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1988，我的困惑与忧虑

很多人没有看懂老何的意思，那就让我带领大家重温一下他88年发表的奇文“我的困惑与忧虑”中的一段话吧：

…………（略）

3·5

　　我以为，历史学家有必要回头看一看、想一想王安石变法。

今论王安石变法者，有两个定论。一曰王安石主张改革，就是代表着历史的进步方向。二曰王安石变法遭失败，乃是北来后来亡国的原因。其实这两个“定论”都极可疑。

第一，主张改革并不必然代表历史的进步。问题不仅在于目的，而且要看手段。要看怎样改革，改些什么？就王安石来说，他的政策用心和出发点未必不良，目标未必不善。但其政策内容，却由于不切实际而误国误民。

第二，王安石的变法并没有失败，终神宗一朝，甚至在他辞职告老免官以后，所厉行的政策始终是新法（新法自1069年议行至1085年暂罢，累行16年）。因此，历史给予他以

　　充足的时间。就是在他死后，也并非人亡政息，中间虽暂经短短八年的旧政复辟，但元祐八年后新政回头，在北宋最腐朽的徽宗一朝，以蔡京为首席执政，继续贯彻的恰恰就是王安石的政策（所以其年号称“崇宁”，寓有崇敬熙宁新政之意）。而蔡京恰恰是安石派的新党门徒。

但结果，北宋却正是在行新政（改革派）的徽宗和接班的钦宗手中亡了国。

　　

3·6

　　改革并非一切。改革并非目的，而只是手段。改革的目的，是致国家于富强，民生于幸福。

　　正因为如此，当改革在政策方向上明显地暴露出问题时，仍反对反省、鼓吹坚持者，是因为改革给其带来了实惠，即现实的好处。但是，检验历史上任何改革之好坏与成败，我以为只有一个尺度，归根结底就是要看：这一改革是否给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带来了真正的好处？

　　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末这就是改革伟大与合理的天然论证，如果得失参半，就必须调整方向和政策。如果改革在导致腐败，那么就有必要反省，有必要刹车。反省与刹车并非否定改革，而正是为了防止改革的失败。

3·7

　　任何改革，都可以给一部分人带来好处，这是无疑的；任何改革，都需要付出代价和牺牲，这也是无疑的。但问题是，给哪些人、给多少人带来了好处？是谁、是哪些人和为什么，在付出代价做出牺牲？

　　如果改革使公众利益受损，使少数不劳而获者得利，那么不管最初的出发点如何，目标在意识形态上如何合理，都应当猛醒。迅速及时地调整政策方向和利益结构，是坚持改革的唯一之路。坚定不移的改革目标，应当与切合实际的灵活政策结合起来。

　 我们可以从现实中注意到，对某些人来说，某种意义上的改革，正在变成一场明火执仗的打劫。时代的警句是：“让我们趁着目前的乱，快点捞一把吧！”（所谓的“从政热”、“经商热”，都应当从此去得到理解。）

3·8

　　许多人似乎忘记了，“文化大革命”在许多意义上，也曾是一场一度有过庄严演出的“大改革”（当时人们也称之为“变革”。而四人帮也曾以“变法改革派”自居，并称其政治对手为“顽固守旧派”）。

　　近年人们组建一个个新公司的那种狂热和草率，活像1966年时人们组织一个个战斗队。

【附录】 何新：我的困惑与忧虑——当代文化备忘录

（发表于1988年10月）

小引

　　1985年冬，新潮学者刘XX在与《深圳青年报》记者的谈话录中，批评何新与钟阿城的创作代表文化上的一种“保守主义”思潮。其起因，是由于我在当年的《读书》杂志上（1985·11）对当时时髦的新潮文学发表了批评。我不喜欢在这类新潮作品中所表现的那种藐视一切、戏弄一切、似乎超越了一切，其实却往往充满最鄙俗情欲的价值虚无主义，呼吁重新唤醒和振奋在当代中国文学和人的内心中，已被种种欲情所困锁窒息住的崇高意识和主体英雄主义。为此，当时我受到一群文艺和非文艺批评家们的围剿。但此后，我头上那顶“保守”的帽子似乎就算被扣定了。（后来，这顶帽子还流传到海外。曾在香港《文汇报》上撰文称许我的《诸神的起源》的碧骅先生，在《争鸣》杂志（86·10）一篇谈大陆文坛情况的文章中，也根据文坛传闻确认了封给我的这顶帽子。）

　　于今时隔多年，本不必旧事重提。三年于兹，我面壁止观与反思。我真希望那时是我错了。然而，环顾今日的国情与民生，文化与文学，我却只能说，我的困惑与忧虑比那时更严重了。因之，我决定发表以下的随想。是为序。

1·1

　　在政治现代化的国家，政策总是先由学者科学地设计和周密地论证，而后由政治家（许多也是学者）决策和实施之。中国则总是先由政治家决策和实施，而后委派学者论证。学者只能作既定方针政策的传声筒解释者。这也许就是中国文人（包括所谓“智囊团”）在政治上缺乏价值的原因。 　　另一方面，这一决策程序，要求政治家必须成为永远木犯错误的全知全能。否则，一旦失策就将是全民族的灾难——中国政治家肩上的责任实在太重大了。

l·2

　　清谈误国，致两晋数百年历史动乱。误今日中国改革大政者，我谬以为，实亦与某些并未深入了解、洞察中国社会实际，仅从洋书本中搬出一套套“宏、微”大计的改革清谈有关。此类清谈有一共同特征，即笔下特多新、怪、洋之名词，尤善将平常事物，论说得连专家也不懂，于是令人莫测其高深。其实纸上谈兵何易，设计空中楼阁更不难。但一旦付诸实践，却往往碰壁。失败之后，不反思中国国情与自己之理论错误，却破口大骂中国国民之民族性——难道台、港所居之中国人别有一种与大陆不同之民族性或文化传统乎，何以他们能搞成经济现代化。由此可见当今一些“知识贵族”的霸气。 　　近闻“智囊”中人，甚至有建议须以“铁腕手段”、“新权威主义”、“搞不惜流血之改革”者。言论之轻率，真令草民如吾辈者心惊胆战！

　　我亦很怀疑西方一些“友好人士”，对我们故献谀词，其实对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未必看不清楚，只是有所图于我国，故不得罪尔。少数看透我们问题者，直言相陈，我们则常责其为不友好人士。

1·3

　　在文艺理论、经济学、历史学、文化学等人文学科中，确实有必要进行一场方法的革命。可惜近年来，社会科学中所谓“方法的革命”，实际上却往往变成了一场名词的革命。如历史学中所谓“控制论的应用”，不过是以“超稳定系统”一类新术语，构造一种超实证的历史形而上学，以重新表述“中国封建社会停滞不前”这一老而又老的命题而已（其实恰恰对这一命题，海外新派史家近年却多有质疑）。诸多诡异奇僻的术语、似通非通而刻意模仿洋腔洋调的文句，以及以泼妇骂街语来标榜国粹、冒充“乡土文化”的伪“寻根”文学（“根”在汉语中本来确有猥亵的隐义，但这种文学“寻根”却往往是“绝根”），充斥于近年的文坛上。

　　当然，通观近年中国社会思想的流程，也不能说这些作品完全没有积极作用。但其最大的意义却仅仅是它们的否定性意义：即它们的破坏性——以他们的大事喧嚣和虚张声势，却有力地打破和粉碎了禁锢中国思想界多年的“四人帮”的僧侣主义。但其破坏性也是显著的，否定多于肯定，批判多于建树，摧毁多于创造。更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它们催化出了当今学术、文坛与社会心态中流行的文化价值虚无主义和痞子主义。

　　现在，已是我们对当代文化中的当代流行病，做一番深刻反省的时候了。

1·4

　　今日人民对改革的心态，始而热情，继而惶惑，继而沉默，值得注意。南京传近期民谣有一联句云：

　　十年动乱，十年乱动。一面紧吃，一面吃紧。

　　闻东北近期流行顺口溜云：

　　“十亿人民九亿商，团结一致骗中央；中央也不怕，全面大涨价。”

　　 又：

　　“中央忙组阁，省长忙出国，县长忙吃喝，乡长忙赌博。”

　　 又：

　　“富了海边的，肥了摆摊的，美了当官的，苦了上班的。”

　　 又有童谣云：

　　“十七、十八，披头散发。二十七、八，电大业大。三十七、八，连滚带爬。四十七、八，累死白搭。五十七、八，出国溜达。六十七、八，养鸟种花。七十七、八，振兴中华。”

（按：数字表示年纪。“累死白搭”，指国内知识分子多中年早夭。“电大业大”，讽文凭热也。）

　　这自然是牢骚，语涉玩世不恭，但也确实是当今社会心态之写照，发人深省。

　　太史公云：狂夫之言，圣人择焉。黑格尔云：“公众舆论最不值得重视，也最必须重视。其中既有绝对的谬误又有绝对的真理。不藐视舆论就不能成就大事。但公众舆论中那种实体性的东西，则体现着历史的绝对意志。真正的伟人，必须善于鉴别公众舆论中什么东西无价值和什么东西必须给予重视。”（《法哲学原理》）

　　对今日通过“牢骚”所反映的社会心态，恐怕已经到了不应不给予重视的时候了。

1·5

　　中国似乎是一个既衰老而又幼稚的民族。

　　在年龄与文化上衰老，在政治智力与文明开化程度上幼稚。

　　民族幼稚的原因，责任首先在知识分子。一由于中国知识分子政治经济地位的软弱。二由于中国知识界本身知识结构的陈旧和僵化。三由于新潮知识分子的食洋不化。四由于中国国民教育水平的普遍低下。

　　幼稚的典型表现，是总有人愿意慷慨激昂地作煽动（鼓动？）－－也许由于这可以牟利，例如“从政”做大官等等。但可悲的是也总有看客，容易被人煽动，从而一潮又一潮地掀起某种“热”——政治的，或意识形态的，或经济大跃进式的狂热。而这种种狂热的最高表现和归宿，只能是发起一次又一次的某种“运动”，包括不叫“运动”的运动。数十年来，中国社会一直就这样缠绕在一个接一个“运动”的循环中。

　　改革，本来是最需要冷静而谨慎的事业，因为其之艰险与困难——不冷静则必致倾覆。所以培根曾说过：“即使有很多人喝彩，改革仍然是很危难的。”（培根《人生论》）

1·6

　　中国必须坚持改革，不改革就意味着自杀。但是但愿我们永远不搞“改革运动”。就是说，千万不要以搞运动的方式搞改革。中国改革最终是否成功，希望寄托在能否把改革从激情的情意综中解救出来，使改革完全被理性与科学所指引。

　　马克斯·韦伯说过：现代化就是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与社会的理性化。

1·7

　　我不知道，人们现在是否已注意到，近几十年来，在我们的感情、心理、集体无意识以及整体人格中，都存在着严重的心理异化或者说心理变态。

　　这种心理异化或变态，也许是由于我们民族长期处在弱者地位，而形成的自卑感、压抑感。是由于长达百年以上的社会动乱、革命、变迁所造成的焦虑、紧张、恐惧和狂躁。是由于过密的人口有限的资源、过小的生存空间所造成的沉重生存压力，是由于长期的普遍贫穷、严酷的生存竞争（激烈的“阶级斗争”之所以难以避免，正因为它也是这种生存斗争的一种形式）。所以近代中国人的人生紧张、单调，缺少乐趣、缺少幸福感，人际关系常常笼罩在互虐的情态下。由此而发生嫉妒、偏执、虐待和受虐心态（对于后者，缺乏心理分析知识的人往往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称之为所谓“奴隶性”或“阿Q精神”），原是毫不奇怪的。

　　我们常常不惜自吹自擂。殊不知这种自我夸耀本身，就是一种耻辱。真正伟大的民族鄙视自夸，但他们却把最好的东西于给世界看。在最大的自我夸耀之下，往往掩饰着最强的自卑感和嫉妒感。

1·8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今日某些中国人在世界面前的形象，往往是那样地偎琐、促狭。由此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是那样地喜欢“窝里斗”（柏杨语）。为了一点最微琐的小事，人们就口角、辱骂、斗殴、仇杀。现代中国人似乎呈现出某种整体人格退化（有人会说我以偏概全）。因为我们是那样地缺乏宏通豁达、落落大方的气度（但历史上的中国人并非如此）。我们如今是那样地喜欢幼牛角尖，绝不乐于与人方便。是那样地不愿意成人之美，却总是乐于以折辱他人来满足自我的权力感和成就感。随便举几个我们社会生活中极寻常的例子吧。

　　许多公共汽车的乘客都有过这样的经验。当你气喘吁吁地从远方奔跑而来，只差一步就可以跨上车时，司机和售票员却急速地掩上车门，让车子缓缓驶离车站，以便看着你的懊丧和狼狈，博得快心地一笑。他们自己显然没有意识到，这种不给自身带来任何利益却使他人受苦的恶作剧，其实正是出自一种可悲的虐待狂心态。

　　我们也都知道，有那样多的中国人，每到一个名胜古迹之地，就乐于把自己的姓名镌刻于其上一一不管这会给那一文物造成何等损害。然而他们，以及常常谴责这种行为的报纸记者们，恐怕都没有想到，这种行为其实也是出自一种令人怜悯的变态心理。那些在平庸的日常生活中被压抑得无比渺小的中国小人物们，缺乏出人头地的机会。但正是在这里，人们似乎找到了可以超越自卑感和实现一种成就感的环境——因为这样刻上姓名，他们似乎就可以伴随那伟大的古迹一起成为不朽了。

1·9

　　我们的社会心理学家、犯罪学家也似乎很少意识到，当那些街头流氓，用小刀偷偷割破一个美丽女人的衣服，盗窃女人的亵衣，以致敲掉街头女子塑像的某一部位，或在厕所中刻画一具性器、一个裸女或一句亵语时，这并不仅是一种罪行。导致这种罪行发生的，也不仅是道德方面的原因，这其实是由于心理压抑而导致的一种典型倒错行为。当然，所有这些变态行为，就其对于社会的危害来说，是极其狠琐、卑鄙而可惜的。但作为一种精神病学的现象，其患者却是十分可怜的。正因为如此，仅仅依靠道德说教和严刑峻法，不足以制止它们。在这里，倒恰恰需要研究精神分析理论。再深刻一步说，我们的社会学家，更应当 　　深入研究产生这种种心理异化和变态行为的社会环境。（马克思说过：人的本质不是单一个人所具有的抽象物，就其现实性来说，人乃是其全部社会关系的综合产物。）

2·0

　　在现代，我们再一次深深地感到做一个中国人的可悲！

　　近百年来，我们似乎总是难以摆脱作为中国人的自卑感，我们似乎难以克服中国现代社会心态的畸形和种种变态。再举一个宏观的例子吧。

　　没有哪一个民族的文化中，只有光明而没有黑暗；也没有哪一个民族的历史中，没有经过恐怖丑恶耻辱的时代。没有无阴影的光明，正如没有无光明的阴影。但别人并没有因为自己民族的历史中，有过黑暗的中世纪，就主张否定自己的全部历史文化和老祖宗（就此而论，我蔑视柏杨所谓“酱缸文化”的轻薄谬论）。因为别人并不像我们这些中国人的不肖子孙这样地没出息，并且在世界面前如此地感到自卑。许多与我们相似地处在落后境遇中的古老民族，他们的知识精英不是坐在讲坛上喧嚣地骂祖宗，而是在引导人民默默而有效地走向进步。而且我无论怎样也想不通，凭什么我们认为自己有权利，要让二千年前的孔夫子，来为 中国今天的贫穷落后现状负责任？

　　我倒想说：哪怕再像文化革命那样搞一次“批林批孔”，哪怕像伍子胥那样掘开坟墓鞭尸楚平王，即使像孟姜女那样终于骂倒了长城，或者终于用“科学”的方法证明了中国人确实并不是什么“龙的传人”，恐怕仍然变不出一个现代化的中国来。

2·1

　　当我从赴日本归来的朋友口中听到，在那里的中国自费生，男人包揽了背尸体一类被当地人视做最下等而廉价的苦力活，许多女孩子为谋生计不得不做雇主的情妇或陪夜的酒吧下女，而上海日本领事馆门前等律得到签证的候补自费生们仍然趋之若骛，以致为了签证发放过慢而绝食闹事抗议时，我欲哭然而无泪。

　　一百年前，中国的一代好儿女们（章太炎、邹容、陈天华、秋瑾、鲁迅、周恩来），浮搓东渡以寻求富国强兵之术。而今天新一代的中华儿女们呢？只是在用一切办法“逃”。我们今天出走，是为了再也不做中国人。至少，是为了挣一笔坚挺而浸透血泪的外币，以求他年回来做一个令邻居艳羡的富家翁。

　　所谓“开除球籍”，就是被世界所遗弃。但是在此之前，中国难道已经被中国人自己所遗弃了吗？

　　由是，我记起三千年前《诗经》中的一首诗篇：硕鼠硕鼠，莫我肯顾。誓将去汝，适彼乐土。乐土乐土，口（注：此字为古字以“口”字代替）得我所？（大意）——这岂非正是当今出国潮的一种绝妙心态写照！谁说中国传统文化中完全没有现代因素呢？

2·2

　　在这里，我想提醒我的同胞们注意：在今天所流行的激进反传统和“偶像破坏”的呼啸声中，正隐藏着又搞一场“文化大革命”的潜流。（这一次是自下而上来发动的？）

　　当代中国人的特征之一，是普遍地比较缺乏历史感，以及历史的健忘症。我们还记得“不破不立”的呐喊吗？还记得“造反有理”的口号吗？还记得否定一切封资修文化的“破四旧”吗？我们还记得当年那些披坚执锐、冲锋陷阵的“红卫兵”吗？

　　有人说，“文化大革命”再也不会重演了。但毛泽东却说过：还会有第二次、三、四次。第一次是他发动的。他当然知道，以后几次的发动者，将不会是他老人家了。许多人幼稚地相信，只要没有毛泽东，就不会有“文化大革命”，更不会再有一次文化大革命。殊不知，早自“五四”以来，一浪高过一浪的反传统潮流，加以长期处于落后地位所激发的自卑和焦虑感，在某种意义上，几乎是必然地要把我们民族引导向一场“文化大革命”。而今天，一场新的“文化大革命”的呼唤，又在我们身边骚动着。它的幽灵已经徘徊起来，如果再无警觉，就一定会向我们走近！

2·3

　　当然，下一次“文化大革命”，可能不会再叫“文化大革命”了。但是名称，又有什么重要？在今天弥漫的文化虚无主义、激进的反传统主义、某些青年知识分子变态的心理躁动和激进鼓吹中，我们只要冷静地看一看，想一想，就可以辨识出许多与当年何其相似的宣言和瞳瞳阴影。所不同的是，当年的反传统运动和文化虚无主义，是在马克思、毛泽东的旗帜下进行的。而今天，则是以弗洛伊德、尼采的名义鼓动的。但在这两者中，却有一个共同点，即都包含着同样的精神狂热、荒谬的理论误解和歪曲的东、西方文化阐释。

　　这使我不能不想起马克思的名言：历史常常以两次出现，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闹剧。

　　从我的文集中人们可以读到，我很早就在批评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端，特别是今天仍在起作用的“精英淘汰”机制和等级、身分、家庭主义的制度（一些著名的新潮学者，一面破口骂我，一面借用我的观点甚至术语，仿佛是他们的最新发现）。但在举世滔滔全盘反传统的今天，我倒宁愿做一个理性的“保守主义者”。

2·4

　　当激进的反传统主义者还在鼓动着一浪高过一浪的反传统新潮的时候，殊不知，20世纪末叶的中国人，其实已经是一个几乎没有任何传统的可悲民族了！

　　中国人面前，本来有着三种传统。他们来源不同，但都各自具有其伟大的精神。

　　一是上启于太古，光扬于汉唐宋明清的华夏文明传统。

　　一是上启自希腊，光扬于近、现代的欧洲文明传统。

　　一是中国近代以来的几代民族精英，为了这个民族的复兴与昌盛，前赴后继、成仁取义、奋斗献身的英雄主义传统。

　　但在今天，这三种传统都已中断。

　　20世纪初以来激进的反传统主义，拔除了第一种传统。

　　偏执的四人帮造反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枪毙了第二种传统。

　　而作为“文革”动乱后遗症的文化虚无主义，与当今的拜金主义狂潮，又摧毁了硕果仅存的第三种传统。

2·5

　　与今日某些传统否定主义的曲解全然相反，本来，古华夏民族的优越之点，是具有高度成熟的历史智慧，是华夏文明的巨大涵摄力，是民族文化的博大、厚重与宽容。汉民族在文化、宗教、思想以至种族观念上的这种涵摄与宽容，使得古代中国虽然没有西方类型那种法制民主的传统（这是中华民族今日必须引进和学习的），但历史上也很少发生如欧洲中古时期那样偏执而长时期的思想、宗教、文化和种族的迫害。像秦始皇那样的“焚”与“坑”，清雍正那样的“文字狱”，毕竟自古以来就是不得人心的。古代华夏文明，既是自成一体的，也是兼收并蓄的。远古来自西北与东北的游牧民，就是最早把泰西、南亚文明传播于东方的媒介者。在所谓的汉文明中，早就融合着苏末、埃及、巴比伦、斯基泰、印度以及匈奴、鲜卑、鞑靼……的血液和文明因子。

2·6

　　然而20世纪以来，华夏文明的沉沦，整个民族心态的畸变，以及反文明主义对古老文化和精英分子的摧残，使中国文明在本世纪已不止一次地濒于毁灭的边缘。

　　近期甚嚣尘上的所谓“黄河文明已死”的呐喊，其实正是这种反传统歇斯底里的表现——在某种意义上，它与“文革”时的反文化歇斯底里，貌似相反而实出一源。

　　然而真正可悲的是，今日的中国人恰恰早已飘然生活在一个没有任何“传统”的空白之中。在我看来，将要把中国推向毁灭的，并不是过于沉重的传统，却恰恰是传统的虚无。

　　某些中国人，今天不是孔子的信徒，不是佛陀的信徒，不是耶稣的信徒，不是人道主义的信徒，也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或共产主义的信徒。今天的某些中国人，就其真正的价值观来说——已经什么也不相信，什么也不崇拜，什么也不遵循，什么也不负责。如果说生活中还有什么支柱的话，那就是金钱和自利。

　　我们现在是最彻底的无一神”论者和拜（唯？）物主义者。我们的思想、语言和行为，没有规则，没有理性，没有感情，没有价值，没有意义。我们在生活中既找不到位置，也找不到感觉。当今到处都在传颂的一句箴言就是：一切都可以做，但什么都没有意思！－一跟着感觉走！

　　“新潮”的哲学家们模仿着尼采告诉我们：上帝早已死了，一切传统都可以打倒！

　　 －－但我却不知道，你们是谁呢？在传统的一片废墟上，你们不就是新的先知吗？你们不就是向我们传播反传统主义这种新信条的智术之师吗？

　　我们必须跟着你们走吗？但是，你们提供给我们的这种文化的虚空，究竟正在把我们引向幸福，还是将引向真正的不幸呢？！

2·7

　　在这里，我想到了一个似乎十分荒谬的问题：

　　激烈的暴力“革命”真的能推动历史吗？

　　近百年以来，世界上恐怕再没有哪个国家，经历过像中国这样多的内、外战争、动乱和革命。请看以下的统计：

　　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

　　1851年太平天国革命，

　　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

　　1856一1859年捻军起义，

　　1861年自强（洋务）——中国的第一次现代化运动，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

　　1898年戊戌变法运动，

　　1900年义和团战争，

　　1911年辛亥革命，

　　1919年五四运动，

　　1924年北伐战争，

　　1927年土地革命战争，

　　1931年中日战争，

　　1933年国民党政府发起“新生活运动”——生活方式现代化运动，

　　1942年整风运动，

　　1946年解放战争，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

　　1954年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

　　1956年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

　　1957年反右斗争，

　　1958年大跃进运动，

　　1961年国际共运论战，

　　1963年社教运动，

　　1966年文化革命，

　　1976年揭批“四人帮”运动，

　　1978年现代化与改革

　　我们可以看到，一百五十多年来，以平均5—10年为一周期，我们的民族，我们的人民，被动员起来，有时是被迫的，有时是自愿的，有时是稀里糊涂的，参加了一次又一次战争、“革命”、名目繁多的政治运动。

　　真是：“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鲁迅语，见《三闲集》）

　　其中光是与国家工业化、经济现代化有关的运动，自1861年张之洞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自强运动”算起，包括当代的经济改革在内，就已有何其多次。

　　比较一下世界其他国家同时期的历史，的确再没有一个民族具有像我们这般丰富的“革命传统”和经验，进行过像中国这么多次的“运动”。

　　但是，如此不断地“运动”，中国今日的情况究竟如何呢？早已应该“革”到世界最前列去了吧？

　　恰恰相反。我们自己今天也承认，中国是世界经济中就人均GNP看排名100位以后的民族，是经济政治文化均属落后，甚至已有被开除球籍危险的民族。

　　那么，为什么至今还没有人想一想，如此高频率地不断“运动”，与中国的落后是否具有某种关系？

2·8

　　进一步，我们可以再想一想：为什么现在世界上经济科技居先进地位的国家，恰恰多是历史上发生激烈暴力“革命”即社会大动乱较少的国家？

　　例如：美国在南北战争以后，没有发生暴力革命。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没有发生暴力革命。

　　德意志，自希特勒垮台以后没有发生暴力革命。

　　英国，自1649年以后基本没有发生过暴力革命。

　　法国，自1871年巴黎公社以后，也基本没有发生过革命。

　　这些在近代暴力革命较少的国家，恰恰都成为了在今天世界上经济居于较发达地位的国家。相反地，我们看到，越是经济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暴力的革命运动和社会动乱就越是频繁、越是集中，而经济发展也就越是滞缓，二者往往互为因果。终至形成：贫穷落后财富不均——于是暴力革命——于是动乱——于是更加贫穷落后——于是再动乱、再暴力革命的恶性循环。 　　不幸的是，中国在这个落后——暴力革命——落后——暴力革命……的恶性循环中已经苦苦挣扎了将近二百年了……

2·9

　　当代改革陷入困境，有许多原因。但是政治家往往只看到了物质性的原因，却没有看到深刻的精神原因。殊不知，近百年来，中国文化的最大危机，当代中国人的最大悲剧之一，就是我们民族失去了我们的国魂，我们的民族魂。就是当代流行的反文化意识和文化虚无主义。

　　正是由于中国当代改革，在思想和理论的批判与准备上，先天不足。正是由于近百年以来，中国思想界至今尚未能形成超越于思辨性意识形态之上的，对于中国历史发展和当代现实，对于中国目前所面临的深刻问题，具有深刻的真知灼见的系统思想理论。所以中国的改革，对于改什么和怎样改，目标何在、方法如何，始终具有极大的盲目性、盲从性和短见的功利性。

　　那种习惯于把社会科学理论，仅仅看作像妾婢一样服务于既定政策的宣传工具，把理论家仅仅当成吹鼓手的政治家，至今还不理解，如若要实现国家繁荣、经济强大、政治安定，多么需要一种以批判的实证方法引导，受实效检验，非自我辩护性、非意识形态性，也非解释性的真正社会科学的指导。

　　由于我们的社会科学至今没有发展到这一步，所以当代的改革，就不能不依靠“摸着石头过河”。所以当代的改革，在理论上是缺乏自信和合理论证的。所以当代的改革，缺乏从形形色色的误国空谈中做出辨识和选择的能力。

　　在相当大的意义上，这正是当代改革在实践和理论上都陷于困境的原因。

3·0

　　回顾一下历史吧。通向现代意识有两条道路。一条是西欧的道路，一条是美国和日本的道路。西欧，主要是英国、法国、德国这些领头的国家，在工业革命开始之前，在建立工业化的市场制度以前，都经历过一次一二百年的意识形态革命。这一革命首先是致力于冲破传统的宗教迷信和权威崇拜，启迪人的自由思想，同时在方法上倡导实效主义，反对形而上学。培根、笛卡儿、洛克、伏尔泰、康德，就是这一思想革命的代表性人物。后来，美国和日本，以有效地模仿的方式，引入了西欧人在17、18、19世纪发展起来的这种新思维。

　　但是，中国知识分子似乎至今尚未理解这一意识形态革命对于由传统文化过渡到现代文化是多么重要。

　　20世纪中国文化与社会的悲剧，与中国现代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幼稚性密切相关。

3·1

　　19世纪后期，中国突然被全副武装的西方列强推到必须寻求进步和变革之路的严峻关头。但当时的中国思想界却还是那样地脱离实际，那样地陈旧和僵化。而随之发生的一系列急剧而漫长的历史变革，又使中国思想界几乎没有时间细细咀嚼和回味这种变革。历史向中国现代思想界提出了严峻挑战，要求中国人必须融贯中西，汇通今古。但是历史又长期没有给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提供这样的机会和条件。

3·2

　　近代的反权威主义有两种不同的方向。一种方向导向崇尚个性在多元化意义上得到解放的自由主义（毛泽东写过“反对自由主义”）。另一种方向，则导向以自我权威，凌驾于一切之上的绝对权威主义、或称新权威主义，这也就是尼采、希特勒。墨索里尼的主义。

3·3

　　如果我们把15—19世纪的四百年间，在欧洲发生的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宗教改革、启蒙与浪漫主义思潮、科学与实用技术的兴起和产业革命，政治民主化和理性化等改变近代世界面貌的历史运动，综合而浓缩在50一100年内发生，那么我们也许将可以真正深刻地理解自70年代末以来，在中国所正在发生，以及还将会继续发生的事情。

　　但是，正如欧洲的文艺复兴是发生在一个教会政治和道德腐败，经济、政治极端混乱，重商主义兴起的背景上那样，在最近十年内，继“文化革命”之后，中国再一次发生了令人震撼的社会沉沦。

　　这一沉沦具有多方面的内涵和意义。一方面，它指示着一个巨大沉重的传统，从其内部发生的全面换解；另一方面，它也预示着将会出现的一系列革新。

　　一个与近代欧洲鲜明的不同之点是，最近十年中国的社会变革，不是首先由思想文化的革新作为推动力的——这显然是由于近四十年来中国知识精英的不成熟。但这种变革，也不是如其传统那样由政治力量所推动的。经济改革，成为当代中国社会一切变革的聚焦点和原动力。它的成功与失败，将决定整个中华民族在未来的存在和命运。

　　然而，现在人们已经可以愈来愈明显地看出，就其预定的目标和经济意义来看，特别是以通货膨胀恶性化为标志，可以说，中国经济改革的第一时期（1973－1988）已取得的经济成就，其基础也是脆弱的。尤其必须引起警觉的是，根据统计数字和预测，以通胀恶化为标志的经济危机，现在还并没有发展到沟底。直到目前为止所显示出来的，仍然不过只是一个巨型冰山的顶端。由紧缩所导致的经济萧条、失业、萎缩以至破产，可能进一步发展。中国经济政治都正在进入一个前景严峻的时期。

　　实际上，十年改革的社会意义和历史意义，要超过其经济意义。这一改革对旧的经济秩序一社会结构的破坏性意义，要超过其构建性的意义。然而问题在于，社会的进步，归根结底只能是以经济的发展和成长，作为根基和推动力的。经济成长是积累和渐进的。现代化需要全民族几代人做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努力，却不可能出现梦想中的“大跃进”或依靠一夜奇迹而突然降临。无论经济成长还是文化积累，都尤其需要一个稳定平和的社会环境和心理环境。

　　正因为如此，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啊，愿你再不要接受任何蛊惑者的煽动，不要相信任何江湖术士关于一夜之内就能创造经济奇迹的许诺。愿我们的人民早日从自卑感、从各种名目繁多的“热”中冷静下来。看清现实，面对世界，勇敢、沉毅、冷静而理性地接受在第21世纪实现中国现代化这一无比严峻的历史挑战！

3·4

　　中国古代有“朋党”政治，近代发生“政党政治”，现代政治中，演化出了“亲党政治”——即政治中依靠人身依附（效忠与回报）、家族依附关系而建立的“关系网”或者称作“山头”，学术界、文化界中也出现了许多依附于一个利益核心，或依附于一个祖师爷的“圈子”，即宗派。

　　中国社会，自文化革命以来的近几十年中，举凡经济、政治、文化、艺术、学术，无不被这种种名目翻新的派性所制约，搞得乌烟瘴气，搞得好苦。

　　然而我确信，中国现代化的前途，取决于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知识界的精英分子，能不能或敢不敢从这种种名目繁多的派别中（对他们，改革或保守的口号，往往只是一种掩饰其私利的意识形态工具），将自我解放出来。

　　另一方面，也要看当代文明的进步，最终是否能造就那种具有独立批判理性和独立首创精神的个性。

　　唯有敢于孤独者，最强大，也最具有挑战性。

　　这种挑战，正如汤恩比所说，乃是文明发展的动力。在一定的意义上，未来中华文明的创造性发展，希望，就寄托在敢于和耐于孤独者的身上。

3·5

　　我以为，历史学家有必要回头看一看、想一想王安石变法。今论王安石变法者，有两个定论。一曰王安石主张改革，就是代表着历史的进步方向。二曰王安石变法遭失败，乃是北来后来亡国的原因。其实这两个“定论”都极可疑。第一，主张改革并不必然代表历史的进步。问题不仅在于目的，而且要看手段。要看怎样改革，改些什么？就王安石来说，他的政策用心和出发点未必不良，目标未必不善。但其政策内容，却由于不切实际而误国误民。第二，王安石的变法并没有失败，终神宗一朝，甚至在他辞职告老免官以后，所厉行的政策始终是新法（新法自1069年议行至1085年暂罢，累行16年）。因此，历史给予他以

　　充足的时间。就是在他死后，也并非人亡政息，中间虽暂经短短八年的旧政复辟，但元口（注：此字为古体字，以“口”代替。）八年后新政回头，在北宋最腐朽的徽宗一朝，以蔡京为首席执政，继续贯彻的恰恰就是王安石的政策（所以其年号称“崇宁”，寓有崇敬熙宁新政之意）。而蔡京恰恰是安石派的新党门徒。但结果，北宋却正是在行新政的徽宗和接班的钦宗手中亡了国。

　　顺便说明，历史的评价并不等同于个人的评价。作为政治家个人来说，在中国古代政治家中，人格如王安石那样崇高者，还是罕见的。

3·6

　　改革并非一切。改革并非目的，而只是手段。改革的目的，是致国家于富强，民生于幸福。

　　正因为如此，当改革在政策方向上明显地暴露出问题时，仍反对反省、鼓吹坚持者，是因为改革给其带来了实惠，即现实的好处。但是，检验历史上任何改革之好坏与成败，我以为只有一个尺度，归根结底就是要看：这一改革是否给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带来了真正的好处？

　　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末这就是改革伟大与合理的天然论证，如果得失参半，就必须调整方向和政策。如果改革在导致腐败，那么就有必要反省，有必要刹车。反省与刹车并非否定改革，而正是为了防止改革的失败。

3·7

　　任何改革，都可以给一部分人带来好处，这是无疑的；任何改革，都需要付出代价和牺牲，这也是无疑的。但问题是，给哪些人、给多少人带来了好处？是谁、是哪些人和为什么，在付出代价做出牺牲？

　　如果改革使公众利益受损，使少数不劳而获者得利，那么不管最初的出发点如何，目标在意识形态上如何合理，都应当猛醒。迅速及时地调整政策方向和利益结构，是坚持改革的唯一之路。坚定不移的改革目标，应当与切合实际的灵活政策结合起来。

　 我们可以从现实中注意到，对某些人来说，某种意义上的改革，正在变成一场明火执仗的打劫。时代的警句是：“让我们趁着目前的乱，快点捞一把吧！”（所谓的“从政热”、“经商热”，都应当从此去得到理解。）

3·8

　　许多人似乎忘记了，“文化大革命”在许多意义上，也曾是一场一度有过庄严演出的“大改革”（当时人们也称之为“变革”。而四人帮也曾以“变法改革派”自居，并称其政治对手为“顽固守旧派”）。

　　近年人们组建一个新公司的那种狂热和草率，活像1966年时人们组织一个个战斗队。

3·9

　　中国人的特征是善于创造词句。善于玩弄语言魔术。构成中国人的生活所特有的幽默性和喜剧性。似乎改变名称就可以改变实质。每当思想陷入贫乏的时候，就引人或发明一批貌似深奥的新词来填充。

　　所以，这几年来中国思想界最丰富的收获之一，是在经济学、文学、哲学中制造和占有了偌大的一堆新词。

　　几十年来也一直就是如此。每一次新的运动，对中国真正的改变并不大。但一批批新名词却积存下来了。运动来复去，词却保留着——虽然十年以后，当时那些时髦名词中的多数，就没有人再会用、感兴趣和懂得了。以至每一次运动过后，都有必要编一本专用的新名词辞典。

　　海德格尔说：“在即语言”。这句话有数重含意。一曰：世界即语言。二曰：人生即语言。后面这句话对中国人具有特殊的意义。

　　明代幽默家冯梦龙《广笑府》序云：“古往今来，莫非一话也。话，莫非一笑也。”妙哉妙哉！这真是深通中国人人生三昧的妙极之论。

　　然而笑话之后的人生现实却是可悲的。

4·0

　　任何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变革，总需要存在一个作为推动者的社会中坚力量。

　　例如：推动400年来欧洲社会变革的主要社会动力是新型知识分子与城市企业家的联盟。推动中国三千年来社会王朝变更的主要力量，是知识分子（士人）与流民的联盟（中国历史上的起义发动者绝不是农民。“有恒产则有恒心。”有田有家室的农民不会主动造反）。

　　但是，今天推动中国改革的社会中坚力量应当是谁呢？

4·1

　　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动力集团的组织模式是引人深思的。

　　《三国演义》中的刘、关、张，加上诸葛亮，就是这种模式的一个典范式样板。刘备是政治家与领袖（刘备：准贵族出身（皇叔）尤其具有正统的象征意义）。这种身分使政治权威具有了先验的合理性。关羽、张飞，出身流民或城市贫民（前者是挑夫出身，后者是屠夫出身）。诸葛亮，是不满现实的知识分子。历代讲史小说中，如李世民、徐茂公、魏征、程咬金，如宋江、李逵（武松）、吴用均再现了这一模式。在某种意义上，甚至神魔小说如《西游记》，政治领袖是唐僧，全知全能的大智者是孙悟空，有流民性格的是猪八戒和沙和尚。也展现了这一模式。

　　失去产业及其他生活根基的人成为流民。这是历代中国社会中，最不安定、最具有破坏性和爆发力的社会力量。但是，遇不到野心家和知识分子，它就是盲目的。

　　知识分子赋与流民的自发运动以理论、目标、理想、策略。

　　政治领袖则把他们组织和动员起来，带着它干。

4·2

　　由此可见，流民，这个在中国社会中似乎最不算数的阶级，在一定的条件下，却又是最算数的一种可怕政治力量。

　　但是，当代人似乎忘记了历史。某些政策不仅在城市中，而且在农村中，都正以最快的速度，在最大的范围内，加速解放出这个力量。这支社会力量，今天已成为中国社会犯罪的主要发源地。这支社会力量，主要是从农村过剩人口与城镇无业人口中解放出来的。由于缺乏有效资金，不具备有购买力的有效市场，以及国有资源的不足，更由于这支力量的文明教育素质之低劣，因此正如其在历史中一样，在今天，这支力量很难发育成为一种建设性的社会力量。

4·3

　　值得注意的是，今日中国的流民和城市贫民中，又在滋生繁衍着黑社会的组织。但这个问题，似乎至今尚未引起当局和公众足够的注意。

　　黑社会在中国，古代又称为黑帮，也称作江湖社会。具有源远流长的历史。战国时人韩非云：侠以武犯禁，儒以文乱法。其所说“侠”，即习武术的游民，正是中国黑社会人物的前身。几千年来，中国黑社会的根，深扎在城市中的游民——俗称即“流氓”阶层中。这种游民，失去了可凭仗的固定谋生手段，往往依靠敲诈、勒索、聚赌抽头、卖淫、保镖等非常行业混饭。尽管在黑社会、窃贼和盗匪这三大非政治性的反社会势力之间，往往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他们与明火执仗的窃贼和盗匪又有所不同。研究过近代中国历史的人会知道，自元末以来，黑社会对于中国政治就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在某种意义上，推翻元朝的红巾

　　起义（后来江湖中的洪帮与此有关），晚清的会党和民国时代的哥老会、青帮与洪门，都是黑社会组织。在20世纪的历史中，义和团、辛亥革命、4·12上海事变以至二三十年代中的一些红色武装暴动（如湘南暴动），也都或多或少与卷入政治的黑社会力量有关。大体说来，近代黑社会力量有乡村与城市的区别。在乡村，其大本营集中于中国中南和西南的湘、鄂、赣、蜀、桂、云、贵诸偏远省份的山区，其成份主要来自破产农民。他们是近代西南地区匪患的源泉，也是种毒、贩毒（鸦片贸易）、毒品走私的主力。在城市中，黑社会有南北两大系的区别。在南方，黑社会的中心在上海与广州。在北方，黑社会的中心在天津和北京。

　　新中国建国以后，西南诸省的匪患一度被剿灭。城市中的黑社会组织，作为反动会道门亦被取缔。但作为一种社会势力，它的影响力虽然大为缩小，但并未清除。尤其引人注意的是，近年以来，在一些地区它似乎又恢复了活力，并且正在中国社会的底层和深部蔓延、扩张。正如美国的黑手党、台湾的竹联邦、日本的赤军等黑社会组织一样，这一势力可以把零星个别的犯罪活动组织化和集团化，并且通过利用金钱美色的手段，渗透、操纵某些地方与部门的官员，甚至造成警匪勾结狼狈为好的局面。匪在警方保护下存活，警方利用匪破案，获取工资外收入。

　　遗憾的是，这个问题至今尚未受到人们足够的关注。但可以预言，目前已有迹象显示，随着城乡无业流民数量的增长，正在给这个地下社会组织提供取之不尽的人力资源。这个问题如仍不引起重视，将在未来一个长时期中严重困扰中国社会的安宁和稳定。

　　（我们看到，近年城市中的扒窃和诈骗，多数采取一人作案。多人保源的集团组织方式。由于黑社会势力的猖撅和报复手段的恐怖，有些地区警方畏惧犯罪集团，采取眼睁眼闭的朦胧态度。最近，我的一位朋友到南方某地出差，出火车站时有脚夫强行要求代送行李包，然后索取巨额服务费。如不答应，即遭毒打。报警警方拒管，答云“你们两厢情愿”。事实上，脚夫一方面按期向公安局交纳“治安费”－－这是行贿的一种有讽刺意义的方式，也是在某些地区，组织化的黑社会集团通过金钱交易与警方变相合流的一个小例子。）

4．4

　　早在60年代，北京的黑社会势力规模虽不很大，但活动已相当猖撅（1966年8月发起于北京的“老红卫兵”破四旧运动，其直接起因，即与一些干部子女与黑社会势力的冲突有关）。这一势力当时的形态，采取有形而结构松散的地域性组织的形式。集中分布于北京市区几个大片，特别是东单、西单、崇文、宣武、朝阳诸区的城市贫民中，其发展对象，主要也是城市贫民的子女。男的称作“晃儿爷”，女的称作“圈子”。正式参加团伙的分子，往往被头子命名获得一个绰号。这个势力内部组织采取辈分划分的形态，领袖称作“老爷子”（岁数大的）、“龙头”（简称“龙”）。但为了防止被警方一网打尽，其组织结构相当松散而飘忽不定。通常以一个孔武有力（武功较高，武功主要是摔跤、打拳和气功）的人物为核心，收聚一群徒弟。师徒之间，主要是传授江湖规矩、秘密语言和武术。这些徒弟之间，称“哥们”，其师傅的前后左右又有师兄弟和师傅，形成层级和谱系、帮派。又可以互相关照和策应。而这种互相照应的关系，就是所谓“江湖义气”。

　　每一地区的组织有自己的专有势力和活动范围，邻近的黑帮必须互相尊重这种划分，否则就会引起大规模冲突和斗殴。黑社会势力的经济来源，主要是从窃贼、小商贩和妓女的收入中抽头（黑话称作：“吃”），但作为回报，黑帮势力为这些风险很大的违禁行业提供保嫖。

　　黑帮势力中有自己独特的江湖秘密语言，他们称之为“行话”。例如：称小偷为“佛爷”，称小贩为“倒爷”，称妓女为“野鸡”、亦称“马子”，称警察为“雷子”、“炮爷”，称警察局为“炮局”。称地盘为“山头”，称偷为“拂”，称做买卖为“倒”，称打劫小偷为“洗佛爷”，称殴斗为“叫查本”，称挑衅为“扎剌”，称注视为“反照”，称打架为“叉架”，打伤人为“淬”，胜利为“赚了”，失败为“栽了”，找情妇称作“带圈子”，嫖妓女称作“打野鸡”或“挂马子”，等等。可注意的是，60年代流行的这种江湖密语，今天有许多已融汇到公众的社会语言中。

4·5

　　由此出发，我们才可以深刻地理解毛泽东为什么要搞“人民公社”。

　　从经济的观点看，公社无疑是一种低效益的农业经济组织形式。但是从政治稳定的观点看，公社却是把农民固着于土地，限制农村中游离、分化和发展出巨大的流民力量的有效组织形式。

　　在浪漫的意识形态幻想之下（如认为“公社是通向共产主义的金桥”），我们可以体察毛泽东在政治上的深谋远虑和良苦用心。这正是他研究、总结中国数千年改朝换代政治经验的结果。

　　为了防止流民这一破坏性社会力量，在城市、特别是在农村中的形成，他的政策甚至不惜以抑制经济发展为代价。（在某种意义上，这又是文化革命的引发原因之一）

　　在农业中，他反对像斯大林那样牺牲农民强速推行工业化，而是不惜抑制工业、特别是轻工业，来补贴农业。这是60年代中国发展模式所不同于苏联的显著之点。80年代的农村改革解放了依附和束缚于公社制度的农民，但副产品是造成了新的流民问题。如何平衡得失，值得深思。

4．6

　　这里值得深思的还有一个重大问题，即究竟应当以什么作为中国近期的发展目标。对于许多人来说，这一点似乎不容置疑，这就是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但是，恰恰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今天有必要重新审视。

　　所谓现代化的涵义是什么呢？现代化是关于社会文化发展目标的概念，而这个概念，是以近代西方出现的市场工业文明作为预期模式的。在这里，西方模式成为我们评价、选择、弃取的标准。因此现代化，也就理所当然地被理解为西方化——其极端见解必然意味着全盘西化。一百五十年来，中国现代化走过了一条漫长然而却是失败的道路。从19世纪中、下叶，魏源、张之洞那一代人最早提出这个目标到今天，中国人（知识与政治精英始终是发动者）做了各种各样的尝试。在有历史局限的一系列特殊目标上，取得了许多成功。但在现代化的总体目标上，包括最近三十年内的“大跃进”、文化革命和以所谓“四个现代化”（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目标为核心的十年改革在内，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尝试了多种道路，几乎穷尽了从政治手段到经济手段的各种可能，却经历了一次次挫折和失败。为这些失败，中国人已付出了太多的代价。为什么结果会是这样？这个问题值得认真反省。难道我们的目标选择完全没有问题吗？问题在于，社会的两个目标，一是稳定，二是发展，有时是矛盾的。不能只要发展木要稳定。也木能只要稳定不要发展。

　　我们应当注意到，那些迅速完成了经济现代化过程的国家和地区，恰恰在起点上并不提出这一目标。他们所追求的是经济实效而不是大而无当的神话和形而上学。

4．7

　　历史证明，对百年来一直难以摆脱由于经济落后造成的民族自卑和急于求成』心理的中国人来说，“实事来是”四字，言之殊易而行之殊难（就经济建设而论，毛泽东在共产党中最早提出这四个字，却始终没有做到）。原因在于，现代化作为一个引自于外部的比较目标，在中国头上压得实在太沉重了。我们总想、也总认为它可以通过某种新政策的发明创造奇迹。近百年来的中国人总是迷信于政治。这种迷信，现在也还未真正打破。

　　经济奇迹只能在经济中创造。政策对于经济在破坏的意义上，作用可以无限大。但在建设的意义上，却只能作为一种引导和催化的媒介。

4．8

　　中国现代化仍将是一个相当漫长而艰巨的历史过程。实际上，中国至今尚不具备实现现代化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的必要条件。因此，在今天的历史起点上，中国人所追求的不应当是急于现代化——不应当盲目被外来的价值观所引导，而应当面对自身的具体问题，从微观入手寻求解决。

　　为此，打破意识的迷障是极其必要的。应当坚决摒弃一切大而无当的哲学形而上学、历史形而上学、文化形而上学和经济形而上学以及各种浪漫的经济政治空想主义。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引导英国、法国由传统社会进入现代化的思想方法，是经验主义、理性主义、功利主义。引导美国的，是杜威、詹姆斯的实效（用）主义。引导德国的，是康德反形而上学的批判的理性主义。引导日本的，是日本人的现实主义和功利主义。

　　中国人的思想方法，目前也迫切需要一场反对“形而上学”的革新。

4．9

　　近年在中国思想界喧嚣弥漫的文化形而上学、伪科学（打着“三论”的旗号）、历史及经济的形而上学，作为既不可证实也不可证伪的理论，除了对其制造者提供职业性的好处外，除了煽动社会理性的迷乱和狂热以外，没有任何真实效益。它们往往以思维现代化的名义抛出，其实这种意识形态的广泛盛行，恰恰表明我们民族思维水准的幼稚和低劣——超实证和超功效的形而上学意识形态，在本质上是不利于民族意识的现代化的。

5．0

　　从历史看，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必然“郁郁乎文哉”，重视礼仪的建设。而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面临衰落，必然礼崩乐坏。

　　现代社会学的理论，通过对各民族社会的比较研究指出：礼仪、规范、风俗、伦理，并不是一些可有可无的表面文章，而是权威、价值观念与社会制度的符号，是对其成员进行训练，使之学会应当如何进入社会生活必不可少的教育方式，也是一个社会内部凝聚力的根本所在。但在柳年代以后，在中国似乎一点一点地摧毁了几乎所有的礼仪与规范。

5·1

　　众所周知，今天的某些中国人，在许多方面，已蜕化成为在世界上，也许是最缺乏文明教养、礼仪风范的准野蛮民族（试看遍布大街小巷的文明用语标语，什么“请、您、您好、对不起”，以及对商业职工提倡的所谓“微笑教育”，对我们这个号称五千年历史文明的礼仪之邦，真是莫大的讽刺，使人未免有啼笑皆非之感）。

　　我们今天茹毛饮血，我们今天野合杂交。我们的文学艺术以生殖崇拜为最高形态的美，以用亵语发泄性压抑，来作为文艺的根本功能。（且看看那些书摊上的书名吧，什么“鬼畜”，“骚宅”，“巨乳丰臀”……）我们在政治、商业、体育及其他一切活动中，只要能犯规就尽量犯规。只要不被惩罚，我们能偷就偷，能骗就骗，坑蒙拐骗偷，吃喝嫖赌抽，是被崇奉的最高人生之要义。制定法律，是为了逃避。制订规范，是为了骗人。执行政策，是一种战术。请君入瓮，是根本的战略。谦诚致道的君子，我们称作为傻子。本分老实的好人，我们称其为白痴。骗子我们称作圣人。盗贼我们称之为好汉。三十年前人们为了政治利益出卖上帝、父亲和朋友。今天我们进步了，如果出卖父亲，将象犹大一样，那仅仅是为了金钱。现代中国人是最为玩世不恭的。我们拒绝承担任何没有功利意义的责任。我们拒绝尊重一切超实用的价值。自从公元1966年以来，中国就投入了一轮又一轮礼崩乐坏秩序荡然的进程中。

　　如果这种局面继续发展下去，可以断言，新的巨大民族灾难，势将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