克尔，伟大的作家施特罗特曼，如此可爱、如此勇敢的青年人叔尔茨，此外还有许多杰出的革命统帅等等。
　　同时，为了和马志尼的委员会相对立，成立了平民的欧洲委员会，委员会的拥护者是“流亡者下层”和属于欧洲各民族的全部流亡的下等人。当布隆采尔城下发生战斗的时候，他们发表了宣言，在宣言上签署的有下面这些杰出的德国人：格贝尔特、迈尔、迪茨、谢特奈尔、沙佩尔、维利希。这个用非常独特的法文写成的文件把下面的消息当做最新的新闻报道说：暴君们的神圣同盟这时（1850年11月10日）已武装了一百三十三万士兵，在他们后面还有七十万武装起来的君主政体的仆役作为后备，“德国的报纸和委员会本身的联系”使它有可能知道华沙代表会议[217]的旨在屠杀欧洲一切共和党人的秘密计划。因此，宣言最后必不可免地号召武装起来。这个宣言（收到这份宣言的“祖国报”[218]给它一个外号，把它叫做法农—卡佩隆—古泰宣言）遭到了反革命报刊的残酷无情的嘲笑。“祖国报”称它为
　　“比利时独立报”[219]报道说，它的起草人都是些《soldats　les　plus　obscurs　de　la　démocratie》〔“民主派中的无名小卒”〕，并且说，虽然该报所持的是保守派方向，但这些可怜虫把宣言送给它在伦敦的记者。他们极其渴望在报纸上看到自己的名字，但是该报为了给以惩罚，恰巧不想刊载这些签名。这些骑士尽管向反动派讨好，但是仍然无法使人承认他们是阴谋家和危险人物。
　　这一新的竞争机构促使阿尔诺德加强他的活动。因此，他企图和司徒卢威、金克尔、施拉姆、布赫尔等人共同创办一张名叫“人民之友”（《Volksfreund》）的报纸，或者，如果古斯达夫坚持的话，那就叫“德国旁观者”。但是事业遭到了失败，一部分原因是其余的伙伴反对阿尔诺德作保护人，一部分原因是“多情善感的”哥特弗利德要求稿费付现款，可是阿尔诺德坚持汉泽曼的观点：在金钱问题上没有感伤派的地位[220]。阿尔诺德做这件事情还有一个专门的目的，这就是向读者协会——由工资优厚的工人和小资产者组成的德国钟表工人俱乐部勒索钱财。但是，就连这件事也没有成功。
　　但是，不久又有了阿尔诺德“再次出现”的新机会。赖德律和他的法国流亡者中的追随者，不能白白地放过2月24日（1851年）而不举行庆祝欧洲各民族的“团结友爱纪念会”，不过出席的只有法国人和德国人。马志尼没有来，寄来一封信表示谦意。哥特弗利德出席了纪念会，但是盛怒而回，因为他的无声无息的出现并没有引起预期的奇妙的效果。阿尔诺德的遭遇是惨痛的：他的朋友赖德律装做不认识他；而他走上讲台后，竟惊慌失措到这样一种程度，连得到他的上峰同意的法文演讲稿也没有掏出来，只是用德语含糊地讲了几句话，之后又叫了一句：《À　la　restauration　de　la　révolution！》〔“为恢复革命而斗争！”〕，便在大家都很不满意的情况下急急忙忙地走开了。
　　同一天，在上述竞争委员会的旗帜下举行了反宴会。路易·勃朗恼恨马志尼—赖德律的委员会一开始没有吸收他参加，因而加入了平民流亡者队伍，并声明“必须也消灭天才的贵族！”流亡者下层全到齐了。宴会由侠义的维利希主持。大厅里挂满了锦旗，墙上赫然排列着伟大的人民活动家的名字：加里波第和科苏特之间是瓦尔德克，布朗基和卡贝之间是雅科比，巴尔贝斯和罗伯斯比尔之间是罗伯特·勃鲁姆。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路易·勃朗尖声尖气地宣读了他的老应声虫，即未来的社会共和国的贵族、1848年在卢森堡宫里开会的代表们[221]的献词。维利希宣读了来自瑞士的献词，这个献词上的签名有一部分是用虚假的借口骗取到的，由于不知分寸地公布了这些名字，在献词上签名的人后来大批地遭到了放逐。德国没有寄来献词。然后便是演讲。尽管充满了无限的团结友爱的感情，但是在每个人的脸上都现出了无聊的神情。
　　这个宴会引出了一件大有教益的丑事，这件丑事就像平民流亡者的欧洲中央委员会的一切英雄业绩一样，被反革命报纸拿来大肆宣扬。最稀奇的是，在这个宴会上有一个叫做巴特尔米的人当着路易·勃朗的面宣读了对布朗基的夸张的颂词。但是不久真相就大白了。“祖国报”发表了布朗基应特别的请求而从贝尔-耳岛监狱中寄出来的献词[222]。在献词中布朗基尖锐而公正地抨击了1848年临时政府中的所有的委员，尤其是路易·勃朗先生。“祖国报”故作惊讶地问道，为什么这个献词没有在宴会上宣读。路易·勃朗立刻在“泰晤士报”上声明，布朗基是卑鄙的阴谋家，他根本没有给纪念会筹备委员会寄来这样的献词。委员会方面以勃朗、维利希、朗道夫、沙佩尔、巴特尔米和维迪尔诸先生为代表同时给“祖国报”送去一个声明，说委员会从来没有收到过这个献词。但是“祖国报”在它向转寄献词原文给它的布朗基的妹夫安都昂先生查明实际情况以前，并没有发表达一声明。它把安都昂先生的回答发表在纪念会筹备委员会的声明下面，安都昂在回答中说，他把献词寄给了声明的签署人之一，即巴特尔米，并收到了他的关于献词已收到的通知。这以后，巴特尔米先生不得不声明，他撒了谎，他确实收到了献词，但是认为献词写得不恰当而把它压下了，并没有将此事通知委员会。但是，不幸还在这以前，声明签署人之一，前法国上尉维迪尔，没有通知巴特尔米便写了一封信给“祖国报”，在信中他声明说，军人的荣誉感和对真理的向往迫使他承认，他和路易·勃朗、维利希及其他在委员会的第一个声明上签了名的人都撒了谎。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不是六个而是十三个。他们都看到了布朗基的献词，大家讨论了这个献词，经过了长久的辩论之后，以七票对六票的多数决定不宣读这个献词。维迪尔是投票赞成宣读的六个委员中的一个。
　　当“祖国报”在收到了维迪尔的信之后又收到巴特尔米先生的声明时，它的得意是可想而知的。它发表这一声明时加上了下面的“前言”：

十一

　　“真正发展的力量”（用我们的阿尔诺德的“通体美丽的”话来说），是在下面。2月24日卢格在国外给自己出了丑，又连累了德国流亡者。少数还想同他一起工作的流亡者感到失去了信心和得不到支持。阿尔诺德把一切都归罪于流亡者中间的纠纷，并且比从前更坚决地主张团结起来。他已经出了丑，却还在渴望获得新的机会再一次给自己出丑。
　　因此，维也纳三月革命周年纪念日就被利用来组织一次德国人的宴会。侠义的维利希拒绝参加，因为他属于“公民”路易·勃朗，不能同属于“公民”赖德律的“公民”卢格一起工作。前议员赖辛巴赫、施拉姆、布赫尔等人也避免接近阿尔诺德。因此，出席的有（除了不发言的客人以外）马志尼、卢格、司徒卢威、陶森瑙、豪格、隆格、金克尔，他们都发表了演说。
　　卢格的演说“愚蠢透顶”，就连他的朋友也这么说。但是出席宴会的德国公众还要忍受更大的苦难。陶森瑙的小丑戏、司徒卢威的呻吟、豪格的空谈，隆格的哭诉弄得大部分听众等不到听善于词令的耶利米-金克尔[223]准备在最后上点心时发表的演说，都纷纷溜走了。哥特弗利德以受难者的身分，“代表受难者”，并且为了受难者向所有的人，“从争取宪法的普通战士到红色共和党人”，发表了悲伤的调和词。他们全都照共和党人的样子悲切地呻吟，在个别场合下，如金克尔，甚至仿照红色共和党人的样子呻吟，同时他们全都带着惊羡的心情五体投地地拜倒于英国宪法之前，——“纪事晨报”[224]在第二天早上就提醒他们注意这种矛盾。
　　但是，在同一天晚上，卢格仍然达到了自己想望的目的，这可以从发表的宣言中看出，我们现在把宣言中最精彩的地方摘引如下：
　　我们的读者认识哥特弗利德，认识古斯达夫；阿尔诺德的“再次出现”也十分频繁地一再重复着。因此，剩下的只有两位“有效的临时政府”的成员还需要加以介绍。
　　约翰奈斯·隆格（或者如他喜欢在密友中自称的那样，就称作约翰）自然没有写成启示录[226]。他身上并没有什么神秘的东西，这是个庸俗的、平凡的、像水一样、或者说得确切一点、像洗涤用的温水一样淡而无味的人。大家知道，约翰奈斯所以成为有名的人物，是因为他不愿让特利尔教堂中的圣衣[227]充当自己的庇护者，虽然无论谁充当约翰奈斯的庇护者都是一样。当约翰奈斯出现时，老保路斯惋惜黑格尔已死，因为后者现在当然已经不能把他叫做肤浅的人，而已故的克鲁格却很高兴自己已死，因而避免了负有深谋远虑者之名的危险。约翰奈斯属于在历史上经常碰到的这样一些人，这些人在某个运动发生和壮大后几个世纪，还硬把这件事当作最新的新闻，以最枯燥无味的方式向庸人和八岁的孩童述说这一运动的内容。当然不能长久靠这种行业为生，我们的约翰奈斯在德国很快就陷入了一天比一天难堪的境地。他的从德国假文明中流出来的平淡无味的水已经再也没有人要了，于是约翰奈斯来到了英国，在那里，我们看到他以加瓦齐神父的竞争者的身分从事活动，但是并无特殊成绩。这个无能的、单调的、枯燥无味的乡村神甫在热情充沛、演技精湛的意大利修道士面前当然显得逊色了，而英国人开始打起赌来，赌注很大，争论的问题是，这个令人讨厌的约翰奈斯是不是就是那个把如此庄重的德意志民族导向运动的人。但是，阿尔诺德·卢格安慰着他，阿尔诺德·卢格发现我们的约翰奈斯的德国天主教同自己的无神论有显著的血缘上的相同之处。
　　路德维希·冯·豪克，前奥地利皇家工兵上尉，后来，在1848年，是在维也纳拟定的宪法的起草人之一，以后是维也纳国民自卫军的营长，他在10月30日以雄狮般的勇猛守卫着城市的大门，抵抗皇帝的军队，只是在一切都已经丧失以后才离开了岗位。这以后他逃到了匈牙利，在特兰西瓦尼亚参加了贝姆的军队，在军队里由于勇敢而升到总参谋部的上校之职。戈尔盖在维拉戈什城下投降[228]之后，路德维希·豪克被俘，并且英勇地被绞死于奥地利人在匈牙利设立的绞架之下。奥地利人由于经常遭到失败而怀着复仇之心，并因俄国人的使他们无法忍受的庇护而恼恨得发狂，因而在匈牙利设立了无数的绞架。我们的豪格在伦敦长时期地被认为就是在匈牙利战役中闻名的、被绞死的军官豪克。现在，似乎已经确定，他并不是已故的豪克。正如罗马陷落后他必须同意马志尼把他提升为将军一样，他现在也不能拒绝阿尔诺德把他变成维也纳革命的代表人物和强大的临时政府的成员。后来他在音乐的伴奏下，从地质学观点出发作了关于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宇宙演化论的经济基础的优美的演讲。在流亡者中间，这个忧郁的人以愚蠢的小牲畜或者如法国人所说的labonnebete这个外号闻名。
　　阿尔诺德把自己的愿望看得高于一切。宣言、强大的临时政府、一千万法郎的公债，加上一张类似周刊的小报，由豪格将军主编，名称叫得很谦逊：“宇宙”。
　　宣言没有任何结果，谁也不去读它，“宇宙”出到第3期便憔悴而死；钱没有收到；强大的临时政府分裂成了本身的几个组成部分。
　　在“宇宙”上首先登载了关于金克尔的演讲的广告、关于可尊敬的维利希为什列斯维希-雷尔施坦的流亡者募集捐款的广告和关于哥林盖尔的啤酒店的广告。此外，它还刊载了阿尔诺德的讽刺文章。老丑角给自己捏造了一个好客的朋友，一个在德国的叫做弥勒的人，而自己则以一个德国族长的身分出现。弥勒对于在报纸上读到的关于英国的好客盛举的一切都感到惊奇，并且表示担心，这种“奢侈享乐的生活”会妨碍族长管理“国家事务”。不过，随他去吧，因为族长回到德国后将会因忙于国家事务而不得不拒绝弥勒的款待。在结尾，弥勒感叹地说：“就是说，被邀请到温莎去的并不是叛徒拉多维茨，而是马志尼、赖德律-洛兰、公民维利希、金克尔和您自己〈阿尔诺德·卢格〉！”不过，如果说“宇宙”出到第3期就长眠了，那无论如何不是由于不善于做推销工作之故，——他们在英国的一切群众大会上把报纸塞给演讲人，请他们代为介绍，因为它捍卫的正是他们的原则。
　　关于号召认购一千万公债的呼吁书还没有登出，突然谣传伦敦西蒂区有人正在按捐款签名单为司徒卢威（连同阿马利亚）赴美收集捐款。
　　纽约“德意志快邮报”报道的消息就是这样。该报没有提到（而海因岑对此有自己的理由），马志尼已把不伦瑞克公爵的“德意志伦敦报”撰稿人司徒卢威的名字从德国委员会的名单中一笔勾销了。古斯达夫立刻把自己的“德国旁观者”移植到纽约的土地上去。但是不久便从大洋彼岸传来了紧急情报：“古斯达夫的‘旁观者’完蛋了。”照古斯达夫所说这完全不是由于缺少订户，也不是由于他没有闲空写文章，而仅仅是由于有支付能力的订户不多的缘故。但是因为现在按民主方式加工罗泰克的“世界史”已不能再拖延下去（而这一工作早在十五年前就开始了），因此，他，古斯达夫要用“世界史”的形式，而不是用“德国旁观者”的形式付给订户以他约许下的文章页数，但是，他不得不请求先付预订款，而这个请求在目前情况下是不应该归罪于他的。当古斯达夫在大洋此岸的时候，海因岑宣称，他同卢格是欧洲最伟大的人物。但是，他还没有到达彼岸，他们之间就拚命地吵起来了。古斯达夫写道：
　　海因岑则称古斯达夫为“女卜者”。
　　“宇宙”正好是当阿尔诺德在信奉正统派的海因岑的报纸上为它大肆吹嘘的时候毁灭了，而强大的临时政府则恰好是在罗多芒特-海因岑对它宣布“军人的服从”的时候停止了存在。海因岑在和平时期偏爱军事，这是很出名的。
　　因此，“强大的临时政府”就只剩下了卢格、隆格和豪格三位先生。甚至阿尔诺德也已经明白，这样三个人不但不能创造新世界，而且什么也创造不了；同时，无论怎样重新布置、改组和组合，这三个人总是政府以后成立各种委员会的核心。但是，这个不倦的人还不愿承认，他的计划失败了；对他来说，全部问题仅仅在于做点什么事情；这能使他像个忙于深奥的政治计谋的人，而首先是使他有理由摆出要人的样子对一切作出判断，实现“再次出现”和醉心于洋洋得意的空谈。
　　至于哥特弗利德，那末他为respectable　City-merchants〔伦敦西蒂区的可敬的大商人〕做的戏剧性的演讲丝毫也未能使他丢脸。另一方面，十分明显，3月13日的宣言所追求的只有一个目的，这就是巩固阿尔诺德先生在欧洲中央委员会中篡夺到的地位。哥特弗利德本人以后一定看出了这一点，但是承认这一点对他丝毫也没有好处。于是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宣言公布后不久，dama　acerba〔严厉的太太〕莫克尔便在“科伦日报”上登载了如下的声明：她的丈夫根本就没有在宣言上签名，他根本就没有想到公债，并且已经退出了刚刚成立的委员会。对此阿尔诺德在纽约“快邮报”上是是非非地说，金克尔由于生病的确没有在宣言上签名，然而他是赞成宣言的；宣言的草案是在他的房间里拟定的，他还转寄了一部分到德国去，而他退出委员会是因为选出的主席不是他而是豪格将军。阿尔诺德在作此声明时尖锐地攻击了“绝对的受难者”、“民主派的贝凯拉特”金克尔的虚荣心，并且对约翰娜·金克尔太太也表示怀疑，因为为她效劳的是“科伦日报”这种被禁止的报纸。
　　可是阿尔诺德撒下的种子并不是落到了多石的土地上。“美丽的灵魂”哥特弗利德决定用巧计胜过对手，并且把革命的财宝攫为自己一人所有。约翰娜还没有来得及在“科伦日报”上否认这件令人可笑的事，我们的哥特弗利德就已经在大洋彼岸的报纸上独自出面号召认购公债，并且还说，应当把金钱寄给“享有最大信任”的人。除哥特弗利德·金克尔外，还有谁能是这样的人呢？他要求先交纳五百英镑作为印制革命纸币之用。卢格立刻在“快邮报”上宣布，他，卢格，是民主派中央委员会的财务员，在他那里可以得到马志尼的已经准备好的纸币。因此，对于想丧失五百英镑的人来说，取得现成的纸币无论如何总比拿还不存在的东西来投机要聪明得多。而罗多芒特-海因岑则喊叫道，如果金克尔先生不放弃自己的计谋，那就要公开宣布他是“革命的敌人”。于是哥特弗利德在“快邮报”的直接对手“纽约国家报”[229]上发表了回击的文章。这样，在大西洋彼岸已经在采取一切形式进行战争，而在此岸还在交换犹大之吻。
　　但是，哥特弗利德自己很快就觉察到，由于他不客气地以自己的名义宣布推销国民公债，多少总有点伤了民主派道德高尚的庸人们的面子。为了纠正这一错误，他现在想出了一个解释：
　　这个说明引出了维斯博士在纽约“快邮报”上发表的以下的回答：
　　哥特弗利德该怎么办呢？他又抬出了aspra　donzella〔严厉的太太〕，他声明说，“轻率的和无耻的空谈家”是莫克尔；他断定，他的夫人是背着他在进行公债的事情。无庸争辩，这个策略是非常“美”的。
　　因为我们的哥特弗利德像芦苇一样柔软，他随着人民感情的风向（按照他所认为的），忽而出现在前面，忽而躲在后面，忽而着手一项事业，忽而又把它抛弃。他一面让唯美主义的资产阶级在伦敦为他这个革命的受难者举行公开的庆祝会，同时却背着这个资产阶级同以维利希为代表的流亡者下层进行被禁止的交往。他的生活同他在波恩时的俭朴比起来，可算是豪华了，但是他往圣路易斯写信，说他生活得像一个“穷人的代表”所应该的那样。总之，他遵照规定的礼仪对待资产阶级，同时又毕恭毕敬地奉承无产阶级。但是，作为一个想像力大大盖过了理智之声的人，他不可能不表现出一个暴发户的粗暴和狂妄，这使得不少迂腐的道德高尚的流亡中的大人物离开了他。他在“宇宙”上发表的一篇关于工业展览会的文章是他的最富于代表性的写照。最使他惊讶的是挂在水晶宫里的一面大镜子。对他来说，客观世界已化为镜子，而主观世界则化为句子。好像是为了展示一切事物的美的一面，他对一切事物卖弄风骚［注：俏皮话：德语中《sch?ne　Seite》的意思是“美的一面”《sch?ntun》的意思是“卖弄风骚”。——编者注］，并且随着需要的不同而把这种卖弄叫做诗，叫做牺牲，或者叫做宗教。老实说，他需要这一切只是为了卖弄自己。可是，当想像直接变成说谎，夸张直接变成庸俗的时候，他便没有力量使丑的一面不在实际中暴露出来。不过可以预先告诉我们的哥特弗利德，既然他已经落到古斯达夫和阿尔诺德这些经验丰富的小丑手里，那他就只好丢掉自己的狮子皮了。

十二

　　工业展览会在流亡者的生活中开辟了一个新的纪元。在整个夏季中德国的庸人们像潮水一般地涌到了伦敦；德国庸人在巨大的、喧闹的水晶宫里，以及在更加巨大得多的、各种各样的隆隆声、嘈杂声和喊叫声乱成一片的伦敦感到很不舒服；他们汗流浃背地完成了在必须参观展览会和其他值得观看的东西这方面的一天的繁重劳动之后，便到谢特奈尔的“哈瑙”饭店或到哥林盖尔的“星星”饭店里去休息，在这里那才是杯中乐融融，烟雾腾胯起，一片酒店政治的气氛。在这里，“整个祖国都聚到一起”，何况还可以免费观看德国最伟大的人物。他们也坐在这里，有议会议员、议院代表、统帅、1848年到1849年这段美好时期里的俱乐部演说家，他们像一切其他普通人那样吞云吐雾，日复一日地coram　publico〔在全体人民面前〕神气十足地议论着祖国的最高利益。在这里，德国小市民，只要不吝惜几瓶极廉价的酒，那就能详细地得知欧洲各国内阁的最秘密的会议上所发生的一切。在这里可以非常准确地得知什么时候“开始冲击”。于是人们便一瓶又一瓶地冲击起来，然后各派意见的拥护者虽然已经摇摇晃晃，站立不稳，但是带着他们已为拯救祖国尽了一份力量这种令人鼓舞的意识纷纷回家去了。流亡者们在有支付能力的庸人大批拥到伦敦的这段时期里比任何时候都喝得多，而花费则比任何时候都少。
　　流亡者的真正的组织就是这个在锡仑-谢特奈尔[230]的庇护下设在朗-爱克街上的靠了展览会而极其兴隆的酒店组织。真正的中央委员会经常在这里开会。其他一切委员会、组织、党的小组都纯粹是这个真正德国的寄生性酒馆常客组织的唬人幌子和爱国主义小摆设。
　　这时，流亡者又得到了以新来者梅因、孚赫、济格尔、戈克、菲克勒尔等等先生为代表的增援部队。
　　梅因，这个因错误而生下来就没有刺的小刺猬，早就被歌德用潘辛涅的名字描绘如下：
　　相反地，当代的作家们谈到他时这样说：爱德华·梅因属于那些“坚定的”、代表柏林的智慧的人物，同德国其他地方普遍存在的愚蠢正相反。他同他的朋友缪格、克莱因、察贝尔、布尔等人也在柏林成立了“梅因的甲虫协会”。每一个梅因的甲虫都坐在自己的独特的小叶子上，而爱德华·梅因则坐在曼海姆的一张小晚报上［注：即“曼海姆晚报”。这句话里的“小叶子”和“小报”原文是双关语：德语中Ｂlättchen一字，既有“小叶子”之意，又有“小报”之意。——译者注］，他在这张小叶子上每星期以极大的努力生产绿色的通讯员幼虫。这个梅因甲虫在1845年甚至行将主编一本月刊；人们从各方面给他寄来了文章，出版者等待着，但是整个事业一下全垮了，因为爱德华在经过了八个月以后，混身冷汗地声明他写不出刊物的广告。因为我们的爱德华对待自己的一切幼稚行为都很认真，所以在柏林三月革命后，他以一个对待运动严肃认真的人而出了名。在伦敦他同孚赫一起参加了由一个二十年前略懂德文的老太婆主编和审查的“伦敦新闻画报”德文版的工作，但是被当作不能胜任工作的人而解除了职务，因为他顽固地非要把自己早在十年前就已在柏林发表过的一篇深奥的关于雕刻的文章排进这本杂志。当金克尔的流亡者们后来任命他为秘书的时候，他发现自己是个实际的bomme　d’état〔国家活动家〕，并且在石印的通告里宣布他已获得了“稳固的观点”。在他去世之后，在这个梅因甲虫的遗产中将会发现许多为预定的著作写好的标题。
　　梅因在编辑工作和秘书工作中的同事奥本海姆同他有不可分的联系。关于奥本海姆，有人说他好像根本不是现实的人，而是一个寓言中的人物；即好像是寂寞女神以犹太首饰匠儿子的形象出现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当伏尔泰写《Tous　les　genres　sont　bons　excépté　le　genrc　ennuyeux》〔“除了枯燥无味，一切风格都好”〕［注：伏尔泰喜剧“浪子”的序言。——编者注］这一句话的时候，他已预感到我们的亨利希·伯恩哈特·奥本海姆的出现。我们宁愿把奥本海姆当做作家，而不愿把他看做演说家。你可以不看他的作品，但是要想回避听他的演说，c’est　impossible〔那是不可能的〕。毕达哥拉斯的灵魂转生说也许是正确的，但是亨利希·伯恩哈特·奥本海姆在前几个世纪中所用的名字确实无法确定了，因为无论在哪一个世纪里都从来没有一个人是以令人厌恶的空谈而出名的。他的生活体现在三个辉煌的时期中，这就是阿尔诺德·卢格的编辑、布伦坦诺的编辑、金克尔的编辑。
　　这一伙人中的第三个是尤利乌斯·孚赫先生。他属于柏林移民区中那些善于以巨大的进取心发挥自己的小小的才能的胡格诺教徒之列。他最初是以自由贸易派别的旗手华斯托[232]的角色登上社会活动的舞台，而他扮演这个角色是被汉堡商人雇来进行宣传的。在革命风潮时期他们允许他打着气势凶凶的无政府主义招牌鼓吹贸易自由。当这样做已不合时宜的时候，他便被揭开了，于是他同梅因一起开始主编柏林的“晚邮报”。他在国家应当根本消灭并且应当实行无政府主义的借口下，在这里避开了反对现存政府的危险立场，而当后来该报由于没有钱交纳保证金而停办的时候，“新普鲁士报”对于民主派中唯一称得上作家的孚赫的命运表示了惋惜。同“新普鲁士报”的这种亲热关系不久便达到了非常密切的程度，以至我们的孚赫竟开始在伦敦为这家报纸写起通讯来了。孚赫参加流亡者的政治活动并不太长久。他对自由贸易的迷恋使他明白，他的使命是从事企业活动，他热切地恢复了这一活动，他在这方面所完成的工作直到今天还没有一个人可以超过，——他根据非常完善的活动标尺制定了他的文章的价目表。由于“布勒斯劳报”的不知分寸，这个文件已为广大公众所知。
　　同这个柏林智慧的三星相对立的是南德永恒信念的三星，即济格尔、菲克勒尔和戈克。
　　弗兰茨·济格尔，如他的朋友戈克所描绘的，是个
　　在我们之间有人说，济格尔将军是巴登的一个自信而又野心勃勃的年轻的尉官。他从法国革命的战役史中看到，由一个少尉一跃而成为总司令，这完全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于是从这个时候起，这个没有胡须的人便下定决心：弗兰茨·济格尔总有一天要成为某个革命军队的总司令。他由于名字的相同而在军队中博得的声望［注：见本卷第377—378页。——编者注］和1849年的巴登起义帮助他实现了他的愿望。他在尼喀河畔进行的战斗以及在黑林山没有进行的战斗都出了名，而他的退往瑞士甚至他的敌人也认为是适时的和正确的策略。他的军事计划证明他通晓革命战争的历史。为了忠实于革命的传统，不考虑敌人、也不注意作战线和退却道路以及其他这类小事的英雄济格尔，忠实地从莫罗在当时选择的一个阵地转到另一个阵地，尽管如此，如果说，他没有能在所有的细节上都模仿莫罗的进军，如果说，他不是在帕拉迪兹，而是在埃格里绍渡过莱茵河，那末应当说这是由于敌人的眼光短浅，不善于估计这种非常科学的机动行为。济格尔在自己的命令和指令中表现出他是个传教士，他在这些命令和指令中表现出固然比拿破仑更缺乏文采，然而比拿破仑更充满信念。后来，他制定了各兵种的革命军官手册；我们可以从这本手册中举出下面这样一段重要的话：
　　约瑟夫·菲克勒尔（按照他的朋友戈克的描绘）是
　　和一个诚实的、坚定的和不屈不挠的人民活动家的身分很相称，约瑟夫·菲克勒尔有一张胖得滚圆的脸、一根粗胖的脖子和一个同样肥胖的大肚子。关于他过去的生活，人们只知道他是靠十五世纪的一件艺术雕刻品和几件同君士坦士宗教会议[233]有某种关系的圣物过活的，他让旅行者和外国的艺术爱好者出钱观赏这些珍品，并且把各种“古董”卖给他们，而这些东西，就像菲克勒尔自己洋洋得意地说的那样，都是他“仿照古董的样式”重新制造的。
　　他在革命时期的唯一的功绩是：第一，他在预备议会[234]的会议结束后被马提下令逮捕，第二，他于1849年6月在施图加特被勒麦下令逮捕。由于这两次被捕，他幸运地避免了给自己丢丑的危险。后来维尔腾堡的民主派为他交纳了一千古尔登的保证金，而菲克勒尔却隐姓埋名地到土尔高去了，他就这样销声匿迹，使保证人感到非常痛心。不可否认，他在“湖滨小报”上成功地用油墨表现了湖滨农民的思想和感情。此外，他看到他的朋友卢格的情况，便抱定这样一种见解：长期的学习会使人变得愚蠢，因此他预先警告他的朋友戈克，不要到英国博物馆的图书馆去。
　　阿曼杜斯·戈克，从他的名字上就可以看出，是个可爱的人［注：俏皮话：Amandus（阿曼杜斯）一字有“愉快的”“可爱的”意思。——编者注］，他
　　戈克因行为高尚而成了巴登临时政府的成员，但是他自己承认，在政府里他丝毫也不能反对布伦坦诺，并且由于谦逊而给自己加上一个独裁者先生的称号。谁都不否认，他当财政部长时所取得的成就是很微小的。由于谦逊，他在已经宣布向瑞士总退却的前一天宣布在多瑙埃申根成立“社会民主共和国”。由于谦逊，他后来宣称（在1852年向雅努斯-海因岑[235]），12月2日巴黎无产阶级所以遭到失败，是因为他们没有他那种巴登-法兰西的和法兰西式的南德所固有的民主派的洞察力。谁想找到进一步证实戈克的谦逊和“戈克派”的存在的证据，那他可以到他本人所著的“回顾巴登革命……”1850年巴黎版中去找。他谦逊的最高表现要算是他在辛辛那提的公众集会上谈到的下面这件事情：
　　为什么？一个曾经是“独裁者先生”而且又是“拿破仑”-济格尔的挚友的人，是可以也“成为德国的马志尼”的。
　　由于这些人，以及和他们类似但不如他们那样杰出的活动家们的到来，流亡者就算是au　grand　complet〔会齐了〕，他们可以开始进行伟大的战斗了，关于这些战斗，读者可以从下面这支歌中看到。

十三

　　由于这些最后的fashionable　arrivals〔新到的名人〕充实了流亡者的队伍，流亡者必须努力大规模地“组织起来”，使自己具有一个最终的形式的时刻来到了。可以设想，这种努力将引起新的和激烈的敌对行动。在大洋彼岸的报纸上展开的笔战现在已达到了最高潮。个人之间的争吵，互相倾轧，玩弄诡计，无节制地自吹自擂，——大人物们的全部力量都投到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中去了。但是流亡者却因此获得了一些东西，这就是存在于世界历史之外的自己本身的历史，同公众的政治并存的自己这个小圈子内的政治。从彼此攻击中，流亡者甚至感觉到了彼此的重要性。因为在所有这些追求和奋斗的后面都隐藏着对民主派的资产，对这只圣杯[236]的盘算，所以先验的竞争，关于红胡子皇帝［注：红胡子是德皇弗里德里希一世的绰号。——译者注］的胡须的争论立刻就成了小丑们的毫不出色的竞赛。谁要想根据原始材料研究这一塌老鼠与青蛙之战[237]，那他可以在纽约“快邮报”、“纽约德文报”、“德意志总汇报”、“国家报”、巴尔的摩的“通讯员”、“警钟报”及其他美国德文报纸上找到一切必需的文件。但是，这种卖弄虚构的同盟和臆想的阴谋的把戏，这一切流亡者的吵嚷并不是没有引起某些严重的后果。它给了政府以它所希望的借口，使它得以在德国逮捕许多人，在全国各地镇压一切运动，并且利用伦敦的可怜的草人（就像利用吓唬鸦雀的草人一样）来吓唬德国的小市民。这些流亡的英雄们对于现状决没有任何危险，他们热烈希望的只有一件事——使德国国内呈现出一片死寂的沉静，好让他们的声音在这片死寂的沉静中显得更响亮；使公众的觉悟水平极度地降低，好让甚至像他们这样的人也可以成为出类拔萃的伟人。
　　新到的南德的正直人物们同哪一方都没有联系，因而在伦敦处于一种非常有利的地位：他们可以充当各种集团的调停人的角色，同时可以把所有的流亡者像一个合唱队似的集合在一些杰出人物的周围。他们的高度发达的责任感要他们不要放弃这种机会。但是他们同时看到，在这方面同他们完全团结一致的赖德律-洛兰已经坐上了法兰西共和国总统的安乐椅。对于他们这些法国的近邻来说，重要的是得到法国临时政府的承认，即承认他们是德国的临时统治者。对济格尔来说，特别重要的是，让赖德律保障他的总司令的职位。但是，只有越过阿尔诺德才能走向赖德律。况且，阿尔诺德所戴的坚强性格的假面具那时还使他们敬仰，而且他还应当作为哲学上的北极光照耀他们南德的黄昏。因此，他们首先去向卢格请求援助。
　　站在另一方面的首先是金克尔及其亲密的周围人物——叔尔茨、施特罗特曼、席梅尔普芬尼希、泰霍夫等等，然后是以赖辛巴赫为首的前议会议员和议院代表，以及作为文学代表人物的梅因和奥本海姆，最后是维利希和他的义勇军，但后者已成泡影。在这里，角色的分配如下：作为西番莲的金克尔代表全体德国庸人；作为伯爵的赖辛巴赫代表资产阶级；而作为维利希的维利希则代表无产阶级。
　　关于奥古斯特·维利希，首先应当说明的是，古斯达夫总是因他的尖头盖骨而暗中不信任他，在这种头盖骨里面，自负这个过分发达的凸出部分压倒了其余的一切脑力。有一个德国庸人在伦敦的一家啤酒店里看到前尉官维利希的时候，惊恐地抓起自己的帽子逃跑了，他边跑边喊道：“我的上帝，这个人多么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为了增强这种相似的气氛，维利希在革命前不久，做了一个时期的木匠。后来，在巴登—普法尔茨战役中他当了游击队的领袖。
　　游击队的领袖，这个古意大利佣兵队长的后代，在现代战争中，尤其是在德国，是一种特殊现象。游击队的领袖习惯于独立行动，是反对任何最高总司令的。他的游击队员只服从他，而他也完全依赖于他们。因此，纪律在志愿部队里有极其特殊的性质：看情况而定，有时它严格到野蛮的程度，有时（而这是经常的）则极端松懈。游击队的领袖不能够总是摆出一副发号施令的面孔，他经常必须迎合他的游击队员，以实惠来讨好他们中的每一个人。一般的军人品质在这里并没有多大用处，为了使下属服从，必需用其他的品质来巩固勇敢。如果领袖没有高贵的出身，那他必需具有哪怕是高尚的意识，而这种意识又必须补充以阴谋、诡计和隐蔽的卑鄙行为。这样就不仅能博得自己的士兵的好感，而且也能收买居民的心，欺骗敌人，同时还被认为，特别是被敌人认为是个卓越的人物。但是，有了这一切还不足以掌握志愿部队，因为他们大部分或者一开始就是由流氓无产阶级组成的，或者是很快就变得和流氓无产阶级一样了。为了掌握志愿部队，需要有一种最高的观念。因此，志愿部队的领袖必需具有某些固定观念的精华，他必需是有原则的人，经常意识到自己负有解放世界的使命。他应当向队伍传教，在同每一个士兵作个别谈话时经常进行有教徒的宣传，从而把这个最高观念灌输给他的士兵，并使整个部队就此变成自己的精神上的儿女。如果这个最高观念具有思辨的、坚强的性质，并且超过一般的理智的水平，如果它具有某些黑格尔的特色，正如维利森将军企图灌输给普鲁士军队的那种观念[238]一样，那就更好了。因此，使每一个游击队员具有高尚的意识，整个部队的行动就因此而获得思辨的神通，这使他们高高地超越于一般的缺乏头脑的勇敢之上；而这样的部队所以能获得荣誉，与其说是靠了它的成绩，不如说是靠了它的救世主的使命。如果使每一个战士都宣誓，说他们决心同他们为之而战的事业同归于尽，宁愿高唱着圣歌直到最后一个被杀死在边境上的最后一棵苹果树下，那末部队就能够更加坚强。这样的部队和这样的领袖如果同普通的世俗的军队交往，自然一定会感到自己受了侮辱，并且一旦有适当的机会就一定要竭力争取脱离军队，或者立刻使自己摆脱无信仰者的团体；他们最痛恨大规模的军事联合和大规模的战争，因为在这时靠最高尚的感悟来支持的阴谋行为，如果忽视军事艺术的一般规则，就会毫无作用。因此，游击队的领袖应当是个道地的十字军骑士：他应当一身兼扮隐士彼得和穷汉瓦尔特两个角色。他应当用自己的德行来对付他的五光十色的部队的放荡的生活方式。谁也不敢把他灌醉，而他自己必须宁可避开众人，偷偷地，哪怕是在晚上躲在被子里抱着酒瓶痛饮。如果他由于人类的弱点，在饱尝了人世的幸福之后，超过规定的时间，到深夜里才回到兵营，那末他就永远不要走大门，而宁肯绕个弯，越墙进去，以便不要把任何人诱入歧途。对于女人的魔力他应当表示冷淡，但是，如果他偶尔让一个裁缝的帮工在自己的床上休息，就像克伦威尔对待自己的下级军官那样，那他就会给人以良好的印象；他在自己的生活中决不应当成为过分的禁欲主义者。因为在cavaliere　della　ventura〔探险的骑士〕的后面站着他的部队的、主要是靠征用和免费住宿勉强度日的cavalieri　del　dente〔吃饭的骑士〕，而穷汉瓦尔特总是不得不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仅仅由于这一点，隐士彼得就必须经常出面来进行准备好的安慰，说采取这种不愉快的办法，纯粹是为了拯救祖国，因而也是为了受难者本身的利益。
　　游击队的领袖在战时所表现的这一切品质也表现在平时，诚然，这些品质发生了某些不十分好的变化。首先他应后为新的部队保存核心，并经常派出招募新兵的下级军官。这个主要是由志愿部队的残余和平民流亡者组成的核心，在兵营中的生活或者由政府维持（例如在伯桑松时）[239]，或者用其他的方法维持。兵营中的生活应当用观念来使它神圣化；这要通过兵营共产主义来实现，由于实行兵营共产主义，对一般非军人活动的卑视获得了最崇高的意义。但是，由于这种共产主义兵营已不再受军事条例的约束，而只是服从于精神上的权威和自我牺牲精神的训条，所以偶尔因共同的金库而打架的事情是不可避免的，有时，拳头也会落到精神上的权威的头上。如果哪里附近有手工业者协会，那末这里就可以用来作为替酗酒的部队补招新兵的据点，并且给手工业者描绘将来的放荡生活和游击队冒险活动的远景，以补偿他们现在所做的沉重的劳动。此外，有时可以做到使手工业者协会出钱供养部队，因为这样的兵营对于无产阶级的未来具有高度的原则性的意义。不论在兵营里，或者在协会里，说教和在个人交往中的古老的不拘礼节的作风都不是没有影响的。游击队员就是在平时也不应失去他所绝对必需的不可动摇的信念，而且，正如他在战时在每次失败以后总是预告明天将获得胜利一样，现在他也经常宣告，这至迟再过两星期就“会开始”，这一点在精神上是无疑的，在哲学上是必需的。因为他经常必须面对着敌人，因为高尚的人总有无耻的人反对，所以他在后者中间将发现对自己的明显的敌意，并且确信，无耻的人光是由于痛恨他应得的声望就会打算毒害他或刺死他；因此，他总是在枕头底下放一柄长刀。游击队的领袖在战时如果不想像他被居民奉为偶像，就不可能获得任何胜利，同样，在平时就是在没有实际的政治联系的情况下，他也不断地设想或想像着这些联系，而这有时会造成惊人的骗局。征用和免费住宿方面的才能又以愉快的寄生生活的形式重新表现出来。反之，我们的罗兰的严格的道德上的禁欲主义，像一切高尚的和伟大的行为一样，在和平时期受到了严重的考验。博雅多在第二十四首歌中唱道：

　　但是，大家也都知道，后来布拉瓦伯爵由于美丽的安吉利卡的眼睛而失去了理智，而阿斯托尔弗不得不在月亮上寻找这个理智，就像洛多维科·阿里欧斯托先生令人神往地描写的那样[240]。但是，我们的现代的罗兰竟把自己同诗人本人混淆起来，诗人在讲到自己时说他也因恋爱而失去了理智，并且用嘴唇和手在他的安吉利卡的胸怀里找回理智，可是发生了这样的事：他所得到的是被赶出了大门。
　　在政治上，游击队的领袖要表现出他在进行小战斗的各种方法上的无与伦比的经验。他按照“游击队员”这个字的本意，从一个派别转到另一个派别［注：双关语：德语中《Parteigänger》有“游击队员”之意，也有“任何一个党派的信徒”之意。——编者注］。小小的阴谋活动、可鄙的规避行为、不时的撒谎、以道义上的愤慨为借口而干出来的阴险的勾当在他那里都表现为高尚意识的自然标志，他对自己的使命及他的言论和行为的最高意义满怀信心，他坚决地宣布：“我从来也不说谎！”固定观念成了伪装起来的背信弃义行为的富丽堂皇的屏障，并且使缺乏任何观念的蠢笨流亡者们认为，他，这个有固定观念的人，不过是个傻瓜而已，——而对这样一个饱经世故的出色人物来说，这正是所需要的。
　　唐·吉诃德和桑科·判札的二位一体，既热爱粮袋又热爱固定观念的、对漫游骑士的免费膳食和他们的光荣同样感到振奋的、以坚强性格的假面具来掩盖自己的欺骗行为的、进行小战斗和搞小阴谋活动的英雄，这就是维利希。他的真正的未来是在格兰德河大草原上。
　　关于上述两批流亡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戈克先生在给纽约“德意志快邮报”编辑部的信中作了如下的说明：
　　济格尔先生在给同一家报纸的信中把南德分子在这些联合企图中的“诚实”想法表露如下：
　　在南德分子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卢格的“理智”，而在北德分子中占主导地位的则是金克尔的“感情”，只要根据这一点就可以判断，这两个互相咒骂，互相称之为“南德人”和“北德人”的集团的成分是多么奇特了。
　　为了了解下一个伟大的战斗，必须谈一下这两个震动世界的派别的外交手腕。
　　阿尔诺德（以及他的伙伴们）首先关心的是组织“不公开的俱乐部”，它的公开的表面的目的是“进行革命活动”。他所特别喜爱的“德国事务委员会”应当从这个俱乐部里产生，而卢格本人则应当被推为这个委员会的代表参加欧洲中央委员会。阿尔诺德从1850年夏天起就已经在不断地追求这个目的。他希望在南德人中“找到理想的中国分子，在他们之中他可以毫不客气地作为统治者主宰一切”。因此，成立正式的流亡者组织、组织各种委员会就构成了阿尔诺德及其同盟者的政策中的必要因素。
　　从金克尔及其同伴这方面来说，他们应当竭力设法不让卢格在欧洲中央委员会中篡夺到的地位有合法化的可能。金克尔发表的号召预先签名认购五百英镑的宣言得到了回答，他收到了一份从新奥尔良来的寄钱给他的通知，根据这一点，他就同维利希、席梅尔普芬尼希、赖辛巴赫、泰霍夫、叔尔茨以及其他等人一起组成了秘密的财务委员会。他们这样想：如果我们有了钱，流亡者就会拥护我们；如果流亡者拥护我们，那末我们也将成为德国的统治者。因此，他们首先必须让流亡者群众忙于参加各种单纯是为了讨论形式问题而召开的会议，但是用一切办法阻挠成立正式的组织，使不超出“未形成的团体”的范围，尤其是不让组织任何委员会，这样就可以妨碍敌对的派别，阻挠他们的活动，而自己则在他们背后耍手腕。
　　这两个派别（即“有名的活动家们”）共同的特点是力图欺哄流亡者群众，不让他们知道自己的最终目的，只是把他们当作幌子，然后，一旦目的达到，就把他们抛弃掉。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些民主派的马基雅弗利们、达来朗们和梅特涅们是怎样互相攻击的。
　　第一场。1851年7月14日。“同金克尔进行的关于共同出场的私人协商失败”之后，卢格、戈克、济格尔、菲克勒尔、隆格就邀请所有派别的有名的活动家都来参加7月14日在菲克勒尔处召开的会议。有二十六人出席。菲克勒尔提议组织德国流亡者的“不公开的小组”并且从小组中分出“工人委员会，来协助达到革命的目的”。提案主要是遭到金克尔和他的约六个信徒的反对。经过了许多小时的热烈争论之后，菲克勒尔的提案通过了（十六票对十票）。金克尔和少数派声明，他们再不能参加这个计谋，并且离开了会场。
　　第二场。7月20日。上述的多数派组成了一个单独的同盟，在新加入者中间有菲克勒尔介绍的陶森瑙。
　　就像隆格是德国民主派的路德，金克尔是它的梅兰希通一样，陶森瑙先生是它的阿伯拉罕-圣克拉。西塞罗的两个肠卜者不可能互相对视而不发笑[241]。陶森瑙先生也不可能对着镜子中自己的严肃表情而不哈哈大笑。如果说，卢格曾经获得巴登人对他的敬仰，那末命运报复了他，给他派来了一个令他敬仰的奥地利人陶森瑙。
　　根据戈克和陶森瑙的建议，会议延期了，延期的目的是设法再一次同金克尔派达成协议。
　　第三场。7月27日。会议在克朗邦饭店举行。“有名的”流亡者au　grand　complet〔全都到齐了〕。金克尔派也出席了，但不是为了来参加已经成立的同盟。相反地，他们坚持“组织不包括工人委员会和没有任何明确目的的‘公开的辩论俱乐部’”。叔尔茨在这整个议会程序中扮演了年轻的金克尔的导师的角色，他提出了以下的建议：
　　提案一致通过。俱乐部决定每星期五集会一次。
　　爱德华·梅因因这个胜利而欣喜若狂，他在自己的石印通告中欢呼道：
　　梅因的这些话也可以在柏林的石印的政府通告［注：“普鲁士石印通讯”。——编者注］中看到。
　　于是，在全体表现了互相谦让的情况下，在为庆祝德意志共和国而发出的“乌拉”欢呼声中，伟大的流亡者俱乐部诞生了，它将举行非常令人振奋的会议，并且将在金克尔赴美几星期以后就皆大欢喜地解了体。不过，这并不妨碍它直到今天仍在美国作为健在的机构而发生作用。
　　第四场。8月1日。在克朗邦饭店举行第二次会议。
　　金克尔不经多数人预先通过便把六个普鲁士流亡者和六个工业展览会的普鲁士参观者引进了俱乐部。达姆［注：达姆在这里！
　　谁在这里？达姆！
　　谁？
　　达姆，达姆，难道你不知道达姆？］（主席，前巴登制宪议会主席）对这种等于叛国的破坏章程的行为表示惊奇。金克尔声明说：
　　大学生叔尔茨连忙来补救他的教授的愚蠢行为，提出一个关于准许拜访者参加的修正案。修正案通过了。阿伯拉罕·圣克拉—陶森瑙站了起来，并严肃地提出了下面两个严肃的提案：
　　坚决反对这个提案的有
　　如戈克所断定的，多数人似乎都倾向于通过这两个提案。于是马基雅弗利—叔尔茨便提议延期表决。阿伯拉罕·圣克拉-陶森瑙由于天真而同意了这个提案。金克尔认为，
　　问题转到下一次会议讨论。
　　第五场。8月8日。在克朗邦饭店举行第三次会议。讨论陶森瑙的提案。金克尔和维利希违反协议，带来了“流亡者下层，le　menu　peuple〔平民〕，以便在这一次结合自己的良心。”叔尔茨提出一个关于志愿报告当前政治问题的修正案，于是，经过了预先的商议，立刻就有人自愿宣读这些报告：梅因谈普鲁士，叔尔茨谈法国，奥本海姆谈英国，金克尔谈美国和未来（因为他的最近的将来是在美国）。陶森瑙的提案被放到了一边。他令人感动地声明说，他愿意牺牲他的正义的愤怒，把它献给祖国，他愿意留在同盟者的圈子里。但是卢格—菲克勒尔派立刻摆出一副受了骗的美丽的灵魂的愤怒姿态。
　　插曲。金克尔终于从新奥尔良收到了一百六十个英镑，这笔钱，金克尔必须在其他有名人物的参与下，为了革命的利益把它变为能赢利的资本。本来就已经被上一次的表决结果刺痛了的卢格—菲克勒尔派知道了这件事。决不能再浪费一分钟，必须行动起来。于是便形成了一个用“鼓动者协会”的名字为自己的停滞的和污浊的存在装璜门面的新的流亡者泥潭。它的成员是陶森瑙、弗兰克、戈克、济格尔、黑尔特勒、隆格、豪格、菲克勒尔、卢格。协会立刻在英国报纸上发表声明，
　　在这个新的联合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一个原始的集团，即卢格—隆格—豪格集团。这样，阿尔诺德在经过了多年的奋斗和努力之后，终于达到了他所想望的目的：他被承认为民主派中央这辆马车的第五个轮子，并且在自己的背后有了由整整八个人组成的“一部分轮廓鲜明的〈可惜太鲜明了〉人民”。但是连这一点满足也被破坏了，因为就在他被承认的同时也被间接免去了职务，而且他只是在粗汉菲克勒尔提出的条件下被承认的，根据这个条件卢格必须从现在起就停止“写作和在世界上传播自己的胡话”。粗暴无礼的菲克勒尔认为阿尔诺德的作品中只有那些他本人没有读过也用不着去读的作品，才是“值得注意的”。
　　第六场。8月22日，克朗邦饭店。首先便是叔尔茨的“外交上的杰作”（见戈克）：建议由属于各派的六人组成全体流亡者委员会，并吸收维利希的手工业者协会的已成立的流亡者委员会的五个成员加入委员会（在这种情况下金克尔—维利希派将总是处于多数的地位）。建议通过了。选举也举行了，但是“国家”中由卢格统治的那一部分的成员拒绝参加选举，因此，这个外交上的杰作便破产了。此外，过了四天维利希就退出了早就只在名义上存在的手工业者的流亡者委员会，因为表现出极端不恭的“流亡者下层”的多次叛乱使这个委员会的解体早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由此可见，关于这个流亡者委员会的事情究竟有多少，是经过认真考虑的。有人对鼓动者协会的公开出场提出质问。有人建议要流亡者俱乐部同鼓动者协会脱离一切关系，并且要公开宣布不同意它的全部活动。在场的“鼓动者”——戈克和小济格尔（也就是老济格尔，见下面［注：见本卷第377—378页。——编者注］）遭到了疯狂的攻击。鲁道夫·施拉姆宣布，他的老朋友卢格是马志尼的奴仆和“老牌的肮脏的造谣中伤者”。布鲁士斯，你也在内！［注：凯撒被刺后发现他的好友布鲁士斯也是谋刺者之一时，对布鲁士斯说的话。（见“莎士比亚戏剧集”作家出版社版第7集第55页）——译者注］戈克不是以伟大的演说家的身分，而是以一个正直的公民的身分进行反驳，并且无情地攻击两面派的、优柔寡断而阴险的、牧师般地慷慨激昂的金克尔：
　　当戈克谈到鼓动者协会在英国报纸上发表的公开声明的时候，金克尔庄严地站了起来，并庄重地说，他
　　真正的德国派的提案通过了，并且引起“鼓动者”提出了声明，说他们的协会会员再也不能留在流亡者俱乐部里了。
　　于是，流亡者俱乐部和鼓动者协会之间发生了可怕的分裂，在整个现代世界历史上形成了一道裂口。最有趣的是，这两个流亡者的产物实际上只存在到它们之间发生分裂时为止，而现在它们好像只存在于考尔巴赫的异教徒灵魂之战[242]中，而这场战斗到今天还在美国的德文报刊上以及在各种会议上继续进行着，并且看样子将继续进行到世纪末。
　　不承认任何纪律的施拉姆也攻击起维利希来了，他断定，流亡者俱乐部同这个骑士联合是丢了脸，这件事使整个会议更加骚乱了。主席——这一次是胆怯的梅因——绝望了，已经几次失去了对会议的控制。而在讨论鼓动者协会的问题时，由于它的会员的退场，混乱已达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在叫喊、喧嚷、鼓噪、威胁、狂哮声中，这个有教益的会议开到了深夜两点，最后主人熄灭了煤气灯，使愤怒的敌对者陷入一片漆黑，并且以恐怖结束了这场拯救祖国的事业。
　　在8月底侠义的维利希和多情善感的金克尔企图从内部来炸毁鼓动者协会。他们向诚实的菲克勒尔提出了如下的建议：
　　正直的菲克勒尔被这个“钦定的、秘密的、不负责任的委员会”激怒了，
　　这样，这个叫人开小差的企图非但没有引起预期的解散，反而产生了相反的效果，因此，陶森瑙可以宣布，两个强大的派别——“流亡者”和“鼓动者”之间的破裂已成为无可挽救的了。

十四

　　为了表明“鼓动者”和“流亡者”之间的战争是以多么融洽的方式进行的，我们从美国的德文报纸上引用几个片断。

“鼓动者”

　　卢格宣布，金克尔是“普鲁士亲王的代理人”。
　　另一个“鼓动者”发现，流亡者俱乐部中的杰出的成员似乎是：
　　济格尔写道：
　　第四个“鼓动者”宣布，金克尔的追随者都是“偶像崇拜者”。
　　陶森瑙对流亡者俱乐部作了如下的说明：
　　最后，罗多芒特-海因岑宣布，卢格、戈克、菲克勒尔和济格尔是他个人所认识的在英国的唯一值得尊重的流亡者。流亡者俱乐部的会员都是“利己主义者、保皇党人和共产党人”。金克尔是“不可救药的爱好虚荣的蠢才和夸夸其谈的显贵”；梅因、奥本海姆、维利希等等都是他海因岑“只有把身子弯到膝盖骨才能看清的小人物，他们甚至还没有长到卢格的踝骨那样高”。（1851年纽约“快邮报”“纽约德文报”“警钟报”等等）

“流亡者”

　　应当承认，这些先生们彼此都很了解，又几乎都达到了了解自己的地步。

十五

　　这时，“流亡者”的秘密的财务委员会选出了管理委员会，由金克尔、维利希和赖辛巴赫组成，并且决定认真地从事发行德国公债。大学生叔尔茨，正如1851年底的纽约“快邮报”、“纽约德文报”和巴尔的摩“通讯员”所报道的那样，被派到法国、比利时和瑞士去，并且开始在那里寻找一切过去的、已被遗忘的和销声匿迹的议会议员、帝国摄政、议院代表和其他有名的人物，直到已故的拉沃，争取他们为公债作保证。这些已被遗忘的倒霉的人便急忙为这一事业作保证。要知道，如果说为公债作保证到底还有点什么意思的话，那末这就像互相保证in　partibus〔在异国的〕政府职位一样，而金克尔、维利希和赖辛巴赫等先生就这样为自己的将来的前途取得了保证。而在瑞士无可慰借地苟延残喘的、可敬的、道德高尚的人物们，对于“组织”和保障职位热中到这样一种程度，甚至老早就在他们中间根据资历按秩序分配了未来的政府职务，而在决定第一号、第二号和第三号职位归谁时，总要吵得不亦乐乎。一句话，大学生叔尔茨回来时口袋里是带着保证书的，于是伙伴们便开始了工作。固然，几天以前，金克尔在同“鼓动者”进行的又一次的会商中曾答应不以“流亡者”的名义单方面进行公债的事情；但是正因为如此，他才带了保证人的名单及赖辛巴赫和维利希的全权委托书离开了，好像是为了要在英国北部作他的美学演讲，而实际上是为了从利物浦横渡大洋到纽约去，就像帕威法耳[243]那样到美国去寻找圣杯，即民主派的金银财宝。
　　于是开始了动听的、神奇的、夸张的、从未听说过的、真正的和充满冒险情节的关于“流亡者”和“鼓动者”在大洋两岸进行得更加激烈和更加顽强的伟大战斗的故事，——关于哥特弗利德为了同科苏特竞争而进行的十字军征讨的故事，关于他怎样在经受了千辛万苦和难以形容的考验之后终于带着装在旅行袋里的圣杯回到了故乡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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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19]“流亡中的大人物”是抨击1848—1849年的革命中的小资产阶级活动家的小册子，这些小资产阶级活动家在革命失败后便攻击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目的是给这种进攻以应有的反击，并揭露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玩弄革命阴谋的有害活动。这本著作写于1852年5—6月，一部分写于伦敦，一部分写于曼彻斯特恩格斯那里，马克思是5月底到他那里的。这一著作利用了靠朋友们的帮助事先收集起来的大量的实际材料：流亡者发行的各种出版物（文件、报纸、回忆录），德国、法国和英国的报刊等等。参加选材和手稿整理工作的除马克思夫人外，还有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恩斯特·德朗克。7月初手稿就委托给一个自愿效劳的匈牙利流亡者斑迪亚在德国出版。后来发现这个人是警察局的暗探，他把小册子卖给了普鲁士警察局。马克思不久便在1853年4月写的、发表在美国报纸“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上的文章“希尔施的自供”中公开揭露了这个曾一时迷惑了他的班迪亚的行为。
　　作者在世的时候，小册子一直没有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保存的手稿本（前几页是德朗克执笔，以后都是恩格斯执笔由马克思作补充）后来落到了爱·伯恩施坦手里，他不仅不设法出版，而且在1913年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集的时候，竟尽数地删去了所有涉及马克思就“流亡中的大人物”这本小册子同班迪亚谈判的地方。直到1924年，保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遗著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库才从伯恩施坦那里得到了手稿。1930年这一著作第一次由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译成俄文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中。和以前的版本不同，本版考虑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校阅中所做的修改，凡手稿中删去的地方都没有再刊印出来。——第259页。
　　[120]克洛普什托克“救世主”第一首歌。——第261页。
　　[121] 《Gottfried　Kinkel．Wahrheit　ohne　Dichtung》．Biographisches　Skizzenbuch　von　Adolf　Strodtmann．Bd．Ⅰ－Ⅱ，Hamburg，Hoffmann　und　Campe，1850—1851．——第261页。
　　[122]指德国文学中的感伤派，十八世纪末曾风行一时的密勒的小说“济格瓦特。修道院的历史”（1776年出版）是这一派的代表作。——第261页。
　　[123]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四场（“浮士德的书斋”）。——第262页。
　　[124]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四场（“浮士德的书斋”）。——第262页。
　　[125]纳尔苏修斯——古代希腊神话中爱恋自己的影像的美少年；转意是妄自尊大的人。——第266页。
　　[126]瓦格纳——歌德“浮士德”中的人物，浮士德的学生，伪学者、经院哲学家的典型。——第266页。
　　[127]指文学杂志“德国缪斯年鉴”（《Deutscher　Musenalmanach》）和“基督教徒的娱乐”（《Der　Christoterpe》）。前者由阿·夏米索和古·施瓦布于1832—1838年在莱比锡出版，后者由阿·克纳普于1833—1853年在杜宾根出版。——第268页。
　　[128]马哈德伐即“伟大的神”，是印度主神之一湿婆的别名。印度姑娘们都自己制作湿婆的形象，作为她们崇拜的偶像。——第268页。
　　[129]“亨利希·冯·奥夫特丁根”是德国作家诺瓦利斯的未完成的小说，德国反动浪漫主义的典型作品之一。小说的主人公亨利希·冯·奥夫特丁根是一个诗人，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用于寻找“蓝色花朵”——理想的诗篇的象征。——第270页。
　　[130]歌德“温和的讽刺诗”。——第271页。
　　[131]指霍夫曼的中篇小说“约翰奈斯·瓦赫特师傅”中的一段情节。小说中的主人公木匠约翰奈斯·瓦赫特，由于不久前死了妻子和儿子而非常悲痛，但他在创作中找到了安慰并创造出独特的建筑设计图案。——第272页。
　　[132]“恨世和懊悔”是德国反动作家奥·科采布的剧作的名称。——第273页。
　　[133]乔·威·弗·黑格尔“精神现象学”1807年班堡和维尔茨堡版（G．W．F．Hegel．《Phä （G．W．F．Hegel．《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Bamberg　und　Würzburg nomenologie　des　Geistes》．Bamberg　und　Würzburg，1807）。——第274页。
　　[134]指作家荣克-施梯林的自传体小说“亨利希·施梯林的青年时代”（1778年版）中的主人公，这本小说是伪善的虔诚的文学作品的典型。——第276页。
　　[135]“林苑协会”是1772年在哥丁根大学里成立的青年诗人小组（约·福斯、亨·毕尔格尔斯、路·哥尔蒂等人）。克洛普什托克是小组在思想上的鼓舞者。小组倾向于不久之后获得“狂飚”（《Sturm　und　Drang》）之称的思潮，这种思潮表达了德国市民阶层对德国现存制度的不满。哥丁根小组成员的特点是写抒情诗，在这些诗里有抗议的主题，同时也夹杂着对德国市民的简单的生活方式及其庸俗道德的伤感的歌颂。——第280页。
　　[136]罗累莱是德国诗人广泛引用的民间传说中的女主人公；也是致人于死命的、冷酷无情的美人的象征。亨·海涅“罗累莱”这首诗在艺术上最出色地体现了这个形象。——第281页。
　　[137]歌德“亲和力”（Goethe．《Die　Wahlverwandtschaften》）。——第281页。
　　[138]大·弗·施特劳斯“耶稣传”1835—1836年杜宾根版第1—2卷（D．F．Strauß．《Das　Leben　Jesu》．Bd．1-2，Tübingen，1835—1836）。——第283页。
　　[139]哥·金克尔“手工业，救救自己吧！或德国手工业者为了改善自己的状况应当要求什么和做些什么？”1848年波恩版（G．Kinkel．《Hand-werk，errette　Dich！oder　Was　soll　der　deutsche　Handwerker　fordern　und　thun，um　seinen　Stand　zu　bessern？》，Bonn，1848）。——第286页。
　　[140]“文克布莱希哀歌”（德国经济学家卡·格·文克布莱希，他发表了恢复行会制度的反动理论）在这里是用来讽刺地称呼1848年在许多德国城市里召集的手工业者代表大会的，在这些大会上提出了恢复行会的反动、空想的纲领。1848年7月15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召集了全德手工业者代表会议，制定共同纲领。由于师傅们不愿让帮工平等地参加代表会议，后者便自己组织了一个代表会议，并且吸收南德各城市的工人参加。但是这个代表会议的纲领也是根据亲自参加了这两个会议的文克布莱希的反动学说制定的。——第287页。
　　[141]普鲁士议会的第二议院是1849年2月5日根据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于1848年12月5日在普鲁士反革命政变之后钦定的宪法而召集的。尽管该院的选举是根据极不完备的选举法进行的，但是第二议院里仍然形成了强有力的左翼反对派。到4月28日第二议院就被政府解散了。——第290页。
　　[142]普法尔茨并没有海岸线。——第291页。
　　[143]1849年6月29—30日巴登革命军和普鲁士军队在拉施塔特城下展开了最后一次激战。被围困在拉施塔特要塞里的巴登军残部在7月23日投降。——第291页。
　　[144]金克尔1849年4月4日在拉施塔特军事法庭上的辩护词曾登载在1850年4月6—7日的柏林资产阶级民主派报纸“晚邮报”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上尖锐地批评了金克尔的这个辩护词（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351—354页）。——第293页。
　　[145]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Goethe．《Leiden　des　jungen　Werthers》）。——第296页。
　　[146]指英国国王狮心理查从囚禁中逃脱一事，他是在第三次十字军远征（1190—1192年）的归途中被奥地利大公列奥波特一世囚禁的。他是被法国的吟游抒情诗人布朗德尔解救出来的，据传说后来弗朗德尔成了狮心理查的宫廷诗人。——第296页。
　　[147]“家常话”（《Household　Words》）——英国的一种文艺周刊；由查理·狄更斯于1850—1859年在伦敦出版。
　　“新闻画报”（《Illustrated　News》）——英国的一种画报（周刊）“伦敦新闻画报”（《Illustrated　London　News》）的简称；1842年开始出版。——第298页。
　　[148]水晶宫，用金属和玻璃构成，是为1851年在伦敦举办的首届世界工商业展览会建造的。——第299页。
　　[149]“宇宙”（《Der　Kosmos》）是在英国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流亡者的机关报（周刊）；由恩斯特·豪格于1851年在伦敦出版；参加周刊工作的有金克尔、卢格、隆格、奥本海姆、陶森瑙。共出了六期。——第299页。
　　[150]1852年5月，在法国按照宪法应当改选共和国总统。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人士，尤其是流亡者希望民主党派通过这次改选上台执政。——第300页。
　　[151]指维护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于1849年3月28日通过的帝国宪法的运动。宪法遭到了德意志各邦多数的否决。5—6月在巴登和普法尔茨爆发了支持宪法的起义。但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对起义者丝毫不加援助。恩格斯在“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127—235页）和“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见本卷第91—104页）这两本著作中评述了这一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第300页。
　　[152]成立全体德国流亡者中央局的企图是为了反对这个时期由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的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见注118），其目的是阻挠无产阶级成立独立的组织。——第301页。
　　[153]德·狄德罗“拉摩的侄子”。摘自“狄德罗铁文集”1821年巴黎版（D．Diderot．《Le　neveu　de　Rameau》．In：《Oeuvres　inédites　de　Diderot》．Paris，1821）。——第301页。
　　[154]“坚决前进俱乐部”是1849年6月5日在卡尔斯卢厄成立的，它联合了对布伦坦诺政府采取投降政策和在政府中加强右派分子的活动表示不满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共和主义者的比较激进的一派（司徒卢威、契尔奈尔、海因岑等等）。俱乐部建议布伦坦诺把革命推向巴登和普法尔茨境外，在政府中增加激进分子。俱乐部的委员接到否定的回答后，于6月6日试图以武装示威游行来威胁政府。但是政府得到了市民自卫团和其他武装部队的援助，迫使他们缴械投降。于是“坚决前进俱乐部”被封闭了。——第302页。
　　[155]见注6。——第303页。
　　[156]见注16。——第303页。
　　[157]德国大学里的普通的四系是神学系、法学系、医学系和哲学系。——第303页。
　　[158]“德国旁观者”（《Deutscher　Zuschauer》）是德国激进派的周报，由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司徒卢威自1846年12月至1848年4月在曼海姆出版，1848年7—9月在巴塞尔出版。该报于1848年7—12月由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弗·默尔德斯继续以此名称在曼海姆出版，只是加了个小标题：“续刊”（《Neue　Folge》），并重新编号。——第303页。
　　[159]指卡·罗泰克“从古代到1831年一切等级的世界史”，1831—1833年斯图加特版第1—4卷（K．Rotteck．《Allgemeine　Weltgeschichte　für　alle　Stände，von　den　frühesten　Zeiten　bis　zum　Jahre　1831》．Bd．1-4，Stuttgart，1831—1833），和卡·罗泰克同卡·韦尔凯尔“政治词典。一切等级的政治科学大百科全书”1845—1848年阿尔托纳版第1—12卷（K．Rotteck　und　K．Welcker．《Das　Staats-Le-xikon．Encyclopädie　der　sämmtlichen　Staatswissenschaften　für　alle　Stände》．Bd．1-12，Altona，1845—1848）。——第303页。
　　[160]古·司徒卢威“政治科学原理”第1—4卷（G．Struve．《Grundzüge　der　Staatswissenschaft》．Bd．1—4）。头两卷于1847年在曼海姆出版，第3—4卷于1848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第303页。
　　[161]指古·司徒卢威“巴登三次人民起义的历史”1849年伯尔尼版（G．Struve．《Geschichte　der　drei　Volkserhebungen　in　Baden》．Bern，1849）。——第303页。
　　[162]指“共和国政府报”（《Republikanisches　Regierungs-Blatt》），该报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机关报；由古·司徒卢威和卡·布林德于1848年9月第二次巴登起义时期在寥拉赫出版。“德意志共和国！富强、教化、人人自由！”（《Deutsche　Republik！Wohlstand，Bildung，Freiheit　für　Alle！》）这个口号被当作副标题刊印在该报上。——第304页。
　　[163]指河·戈克匿名出版的书“从德国的现状回顾巴登的革命。巴登制宪议会一委员写”1850年巴黎版（A．Гëггa《Rückblich　auf　die　Bad-ische　Revolution　unter　Hinweisung　auf　die　gegenwärtige　Lage　Teutschlands．Von　einem　Mitgliede　der　Badischen　constituirenden　Versammlung》．Paris，1850）。——第304页。
　　[164]“德意志伦敦报”（《Dcutsche　Londoner　Zeitung》）是伦敦德国流亡者办的周报，自1845年4月出版到1851年2月该报在物质方面受失去权位的不伦瑞克的卡尔公爵支持。主编是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路易·班贝尔格尔。自1849年至1850年该报主要刊登卡·海因岑、古·司徒卢威及其他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论文；此外，它转载了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1848年3月）、卡·马克思写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的第一章（1850年4月）、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国际述评（三）”的一部分（1851年2月）以及许多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签名的声明。——第305页。
　　[165]指在德国摆脱了拿破仑的压迫以后，德国知识分子举行的反政府运动。还在解放战争时期就已产生的大学生体操协会的许多成员，在维也纳代表会议（见注8）之后便起来反对德意志各邦的反动制度，组织了政治性的示威游行，在游行时提出了统一德国的要求。1819年大学生桑得暗杀神圣同盟的拥护者和国王的走狗科采布一事成了镇压“蛊惑者”的借口。在1819年8月德意志各邦大臣的卡尔斯巴德代表会议上所通过各项决议中，把这一反政府运动的参加者叫做“蛊惑者”。——第306页。
　　[166]乔·威·弗·黑格尔“哲学全书纲要”1817年海得尔堡版（G．W．F．Hegel．《Encyclopä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im　Grundrisse》．Heidelberg，1817）。——第306页。
　　[167]“哈雷年鉴”和“德国年鉴”（《Hallische　Jahrbücher，《Deutsche　Jahrbücher》）是青年黑格尔派的文艺哲学杂志的简称，该杂志自1838年1月至1841年6月用小型日报的形式以“德国科学和艺术哈雷年鉴”（《Hallische　Jahrbücher　für　deutsche　Wissenschaft　und　Kunst》）的名称在莱比锡出版，自1841年7月至1843年1月以“德国科学和艺术年鉴”（《Deutsche　Jahrbücher　für　Wissenschaft　und　Kunst》）的名称出版。该杂志在1841年6月以前由阿·卢林和泰·艾希特迈耶尔在哈雷主编，从1841年7月起由阿·卢格在德勒斯顿编辑。1843年1月，萨克森政府查封了“德国年鉴”，联邦议会则决定禁止它在全德境内出版。——第306页。
　　[168]“柏林月刊”（《Berlinische　Monatsschrift》）是德国启蒙派的机关刊物；于1783—1811年出版。该杂志曾几度改变名称，在1799—1811年间弗·尼古拉参加了它的出版工作。——第307页。
　　[169]指乔·威·弗·黑格尔“美学讲演录”第1—3卷；“黑格尔全集”1835年、1837—1838年柏林版第10卷第1—3册（G．W．F．Hegel．《Vor-lesungen　über　die　Aesthetik》，Bd．Ⅰ—Ⅲ；Werke，Bd．Ⅹ，Abt．1—3，Berlin，1835，1837—1838）及亨·海涅“浪漫主义学派”1836年汉堡版（H．Heine．《Die　romantische　Schule》．Hamburg，1836）。——第307页。
　　[170]乔·威·弗·黑格尔“精神现象学”1807年班堡和维尔茨堡版（G．W．F．Hegel．《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Bamberg　und　Würz-burg，1807）。——第309页。
　　[171]指亨·海涅的讽刺诗“阿塔·特洛尔”，诗中以一只博学的熊阿塔·特洛尔的形象来嘲笑德国的哲学家。——第310页。
　　[172]“德法年鉴”（《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是在巴黎出版的德文刊物，主编是卡·马克思和阿·卢格。仅仅在1844年2月出版过一期双刊号。其中刊载有卡·马克思的著作“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及弗·恩格斯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状况。评托马所·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419—451、452—467、596—625、626—635页）。这些著作标志着马克思和恩格斯最终地转到了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杂志停刊的主要原因是马克思和资产阶级激进分子卢格之间存在着原则上的意见分歧。——第311页。
　　[173]皇宫是巴黎的一座宫殿，属于奥尔良王族。十九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在宫里设置了表演场和娱乐场；皇宫里的花园和走廊是游乐的场所。——第311页。
　　[174]指索西萨尔——保尔·德·科克的轻浮小说“拜月者”中的人物；老滑头和酒鬼的典型。——第311页。
　　[175]关于“光明之友”，见注16。——第312页。
　　[176]麦·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1845年莱比锡版（M．Stirner．《Der　Einzige　und　sein　Eigenthum》．Leipzig，1845）。——第312页。
　　[177]从卢格起草的“德国激进改良派竞选宣言”（1848年4月）中借用的话，在这个宣言中，全德国民议会的主要任务被宣布为“对事件的合理性加以审查”。——第312页。
　　[178]“改革报。民主派的机关报”（《Die　Reform．Organ　der　demokra-tischen　Partei》）是德国一家报纸，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机关报，从1848年4月起主编是爱·梅因，由阿·卢格和亨·伯·奥本海姆在莱比锡出版；1848年夏天到五十年代初该报在柏林出版。——第313页。
　　[179]“改革报”（《La　Réforme》）是法国的一家日报，小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党人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的机关报；1843年至1850年在巴黎出版。1847年10月至1848年1月恩格斯在该报上发表了许多文章。——第313页。
　　[180]指1848年10月26—30日在柏林举行的第二次民主派代表会议。出席代表会议的有德国各城市的二百六十个民主派组织和工人组织的代表。但是由于代表的成分复杂，在极重要的问题上引起了争执和分歧。代表会议不是采取实际措施来动员群众同反革命进行斗争，而是限于制定毫无结果的矛盾百出的决议。例如代表会议在10月29日根据卢格的建议而通过的保卫维也纳的呼吁书中，要求德意志各君主邦政府援助革命的维也纳。马克思在“新莱茵报”上对这个呼吁书作了尖锐的批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527—530页）。——第314页。
　　[181]“新普鲁士报”（《Neue　Preußische　Zeitung》）是德国的一家日报，1848年6月起在柏林出版，是反革命宫廷权奸和普鲁士容克地主的喉舌。这个报又名为“十字报”（《Kreuz-Zeitung》），因为在它的报头上印有十字。——第314页。
　　[182]关于消极抵抗的策略，见本卷第80—84页。——第314页。
　　[183]“卡尔斯卢厄日报”（《Karlsruher　Zeitung》）是德国的一家日报，1757年创刊，是巴登政府以及1849年布伦坦诺政府的官方报纸——第315页。
　　[184]指卢格未加署名发表在1850年12月21日和28日的英国自由派周报“先驱”上的一篇名为“德国民主党”的文章。——第315页。
　　[185]“晨报”（《The　Morning　Advertiser》）是英国的一家日报，1794年在伦敦创刊；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是激进派资产阶级的机关报。——第316页。
　　[186]阿尔诺德·文克里特是半传说的瑞士战士，反对普鲁士压迫的解放战争的参加者；相传在1386年6月9日，当瑞士人同奥地利公爵列奥波特三世的军队在森帕赫（琉森州）城下作战的时候，他舍身杀敌决定了瑞士人的胜利。——第316页。
　　[187]马克思和恩格斯用阿里欧斯托的长诗“疯狂的罗兰”中的一个主人公的名字罗多芒特来称呼海因岑，罗多芒特的特点是善于大吹大擂，胡说八道。——第317页。
　　[188]指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在德国流行的德国作家约·提·海尔梅斯的说教的和感伤的小说“索菲亚从默麦尔到萨克森的旅行”。——第317页。
　　[189]阿利曼是古代波斯神安赫腊曼纽的希腊名称，是众恶之神在世上的化身。安赫腊曼纽同众善之神阿胡腊玛士达（希腊名称是奥尔穆兹德）永远处于不调和的敌对地位。——第319页。
　　[190]引自格林兄弟的童话“端饭的桌子，吐金的驴子和袋子里的小棍子”。小棍子按照主人的命令从袋子里跳出来痛打敌人。——第319页。
　　[191]比林格斯盖特是伦敦的鱼市场，以粗野的吵骂而恶名昭著，这种吵骂已成为该市场商贩的生活习惯。——第320页。
　　[192]指海因岑的喜剧“奈贝尔博士，或学问和生活”1841年科伦版（《Dok-or　Nebel，oder：Gelehrsamkeit　und　Leben》．KÖln，1841）。——第320页。
　　[193]指卡·海因岑“普鲁士的官僚制度”1845年达姆斯塔德版（K．Heinzen．《Die　Preußische　Büreaukratie》．Darmstadt，1845），和雅·费奈迭“普鲁士和普鲁士制度”1839年曼海姆版（J．Venedey．《Preu-ssen　und　Preussenthum》．Mannheim，1839）。——第320页。
　　[194]1811年在德国的法国占领区内实行法国的诉讼程序。莱茵省在1815年归并于普鲁士后，仍保存了这个诉讼程序；而法国的诉讼程序在这里逐渐地被普鲁士人所排斥。——第329页。
　　[195]指卡·海因岑“逮捕令”1845年施哈尔贝克版（K．Heinzen．《Ein　Steckbrief》．Schaerbeék，1845）。——第320页。
　　[196]“快邮报”（《Schnellpost》）是“关于欧洲形势、德国公众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德意志快邮报”（《Deutsche　Schnellpost　für　Europäische　Zustände，öffentliches　und　sociales　Leben　Deutschlands》）的简称，是在美国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流亡者的机关报，于1843—1851年在纽约出版，半周刊。1848年和1851年该报的主编是卡·海因岑，1851年阿·卢格也加入了编辑部。该报还有一份附刊“德意志快邮周报”（《Wochenblatt　der　Deutschen　Schnellpost》）。——第321页。
　　[197]“曼海姆晚报”（《Mannheimer　Abendzeitung》）是德国一家激进派的日报，1842年由卡·格律恩创办，他不久便成了“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见注15）。该报于1848年底停刊。——第321页。
　　[198]指1848年出版的小册子：卡·海因岑“法国‘和德国的兄弟同盟’”莱茵斐尔顿版（K．Heinzen．《Frankreichs《Bruderlicher　Bund　mit　Deutschland》》．Rheinfelden）。——第321页。
　　[199]阿耳契娜是阿里欧斯托的长诗“疯狂的罗兰”中的人物；凶恶的女巫。——第324页。
　　[200]教友派信徒（正式名称是“教友会”）是基督教新教的一派，十七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产生于英国，在北美也流传很广。教友派信徒反对官方教会和它的教仪，鼓吹和平主义思想。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产生的主张革新教友派信条的拥护者被称为“湿的”教友派信徒（区别于信奉正统教义的教友派成员——“乾的”教友派信徒）。——第324页。
　　[201]欧洲中央委员会（全名是欧洲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是根据马志尼的倡议于1850年6月在伦敦成立的。委员会是个联合各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组织。这个组织在其成员和思想观点方面都极其复杂，因此它并没有存在多久；由于意大利的和法国的民主主义流亡者之间的关系恶化，欧洲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到1852年3月实际上就已经瓦解了。——第325页。
　　[202]“流亡者”（《Proscrit》）是欧洲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的机关刊物（月刊）“流亡者，世界共和国的杂志”（《Le　Proscrit，journal　de　la　ré-publique　universelle》）的简称；于1850年在巴黎出版。共出两期。参加杂志编辑部的有赖德律-洛兰、马志尼、豪格、埃·阿拉戈、达拉什、德勒克吕兹、沃尔策耳。从1850年10月底起，改组成周刊“流亡者之声”（《La　Voix　du　Proscrit》），在圣阿曼（法国）出版到1851年9月。——第325页。
　　[203]“不来梅每日纪事”（《Bremer　Tages-Chronik》）是德国民主派报纸，于1849—1851年出版；1850年3月起，该报主编是鲁·杜朗。——第325页。
　　[204]“为巴黎做弥撒是值得的”（《Paris　vaut　bien　une　messe》）是亨利四世的话，1593年由于巴黎人答应承认他为国王，条件是他应由新教改宗天主教，这时他便说了这句话。——第326页。
　　[205]布隆采尔城下的大战在这里是对1850年11月8日在库尔黑森的起义时期普鲁士先头部队和奥地利先头部队之间的一次小冲突的讽刺称呼；为争夺德国的统治权而交战的普鲁士和奥地利，彼此争夺干涉库尔黑森内政的权利，目的是镇压起义。奥地利得到了俄国在外交上的支援，普鲁士在这次冲突中不得不作了让步。——第327页。
　　[206]约卜西是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卡·阿·科尔图姆的极受欢迎的讽刺长诗“约卜西之歌”中的主人公。——第327页。
　　[207]马克思和恩格斯借以进行讽刺的这些词句摘自欧洲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的“告德国人书”（该文刊载在1850年11月的“流亡者之声”杂志上），在摘引时作了改写。——第327页。
　　[208]指1850年8月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召开的国际代表大会。在代表大会上起显著作用的人物是美国资产阶级博爱家艾利修·巴里特，英国自由贸易派的领袖科布顿，法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日拉丹，德国自由主义者、黑森-达姆斯塔德的前自由派政府首脑尧普，参加代表大会的还有教友会派的代表，以及一个印第安部落的领袖。代表大会上所发表的演说都是伪善的和假仁假义的。——第327页。
　　[209]指哈·哈林“关于工人联合会的产生及其陷入共产主义投机事业的历史片断”1852年伦敦版（H．Harring．《Historisches　Fragment　über　die　Entstehung　der　Arbeiter-Vereine　und　ihren　Verfall　in　Communistische　Speculationen》．London，1852）。——第329页。
　　[210]汉巴赫大典于1832年5月27日在巴伐利亚邦普法尔茨地方的一个城堡汉巴赫附近举行，这是德国资产阶级自由派和激进派代表组织的一次政治性示威。参加大典的人发言号召全体德国人团结一致，反对德意志各邦君主，为争取资产阶级自由和制宪改革而斗争。——第330页。
　　[211]指“德意志”（《Deutschland》）（民主派机关报，从1831年12月到1832年3月在斯特拉斯堡出版，主编是哈罗·哈林），以及这位作者的下列著作：“各族人民。诗剧。光荣。自由。祖国”1832年斯特拉斯堡版（《Die　Völker．Ein　dramatisches　Gedicht．Ehre．Freiheit．Vaterland》．Straßburg，）1832；“血滴。德国诗”1832年斯特拉斯堡版（《Blutstropfen．Deutsche　Gedichte》．Straßburg，1832）；“君主政体，或扫罗王的历史”1832年斯特拉斯堡版（《Die　Monarchie，oder　die　Geschichte　vom　König　Saul》．Straßburg，1832）；“大人物之声。论德国的统一，德国诗”1832年斯特拉斯堡版（《Männer-Stimmen．zu　Deutschland’s　Einheit．Deutsche　Gedichte》．Straßburg，1832）。——第330页。
　　[212]硫黄党是十八世纪七十年代耶拿大学的学生联合会最初的名称，这个联合会由于它的成员捣乱生事而恶名昭著；后来“硫黄党”成了一个普通的用语。——第332页。
　　[213]指1834年资产阶级民主派马志尼组织的革命流亡者的进军。由各种民族的流亡者组成的起义者部队在拉莫里诺的指挥下由瑞士攻入了萨瓦，但是被皮蒙特的军队击溃了。——第332页。
　　[214]“青年欧洲”是政治流亡者各个革命组织的国际联合会，根据马志尼的倡议于1834年在瑞士成立，存在到1836年。“青年欧洲”由下列的民族组织组成：“青年意大利”、“青年波兰”、“青年德意志”等等。联合会的宗旨是在欧洲各国建立共和制度。——第333页。
　　[215]邦迪埃拉兄弟，密谋者组织的成员，于1844年6月带领着一支不大的意大利爱国者队伍在卡拉布里亚登陆。起义者的目的是要在意大利掀起起义，反对那不勒斯的波旁王朝和奥地利的统治。由于队伍中一个成员的叛变，当局俘虏了远征的参加者，邦迪埃拉兄弟被枪杀了。——第334页。
　　[216]指德国奥古斯滕堡王朝的拥护者，该王朝向丹麦国王争夺占有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权利。——第335页。
　　[217]指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的会议，根据俄国的倡议于1850年10月在华沙举行，目的是对普鲁士施加压力，并迫使它放弃把德国统一在自己的保护下的计划。——第339页。
　　[218]“祖国报”（《La　Patrie》）法国的一家日报，1841年创刊，1850年该报反映联合保皇派、即所谓秩序党的利益，成为他们的选举联盟的机关报。后来成了波拿巴派的报纸。——第339页。
　　[219]“比利时独立报”（《L’Indépendance　belge》）是资产阶级的一家日报，1831年在布鲁塞尔创刊；是自由派的机关报。——第339页。
　　[220]引自汉泽曼于1847年6月8日在柏林的联合省议会的会议上的演说。——第340页。
　　[221]指法国1848年二月革命后成立的政府工人问题委员会，该委员会在巴黎的卢森堡宫召开。这个所谓卢森堡委员会是资产阶级为了引诱工人群众放弃革命发动而成立的，它没有资金，也没有任何权力。路易·勃朗领导下的这个委员会的实际活动，是在工人和企业主之间起调停作用。1848年5月15日人民群众发动以后（见注30），政府便撤销了委员会。——第340页。
　　[222]1851年2月24日在群众大会（所谓“平等者宴会”）的组织者企图隐瞒布朗基的献词，不使社会舆论得知，但是这篇献词的全文在许多法国报纸上都登载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这篇献词译成了德文和英文，并加上了按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630—632页）。德译文出版的份数很多，并且流传在德国和英国。——第341页。
　　[223]马克思和恩格斯用圣经上的先知耶利米这个名字称呼金克尔。因耶路撒冷的被毁而引起的“耶利米哀歌”在文学中被作为悲叹和诉苦的例子（从此得出耶利米哀歌这个用语）。——第343页。
　　[224]“纪事晨报”（《The　Morning　Chronicle》），是英国资产阶级的一家日报，1770年到1862年在伦敦出版；是辉格党的机关报，五十年代初是皮尔派的机关报，后来是保守党的机关报。——第344页。
　　[225]指1851年12月2日法国路易·波拿巴的政变。——第344页。
　　[226]“启示录”是收在新约中的早期基督教著作之一。该书被认为是圣徒约翰所著。“启示录”中关于“世界末日”和“基督再临”的神秘预言，在中世纪异教徒的人民运动中经常被利用。后来“启示录”中的预言被牧师用来吓唬人民群众。——第345页。
　　[227]见注93。——第345页。
　　[228]见注33。——第346页。
　　[229]“纽约国家报”（《New-Yorker　Staatszeitung》）是德国民主派的一家日报，1834年出版；后来成为美国民主党的机关报之一。——第350页。
　　[230]马克思和恩格斯用锡仑这个名字称呼谢特奈尔。根据希腊神话，锡仑是酒神狄奥尼苏斯的同伴。——第353页。
　　[231]歌德“评‘拉摩的侄子’对话中提及的人物和主题”（Goethe．《Anmerkungen　über　Personen　und　Gegenst?nde，deren　in　dem　Dialog：《Rameau’s　Neffe》erwähnt　wird》）。——第354页。
　　[232]毕斯托——莎士比亚的一些著作（“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亨利四世”、“亨利五世的一生”）中的一个人物；他是个二流子、吹牛家和撒谎者。——第356页。
　　[233]见注90。——第358页。
　　[234]预备议会是指1848年3月31日至4月4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举行的德国各邦社会人士会议。预备议会的绝大多数代表属于君主立宪派。预备议会作出了召开全德国民议会的决定，并制定了“德国人民的基本权利和要求”的草案，这个草案只是一纸空文，它仅仅在口头上宣布了一些资产阶级自由，但是没有触及当时德国半封建专制制度的基础。——第358页。
　　[235]马克思和恩格斯用雅努斯这个名字称呼海因岑。雅努斯是古罗马的一个神，它被描绘成具有前后两副面孔；雅努斯的转意是两面派的人。海因岑于1851—1852年在美国出版的一份报纸也叫“雅努斯”（《Janus》），他在该报上攻击马克思。——第359页。
　　[236]圣杯——按照中世纪的传说，是一只有奇异力量的宝杯。——第361页。
　　[237]指古希腊的一首诙谐叙事诗“老鼠与青蛙之战”（“巴特拉霍米奥马希亚”），荷马的叙事诗的摸拟诗，作者不详。——第361页。
　　[238]指维利森在“关于1831年俄波之战中运用的大规模战争的理论”1840年柏林版1—3册（《Theorie　des　großen　Krieges　angewendet　auf　den　russisch-polnischen　Feldzug　von　1831》．In　zwei　Theilen．Berlin，1840）这部书中所叙述的观点。维利森的理论所根据的不是军事艺术史的实际材料，而是抽象的哲学原理。——第363页。
　　[239]指维利希于1848年11月在伯桑松（法国）组织的由德国流亡者——工人和手工业者组成的一支队伍。队伍的成员从法国政府那里得到津贴，但是在1849年初津贴便停止了。后来该队伍编入了所谓的维利希军团，该军团参加了1849年5—6月的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第365页。
　　[240]指阿里欧斯托的诗“疯狂的罗兰”中的第三十四首歌。阿里欧斯托把这首诗当作博雅多的诗“恋爱中的罗兰”的续篇。——第366页。
　　[241]这是西塞罗在“论预言”（《De　divinatione》）这本书中引用的老卡托的一句话；肠卜者是古罗马的查看祭神牺牲的内藏而卜神意的预言者。——第369页。
　　[242]指“匈奴人之战”——德国艺术家考尔巴赫的一幅名画。画中描绘了许多阵亡战士的灵魂的战斗，这场战斗是在战场的上空进行的。——第374页。
　　[243]帕戚法耳——许多中世纪诗歌的主人公；他是出去寻找圣杯（见注236）的骑士；树立了许多功勋。帕戚法耳成了圣杯的守护者。——第3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