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山与基辛格年纪差的有点大，但近年来都出了好几本书。西方近年来关于政治、历史的重要著作大都有一个特点：项庄舞剑，意在中国。要么用西方理论弯来绕去地拿捏中国这个不听话的“例外”，要么用中国实践修补西方现有理论捉襟见肘的窘态。福山和基辛格在这个问题上也不例外。
二十年前，福山提出著名的“历史终结论”，一举成名。“历史终结”的标志之一是世界和平，于是，“民主国家不打仗”的说法相伴而生。福山在其成名作中，非常明确地表达了这个观点。既然自由民主是终结，终结的同时又要世界和平，二十多年前，既然曾经最大的敌人俄罗斯貌似已经被自由民主了，那么，世界和平的唯一威胁就是尚未“自由民主”的大国，中国。于是我们看到，此后二十年间，“民主国家不打仗”的观点在中国频频出现，目的无非是要把中国变成“自由民主”。
但是，基辛格不同意这个观点。2011年，基辛格的《论中国》一书出版，在这本书中，基辛格明确反对“民主国家不打仗”这一观点，认为它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当然，基辛格未必针对福山，因为苏东剧变后，持有这一观点的美国人不少。基辛格因而指出，基于“民主国家不打仗”的理念试图从外部改变中国现行体制的做法(差不多可以称之为颜色革命)不可取，因为从很多被美国强行植入民主的国家现实来看，其结果未必是美国欢迎的。
基辛格在《论中国》一书中还提出，中国是一个不同于西方文明的另一种文明。他的这一表述很含蓄，我们却可以听出弦外之音。1840年前，无数中国人认为历史已经终结于中国，甚至部分西方人也这么认为。1840年后，这种观点被视为非常可笑，几乎再也没人提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终结历史的“普世性”几乎完全属于西方文明。福山提出的“历史终结论”实际上就是西方中心论的再一次竭尽全力的张扬。如果说马克思的历史终结在百步之外，福山的“历史终结”无非是说没那么远，也许只有五十步。基辛格认为中国是另一种文明，一定程度上受到汤因比等历史学家的影响，更加隐晦地表达了一个猜想：也许中国传统也具有“普世性”。这实际上包含另一个庞大的问题，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之类的表述如果成立，它究竟是特例、例外，还是惯例、必然?
福山的新书《政治秩序的起源》(《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可以看成是对基辛格上述观点的回应。中国人有结婚“三大件”一说，以前是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后来是电视、冰箱、洗衣机，现在似乎是房子、车子、票子。不知道福山是否受此启发，提出一个国家也应该有三大件：国家能力(强政府)、法治、民主(也叫负责制)。福山认为，中国只在“国家能力”这一项上领先于西方，甚至领先于世界，另外两项都不如西方。所以，如果基辛格等人认为中国传统可能也具有“普世性”，那么福山似乎回答说，中国的“普世性”只是局部的，而且是早熟的(似乎是说不等于成熟)，而且是其他国家难以模仿的。换句话说，福山基本否定了中国传统具有“普世性”的看法或猜测。但是，福山的恩师亨廷顿实际上认为西方文明也不具有“普世性”，因此，日裔学者福山对西方文明的坚信程度超过了他的西方老师。
福山的新书《政治秩序的起源》出版后，人们议论的焦点之一是：福山是否改变了“历史终结”的主张?从最终的结论看，福山并没有改变，他依然把自由民主当成历史的目的。但从手段上说，福山相对于其他人，的确有所改变。过去，非西方国家要想实现繁荣，西方国家开出的药方之一就是民主。福山“三大件”等于从手段上否定了民主的必要性，他没改变的是目的。但是，这里其实有一个怪圈：人类社会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如果是民主，那么直接搞民主不就行了?为何一些国家有了民主还乱成一团?如果是富裕了以后可以享受自由民主，那么，谁能保证未来能一直富裕?当富裕的民主国家又朝一日不富裕了，是否可以采用非民主的方式重新富裕、然后再恢复民主?
2014年，基辛格又有一本新书《世界秩序》问世，我还没看到全书，只看到了该书的引言及结束语部分。虽然基辛格的新书未必是针对福山，但至少他们都涉及同一个话题。基辛格的新书中，在一个问题上与福山一样，他认为美国在建立未来世界秩序上应该有“方向感”。不同在于，基辛格没有说明“方向感”是什么。基辛格认为美国必须回答几个问题，其中之一是：我们寻求推动的价值观本质是什么?基辛格只是提出问题，没有明确的答案(也许书中有展开)。而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一书中，明确地认为人类历史的“方向感”就是自由民主。这个微妙的差别因为基辛格的另外表述带给人们更多的想象。基辛格认为，美国在建立世界秩序、保持自己价值观的同时，需要“第二文化”，他说：“我们有可能把不同的文化转化为一个共同的体系吗?”这个表述给人的想象在于，“第二文化”是什么?中国文化?伊斯兰文化?但也含混不清：“共同的体系”是价值观的融合，还是政治结构的平衡?
基辛格在该书的结束语中写道：“很久以前，我年轻气盛，认为自己能够宣布‘历史的含义’。现在我知道，历史的含义是一个有待发现，而不是有待宣布的问题。它是我们尽可能妥当地回答的一个问题。我们必须认识到，它是仍然可以辩论的问题。”在我看来，年迈的基辛格的这番话，似乎就是直接说给比他年轻29岁的福山听的。历史是否终结，一个政治家，一个学者，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也给了很多政治家和学者施展抱负或继续埋头著述的动力。
2015年1月7日
注：关于基辛格的论述，我在《中国自信》一书中有展开讨论，但写作此书时，由于还没看到福山的新书，因此，《中国自信》一书中没有讨论福山的新观点。这篇文章算是一个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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