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百姓心为心才能大治
曾飞
老子曰:“圣人恒无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也;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也。圣人之在天下,歙歙焉,为天下浑心。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老子》四十九章)
大意是善于治国的领导者永远没有成见,而以百姓的见解来作为自己的见解。完善的见解我就肯定它,不完善的见解我就补益它,这就得到了“善”的真谛了;实在的见解我就听信它,不够实在的见解我就审定它,这就得到了“信”的真谛了。好的领导者处世,危惧不安,为天下而浑浊其心。百姓都把视线集中在领导者的身上,但领导者都闭塞之。
老子认为一切精微的道理都来自无名之朴(朴,未经加工的原木,比喻事物的原本状态和固有规律性;无名,未经人的意识加工的原本状态)。百姓的见解符合这个原则的,则信从之,作为间接的知识增益的来源;不符合这个原则的,则审定从之,直接从无名之朴那里求得印证。正因为如此,圣人不盲目自信,对待知识诚惶诚恐,不敢自以为是。百姓如果迷信领导者,误把领导者的话当为真理来顶礼膜拜,这样就会误事,所以领导者必须阻塞这样的视听,破除这样的迷信。
老子又曰:“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径。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为盗夸。非道也哉!”(《老子》五十三章)
大意是令我耿耿然有知有觉,走在大道上,唯有邪路歧途最可畏惧。大道很是平坦,而人们偏爱走捷径。官府很是整洁华丽,田野却很荒芜,仓库很空虚,当权者却服饰华丽,带着利剑,美食至厌,财物过剩,这是说当权者盗窃民众的财物用以奢侈行事叫做“盗夸”。盗夸是不符合道的啊!(不符合道当然会失败的。)
老子以行于大道喻依道行事,以邪路歧途喻不依道行事而自作聪明走捷径歪路。因而强烈反对当权者穷奢极欲,美宫殿,好美食而贪财色,认定那是违背道的邪路。
老子还认为:“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也哉?夫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民多智慧,邪事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五十七章)
大意是执政者用正来治理国家,用奇来用兵,用不妄自生事来取得天下。我为什么知道事理是这样的呢?因为天底下的忌讳越多,百姓就越贫困;臣民的权术、权谋越多,国家就越昏乱;臣民的狡智越多,邪恶之事就越滋生;法令越是昭彰,盗贼就越出越多。所以圣人说:“我做到无为(无为指不违背事物的规律性妄自生事),百姓就会自己依照规律发展;我喜好清静,百姓就自己端正;我不妄自生事,百姓就自己富足;我无妄作的欲望,百姓就自己复归于本性。”
《老子》四十五章说过:“清静可以为天下正”。本章之所谓“正”,就是“清静”。静即归根,复归到无名之朴。也就是遵循道的行为,称为“正”。以正治国也就是遵循道——事物的规律性来治理国家。兵可以用奇谋和出奇的军事行动来获胜,治国就不可能用权谋甚至权术来制胜。领导者单纯使用智谋来治理,臣民就会争相仿效,非大乱不可。单纯突出法律刑罚的作用,在刑罚够不着的地方,犯科多起。于是罪犯越来越多。在典型的偏用法治国家,譬如秦国,以至现今的美国,罪犯的的数量都创下了历史记录。因此只有国家领导人不自作聪明,不自己乱拿主意来进行治理,让自己的行为端正,符合事物的规律性,这样才能有效治理国家。所谓端正,就是一切行为都遵循道,绝不自己滋事。所谓的“利器”,三十六章曰:“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利器特指治国的锐利工具,也就是“想要夺取它,必须故意给予它”之类的政治权谋。如果政治权谋国民普遍使用,而不以道来规范自己的行为,这就喧宾夺主,使社会陷入权谋混战的泥潭而不能自拔,国家必然衰败。唯有国家领导者行为端正,一切尊道行事,民众才能不受干扰地回归本性,国家才会兴旺发达。
老子数千年前揭示的治国安邦之规律,至今依然具有现实意义。人们,特别是执政者不能忽视之。如果执政者深喑此道,人们也就无需操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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