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话题经久不息。民主令很多人向往之、崇拜之，视其为光明未来、历史进步。面对种种社会问题，民主成为庸医、良医共同开具的药方，一民主就灵，一民主就行，民主成为至高无上的终极目标。在对民主热烈崇拜的同时，有人却对它的伴生物深恶痛绝，即所谓民粹。民主是好的，民粹是坏的;需要民主，但反对民粹。然而，何谓民主，何谓民粹，表述并不清晰，在具体操作中也有任意归类、随意划分的现象。那么，民主与民粹究竟是什么关系?它们究竟是死对头，还是血缘很近的亲戚?民主这棵伟岸的良木，为何总是不能摆脱所谓民粹这个苦瓜?
一、民主古已有之
西方社会把民主当成他们的独特发明，仿佛是西方人替人类发明了这一伟大的观念、高尚的社会管理手段，其他一切非西方民族因为没能发明“民主”、没能发现“民主”这一人类文明的先进方式而注定是落后的，注定是要被西方文明领导的。虽然西方社会提倡民主是在启蒙运动以后才渐入佳境，但是，为了证明自己一贯先进，西方文明把自己民主的源头追溯到古希腊、古罗马时代。因此，关于民主，有一个观点是成立的：民主古已有之。
那么，古已有之的“民主”仅仅存在于西方社会吗?事实上并不然。了解一点人类史就会发现，民主不仅存在于古希腊、古罗马，同样存在于世界各地的其他古代民族中。美国学者摩尔根著有《古代社会》，英国学者弗雷泽著有《金枝》。这两位西方学者在他们的著作中都介绍了世界上其他地方的非西方民族早已存在的民主，当然，人们可以称之为原始民主，但是，没有原始民主，现代民主难道是突然产生的?即便是古希腊的民主，与今天的民主也有很大的不同。
人类早期的原始民主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文字，很多与众人有关的事情只能共同讨论、辩论。这种现象直到独裁专制的西班牙人登上美洲大陆时，依然存在于印第安氏族部落中。摩尔根说：“氏族制度本质上是一个民主制度。每一个氏族、每一个胞族、每一个部落，都是一个组织完备的自治团体，当几个部落联合成为一个民族时，其所产生的政府的组织原则也将同该民族的各个组成部分的活动原则相协调。”(摩尔根《古代社会》197页，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出版。)如此说来，当西班牙人在美洲与印第安人相遇，谁是民主，谁是专制?事实给了我们一个颠倒的答案。
原始民主的淡出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文字的诞生。成文法的出现导致很多讨论、辩论的结果被记录在案，成为下一次遇到同样问题的参照。这是社会资源的节约。如果没有文字记录，每遇到同样的问题都需要再次辩论、讨论，而且需要很多人参与，以便对讨论结果有多个见证人。世界各地不同民族出现文字后，民主依然存在，只不过形式与原始民主不同而已。即便如此，也不存在西方民主在那个时候就比其他民族的民主更先进的结论。
民主在等级社会就已经存在，只不过等级社会中的民主只存在于高等级者之间，与低等级者无关。这一现象在古希腊就存在。即便在以后的英国乃至美国早期也同样存在，即拥有民主权利的是少数高等级者，不管这种等级是以世袭贵族来划分还是以财产来划分。我们可以将这种民主称为“精英民主”，它古已有之，谁也不比谁更先进。关键是，在等级制度下的就已经存在的“精英民主”，几乎没有发生过所谓“民粹”现象。西方社会之所以在启蒙运动之后民主呼声和实践迅猛高涨，核心不在于民主形式的改变，而在于民主的范围扩大。从世袭的高等级者，先扩大到非世袭的资本家，即所谓资产阶级革命，再扩大到成年男性，再扩大到女性，产生了今天常见的普选。人们今天所说的“民粹”，就是在等级制度消除后，民主范围不断扩大的过程中出现的。
二、民粹历史不长
民粹的观念和思潮的产生，一般认为首先发生于19世纪的俄罗斯，之所以如此，有着必然的原因。相对来说，在欧洲各国中俄罗斯等级制度消除得比较晚，当克伦威尔在英国发动资产阶级革命(虽然有一个不彻底的倒退，仍部分接纳了资产阶级的民主诉求)，当法国大革命彻底打破等级制度时，俄罗斯依然延续着他们在欧洲范围内最严苛的等级制度。由于俄罗斯的民主进程比其他欧洲国家来得晚，相对来说俄罗斯等级制度又最顽固，因此，广大平民以及被解放的农奴开始被纳入民主范围时，底层民众的民主与上层精英的民主融合性较差，形成鲜明的冲突和对立，某些人将上层精英民主与底层大众民主加以区分，出现了民粹、民粹主义等描述。因此，民主与民粹的划分，实际上就是在民主范围扩大的过程中，原先享有民主权利的高等级者与后来享有民主权利的低等级者的分野。
这种现象并不只存在于俄罗斯，也不是俄罗斯所特有，在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都不同程度地出现或存在，例如在拉丁美洲，因为对殖民主义这一典型的等级制度的反抗，底层民众的民主需求也被称为民粹主义。即便在美国，民粹主义同样存在。汉密尔顿曾经把平民称为“那些群兽”，原因就在于人数占优的平民或穷人民主派系，在民主诉求上与少数精英所主张的民主不一致。由此我们看到民粹出现后人们对它的不同态度。如果说汉密尔顿体现的是对民粹的痛恨与厌恶，那么，托尔斯泰等则体现出对民粹陶醉与拥抱。这两种态度在托克维尔对美国民主的描述中都得到体现。
事实上，民粹或民粹主义出现后，带来对民主的一个深层问题的探讨。由于等级制度的消失，平民社会的出现，从理论上说，民主权利扩大到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年人。然而，由于全体民众之间存在各种不同的差异，民主究竟是简单地由投票方式的多数原则决定，还是由少数精英人士代替大众决定，一直就是纷争不已的问题。以英国和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民主，最初都是设定拥有民主权利的资格，事实上就是延续等级制度的民主特权方式，以精英民主排斥大众民主的民粹。
在相反的方向上，卢梭主张类似古希腊抓阄的民主，是民粹主义的张扬。为此，卢梭甚至认为民众不应该受文化的影响，原始人最具有民主素质。原因就在于，如果要将民主权利范围扩大到所有人，如果要让一人一票真正体现民意，前提是每个人的均质化，即人与人之间没有聪愚、贫富、强弱等各种差别。
这种思想最终导致共产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出现。将共产主义描述为专制，是很肤浅的认识。共产主义的本质是希望在人人平等的基础上建立最广泛合理的民主，只不过由于人群之间总是产生先天与后天的不平等，共产主义要保证民主的真实有效性，就必须以外部强力的方式削峰填谷，消除各种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从结果上说，那些被“削峰”的人常常是精英，因而他们会指责其专制，但那些被“填谷”的人大多是底层民众，他们会对共产主义抱有好感。共产主义不管因为什么原因在实践中出现各种问题，从源头的出发点上，我们应该承认，它追求的是真正属于所有人、全体民众、整个社会的民主。
美国的共和党、民主党最初也体现了精英与大众的分立倾向，只不过美国等西方国家采取了“代议制”，由精英代替不同社会群体来实行民主，才部分弥合了精英与大众的对立，使得精英能够一定程度上摆脱大众民主的诉求，即摆脱所谓民粹。民粹主义也被称为平民主义、大众主义，希望由民众直接决定政治事务。而美国的代议制民主从制度设计的初衷上就以精英掌握权利的间接民主压制了民粹主义所主张的直接民主。但事实上，代议制民主虽然主要体现了社会上层精英的民主意愿，仍然未能彻底摆脱大众的民粹，甚至不得不利用民粹。因此，从平民社会在理论上建立最广泛的民主权利范围起，民粹就与民主紧紧相伴。当有人说民众的普遍素质不高不能搞民主时，实际上就是在指责民粹。当今西方社会号称民众的民主素质较高，依然随处可见民粹精神。
三、理性民主与感性民粹
民主从理论上说就是由广大民众决定社会与国家管理，但在具体操作实践中，这样的理论往往难以贯彻。管理国家和社会需要丰富的知识和健全的理性，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两点并非每个民众都能做到。大多数民众的知识不够丰富，理性不够健全，大多数民众判断事物是出于个人有限的知识和感性判断。个人的叠加即便数量再大，出于短板原理，其结果也未必能达到国家政治管理所需要的有效高度。代议制民主的问题在于，一方面它需要由理性的精英代替大众做出决定，另一方面它又需要感性的大众支持他们的决定，由此形成了理性民主与感性民粹的博弈。
一人一票的民主充分体现了民主与民粹的紧密关系。民众投票选择的是政治家，而非决定国家政治事务和政策，决定国家政治事务的法案或法令，一般不需要民众投票。民众在数年一次给政治家投票时，也不能决定投给自己真正喜欢的人，而只能投给被政党决定的个别人，甚至只能二选一。在民众被大大削减的民主权利中，即便二选一的投票选择，也未必是理性的选择，更多可能是感性的选择。
胡安·多明戈·贝隆于西历1946年至1955年、1973年至1974年出任阿根廷总统。他是军人，参与过军事政变，也被军事政变推翻过。从他庇护德国纳粹战犯的行为上说，人们也不会将其称为民主政治家。而且，在他当政时期，阿根廷政权独裁、政府腐败、经济停滞，还发生大量民众失踪事件，被称为阿根廷历史上的一个黑暗时期。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军人政治家依然能够上台，依然能够在他执政之外获得另一种温暖而浪漫的怀念，关键在于他的第二任妻子，即著名的贝隆夫人，艾薇塔。好莱坞甚至拍摄了一部《贝隆夫人》的电影，由著名歌星麦当娜扮演贝隆夫人，该片中《阿根廷别为我哭泣》一曲，由英国著名作曲家韦伯作曲，成为风靡世界的名曲。
艾薇塔出生平民，是一个私生子，早年当过歌手，在与贝隆结婚前，私生活并不检点。嫁给贝隆后，艾薇塔的美貌与平民身份立即让很多民众喜欢上她，人们爱屋及乌地投票给贝隆，贝隆当上了阿根廷总统，艾薇塔也被称为“国母”。贝隆连续两届赢得选举，与艾薇塔高调的亲民形象有很大的关系，她的名望甚至超过她的丈夫。西历1949年，艾薇塔被确认患有癌症，全阿根廷人民的同情心几乎都毫无保留地倾注到她身上。西历1951年，阿根廷女性获得选举权，艾薇塔在病中将阿根廷第一张女性选票投给自己的丈夫，使他再次赢得选举。第二年，年仅33岁的艾薇塔去世，阿根廷举国哀悼。
然而，艾薇塔对于阿根廷民主政治的影响恰恰就是鲜明的民粹主义。人们因为喜欢她而投票给她的丈夫，似乎已经不在乎她丈夫的国家政策和政治主张。在她去世后，阿根廷广大普通民众才意识到，他们实际上什么也没得到，那首举世闻名的《阿根廷别为我哭泣》在此之后成为“阿根廷永远为她哭泣”。艾薇塔两次轻松帮助他丈夫获得选举胜利，其本质就是调动选民的感性，以崇拜明星的方式，非理性地决定自己的选票走向，真正民主所需要的理性几乎不再起作用。这是一种地地道道的民粹，她的丈夫胡安·多明戈·贝隆也因此被称为“民粹政治家”。然而，这种利用民粹的方式，在西方各国的此后的民主选举中大行其道、花样百出、比比皆是。
汉密尔顿当年面对大众的民主诉求还能公开痛骂“那些群兽”，原因是那时候大众还没有选票。等到普选制形成，假设汉密尔顿再世，即便他内心里依然鄙视大众的民粹，但为了获得选票，他很可能也不得不把自己对大众的厌恶掩藏起来，表面上迎合大众。这种对大众民主或者说民粹的两面派手段在当今西方民主制度中屡见不鲜。
从理性民主的角度说，一个政治家的家庭生活、婚姻生活与他的政策未必有必然的关联，但是，西方民主竞选中夫妻齐上阵，连年幼的孩子也一起上阵，已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这一现象的本质就是塑造政治家外部形象，吸引选民的感性认识。即便政治家可能因为对家庭不忠导致民众弃他而去，但民众的取舍仍是凭个人感受而做出决定，与这位政治家的政治能力没有关联。奥巴马参选时，显露自己赤裸上身的肌肉就是迎合民粹的表现。竭力逢迎女性选民、年轻选民，参选的政治家日益年轻化、明星化、俊男靓女化，本质上都是像娱乐明星一样刺激选民的非理性崇拜，而非引发大众选民对国家政治事务的理性思考。如同明星崇拜和偶像崇拜，这一非理性的倾向在女性和年轻人哪里比较容易诱发。
西方民主从最初设置各种民主权利的门槛，到现在普遍流行的普选制，有一条规则众所皆知，即18岁以上公民才拥有民主权利。事实上，这条规则的目的就是为了排斥非理性的民粹。假设普选制的投票资格下降到10岁甚至刚出生的婴儿，竞选一定会加入哄骗少年儿童的种种手段，那将使选举变得滑稽而无意义。然而，18岁以上的公民参与选举就能避免民粹的影响吗?从商业角度说，广告的诉诸对象并没有18岁的界限，即便是成年人，面对广告的狂轰滥炸，在消费行为中失去理性而被引诱的现象也比比皆是，当今西方民主政治在这个问题上也如出一辙。
大众媒体在这个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与制造明星崇拜、制造商品广告的原理几乎没有差别。明星与广告注重外部形象超过内在本质，政治选举同样;明星与广告刺激非理性的欲望，政治选举也同样;明星与广告常常使用暧昧的性暗示、性幻想，政治选举也一样。奥巴马的选举口号“yes，wecan”与标准的商业广告语一般无二。政治家的竞选班子几乎就是由广告专家和商业营销大师组成，一旦竞选结束，这个班子可以毫无阻碍地向商业营销无缝过渡，民主选举成为一场多媒体组合的真人秀……广告心理学、推销心理学在竞选中对于民众非理性情感的捕捉，远远超出政治所需要的理性。
四、民主政治民粹化
西方民主制度进入普选制是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民粹主义已经开始出现，但对现实政治的影响比较有限，西方民主制度对于民粹主义比较直率地表现出排斥和抵制。实行普选制后，西方民主制度对于民粹的态度变得微妙。阿根廷贝隆夫人的出现使得西方民主对于民粹主义有了新的认识。此后，西方民主与民粹主义的关系日渐成熟，美国总统肯尼迪是一个标志，其夫人杰奎琳·肯尼迪成为肯尼迪吸引民众支持的手段之一。肯尼迪以后，人们已经很难想象罗斯福那样的政治家能够赢得选举，因为他坐轮椅的形象很可能不符合民粹主义的口味。汉密尔顿时期对于民粹直率的排斥，现在已经变成巧妙的利用。
对于民粹主义的利用甚至延伸到英国王室，它曾经借助戴安娜王妃调动起来的民粹主义热情，挽救了英国王室被废除或边缘化的趋势。如今，英国王室对民粹主义的利用已经延伸到婴儿。8个月大的小王子乔治成为各大报纸的头条，民众对此津津乐道，媒体不厌其烦地挖掘小王子的细节，连尿片都不放过。由此我们也能看到民粹主义的复杂。就民粹主义本身来说，它并非必然导致理性的民主。民粹所具有的非理性特征也完全可能使它与专制极权结合在一起。欧洲历史上法西斯主义的出现和猖獗，与民粹主义有着紧密关联。但对于西方民主制度中的政治家来说，民粹主义非理性的强大威力使他们对其欲罢不能。公开利用、迎合民粹主义与暗中排斥民粹主义，成为西方民主制度中一场无休止的猫捉老鼠游戏。然而，在民粹之上的政治走钢丝能避免民粹的危害吗?
美国民众对于中东政治、美俄关系有多少了解?他们当初对于阿富汗、伊拉克又有多少了解呢?小布什总统“流氓国家”这一个定义，便引导了民众的思考方向，被激发的民粹热情使得美国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如今，事实已经证明发动战争的理由是一个谎言。我们可以因此而批评美国政治家，但是，导致这一结果的诸多因素中，非理性的美国民粹主义难道没有发生重要的作用吗?美国经济因为伊拉克战争而背负沉重的包袱，导致美国近年来的衰落，美国民众的生活也因此受到重大影响。但是，有多少美国民众反思过自己当初被政治家刺激引诱而支持那场战争的决定?一个政治家在获得选举胜利时，支持率可能高达60、70%，但在其执政过程中，支持率降到10%以下不足为奇。民意调查的这一跌宕起伏的背后有多少是真正的理性，有多少是被煽动的非理性?民粹主义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西方民主制度与民粹主义的博弈也未必是政治家和制度本身能够有效控制的。
西方民主制度带来的福利社会被视为一种进步，事实上，很多真正的思想家、政治家已经看到福利社会难以为继，削减社会福利的政策近年来在西方社会不断出现，但屡屡遭到阻碍。而这一现象的源头就是政治家竞选时的福利许诺。民众对于国际政治难以有清醒的判断，美国某些参选的政治家对于国际政治的无知令人瞠目结舌。在国际政治问题上民众的共识主要靠被利益和意识形态操纵的媒体引导，而在国内政治中，西方民主最容易达成共识的便是提高福利。政治家随意许诺提高福利，民众便欢饮鼓舞把选票投给他，这背后有多少理性的思考，实在令人怀疑。在我看来，福利许诺与拉票的关系更主要的就是民粹主义在发生作用。民众只从个人利益出发，谁给我钱多，我就支持谁;政治家一边向大众许诺提高福利，一边又向少数资本家许诺减少税收，试图两头讨好。而大众居然相信给富人减税与提高大众福利能成正比关系，居然不认为两者是矛盾对立的，便以他们民粹的热情支持这种政治家，结果国家政府不得不陷入巨额债务，民众对此即便有危机的感受，也不知道源头在哪里。
这一现象实际上就是西方民主制度民粹化导致的必然结果。西方民主制度日益陷入困境，与普选制后民粹主义的高涨有着必然关联。西方民主制度的制度缺陷导致它必然要借助民粹主义来获得选票，但是，西方社会平民化的不彻底性、两极分化的严重，又使得它对真正的大众民主诉求产生抗拒。对于民粹，迎合、利用与抗拒、排斥共存，这已成为西方民主制度难解的怪圈。
五、民主与民粹密不可分
法国大革命以后，被法律认可的世袭等级制度难以延续;普选制后，社会大众名义上拥有了民主权利。但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本质上依然是一个隐形的等级社会，少数精英掌握着社会主要资源和决策权。从理论上说，少数精英的价值观如果同大众一致，在信任的基础上，代议制的确是一个解决方案。然而，由于西方社会以获得财富、个人主义为价值观核心，这一价值观表面上能使精英和大众共同接受，但在本质上是有矛盾的。这一矛盾体现在社会财富的分配方面，精英多了，大众就少了。过去，西方国家可以通过对外扩张、向外掠夺来缓和这一矛盾，如今，依靠外部做大蛋糕的方法成效日益降低，由此，国内民主中，精英与大众，即所谓民主与民粹的矛盾再次凸显。
将民主与民粹对立起来，实际上意味着实行普选制后西方民主制度的内在矛盾。从词义上说，我并不认为民主是正确、高尚的，民粹是错误、低级的。在民主权利范围扩大到18岁以上全体公民时，民主与民粹已经密不可分，区分已经没有意义。当人们说民主有局限性、民主是双刃剑、民主有欺骗性等判断时，实际上已经将民粹包含在了民主概念中。他们不可分割。西方民主制度在需要获得民意支持时，大量刺激和调动民粹;在制定政策时，往往又把反对者视为民粹。这种现象的背后就是少数精英只强调自己的民主权利，忽视大众的民主权利，却又要利用大众的非理性来支持自己。
乌克兰当年是通过“公投”脱离前苏联的，无条件地强调“公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实际上就是民粹。当克里米亚照搬乌克兰曾经做过事情，也以“公投”的方式脱离乌克兰，一些打着民主旗号的人便强烈反对。如果说局部地区的民众以“公投”的方式决定自己的政治选择不完全符合民主，那么，西方的民主理论又何必再三强调“公投”的最高正当性呢?西方民主国家不愿接受克里米亚以及乌克兰东南部地区“公投”的结果，那么，当初他们又为何接受前南地区、科索沃一模一样的“公投”结果呢?埃及的穆巴拉克不受欢迎，被以“穆兄会”为主的民主力量推翻下台。“穆兄会”通过民主选举上台后，某些人更不欢迎，便用武力再次推翻。在这些事例的背后，是民主与民粹的共生与混乱。
需要利用大众民主的时候，美其名曰民主;需要防范大众民主的时候，便恶其名曰民粹。实际上，两者是被少数人操纵的同一件东西。在西方普选制民主制度中，民主与民粹如影相随，须臾不可分离。而主导话语权的精英们，将同一事物根据自己的需要变换着“民主”、“民粹”的称呼，本质上就是精英从心底里认为：“我需要的民主才是民主，我不需要的民主便是民粹”，精英只想自己占有民主的专利。因此，他们经常打着“以民主反对专制”的旗号，实际上干着“以民主反对民主”或者“以民粹反对民粹”的实质。西方民主制度难以处理好少数人与多数人的关系，试图分割民主与民粹，常常是自相矛盾的。
随意解释民主与民粹，在中国有其自身的特点。当今中国的社会精英，以西化为主要特征和追求，因此，他们口中的民主，基本等于符合西方标准的一切。凡不符合西方标准，即便是绝大多数中国民众的意愿，也被他们称为民粹。由于他们已经事先定义了“民主好、民粹坏”，因此，当今中国的精英通过他们掌握的话语权，担任起“民主法官”的角色，而且是个缺乏公正、丧失正义的法官。当他们需要刺激民众非理性情绪时，不惜造假、撒谎、隐瞒、夸大，用“杀人者，父亲”、“受害者，母亲”、“杀人犯也是生命”、“永远站在鸡蛋一边”等等彻底情绪化的口号，煽动民众的非理性。其中还包括用真真假假的美女、才女形象来推销他们的政治主张。但是，广大中国民众的普遍认知未必都像他们希望的那样彻底西化，因此，一旦民众的普遍意愿与他们的西化主张不吻合，例如中国人的爱国主义热情，他们便将其称之为“民粹”的“爱国贼”，而对于像美国这样的西方国家同样高涨的爱国主义，他们便不再使用这个贬义词。言外之意无非是：民主只能爱美国，不能爱中国。
当今中国部分精英人士“扬民主、抑民粹”的做法，无非是用他们的话语权力对于各种社会诉求做出裁决，而裁决的标准在于是否符合他们这些少数人的愿望。因此，与之进行辩论，试图将民主、民粹的概念区分清楚，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西方话语方式，不可能将其划分清楚，这是西方民主理论和民主制度的先天不足所导致的。西方为了标榜自己的历史正确和现实正确，把笼统的民主概念捧到至高无上的地位，甚至是终结历史的地位。西方民主理论一方面把大众民主当成合法性的唯一来源，另一方面又要维护精英的社会地位，民主被赋予不可能完成的历史使命。这种虚妄的理论和实践，充满了不切实际的理想化，成为民主空想和民主乌托邦。少数精英盗用大众民主成为常态，而真正的大众民主兴起后，精英又将其称为“乌合之众”的民粹，如影相随的民粹成为西方民主挥之不去的阴影。
造成西方民主这一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价值观。资本主义社会强调人性恶，以自私为基本人性，个人主义大行其道，人人为己变得天经地义。因而在广泛民主时代，即便是代议制，同样是集中起来的、放大的“为自己”。个人主义的“为自己”就可以视为民粹，西方民主理论认为，各种“为自己”互相碰撞就能达到妥协、平衡和利益分享，也就是良好的民主。事实上，众多“为自己”的叠加能否自然、必然形成“为大家”的民主，是值得怀疑的。因为社会成员中先天、后天的差别，使得“为自己”的能力差别很大，如果能力强的人再组成集团和利益共同体，人人“为自己”便不可能形成自下而上的和谐，底层大众的“为自己”就必然会与上层精英的“为自己”产生矛盾，这就是所谓民粹与民主的矛盾。
于是我们看到，指责别人是“民粹”的声音，总是出自少数精英之口;底层民众受了精英的蛊惑，以为自己的要求就是民主，底层民众何时会认为自己是被贬低的“民粹”?他们听信了少数精英慷慨激昂的高论，以为自己可以同精英一样享受民主。事实上，精英的“为自己”又何尝不是民粹?西方民主的本质无非是精英的民粹排斥大众的民粹，然后，精英把自己的民粹包裹了一层美丽外衣，美其名曰：民主。底层民众最多看一眼、摸一把那层美丽外衣，不可能穿到自己身上。
我认为，从中国传统“天下为公”发展出来的“为人民服务”最具备成为真正民主的可能。这种观点一方面认可广大民众“为自己”的合理性，另一方面认可和提倡社会群体中有一部分人可以把“为他人”当成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他们克制自私，以奉献为荣，不以利益为最高奖励，所谓“先忧后乐”，就是他们与民众的关系。他们形成的精英集团奉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由此，底层民众的“为自己”经由这些精英的协调，才能真正成为“为大家”，才能形成真正的民主。在这个互动关系中，底层民众有些“为自己”的愿望被满足，有些会影响他人的“为自己”的愿望被消解。此外，奉行“为大家”、“为人民服务”的精英也不是天然的存在，而是通过良好的教育，从“为自己”的人群自发生长出来的，他们了解各种“为自己”的利弊，愿意把探索“为大家”的合理方式当成自己的使命，换句话说，他们化解了西方民主制度中底层民粹与上层民粹的冲突，“为自己”与“为大家”能够形成和谐的关系，真正的民主得以形成。
“为人民服务”所形成的真正民主，由于兼顾了“为他人”、“为大家”，在尊重“为自己”的同时，可以抑制“为自己”这种民粹对于整体的不利影响。而西方民主制度因为过于强调“为自己”，因而无法化解“为自己”这种民粹的负面影响。西方社会以自私为基础，以“为自己服务”为原则，却宣称可以通过选票选出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政治家或政治集团，无疑是西方民主制度最大的悖论。因此，中国“为人民服务”的真民主，关键在于要抑制人人自私的社会价值观，将“为自己”与“为他人”融合在一起，摆正个人与他人、与集体的关系，让每个人都清醒地认识到，任何人都是在与他人的关系中生存和发展，这种与他人的必然关系毋庸置疑地同时包含了“为自己”和“为他人”两个方面，忽视或强调任何一个单方面都是不对的。所以，“为人民服务”需要很高的智慧和和技巧，远远不是选票能够取代的。当今中国某些精英人士痛斥“民粹”的做法，无非是套在西方民主的窠臼中，贬斥“为人民服务”的价值，维护精英的利益，抑制民众的利益。他们指责民众是民粹，事实上，他们同样是“为自己”的民粹，毫无高尚可言。
20140421
20140608
注：本文刊于《经济导刊》2014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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