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有天龙灭妖孽
——答《观典》主笔萧轶采访
1、萧 轶：祝贺孔教授的新书《国文国史三十年》出版了。您在新书中，称“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写文学史”，我们应该怎样理解这个“人民的立场”?您在新书中也提到“文学史从来都是政治史和权力史”，这句话又如何理解?
孔庆东：文学史从操作层面来说，是研究文学的学者们写的。但是学者并非一个固定的阶级，有代表统治者的，有代表统治阶级的，那么当然也就有代表被统治者和被统治阶级的。也有二者混杂或者是纠结不清的状况。我们的文学史，脱离人民已经很长时间了，往好了说是学者们自说自话，孤芳自赏，往坏了说是迎合资本与权力的合流，置人民的文学美学观念于不顾。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因为人民丧失了政治权力，当然随之也就丧失了文学和历史领域的话语权。现在单靠我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可能恢复人民的权力的，我不过是摆出一个人民的立场，期待更多的有良知的学者“共襄盛举”而已。
2、萧 轶：今年是鲁迅诞辰130周年，鲁迅的文章近年也如皮球一般在中小学教材中踢进踢出，有媒体曾做过一期专题“今天我们想骂的，鲁迅都骂过”，您也写过关于鲁迅的书,在央视“百家讲坛”开讲过鲁迅。在您这个鲁迅专家看来，鲁迅的精神哪些最值得我们这个时代学习与继承?
孔庆东：鲁迅的思想博大精深，值得继承的太多了。对于今天来说，首要的是反抗精神。反抗权力，反抗资本，反抗流俗。而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首要的任务是反抗知识界那些权力和资本的走狗。鲁迅的大半生都在跟文化界的败类做斗争，他的斗争精神、斗争艺术，都是需要认真体会和认真学习的。
3、萧 轶：孔教授经常出镜，点评天下时事。您认为时事评论对社会问题的解决有着怎样的意义?
孔庆东：说到所谓“意义”，不过相当于鲁迅的“呐喊”，意在引起注意，然后施以疗救。至于此外的意义，用鲁迅的话说，“我总觉得很寥寥”。人活着，总该讲点真话吧。汉奸们不许我讲，发动全国的汉奸媒体来围剿我的时候，我可能也正好累了，趁机休息一下，喝点水，吃点肉。但是吃饱喝足了，可能还是要讲。假如我们的主流媒体天天像我这样来评论时事，那我才会真正不讲了。
4、萧轶：我们注意到，您在“第一视频”节目“孔和尚有话说”中，经常点名批评某些国家部委，这会对您的生活带来“麻烦”吗?
孔庆东：有时候会带来麻烦。一个是封杀我的言论，一个是屏蔽我的视频，再一个是通过某种途径向我表示抗议和批评。我批评了人家，就应该允许人家反过来批评我，这是正常的。也有的时候我的批评确实过火了，因为节目是直播，事先没有准备，话到嘴边，措辞不够准确。所以部委也好，省市也好，每个月平均有那么一两次对我表示愤怒。但是我想，站在人民立场说话，就免不了要得罪官方。时间长了，他们会知道我不是故意跟他们作对，我不过就事论事。官方做了好事，我也表扬的。心底无私天地宽嘛。我又不想当官，又不想发财，只不过想追求点言论自由，怕这怕那的，就甭说话了。
5、萧 轶：您对官场腐败十分痛恨，经常发出反腐呐喊。据说，近年北京街面上的各类“移民”广告突然多了起来，“移民”产业相当看好。对于官员海外移民现象，您如何看待?
孔庆东：一般的移民，我不反对。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讲，移民是具有创造力的人群。但是官员移民另当别论，因为官员牵连着国家资源。官员要移民，首先就应该辞去工作。官员的直系亲属，也不应该具有外国国籍。否则，我们就等于是在外国人或者外国人的亲属领导之下了。官员移民，背后往往有腐败的黑幕，所以政府应该旗帜鲜明地予以禁止，并从已经移民的官员或者家属身上发现腐败问题的线索。
6、萧 轶：微博的出现，似乎给互联网时代的中国注入了更加乐观的元素，因此有人提出“围观改变中国”。您如何看待微博现象?如果可以改变中国，这种围观的姿态应该是怎样的?
孔庆东：微博不过是一种技术手段，不必看得太重要。国家清明祥和，怎么围观也不怕;国家乌烟瘴气，没有微博也掩盖不住。微博本身是中性的，需要全体人民负责任地进行健康引导。要在微博上树立正气，鄙视歪风，把中国向着更加文明更加阳光的未来推进，而不是集体起哄，互相残杀，把国家推进无底的深渊。
7、萧 轶：最近佛山“小悦悦事件”让各大媒体发起了对社会的质问，又有媒体做了一期“保卫社会”专题，福柯也曾写下名著《必须保卫社会》。您如何看待这件事情对社会的伤害?您认为应该如何保卫社会?
孔庆东：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此类事件层出不穷，是20多年来盲目追求经济发展，不顾精神文明建设的必然结果。虽然社会成员的素质普遍下降了，但党和政府还是应该负主要责任。上梁不正下梁歪，多年来媒体上宣传的多是极端个人主义，学者们也把人都讲成只要个人“人权”的经济动物。文化界虚构了一个并不存在的个人主义至上的美国来给大家效仿，其结果就是人的原子化。这样下去，不用外患，国家自然就崩溃了。
8、萧 轶：孔教授在北大教书，每天都能够接触到形形色色的大学生。在您的观察下，时下的大学生是怎样一副面孔?您理想中的北大大学生应该是怎样的?
孔庆东：大学生应该是富有朝气，富于理想，既忧国忧民，又乐观活泼的青年人。而时下的大学生，能够这样的比较少。北大等重点大学的还不错，我接触过许多非重点大学的学生，精神苍白，品格低下，既没有理想，也不爱学习，整天上网却什么正经知识也没有，整夜整夜地在宿舍里看韩剧日剧，有时候还做些不道德不守法的事情。他们也很痛苦，但是不知道人生的意义在哪里。我就不说北大的学生应该如何了，那太崇高了，我只希望现在的大学生能够自重自爱，对得起自己的身份就行了。
9、萧 轶：近年来您十分关注重庆的发展，还多次赴重庆调研。能谈谈您对重庆模式的看法吗?
孔庆东：重庆自己没有提出什么“重庆模式”，大家公认的所谓“重庆模式”，其实都是一个共产党的政府应该做的事情。比如打击黑社会，这不应该吗?比如我看到各地城市的公园里，都有很多市民自发地唱红歌，但是没有政府的支持和引导。重庆政府这样做了，目的还在于焕发人民的精神，搞好民生。现在广大的重庆草根人民亲身感受到了生活环境安全了，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山清水秀到处是绿树草地，没有黑社会动不动来敲诈勒索，想唱什么歌再也没有汉奸来嘲笑打击了，从干部到居民，都喜欢读书了，人均收入提高了，晚上每一条街上都是欢声笑语，火锅热气腾腾。世界五百强的大企业纷纷落户重庆，重庆也到海外进行了大规模投资，公租房进展也是全国的领头羊……当然也不要把重庆想得太好了，存在的问题还是很多，需要一届一届的领导人不断治理。中国光有一个重庆也是不够的，上海北京广州哈尔滨乌鲁木齐都应该这样做，国家就越来越有希望了。
10、萧 轶：近年大众媒体的兴起，让知识分子更具公共性，您对时下的“公共知识分子”怎么看?您认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时代使命应该是什么?
孔庆东：公共知识分子，可能是一个并不准确的概念。难道还有“私营个体知识分子”吗?所有知识分子，都应该是关心公共事业，并以自己的专业，为公共事业服务的。美国推举出一些中国的所谓“公知”，意思是他们经常对社会问题发言，影响比较大。但是美国的那个推举名单，标准混杂，居心叵测。其中有些人，就不愿意承认。当然另外一些人受宠若惊，以为自己成了美国的亲儿子了。不料近年来公知的名声越来越臭，人民发现其中很多是文化汉奸。其余不是汉奸的则觉得很郁闷。所以，好好的一个词汇，就像“小姐”这个词儿一样，活活地被糟蹋了。
11、萧 轶：中国正处于转型时期，左派与右派的言论经常对峙交锋。您觉得他们的交集在哪里?应该如何在二者之间寻求共识?
孔庆东：正常的社会，永远存在着左中右，彼此应该在人民内部矛盾的模式下进行善意友好的交流和讨论。左派右派里面，多数都是好人。大家的目的都是为了让国家发展得更好，让人类更加幸福。但是总有一部分人品有问题者，投机取巧，损人利己。他们在左派掌权的时候，就比谁都左，把自己看不顺眼的人打成右派;反之，当右派掌权的时候，就比谁都右，把自己看不顺眼的人打成左派。目前中国各种社会矛盾趋于尖锐，所以同时出现了极左和极右，他们的共识，跟一般的左派右派不同，他们都是要争当美国的“带路党”，要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我认为广大的左派右派应该联合起来，警惕和反击极端的“逆向种族主义”思潮。
12、萧 轶：这一代知识分子似乎对社会和国家都有着一种悲观意识。您对这个社会和国家是乐观的还是悲观的?为什么?
孔庆东：从长远来看，应该是乐观的，因为中华文明才是“普世价值”。众生平等、多元共生的中华文明一定会普及到全球。但是天下大事，必做于细。眼前中国自身的问题太多，面对这些问题，不妨悲观一些，怀着鲁迅“绝望中战斗”精神，去一个一个地解决。
13、萧 轶：我们注意到，北大教授韩毓海誉您为“马列风骨，毛鲁精神，北大文章，中国气派”;语言学家抱冰庐主人誉您“机趣横生，妙语解颐，寓正谊于幽默，弘至道于诙谐，天下博客第一”。您如何看待这些褒奖?
孔庆东：这些褒奖，我看做是一种鼓励和引导。我远远没有达到他们所夸赞的境界，我其实也不去追求什么境界，我只是对得起“此时此地之心”而已。但是这些褒奖所推崇的那种境界，真的是当下中国所缺乏的，有志之士应该心向往之。
14、萧 轶：岁尾之时，请孔教授写一段新年献词吧。
孔庆东：2012，谐音就是“恶灵已饿”或者“恶灵依饿”，反正是黑恶势力过得不舒服，过得很痛苦的意思。我们要小心他们穷凶极恶，垂死挣扎，疯狂反扑。幸好春节过后是龙年，是孔和尚的本命年，是中国人民的图腾年。任凭恶灵逞凶残，自有天龙灭妖孽。
本期博客思考题：
1.毛泽东写过哪一年的新年献词?
2.天龙是什么意思?
3.你能举出历史上的极左和极右代表人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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