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年前，德国驻华公使说:“随着我国(指德国，本人注)在山东经济活动的开展，有必要在当地居民中造就一批‘追随者’，而基督徒则是最好的苗子”。这番话说得很清楚，信奉外国宗教与外国利益紧密相连，不管中国教民主观上如何，客观上无可否认。为此，西方教会当年在中国不择手段地吸收教徒，以求尽快扩大自己的群众基础。例如，当年山东有一群从事抢劫的盗匪可能吃官司，传教士立即抢在官府前面给他们施洗;还有一个土匪头子被官兵打死，教会立即接纳他的部众。除了违法乱纪的犯罪分子外，西方教会还吸纳考不上功名的落第读书人，试图造反推翻清政府的秘密宗教或组织成员，当然，也有在灾荒时靠施粥等赈济手段吸引的贫困人群。但是，后一类贫困者毕竟是为了填饱肚子，信洋教常常是权宜之计。真正对洋人事业发展起很大作用的是前几类人，因为事关他们根本的长远利益，他们是造成一系列“教案”的导火索，冲在一系列“教案”的第一线，恰似今天香港的“占中”者。
所谓“教案”简单说就是当年因西方宗教进入中国基层而引发的冲突，直接冲突的对象主要是信守中国传统的民众和信奉洋教的“教民”，因此也称为“民教冲突”。有些冲突是正常的纠纷，有些则是教民的无理取闹，或故意放大细微矛盾。例如，一些正常的口角被教民夸大为是对他们所信奉的洋神的侮辱，从而要求赔偿，甚至打死人。即便是一些正常的纠纷也常常被教民肆意放大，提出苛刻的处理要求。当年的“教案”或者说“民教冲突”之所以后果严重，原因在于，它不仅仅只是观念习俗的不同，而是在西方“政教合一”的原则下，宗教常常成为帝国主义扩张的先导，因此，信了洋教的中国教民就立刻自我感觉高人一等。民教冲突的背后是传教士的支持，传教士作为教民的靠山也助长了他们高人一等的自我陶醉与恣意妄为。传教士背后则是列强各国公使、各国政府以及军队。民教冲突中有一类就是占用村庄公共地产。中国乡村以前有一种方式，属于全村的公共地产用来建庙、建学校，大家都能受益。自从传教士制造了一批“教民”后，公共地产究竟是建庙还是建教堂，成为很多乡村“民教冲突”的焦点。例如义和团的发生地之一山东冠县梨园屯教案就是因为一块公地被私占建教堂，纠纷长达二十多年，最终酿成了武力冲突。在蒙古的一次纠纷中，教民为了建教堂，占据了平民的良田，用今天的话说，相当于强行拆迁没给合理补偿。清朝政府官员为了息事宁人，给了被占良田的中国平民几块贫瘠的荒地做补偿。这件事的本质是，面对洋人传教士及教民的蛮横，清朝政府和中国平民都吃了大亏。
今天在香港的“占中”事件以及与此相关的一系列事件中，我们也能看到部分香港人类似当年教民一样的挑衅、夸大和无理取闹。从以前的教科书、小孩当街撒尿、车厢吃东西、称大陆游客为“蝗虫”，到挑衅驻港部队军营、占据街道等，其手法、套路与当年教民制造矛盾和冲突的手法相比，形式上不同，本质上没有差别。当年教民挑衅的背后有传教士的鼓动和怂恿，如今在香港也有牧师跳出来鼓动封锁机场。当年教民之所以能屡屡得逞，因为他们背后有强大的西方传教士和西方帝国主义政府。如今，我们在香港“占中”事件的背后也能清晰地看到西方的影子。当年“民教冲突”闹大以后，除了经济利益，传教士还经常通过各国公使逼迫清政府撤换当地官员，甚至点名某些对西方“友好”的官员调任、接任，这一点，在今天香港“占中”事件中也能看到。“占中”事件在香港不得人心，激起很多民众的反感，这一点几乎就是当年各地“民教冲突”的再现。表面上是民众冲突，背后是中国与西方势力的较量。
然而，当年“教案”的结局在今天不会重现，不可能重现。当年的“教案”形成的民教冲突之所以大都以传教士、教民一方获胜，关键在于无能的清政府屡屡向西方卑躬屈膝，一再迁就。西方利用、挑唆教民当工具，蛮横无理，清政府各级官员的息事宁人往往偏袒教民，从而伤害普通中国民众的利益和民心、民意，最终酿成义和团运动。如今，中国政府早已不是清政府，也不可能是清政府。当今中国政府在这一新的“民教冲突”中，不会再向西方委曲求全，也不会像清政府那样到最后束手无策，不得不利用义和团来对抗西方、排斥西方。当今中国政府以及特区政府有能力控制事态发展，有能力有理、有力、有节地应对前台挑衅者及其幕后支持者的无理要求;中国及香港广大民众，也不会再是当年失去正当保护的民众，最终不得不成为义和团来自我保护。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的“占中”者，如果以为还可以像当年教民受到西方偏袒那样令中国屈服，实在是没看清世界大势，思维模式还停留在殖民地时代，应该换换脑子，应该与时俱进了。
本文刊于《海疆在线》，链接在此。有小改动。
相关文章
头条焦点
精彩导读
关注我们
【查看完整讨论话题】 | 【用户登录】 | 【用户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