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农民不愿取消农业户口，错过拆迁就倒霉了”。昨日媒体的这一报道引来舆论关注。前不久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要“进一步调整户口迁移政策，统一城乡户口登记制度”，到2020年，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一些媒体报道尤其强调取消农业与非农业户籍对推动农民进城的积极作用。笔者以为，从农民的态度来看，城市化不可操之过急。
按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城镇化数据，2013年中国的城镇化率为53.7%。但绝大多数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都没有获得城市户籍及纳入城市住房和社会保障体系，他们仍然在农村保留有承包地、宅基地和住房，甚至他们的父母、子女仍然留守农村，他们自己年老也可能返回农村。这部分被统计为城镇人口的农民工，又被称为“半城市化”人口。“半城市化”人口在中国数量极其庞大，因为按户籍统计的城市化率只有35%左右，与53.7%相差竟有接近20个百分点。
学界、媒体和政策部门总体认为，这种“半城市化”现象不是好事，应当加速改变。“半城市化”受到不同方面的批评，其中“体制派”认为，正是城乡二元结构和户籍制度使农民无法真正进城，应当建立城乡统一的制度，让进城农民可以变身市民。“资源派”则称，“半城市化”让农民保留了农村的宅基地、承包地，又在城市工作生活，结果是既无法安心进城，又不能安心留村。若让农民用宅基地、承包地换城市户籍和社保，就可以节约资源，提高城市化率等。
实际上，之所以出现“半城市化”现象，很大程度与体制无关，更与户籍制度无关，而只与中国当前所处经济发展阶段有关。具体来说，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状况决定了城市不可能提供大量稳定的高收入就业机会，让进城农民在城市体面安居。没有这些，农民进城就可能落入贫民窟。这种担忧的存在令农民普遍不愿意放弃农业户籍，也普遍倾向保留农村宅基地、承包地，起码保证在进城失败后可以返乡。因此有调查显示，90%的农民工不愿为了城市户籍而放弃农村土地。
从这个意义上讲，“半城市化”是农民理性选择的结果，而非所谓户籍问题。笔者认为，只有当中国经济发展到更高阶段，消除上述担忧，进城农民才愿意和敢于放弃农村土地，“半城市化”才会消失。
正因如此，国务院印发《意见》特别要求，户籍制度改革要“防止急于求成、运动式推进。”“现阶段，不得以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普遍存在一种激进情绪，期待加快农民“市民化”进程，希望借农民快速城市化来消耗过剩产能，维持经济增长率。地方政府则有极大冲动，通过鼓励农民进城买房来获得土地财政收入。他们没有看到，农民进城是一个随着经济成长而逐步推进的过程，这个过程急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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