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丹的遭遇近来引起很多讨论。他是一个北京人，妻子得了尿毒症，无钱医治，廖丹便伪造公章，几年里骗取了十七万医药费，最终事发，被告上法院。有人把这个故事说成是“为了爱情不顾一切”。也许可以这么硬套，但是，如果只强调爱情，那么，当爱情已经消失的时候呢?如果廖丹说他已经不爱他的妻子，他是否就可以放手不管了?所以，当记者问廖丹“是否因为爱情”的时候，廖丹说：我不知道什么爱情，我只知道是责任，人要对得起良心。廖丹的故事告诉我们一点：在婚姻和家庭关系中，爱情固然重要，但是，责任同样重要。爱情至上固然美妙，但需防止借口爱情不在而不负责任。廖丹实际上是一个对家庭负责的人。
人们从廖丹的故事说到政府保障的问题。一切意外灾祸都由政府管起来，这算是一个思路，但不太现实，即便像美国那么富裕，政府也不能把民众的一切困难都管起来。很多事情，美国政府也不管，而是交给商业保险，但商业保险也不是一切都保。而且，政府大包大揽还涉及到“大政府、小政府”的学术争论、政策制度，本文不讨论。我想说的是，政府提供的保障之所以叫“基本保障”，是因为它只是针对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基本需求的标准可以调节，但全世界没有一个政府可能包办一切。在政府提供的基本保障之外，当一个民众遭遇特殊的重大意外，能够提供怎样的临时救助，这是社会需要考虑的。
廖丹自己介绍说，父母很早离婚，他小时候与爷爷奶奶一起长大。当妻子遭遇生病这个重大变故时，他曾经求助于姑姑，但没有结果。我们不能责怪廖丹已经离异的父母、爷爷奶奶和姑姑没有给他提供帮助，十七万医疗费还不是全部，平常人难以负担也很正常，不能简单理解为冷漠。廖丹在亲人那里得不到帮助，最终走投无路而伪造公章，廖丹自己也知道违法，但依然铤而走险，说明现代社会的一个特点：每个人都很孤独，缺少帮助，缺乏互助机制。西方社会从理论上也的确宣扬个人主义，自私自利，只顾自己，包括经济制度也为此而确立。因此，从廖丹的遭遇我们可以看到，现代社会人的孤独感，不仅仅是心灵的，同样也是物质的。
中国古代社会有一个传统，即大家族。大家族之间，未必都是直系亲属，但大家血缘较近，通过宗祠、通过共同的祖先，大家族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个互助组织。宋代范仲淹在苏州为范氏宗族建立的“义庄”，运行800多年，是这种民间互助的典型。这一大家族之间的互助，既有针对平常性的困难，如孤寡老人，也有针对突发性的意外，例如，贫穷人家有人去世而无钱入葬等。我小时候还遇到过这类情况，家族之间血缘较远的亲友遭遇临时困难时，如果宗族集体的力量不够，某个较有财力的人会站出来帮助，例如没钱看病。这种帮助不一定要还，但被帮助者未来如果有了能力，自然会还，否则会被众人看不起，以后再有困难，寻求帮助就不容易。如果被帮助者实在很困难，还不出来，提供帮助的人也不太会计较，因为，这等于是自己积德行善。现代中国社会因计划生育而使得家族规模不足为道，这是另一个话题。
所以，中国传统社会的宗亲结构，有助于个体在遭遇临时突发困难时得到帮助，而现代社会每个人都原子化，孤独无处不在，在廖丹身上也得到体现。最新的报道说，人们的慈善捐款已经替廖丹支付了“骗取”的十七万元医疗费。这当然挺好，可能会减轻廖丹面临的法律处罚。但我们应该看到，现代社会的慈善无非是用陌生人的帮助，取代了家族的帮助。从一个角度说，它等于认可中国传统社会宗族互助的社会结构;从另一个角度说，它也是现代社会的一个矛盾。中国传统社会主张人性善，因此，帮助他人或得到帮助顺理成章。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主张人性恶，慈善之类就显得不伦不类。再退一步说，如果政府提供的基本保障不能应对突发意外，宗亲家族也实在不能提供帮助，再由社会慈善来提供帮助，是否更加完备一些?因此，廖丹这一件小事也能折射出整个社会结构的问题。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也意识到自己的社会结构缺陷，所谓公民社会、社区建设等等，都是针对这一难题。但是，与主张人性善、从亲情扩展至陌生人的传统社会结构相比，主张人性恶而同时提倡陌生人互助的资本社会的方式，能否长期行之有效?
因此，在以人性恶为基本原则的社会里，慈善就是一个怪胎，理论上无法自圆其说，实践上也令人充满疑窦。当今中国社会大量从事慈善的普通人实际上是抱着中国传统人性善的观点才慷慨解禳。但是，某些高调慈善的人，一方面胡说中国传统缺乏慈善，贬低中国文化，另一方面又对西方个人主义文化顶礼膜拜，把慈善当成西方文化的先进，必然要受到质疑。
(《环球时报》刊载本文时有删节，此为完整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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