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让人多生病的，凡是让人生病多花钱的，都不符合医改的第1目标。
（摘自袁钟教授最新演讲关于医改部分）
45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正确的历史选择 。
发展经济当然要讲经济学。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刚刚去世了，厉教授一个重要的贡献，是20年的资料室生涯，让他有机会接触国外经济学的材料，因此改革开放之初，在一大堆讲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授里面，他对西方现代经济学理论了解的就多一些。
英国经济学家哲学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点出了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秘诀，其一可以通俗地翻译为“越利己越发财”，但“利己”意味着道德下滑，那样不堪的社会是难以忍受的，所以诸位有所不知，亚当·斯密先写了一本书叫《道德情操论》。
另一位经济学家马克斯.韦伯指出，主张集体主义而不主张个人主义的儒家思想，难以促进现代经济发展，他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认为以家庭责任感为基础的集体主义阻碍利己的驱动，不利于发展经济。
殊不知中国文化最擅长“中庸”，即“执两用中”，把对立的观念及事物结合起来，比如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结合起来，即把“利己“——“打破大锅饭“与“利他“——“四个坚持“结合起来，创造了史无前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而迅速发展了中国经济。
遗憾的是，发展经济的“利己驱动”同时也冲击了两个“利他”性最强的行业，医疗和教育，由于涉及生命和“生命的延续”（子女），从业者必须有高出一般人的道德水平，即较高的利他主义精神。
很遗憾，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没有注意这两行业的特殊性，“一刀切”的改革唤起了高于集体主义的个人主义，本来医学伦理是“一切对患者有利”，如“不伤害患者”、“有利于患者”和“公平地对待患者”的医学伦理，在医改中被降低为不是“一切对患者有利“而是“医患互利”的经济学伦理。
更可悲的是，因为健康不直接创造财富，国家强调“科技是生产力”、“教育是生产力”，但没有“健康是生产力”，于是当初医院及医生是政府的“包袱”，甩“包袱”的办法就是对医院“断奶断粮”，自负盈亏，推向市场。
最典型的就是当年江苏宿迁政府将本地区的所有公立医院卖了。仇和这个在美国哈佛大学受过培训，力主在中国复制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坚定分子，是个狂妄之徒。当年这个荒唐的举动，被誉为大刀阔斧的改革。
在这个医疗改革过程中，福建某地有人注意到“虽然健康不赚钱，但不健康很赚钱”，于是他们抓住“不健康”行为（如嫖娼）和部分难言之隐（如性病、皮肤病、人流等），夸大疾病和高价卖药，大发横财。
同时，他们通过承包公立医院，尤其是某类医院的泌尿科、皮肤科、妇产科学、男性科等科室，给医院及医护发奖金。
再后来个别医院的管理者也开始明白“虽然健康不赚钱但不健康赚钱”，为了逐利“不健康“越来越多，有人的理由是“国家不给钱，医院要生存“，结果是医院的病人越来越多，医院先进的但昂贵的药物和技术越来越多，前者导致“看病难”，后者导致“看病贵”。
尽管许多医院和医护艰难而顽强地守住医疗的“底线”，但没守住的、被冲破的也难免。
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共产党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全体人民中谁的比重最大呀？
底层人民，普通百姓。
所以，这个结论就很明确了呀，中国的医改第一个目标应该是让本地区人民少生病，政府应将因此结余的费用如医保费用奖励给做预防疾病的医务人员，同时政府要主导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让人民少生病。
凡是让人多生病的，凡是让人生病多花钱的，都不符合医改的第一目标。
医改的第二个目标就是让本地区有更多的人民真心喜欢的好医生好护士，应该像推选感动中国十大人物那样，定期选出本地区众多好医生好护士，让那些埋头为病人治病的好医生有面子，也要有物质奖励。
同时建立本地区“好医生好护士慈善基金“，政府动员全社会支持医生和护士帮助贫穷患者。
医改的第三个目标是给最底层人有尊严的医疗，或者是“免费医疗”。不能把病人进了医院，当成一棵摇钱树，不能把病人当成一个活儿，要把病人当人，人即有人的尊严。
医改的第四目标，应该是给医院最底层的青年医生和护士有尊严的收入，医生护士的收入不应该是各个行业当中较低的，而应当是显著高于某些行业 。
医改第五个目标，政府应组织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良医（不包括与企业利益密切和兼有私营医院的专家）重新审查各种疗效不确定且昂贵的药物和技术，这方面大有作为。现在这方面的问题比较严重，大家比我更了解，我们现在医药，特别是医疗器械方面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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