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恩全集第六卷——普鲁士反革命和普鲁士法官

普鲁士反革命和普鲁士法官YgP品论天涯网

　　科伦。1848年革命运动的主要成果不是人民赢得了东西，而是他们失去了东西，——他们丢掉了幻想。
　　1848年的六月、十一月、十二月是欧洲各国人民的意识在失望和觉醒的历程上的几个巨大的里程碑。
　　在束缚着德国人民的最后一些幻想中，占首要地位的是他们对法官的迷信般的尊敬。
　　普鲁士反革命的毫无诗意的北风，也把这朵人民幻想之花摧残了；这朵花的真正的祖国是意大利——永恒的罗马。
　　莱茵上诉法院、柏林高级法庭和闵斯德、勃罗姆堡、拉提博尔［注：波兰称作：贝德哥什、拉戚布日。——编者注］等地的地方法院对埃塞尔、瓦尔德克、泰梅、基尔希曼、吉尔克等人所采取的行动和有关的声明，再一次证明了法国国民公会一直是各个革命时代的灯塔。法国国民公会用一纸法令解除一切官吏的职务，从而奠定了革命的始基。上面提到的那些法院向全欧洲证明，法官们也不过是一些官吏。土耳其的僧侣裁判官和中国满清的吏部可以大胆地签署不久前这些“高贵的”法院所发布的反对自己同事的指令了。
　　我们的读者都已知道柏林高级法庭和拉提博尔地方法院的指令。今天我们且来看看闵斯德地方法院的指令[137]。
　　但是我们先要简单地谈一谈在柏林设有办事处的莱茵上诉法院这个莱茵法学界的summus pontifex〔泰斗〕。
　　大家都知道，莱茵的法学家们（少数可嘉者例外）认为普鲁士协商派议会的当务之急不外乎是帮助政府祛除它那陈腐的偏见和根深蒂固的仇恨。他们用事实向协商派议会证明，他们以往的反对派立场和1789年以前的法国议会的反对派立场未必有多少区别：两者都只是以自由主义的词句为掩饰来顽强地维护自己的狭隘利益。无论是1789年法国国民议会中的自由派议员，或是1848年普鲁士国民议会中的莱茵省自由派法学家，都是一群奴颜婢膝的勇敢者中最勇敢的人。莱茵普鲁士的检察官员因自己的“政治狂热”而比旧普鲁士的侦查员高出一筹。自然，在协商派议会解散以后，莱茵的法学家们也应该保持自己的声誉。莱茵普鲁士上诉法院没有让旧普鲁士高级法庭专美于前。高级法庭的庭长米勒曾寄给高级法庭枢密顾问瓦尔德克一份谘文，于是莱茵普鲁士上诉法院院长泽泰也把这样的谘文送给了首席监察顾问埃塞尔（不要和科伦那两位“心地善良的埃塞尔”［注：指科伦的律师埃塞尔第一和埃塞尔第二。——编者注］混淆起来）一份。但是，莱茵普鲁士的法院究竟要比旧普鲁士的法院高明。莱茵上诉法院院长比他的对手高超的地方，就在于他犯了一个非常笨拙的错误，他还在把信寄给埃塞尔先生本人之前，就已通过“德意志改良报”[138]向柏林的公众披露了这封信。我们深信，全莱茵省将会给我们白发苍苍的可尊敬的同乡埃塞尔先生写一封洋洋大观的致意书作为对泽泰先生这封信的回答。
　　在“丹麦王国”[139]里不是有些乌七八糟，而是一切都是乌七八糟！
　　现在来看看闵斯德的情形。
　　我们的读者已经听说闵斯德地方法院抗议该院院长泰梅回院供职的事。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反革命内阁曾经直接或间接地授意高等枢密法庭、莱茵上诉法院和勃罗姆堡、拉提博尔、闵斯德等地的地方法院说，国王不愿意让瓦尔德克、埃塞尔、吉尔克、基尔希曼和泰梅回到他们的高等法官的职位上去，因为他们还继续在柏林开会并参与通过了关于拒绝纳税的决定。因此，上述各机关应当对他们的行为提出抗议。
　　各高等法院（起初莱茵上诉法院曾犹豫不决，因为大演员获得成功的秘诀是最后出场，而不是最先出场）都毫无例外地一致遵从这种授意，纷纷把抗议书由柏林寄往柏林。闵斯德地方法院真是愚蠢之至，它竟把对泰梅的抗议书直接送给了国王（所谓的立宪国王），这份抗议书公然宣称：
　　随后又说道：
　　在奏折上签名的是法院全体官员，只有法院的唯一顾问，司法大臣林泰伦的女婿除外。
　　在泰梅没有遭到懦夫们的任何反对，又在那里履行自己的职务以后，这位司法大臣就在12月18日把上面所引的奏折的副本送到闵斯德，请泰梅先生“亲自裁夺”。
　　12月19日早晨，如“杜塞尔多夫日报”所报道的，泰梅第一次出席了地方法院全体人员大会，并坐在自己的院长席上。同他并排坐着的是副院长冯·奥尔费斯。在会议开始以后，他立即要求发言，作了内容大致如下的简短的讲话：
　　这对于这些勇敢者中最勇敢的人不啻是一个晴天霹雳。他们一个个坐在那里哑口无言、呆若木鸡，就像是有人把美杜莎［注：希腊神话中的一个蛇发女妖。——译者注］的头扔进了吏部一样。
　　好一个勇敢的闵斯德地方法院啊！它出于自己的服务热忱，竟对许多人进行审讯并把他们投入监狱，因为他们愿意执行国民议会关于拒绝纳税的决定。勇敢的地方法院由于就泰梅先生的事件发表了声明，而且是直接在御前发表的，它就以一方的身分出现，在审理案件之前说出了偏见，因而对于他方决不能起公断人的作用。
　　大家知道，似乎是由于柏林的普通人民对普鲁士国民议会施加了压力，勃兰登堡内阁才举行了第一次政变[140]。为了不对议员们施加任何压力，甚至在议员们回到自己的固定住所以后，内阁还有加无已地对他们继续进行那在柏林时就开始了的“野蛮的狩猎”[141]！
　　司法大臣林泰伦在他的指令（这个指令我们将在下面发表）中说：
　　林泰伦先生和完全受制于他的各高等法院的大部分活动，再一次证明：自从强行解散国民议会以后，在普鲁士起作用的只有一条法律，就是柏林权奸的专横。
　　1844年3月30日，普鲁士政府颁布了臭名远扬的法官纪律法。根据这条法律，只要内阁的一纸法令就可以撤换法官或免除法官的职务。最后一届“联合议会”废除了这条法律，并重新确定了以下的原则：只有根据法庭的判决，才能撤换法官或免除法官的职务。钦定宪法确认了这个原则。而一些法院按照司法大臣林泰伦的方法行事，想用道德压力来迫使自己的一些政治上受到损害的同行辞职，它们这样做难道不是在肆意践踏上述那些法律吗？这些法院把每个政治观点不合乎它们的普鲁士王国的“荣誉”标准的人都从自己的队伍中排挤出去，它们这样做，难道不是在把自己变为军官联合会吗？
　　难道规定人民代表不受法庭审讯和享有不受侵犯的特权的法律，在我们这里是不存在的吗？
　　真是有名无实！
　　如果说普鲁士宪法由于它特有的条款和产生的方式而没有把自己废弃，那末柏林高级法庭是它的最后保障这一简单的情况却会把它废弃的。宪法由大臣们的责任心来保障，而大臣们的无责任心则由为他们钦定的法院即柏林高级法庭来保障，这个高级法庭的出类拔萃的代表人物就是米勒先生。
　　因此，高级法庭的最近几个指令正好是公然废除钦定宪法。
　　在奥地利，政府要洗劫银行这一直接威胁[142]（维也纳人民在大义凛然地痛击金融封建主义的时刻并没有触动银行）使资产阶级相信，由于它背叛无产阶级，遭受打击的恰恰就是它在背叛时打算加以保障的东西，即资产阶级的财产。在普鲁士，资产阶级看到，由于它怯懦地对政府采取信赖态度，对人民背叛地采取不信赖态度，资产阶级财产的必要保障——资产阶级的司法在受到威胁。
　　由于法官处于依附地位，资产阶级的司法本身也成了依附于政府的司法，就是说，资产阶级的法纪本身已让位于官吏的专横。La bourgeoisie sera punie par où elle a peché——资产阶级将受到它用来为非作歹的工具即政府的惩罚。普鲁士各高等法院的谄媚的声明不过是这些法院即将按专制精神进行改造的最初征兆，——关于这一点，司法部不久前发布的下述指令就是证明：
　　将来当革命终于在普鲁士取得胜利的时候，它不需要像二月革命那样用特殊的法令来废除旧法官的终身制。它将在莱茵上诉法院、柏林高级法庭和勃罗姆堡、拉提博尔、闵斯德等地的地方法院的真实可靠的声明中发现这个等级放弃自己特权的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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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37]关于拉提博尔、勃罗姆堡和闵斯德各地方法院的决定以及柏林高级法庭的决定的报道载于1848年12月21日“新莱茵报”第174号。——第163页。
　　[138]“德意志改良报，立宪德国的政治性报纸”（《Die Deutsche Re-form，politische Zeitung für das constitutionelle Deutschland》）是1848—1851年间在柏林出版的一家德国日报，君主立宪主义集团的机关报。——第163页。
　　[139]见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第一幕第四场。——第164页。
　　[140]指普鲁士国民议会由柏林迁往勃兰登堡开会一事——见注1。——第166页。
　　[141]“野蛮的狩猎”——德国神话故事中有这样一种传说：每逢夜间，死者的亡灵在“野蛮的猎人”的率领下，发出恐怖的叫喊声，在空中疾驰。碰见了这些亡灵的人就得永远跟它们一起漂泊流浪。——第166页。
　　[142]1848年12月，奥地利反革命政府在强制公债问题上遭到了帝国国会的反抗，于是就求助于银行。但是，政府只是在以没收银行全部现金储备相威胁后才得到了借款。——第1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