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前不久，美国“政学商一体”的学者白邦瑞在台湾说：自己当年太好骗，后悔不该建议美国扶持中国对抗苏联。白邦瑞说这话多少有点托大，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白邦瑞27岁，还在台湾读大学，当时的中美关系轮不着他置喙。他后来做了布热津斯基的学生才把他的学者身份与政治活动紧密结合在一起。后悔美国与中国搞好关系的人的确有，白邦瑞现在跳出来说这话，用网络语言说就是，……算了，挺难听的，不说了。就是“什么赶不上什么”那句。其实，白邦瑞说这话无非是为了在台湾推销他的新书，问题是，既然你早已“政学商一体”了，就应该看清形势，在台湾那小地方卖书能赚多少钱?说点中国大陆爱听的话，赚钱更多吧?这事你又不是没干过。贴一篇旧文，文章里的内容与白邦瑞说的话有点关系。这篇文章是本人《中国自信》一书第14章第2节。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它的重要性还将延续。要理解“新型大国关系”，有必要先对中美关系的历史做一个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中美关系前文已经简单综述，这里仅分析近60多年来中美关系的走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世界霸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美关系经历了几个阶段，每个阶段大约二十年左右。
第一个阶段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中美处于直接武力冲突的敌对状态。朝鲜战争的结果表面上看虽然是双方停战，打了一个平手，事实上中国打赢了。中国敢于反抗美国的气概及其成果令全世界惊叹。这一时期中美的直接对抗尽管有意识形态的原因，但也是解放战争时期美国大力支持蒋介石政策的延续。此后，美国一直支持退居台湾的蒋介石，在中国看来，美国因此成为中国统一大业最大的敌人，严重伤害中国的核心利益。这个道理不知今天的美国政治家是否能深刻理解。有一个细节值得一提，美国直到上个世纪60年代中后期，才在官方辞令中第一次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全称。
第二个阶段大致始于上世纪70年代。由于在越南陷入泥潭，美国面临自领导世界以来最为内外交困的局面，中国的国际环境也不容乐观。于是，中美关系出现了缓和并建交。由于毛泽东的主动，两个昔日敌对国家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当时中美两国各有所图，美国想把中国纳入其全球战略，希望中国符合美国的利益，在美国允许下获得美国能够接受的发展。由于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需要美国的支持，因此，在重大利益一致的前提下，中美开始了合作。中国的改革开放就在这一背景下发生。
中美关系的第三个阶段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前苏联解体是重大标志。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在世界上颐指气使的姿态达到史无前例的地步：绕开联合国的单边行动，同时打赢两场战争，指责多个国家为“流氓国家”等，由于同中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美国一扫越战带来的阴霾，“孤独求败”地不可一世。这一时期中美关系失去了前一阶段的“重大利益一致”，寻找最大共同利益变得错综复杂，美国日益膨胀的自大骄横给中美之间的合作增加了难度。虽然中国一再强调自身的“核心利益”，但美国出于自大心态下的僵化思维，并没有认真倾听和理解。这一阶段中美关系出现不少摩擦，主要责任在于美国。
1989年，苏联军队撤出阿富汗，此后没多久苏联就解体了。一个“超级大国”因内部变革和街头运动而瓦解，令很多人意想不到。苏联解体后，美国出现了“历史终结论”，认为人类历史将终结于西方民主政体和自由市场经济，体现了美国自鸣得意的轻浮。一些美国人立即对尼克松时代确立的中美关系开始反思。他们认为：为了反对苏联，美国给中国的好处太多了。他们开始吃后悔药：如果早知道苏联这么轻而易举就消失了，当初何必那么借重中国?给中国那么多好处?这种“只看结果，不看过程”的势利眼非常狭隘，体现了美国“有事有人，无事无人”的小人心态。(注：白邦瑞那时不后悔，现在后悔，晚了点吧?)
上一节提到“民主国家之间不打仗”的所谓“民主和平论”就是在“冷战”结束后，结合“历史终结论”而提出的。这一观点既重点针对中国，也在美国新保守主义的主导下，成为在全世界发动“新冷战”的纲领原则。就在这一时期，小布什政府提出“大中东民主计划”，要在中东地区推行美国的民主制度，最终因遭遇沙特、科威特等美国盟友的强烈反对而不了了之。美国为了在中东维护利益一致，不再把改变中东某些国家的政治制度当成必要条件，“民主和平论”实际上遭遇当头一棒，几近破产。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肤浅无知、破绽百出的“理论”依然被美国以及美国之外的某些人奉为神明，在双重标准下随意使用，在苏联解体后，长期左右了美国的对华政策。
由于后悔当初给中国的好处太多，美国便开始刁难中国。例如“人权”问题，要求中国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不能只是“搭便车”等，言外之意就是如此。与此同时，将中国排除在“民主国家”之外，国内外共同配合，利用“民主国家之间不会打仗”这种似是而非的理论，煽动起一场舆论攻势，试图改变中国政体。苏联解体后，一些前苏联国家发生的“颜色革命”，成为可借鉴的范例。2010年在阿拉伯国家出现的“茉莉花革命”被纳入民主与专制的肤浅解读。2011年，美国驻中国的前大使洪博培亲自走上北京街头，看望“散步者”。洪博培回到美国参加总统竞选时，明确地说要用大量网民“take China down” ;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对于互联网开放的高度关注，背后都指向在中国发动颜色革命。
上世纪90年代以后，用外部和内部力量改变中国政体，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一部分。这种情况在毛泽东和尼克松时期反而不存在。按理说毛泽东、尼克松时代中美之间意识形态的差距更大些，但那时美国却没有把颠覆中国政权当成政策，甚至比过去收敛，例如，撤消了对藏独势力的支持。但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在意识形态差距缩小的状况下，美国却把改变中国政体当成目标，例如又恢复了对藏独等分裂势力的支持。美国的这种政策转变，严重影响了中美关系的正常发展。
简单分析一下这三个阶段，套用中共十八大“既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的概念，第一个阶段中美之间冲突对抗的状态便是“老路”，第三个阶段美国试图把中国变成它政治、经济附庸的构想便是“邪路”。因此，中美之间“求同存异”，在平等相处的前提下共同合作，便是“正路”。
二十世纪10年代后，中美关系进入第四个二十年。这一阶段的最可能发生的重大事件是，中国在经济总量上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经济第一。它将成为实现“中国梦”的重要一步。这个历史巨变将深刻地改变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同样会改变中美关系现在的状态。“新型大国关系”便是在这个阶段提出的，它一方面要延续毛泽东时代中美平等合作的原则要求，另一方面根据国际形势和中美之间实力对比的巨大变化，对中美关系的未来提出新的期待。
探究中美对抗“老路”的原因，应该说是双方的。如今，我认为中美双方都没有继续对抗的意愿。探究把中国变成美国政治经济附庸这条“邪路”的原因，我认为那是美国单方面导致的。所以，中美关系下一个二十年会怎样，关键在美国。美国会转变他们过去的对华政策吗?对此，基辛格在《论中国》一书中说：“试图从外部改变中国这样一个庞大国家的国内体制，有可能带来始料不及的严重后果。……也不能简单地认为中国对政局混乱的担心是不合时宜的，……中国历史上，尤其是近两百年的历史上有无数的例子表明，政权的四分五裂——有时是因为对更大自由的极大期待——往往导致社会和族裔的剧烈动荡，而最后胜出的一方往往不是最开明的一派” 。基辛格的这一观点未来是否会改变前二十年间美国对华政策的主导方向，我们可以拭目以待，其中至少有两个问题值得展开。
第一，基辛格反对从外部改变中国政体，那么，从内部呢?以颜色革命的模式来说，外部改变未必是像对待伊拉克、阿富汗那样直接派兵。以强大的美国舆论为导向和铺垫，以意识形态为武器，通过操控话语权而煽动群体性事件，是外部推动颜色革命的重要手段。基辛格反对这种方式，能否成为美国的未来政策尚不得而知。但是，中国内部某些势力煽动上街、煽动对政府的仇恨和对体制采取暴力手段，以求把中国政体变成像美国一样，美国是否乐见其成呢?尤其是，美国在前二十年试图改变中国政体的指导思路下，已经在中国培养了不少推动颜色革命的骨干力量。国内有人公开说：“中共政权最多还有5年、10年”，“如果八国联军现在来中国，我要给他们带路”。这种被网民称为“带路党”的人，如今已分布于中国各个领域。即使今后美国有所收敛，那些期待颜色革命早日到来的“内部力量”会善罢甘休吗?在“阿拉伯之春”的连锁事件中我们已经看到美国培养的颜色革命骨干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对于中国来说，即便美国在中国推动颜色革命的力度会降低或刹车，但还可能会有惯性和反复。
第二，基辛格反对从外部改变中国政体，如果我们把他的这一的观点看成是对中国“独裁专制”的容忍，是美国为了自身利益退而求其次的选择，那就错了。至少对于基辛格来说，他没有被“民主与专制”的狭隘对立思维局限，而是意识到中国五千年的传统是与西方不一样价值观，他认为，中国的价值观在今天看来依然是有价值的。换句话说，基辛格意识到中国与美国的价值观可能都具有“普世性”，而不像美国其他浅薄政客那样，将“美国等于民主，中国等于专制”极端对立起来，并以宣称自己拥有“普世价值”的方式，强行要求中国根据美国标准而改变。在这一点上，基辛格的确比大多数美国政客更具有智慧和历史眼光，我们只是难以判断，基辛格的这个看法对于未来美国政治会有多大的影响。
这个问题从更大的范围说就是，中国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是“特例”还是“规律”?尤其是对非西方国家来说，是否只有西方指明的唯一通道?中国的发展道路对于世界上无数后发达国家，是否具有更大的借鉴价值?这也是我在《中国没有榜样》一书中说的：“中国没有榜样，中国要为世界提供一个榜样”的意义。西方之所以产生“中国例外论”，是因为西方认为他们自己的现代化发展模式是唯一的规律。基辛格比很多西方政治家高出一筹的地方在于，他已经认识到，所谓“中国例外”、“中国特色”的背后，其实有一种具有全人类价值的必然。“普世价值”并不只是西方人定义的那些内容，而需要发现和借鉴中国人经实践了几千年的价值内容。尤其当西方社会问题日益严重，在他们自己的理论框架中找不到出路、看不到的未来解决之道时，中国模式很可能从“例外”变成“必然”。只不过，基辛格对此的认识只停留在敏锐的感觉上，没能充分说明。因此，不谋求从外部改变中国政体的观点，在基辛格那里并不是对所谓“中国独裁专制”的姑息和容忍，而是对中国传统政治价值的重新评价。
中美关系的“老路”就是对抗。对于中国来说已经通过各种方式表明，中国不愿走对抗的老路。2014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开战一百周年，一些人借此机会炒作当年的“英德关系”，意思无非是说当今中国就是当年的德国。这种历史方法极为浅薄，只有浅薄的政治家或者不怀好意的人才会拿它当现实依据。如果真的要做历史比较，为何只比较“英德关系”，而不比较“英美关系”?德国崛起是一次失败的崛起，给世界带来了战争。美国在1900年前后经济总量超过了英国，成为世界第一。除了独立战争时期美国同英国有过冲突外(类比朝鲜战争)，美国超越英国前后，两国有过战争冲突吗?当人们说中国要向西方学习时，为何偏偏拿一个坏榜样说事?中美关系为何不能借鉴英美关系?
未来10-20年间，中国在经济总量上超越美国应该没有多少悬念。中美关系不会成为当年英国与德国那样的你死我活的关系，而可以成为当年美国超越英国的关系。美国的经济总量超过英国后，作为曾经的世界老大，英国经历了漫长的心理调整期，直到半个世纪以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对于国际大事，事实证明英国的确独力难撑，英国才心甘情愿地让出世界领导地位，成为美国的辅助。中国今天还没有超过美国，美国只是明确地看到到这个发展势头，因此，美国必定也会像当年英国一样，有一个心理适应调整期，它需要多长时间?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如果从二战结束后美国主导联合国算起，美国当世界老大至今不到七十年，比英国当老大的时间短很多。美国是否会因为没过足瘾而心理调整难度更大?是否会因为心理调整困难而失去理智?我们不希望看到这样的情况。
但我们必须指出，前二十多年里，美国试图“里应外合”改变中国政体、把中国变成美国附庸的“邪路”是一条非常危险的道路。颜色革命是一场“新冷战”，虽然表面上没有撕破脸，依然你来我往，但是，“颜色革命新冷战”的背后充满了敌对意识和对抗手段。美国如果在这条道路上一意孤行，中美之间有可能不得不因为美国的傲慢而倒退回公开对抗的“老路”。因此，我们首先应该赞赏基辛格的高瞻远瞩，希望美国放弃走“邪路”，从而避免走“老路”;其次，前一节我曾经提到“中国会怎样，取决于你对中国怎样”。对此，美国政治家、政治学者约瑟夫·奈有另一种表述：“如果你把中国视为威胁，它就会变成威胁”。所以，头脑清新的人应该认识到，中美关系未来会怎样，更多取决于美国，而非中国。这个结论同样适用于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谁把中国当成敌人，中国就会成为它的敌人，而且可能是最可怕的敌人。谁把中国当成朋友，中国就会成为它的朋友，而且是最可靠的朋友。中国从不寻找敌人，中国从不制造敌人，中国就是中国，与人为善，无所畏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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