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恩全集第五卷——柏林关于革命的辩论

柏林关于革命的辩论Vzm品论天涯网

一

　　科伦6月13日。妥协议会终于发表了肯定的意见。它背弃了革命，承认了妥协论。
　　妥协议会要谈的问题的实质就是如此。
　　3月18日国王答应立宪，实施必须交纳押金的出版自由，并且发表一系列的声明说，要实现德国的统一，必须把德国溶化到普鲁士里面去。
　　3月18日的让步就是如此，让步的实际内容归结起来就是这样。柏林人满足于这一点，他们到皇宫前去游行，向国王谢恩，这就最明显地证明了3月18日的革命是必要的。不但国家必须革命化，而且国家的公民也必须革命化。只有在流血的解放斗争中，他们才能摆脱忠君爱国的精神。
　　某种“误会”引起了革命。不过误会确实发生了。士兵的进攻，16小时的战斗，人民一定要军队撤退，所有这一切都充分证明了人民根本不懂得3月18日的让步。
　　革命的结果，一方面是人民有了武装，获得了结社的权利，实际上争得了主权；另一方面是保存了君主政体，成立了康普豪森—汉泽曼内阁，即代表大资产阶级的政府。
　　这样，革命就有了两种必然会背道而驰的结果。人民胜利了；他们获得了无疑是具有民主性质的自由，但是直接的统治权并没有转到他们的手中，而落入了大资产阶级的手中。
　　总而言之，革命没有进行到底。人民让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去组阁，可是这些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却建议和旧普鲁士的贵族、官僚结成同盟，因而立即表明了他们的意图。加入内阁的有阿尔宁、卡尼茨和施韦林。
　　一开始就反对革命的大资产阶级由于害怕人民，害怕工人和民主的资产阶级，同反动派订立了攻守同盟。
　　联合起来的反动派从使革命成问题这一点来着手反对民主。他们否认人民的胜利，捏造“17个被害士兵”的臭名昭彰的名单，千方百计地诽谤街垒战士。不仅如此，内阁还决定真正召开革命前就宣布召开的联合议会，以便post festum〔随即〕表演从专制到宪制的合法过渡。这样，它就公开地背弃了革命。随后内阁发明了妥协论，从而再度背弃了革命，同时也背弃了人民的主权。
　　这样，革命就真的成了问题。它本来就可能成问题，因为它只是一个不彻底的革命，只是长期的革命运动的开端。
　　为什么以及在什么情况下目前普鲁士大资产阶级的统治是向民主过渡的必然阶段，为什么大资产阶级一上台就站到反动派方面去了，我们在这里不可能详细地说明。我们现在只指出事实本身。
　　妥协议会现在必须表示态度：它是否承认革命。
　　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承认革命就是承认革命的民主的一面，这是和大资产阶级背道而驰的，因为大资产阶级力图把革命的这一面化为乌有。
　　承继革命在目前恰恰就是承认革命的不彻底性，从而承认为了反对革命的某些结果而掀起的民主运动。这就意味着承认德国正在发生革命，在革命的过程中，康普豪森内阁、妥协论、间接选举、大资本家的统治和妥协议会本身的活动所产生的各种结果，即使可能成为不可避免的过渡阶段，也决不能成为最后的结果。
　　在议会辩论是否承认革命时，双方发言都非常冗长、非常积极，但是在思想上却暴露了惊人的贫乏。很少能看到有比这种模棱两可的辩论更枯燥无味的东西了。辩论经常被喧嚷或会议规则的细节上的争论所打断。不是党派斗争的高度的热情，而是时时刻刻会使辩论变为谈心的冷静的气氛；不是击中要害的尖锐的论证，而是乱七八糟东拉西扯的冗长的空谈；不是中肯的反驳，而是关于道德的本质和特性的枯燥无味的说教。
　　左派在这场辩论中也并不突出。它的大多数发言人都是彼此重复；谁也不敢肯定地对问题的本质发表意见，公开地站在革命的立场上说话。他们总是怕引起别人的讨厌，怕侮辱了和吓倒了什么人。要不是3月18日的战士们在斗争中比左派先生们在辩论中显示了更大的毅力和热情，德国的情况就糟了。

二

　　科伦6月14日。开始辩论时，柏林议员贝伦兹提出如下的提案：
　　提案的形式，法国大革命从古罗马人那里借来的这种简要的形式，是非常恰当的。
　　但是贝伦兹先生论证他的提案的方式却是不恰当的。他的演说不是革命的，而是调和的。他本来应该在反动派的会议上把遭到诽谤的街垒战士的愤怒表达出来，可是他没有这样做，却在那里心平气和地进行枯燥乏味的说教，好象他还是以柏林手工业者协会的一个教师的身分在说话。他本来应该为非常简单、非常清楚的事情辩护，可是他的议论却混乱透顶。
　　贝伦兹先生的发言是这样开始的：
　　第一，问题根本不在于一般地承认“席卷欧洲所有文明国家的伟大运动”是事实，——这是毫无意义的废话。不，问题在于承认那个被说成是叛乱的柏林巷战是真正的实际的革命。
　　第二，一方面，柏林议会当然“承认革命”，因为如果没有柏林的巷战，就不会有什么“协商的”宪法，最多也不过是钦定的宪法。但是由于议会召开的方式，由于联合议会和内阁授予它的权利，它同时也就否定了革命。因为，站在“革命的立场上”的议会不是进行妥协，而是要发号施令。
　　第三，议会在表决奏摺时的态度说明它已经承认了妥协论，它投票反对到阵亡战士墓去游行[50]说明它已经背弃了革命。它背弃了革命，因为它始终和法兰克福议会同时“开会”。
　　这样，贝伦兹先生的提案实际上已经两度被否决了。而这一次，议会必须公开发表意见，这个提案就更会遭到否决。
　　既然议会已经是反动的，既然已经看得很清楚，人民对它不再抱有什么希望，那末左派就应该使支持提案的少数尽量少些，而且只包括一些最坚决的议员。
　　所以贝伦兹先生根本用不着拘于礼节。他应该尽量坚决、尽量以革命的精神发言。他不应该沉溺于幻想，似乎议会是制宪议会，似乎议会想成为制宪议会，似乎议会是站在革命的立场上。他应该向这个议会说明它已经间接地背弃了革命，并且要求它现在公开地这样做。
　　但不只是他一个人，而是所有左派发言人都没有遵循民主党派应该遵循的这个唯一的政策。他们沉溺于幻想，似乎能够劝议会采取革命的步骤。因此他们作了让步，缓和了紧张局势，讨论了和解的问题，这样，他们自己也就背弃了革命。
　　于是贝伦兹先生继续非常冷静、非常呆板地对一般的革命特别是柏林的革命作了冗长的发言。他在发挥他的思想的时候，提到这样一个反对意见：革命是多余的，因为国王早就同意一切要求了。对于这种意见他回答说：
　　从这段冗长、混乱、再三重复的议论中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贝伦兹先生根本不明白革命的结果和它的必要性。关于革命的结果，他只知道对3月18日的诺言所作的“保证”，只知道“武装人民”；他凭空塑造革命的必要性，再一次用精细的笔法来描写“保证”，最后郑重其事地断言，任何革命没有革命就不能实现。
　　革命是必要的——显然这只是说，为了取得我们现在已经取得的东西，革命是必要的。革命的必要性和它的结果成正比。但是由于贝伦兹先生不明白这些结果，所以他自然只好求助于冗长的庄严的论断来塑造革命的必要性。
　　革命的结果怎样呢？它绝对不是“保证”实现3月18日的诺言，恰好相反，是推翻这些诺言。
　　18日那天允许成立这样一种君主政体：在这种政体下，贵族、官吏、军阀和牧师保持着政权，同时让大资产阶级通过钦定宪法和必须交纳押金的出版自由来行使监督权。对人民说来，是德国的旗帜、德国的舰队代替了普鲁士的旗帜和舰队，是为德意志联邦服兵役，而不是为普鲁士服兵役。
　　革命打倒了君主专制的一切势力——贵族、官吏、军阀和牧师。它使大资产阶级独自获得了政权。它给了人民不必交纳押金的出版自由的武器，给了他们结社的权利，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也给了他们物质的武器——步枪。
　　但这还不是主要的结果。在街垒上进行过战斗并获得了胜利的人民，已经完全不是3月18日到皇宫前游行、只是遭到龙骑兵袭击后方明白他们所获得的让步的真正意义的人民了。他们完全能够做不同的事情，他们完全能够以另一种态度对待政府。革命的最重要的成果就是革命本身。
　　对这个背弃革命的怯懦的结论，我们只补充一点：经过这样的论证后，这个提案应该遭到否决。

三

　　科伦6月14日。针对贝伦兹的提案提出的第一个修正案之所以短命，应该归功于议员布莱梅先生。这是一个含糊的善意的声明，它（1）承认革命，（2）承认妥协论，（3）承认革命的所有参加者，（4）承认下面这个伟大的真理：
　　这样一来，革命本身又打上了真正普鲁士的烙印。可敬的老教师布莱梅先生想讨好各政党，可是它们根本不想理睬他。他的修正案未经讨论就被否决了，于是布莱梅先生怀着失望的博爱者的无可奈何的心情悄然下台了。
　　德里奇的舒尔采先生走上讲台。舒尔采先生也是革命的信徒，但与其说他是街垒战士的信徒，不如说他是战斗后的人们的信徒，这些战斗后的人们是和通称为“人民”的那种“战士”不同的。他希望“战斗后的人民的行为”特别得到承认。当他听到了
这些话时，他简直喜不自胜。
　　舒尔采先生之所以喜不自胜，与其说是由于人民在战斗时的革命行动，不如说是由于他们在战斗后的绝非革命的无所作为。
　　承认人民在革命后宽宏大量，其含义不外乎下面两种：
　　要就是侮辱人民，因为如果说人民的功劳在于他们在胜利后没有发生卑鄙的行为，那就是对人民的侮辱。
　　要就是承认人民用武力取得胜利后无所作为，因而使反动势力得以重新抬头。
　　舒尔采先生“把两者结合起来”，“惊喜若狂”，因为人民不但自己行为规矩，而且使反动派得以苏醒。
　　“人民的行为”表现在正当他们应该去创造历史的时候，他们却兴高采烈地去“正视历史本身”；表现在他们由于自己的“行为”、自己的“温和”、自己的“审慎”、自己的“高度的严肃认真”和“不灭的神圣的星火”，没有能够阻止大臣们用欺骗手段陆续从他们那儿夺去已经获得的自由；表现在他们不但不继续进行革命，反而宣布革命已经结束。而维也纳人的行为就大不相同，他们一步一步地击退了反动派，他们现在争得的不是妥协议会，而是制宪议会！[52]
　　可见，舒尔采先生（来自德里奇）是在不承认革命的条件下承认革命的。因此他应该博得震耳欲聋的“喝采”。
　　经过短时间的关于会议规则上的争论后，康普豪森先生亲自上台发言。他指出，按照贝伦兹的提案，“议会应该对一种观念发表意见，应该发表自己的见解”。在康普豪森先生看来，革命只不过是一种“观念”。因此，他“让”议会去决定它是否打算这样做。对问题本身，他认为“大概没有什么严重的意见分歧”，他所根据的是这样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两个德国人发生争论时，他们的意见au fond〔实质上〕总是彼此一致的。
　　过去康普豪森先生认为自己主要的功劳在于把已经断了的那根合法性的线又接上了；现在他认定这根线从来也没有断过。让事实来揭穿他的诺言吧，——说政权从博德尔施文克转到康普豪森是不间断的合法的过渡，这根本不是事实。
那末康普豪森先生也一定会反对。
　　我们的考察历史的朋友当然不会错过机会对柏林革命发表德国市民在罗泰克的著作中读到的而且越读越爱听的那种意见。柏林革命已经不能算是革命了，因为否则它就必定会产生克伦威尔和拿破仑，而这是康普豪森先生所反对的。
　　最后，康普豪森先生让妥协派“对在不幸的冲突中牺牲的人表示同情”，但是指出“表达的方式”在这里“有着重要的和巨大的意义”，并认为这个问题应交给委员会去审查。
　　由会议规则引起的新风波平息后，一个洞察事物因而善于感动人心的演说家最后发言，这就是瓦尔劳的法师弥勒牧师先生，他赞成舒尔采提出的补充意见。牧师先生并不打算“拖延”议会，他想“只谈到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抱着这种目的，牧师先生向议会提出如下的问题：
　　不是某个政党的问题，而是一个无比重要的神学上和哲学上的道德问题。议会应该同国王协商制定的不是宪法，而是哲学上的道德体系。“暴动是道德的还是不道德的？”这就是全部问题的所在。而牧师先生是怎样回答屏息凝神的议会的呢？
　　牧师先生钻到问题里去，不过是为了声明他无法了解问题的内容。
　　犹如霹雳一声，使议会大吃一惊。牧师先生以必要的异常尖锐和异常严肃的态度向议会提出了道德问题；他向议会提出这个问题，为的是要立即说明这个问题无法解决。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妥协派一定觉得自己似乎真的已经站在“革命的立场上”了。
　　但是这不过是牧师先生劝人为善的手腕，好让议会去忏悔祈祷。他已经为悲痛的议会准备好了宽心丸：
　　街垒战士对他们的行为是不负法律责任的。
　　我们要问：如果一个乡村传教士力图当选柏林议会的议员，只是为了用他那劝人为善的诡辩来喋喋不休地劝说全体到会议员，那末这是道德的还是不道德的？
　　霍弗尔议员作为波美拉尼亚的农民，对整个问题提出反对意见。
　　就算士兵们行动随便，就算他们让别人把自己变成了最卑鄙的背叛行为的工具，他们反正是我们波美拉尼亚的青年，因此应该为他们欢呼三次！
　　万茨列本的议员舒尔采说：先生们，柏林人的行动应该得到承认。他们无比勇敢。他们不只是克服了恐惧大炮的情绪。
　　因此，德国人在1848年前没有进行革命是因为怕警察署长。
　　施韦林大臣声明，如果通过贝伦兹的提案，他就辞职。
　　埃尔斯纳和赖辛巴赫反对舒尔采的补充意见。
　　迪尔施克指出，革命应该得到承认，因为“争取道德自由的斗争还没有进行到底”，因为议会也“负有实现道德自由的使命”。
　　雅科比要求“完全承认革命及其一切结果”。他的发言是整个会议期间最好的发言。
　　最后，我们满意地看到，在这么多说教的、枯燥无味的、犹豫不决的、调和妥协的发言之后，我们的汉泽曼上台发言了。现在我们总该听到一种坚决的、肯定的东西了，——其实不然，汉泽曼先生今天的发言也是软弱的、调和的。他这样做有他的理由，他没有自己的理由，是决不会做的。他看到议会动摇不定，投票的结果还未见分晓，合适的修正案还没有想出来。他竭力主张延期讨论。
　　因此，他竭力把话讲得简短些。事实俱在，无可辩驳。只不过有人把它叫做革命，有人把它叫做“大事变”而已。我们绝
所以应该延期讨论，使大臣们能够彼此交换意见。
　　真是妙不可言，有什么东西值得我们的汉泽曼作这样的转变，值得他承认政府的“基础”如此动摇，以致任何一个“论点”都足以把它推翻！只有那种能够重新把一切问题归结为信任问题的令人高兴的事情，才能使他得到安慰。
　　于是，讨论延期了。

四

　　科伦6月14日。第二天。讨论又从长时间的关于会议规则的争论开始。争论结束后，察哈里埃先生发言。他提出一个一定能使议会摆脱困境的修正案。这是一个合乎内阁心意的公式。这个公式说：
　　这个提案的目的是想使各方面都满意；对于这个提案，察哈里埃先生引以自慰的是希望“所有的人，甚至贝伦兹先生，都能在这个提案中找到他能想到的一切东西，如果他是善意地提出自己的提案的话”。这个混乱而空洞的提案，这碗又酸又甜的稀粥，也就是康普豪森内阁所“依据”的和能够依据的“论点”。
　　柏林的济多夫牧师先生为他的同事弥勒的成就所鼓舞，也走上了讲台。道德问题萦绕于他的脑际。弥勒不能解决的问题，他能够解决。
　　街垒战士的问题不应该拿到soi-disant〔所谓的〕国民议会上去讨论，而应该拿到忏悔室里去讨论。这样，问题就解决了。
　　牧师济多夫先生还声明说他是有“勇气”的，他从最高的道德观点喋喋不休地谈论人民的主权，他的发言又被不耐烦的叫声打断了三次，于是他得意地回到自己的座位，认为自己已经尽了良心上的义务。现在全世界都知道济多夫牧师同意什么样的意见，不同意什么样的意见。
　　普伦尼斯先生说所有这些计谋都应该抛掉。因为提案经过了那么多的修正和再修正、经过了那样无休无止的辩论和无谓的争论，已经受到阉割，已经没有任何价值。普伦尼斯是对的。但是他除了注意到这种证明双方许多议员都很怯懦的情况以外，不可能对议会表现更不友好的态度。
　　特利尔的赖辛施佩格先生说：
　　绝对不是！议会通过那个说明理由的转入议程的提案，就说明了议会之所以存在，恰恰相反，是为了使历史不存在。不过这也是一种“创造历史”的方法。
　　唉！可惜！正好相反，倒是它的亲生儿女毁灭了它！
　　里德尔先生坦率地说，对于贝伦兹的提案我们“不应该只了解它的字面上的意义，——在它的后面还隐藏着原则性的争论”。而这位“最高的道德观点”的牺牲者乃是秘密档案的顾问和教授！
　　上台发言的还有一位备受尊敬的牧师先生。这就是在柏林向妇女传道的约纳斯先生。看来他真的把议会当做向有教养的阶层的女儿们说教的讲堂了。他以真正的施莱艾尔马赫尔的学生所具有的那种傲慢自大的态度，对革命和改革之间的如此重大的区别发出了一连串平淡无奇的议论。他还没有结束他说教的开场白，他的发言就被打断了三次。最后，他大声地讲了下面这段出色的话：
　　果然如此！妇女传道者又顺利地把问题转到“最高的道德观点”上去了，现在这个问题自然只有新教的宗教会议，只有这些教义问答的作者才能处理了。
　　谢天谢地！在所有这些最高道德的空谈之后，我们的汉泽曼终于发言了。我们一接触到这样一个实际的人，就感到自己完全摆脱了“最高的道德观点”的危险。汉泽曼先生只用一句鄙视的评语就把道德观点完全清除了：
　　汉泽曼先生想起昨天有一位议员谈到没有生活资料的工人的问题。汉泽曼先生就利用这一点来耍手腕。他谈工人阶级的贫困，对他们的贫困表示怜悯并且问道：
　　这一次汉泽曼先生说出了心里话。他大声说道：必须恢复信任！而恢复信任的最好方法就是背弃革命。随后这位“看不见任何反动派”的内阁的发言人就以恫吓的口吻大谈其取得反动派好感的重要性。
　　反动派看到平日如此坚决的汉泽曼不仅使议会感到恐惧，而且使他本人也感到恐惧，该会怎样大笑呵！
　　这种引起议会里的大资产者、律师和学校教师的恐惧的办法，比所有那些“最高道德观点”的动听的词句起的作用都要大。问题就这样解决了。德斯特尔还再度猛扑，企图冲淡已经产生的印象，但是无济于事，因为辩论已经停止，议会以196票对177票通过了察哈里埃提出的说明理由的转入议程的建议。
　　议会就这样自己给自己定了罪，它表明了自己没有主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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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50]1848年6月3日柏林国民议会讨论了是否参加大学生组织的到三月革命阵亡战士墓去游行示威的提案；这个提案以多数票被否决。——第76页。
　　[51]引自普鲁士国歌。——第79页。
　　[52]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奥国皇帝斐迪南一世被迫在1848年5月16日和6月3日的宣言中宣布奥国国会为制宪议会。——第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