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会失灵，社会当然也会失灵，让社会自我管理，可能性就包括社会走向“灰化”和“黑化”。任由傻子自生自灭还不是最糟糕的情况，更坏的可能从一拨又一拨冒充傻子家人的人身上体现出来了。拉条子搞不明白的是，这些人为什么要抢一个傻子，其实金枝子已经说了，傻子用处很多，但金枝子只是说说，拉条子听了也跟没听见似的，继续追问那些人抢一个傻子干什么，拉条子的“勺”正是体现在这里：他不敢相信社会会这么坏。
“一出生便风华正茂。”
这是十多年前一家都市报创刊时用的宣传语，我觉得用这句话形容陈建斌导演的《一个勺子》同样合适。
我对陈建斌的最初印象来自话剧，因为孟京辉导演的《恋爱的犀牛》而认识了他，后来他开始演电视剧，看过他主演的《乔家大院》，当然他最广为人知的角色要数《甄嬛传》里的皇帝。现在，他自编自导的第一遍电影公映了，看过后让人有眼前一亮的感觉，一个演员的导演处女作能达到这样的高度，应该是出乎很多人的意料的。演员转型做导演的例子不少，但如此成功的转型，恐怕只有姜文可以相提并论。
《一个勺子》使用了方言，勺子就是傻子的意思，勺子分两种，一种是真正在智力有缺陷的人，另一种是总吃亏的好人。电影讲的故事其实挺简单的，故事主线是这样的：陈建斌演的拉条子(马吉)是个老实人，性格有点轴，一次他到集镇上去，给了一个傻子点吃的，傻子就跟上了他，尾随他到他家去了。一开始，他当然是不愿意收留傻子的，带着傻子去镇上找他家人，企图把他赶走、甩开，各种办法都用了，但傻子总是能再找到他家。慢慢地，拉条子两口子接纳了傻子，给他洗了澡剪了头发，打算养着他了。这时，有人自称是傻子的家人，说看到了拉条子登的启示，来把傻子接走了。接下来，又有几拨人来了，也自称是傻子的家人，还诬赖拉条子把傻子卖了。拉条子于是陷入了困惑，搞不懂这么多人争抢一个傻子是为了什么，于是又登启示想把傻子找回来。这么一折腾，把拉条子也折腾成了傻子，当然他的傻体现为理解不了社会的复杂和晦暗。影片的最后，拉条子带上了傻子一直带着的一个破遮阳帽，镜头切换到主观视角，呈现出的是傻子的视野：一个个雪球飞来，一群小孩子在起哄打傻子。这里，好人和傻子合一了，都处于被外部世界欺压的位置。
《一个勺子》的主旨是什么?这个问题回答起来并不难，那就是“好人没好报”。仿佛是担心观众抓不住这个中心思想，陈建斌导演让蒋勤勤饰演的金枝子把这句话哭着喊了好几遍。讲述“好人没好报”的故事，是批判现实主义常用的套路，这样的题材之所以能保持长青，是因为时代在变，社会在变，“好人没好报”的表现方式就有千千万万种。于是，只要创作者们保持对社会的敏感，就能使得这样一个老掉牙的主题焕发出新的批判生机。《一个勺子》的好正是体现在这里，陈建斌的本事也正是体现在对社会现状的把握上。
可是，陈建斌导演对此仿佛是缺乏自觉意识的，我看了几篇媒体对他的访谈，他谈的都是电影和“人性”层面的话题，并没有涉及到对社会变迁的拷问。当然，我们可以说，这正是艺术家的独特之处，好的作品之所以能抓住人，靠的是对现实敏感的直觉，而不是理论思考。
但对于我这种电影的门外汉来说，真正引起注意的不是好人为什么总是没好报这种表面化的感慨，而是陈建斌通过讲述这样一个故事而提出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国家哪儿去了?在底层社会向丛林化蜕变的过程中，国家角色的变迁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一个勺子》还有一条副线，拉条子的儿子被判入狱，他东拼西凑了五万块钱，交给镇上的能人大头哥，请他帮忙办理减刑。拉条子的儿子后来真被减刑了，是否是大头哥的活动起了作用，并不清楚，但也不排除这种可能。何谓国家?按照韦伯对现代国家性质的界定，国家“拥有合法使用暴力的垄断地位”。惩治犯罪，剥夺公民权利和人身自由，无疑是国家权力的范围，而且这种权力完全是排他性的，不容其他力量染指。然而，一个小镇上的能人就有能力渗透到这种权力的行使过程中了。
这并非完全的虚构，现实中各种“捞人”的事情是不鲜见的。今年上半年我采访过卢麒元先生，卢先生说，私有化从来都是从国家权力的私有化开始的。电影没有交代大头哥的身份，但他肯定不是国家工作人员，也就是说，他还需要联合其他内部人才能完成这笔“买卖”。国家权力就这样被“私有化”了，成了一部分人谋取私利的工具。国家权力的私有化，必然带来社会的“灰化”或者“黑化”。电影所表现的其他乱象，都与这个源头有关。
拉条子在街上“捡”了一个傻子，缠上了他，他不想收留傻子，这并不是他的义务，但又不忍心傻子在冬夜里冻死，于是陷入两难。拉条子想找个可以接收傻子的地方，他找过派出所，但派出所不管，找村长，村长也不管。我们要问的是，对于傻子这样没有行为能力的人，他的基本生存权利应该由谁提供保障呢?毫无疑问，是国家，何况我们的旗帜上还写着社会主义。但国家为什么又把傻子拒之门外呢?这里，我不得不从公知那里借一句话了：因为体制问题。
2003年前，国家实行收容遣送制度，对流浪者、乞讨者、游民，国家主动介入，帮他们返回家乡，公安机关是该制度执行的主体之一。在那个制度之下，警察有理由管他，帮他找到家，把他送回家。但我们应该还记得2003年的“孙志刚案”，孙志刚被收容之后，被打死在收容所，案件被报道后，天下大哗，40天后，国务院废止收容遣送制度，出台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自此，救助管理成了民政部门的职责范畴，国家的介入方式也从主动转为被动，原则改为“自愿求助，无偿救助”。这个转变是被视为顺民心的，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
但是，也许是时候问了，真的是这样吗?这个转变的负面后果是什么?以傻子的故事为例：拉条子找到派出所，警察不管，因为他并没有在拉条子家里闹事，收容救助也早已经不是公安机关的职责;傻子是不懂得主动求助的，民政部门就不会找到他，拉条子找到村长，让村长帮忙开个证明，好把傻子送到民政局去，但村长说，那地方有吃有喝，是谁想去就能去的吗?我还想去呢。总之，按照这些说法，要么让傻子在外面饿死冻死，要么由拉条子把他收留了。但后一种选择被村长无情地嘲笑了，他讲了一套市侩的逻辑：今天你拉条子让他睡羊圈，明天他就要睡炕，后天就要睡了你老婆。按他的意思，只有把傻子赶出去，任由他自生自灭。
收容遣送制度在实行中走了样，酿出了悲剧，但这是否说明整个制度都是错的?是该扬弃这个制度，还是完善它?这就好比，手上长了个疖子，是治疗疖子，还是把手剁了了事?
2003年的制度转变之所以选择了“剁手”的方式，很大程度上跟那个时候对国家角色的讨论有关，即所谓国家只应该当好“守夜人”，而不该管太多。于是，从收容遣送到“关爱救助”，就不仅仅是一次因应现实要求对制度进行的简单改革，而是改革过程中国家角色重新定位的浪潮的一部分。这个浪潮就是，国家的角色从积极的转向消极的，从主动“关心群众痛痒”，积极介入社会问题、调整社会关系，转变为把市场的交给市场，把社会的交给社会。
市场会失灵，社会当然也会失灵，让社会自我管理，可能性就包括社会走向“灰化”和“黑化”。任由傻子自生自灭还不是最糟糕的情况，更坏的可能从一拨又一拨冒充傻子家人的人身上体现出来了。拉条子搞不明白的是，这些人为什么要抢一个傻子，其实金枝子已经说了，傻子用处很多，比如关起来干苦力，比如用来乞讨，再比如卖他身上的器官——这些无疑都是金枝子从新闻里看来的，也就是现实中发生过的。但金枝子只是说说，拉条子听了也跟没听见似的，继续追问那些人抢一个傻子干什么的，拉条子的“勺”正是体现在这里，他不敢相信社会会这么坏。
面对这种局面，我们看到的是“消极国家”的淡然。拉条子去了两趟派出所，两次都被女警察几句话给打发了，第一次是求助，女警察说他有没有在你家里闹事?没有我们就没法管;第二次是拉条子去报案，说有人冒充傻子家人，形迹可疑，女警察说再有人来，你再通知我们，我们过去看看。虽然不主动解决问题，但女警察的态度好得很，两次都给拉条子倒了杯水。这不正是政府改革的方向吗?管得越来越少，而且还要更少，但门不能难进，脸不能难看。
村长，严格地说，并不是国家工作人员，但在“积极国家”中，村干部是先锋党介入农村基层社会管理的“桩脚”，事实上行使的是基层自治和国家管理的双重职能，那时的村干部面对傻子的闯入，是绝不会坐视不理的。但如今的村干部不同了，拉条子第一次去找村长时，镜头长时间地表现了村长啃牛骨头的样子，啃完了，他才回答拉条子的问题，其实是把拉条子给骂出去了。从那个啃骨头的长镜头，我们大概可以联想到一些人所憧憬的“新乡贤”是什么嘴脸，以及靠这些“新乡贤”治理的农村基层会是什么德性。
其实，拉条子围绕傻子的闯入而产生的困惑本不该是他的困惑，这些困惑是由国家角色调整而产生的，相关问题本是国家分内应该解决的事。当国家像甩包袱一样把问题甩给社会，那就必然会是让傻子那样的弱者受践踏，让拉条子这样的老实本分的好人受委屈。好人没好报，谁会对这样的结果感到意外呢?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人类历史上恐怕只有过几十年的例外，那时候起码有改变“好人没好报”这个“自然规律”的决心和意愿，但我们现在正在决绝地跟那个时代告别。
论导演处女作的艺术水准，陈建斌让人想到姜文，陈建斌演的拉条子也不禁让人联想到姜文在《鬼子来了》里面饰演的马大三，另一个老实本分但没有好下场的人物角色。这样的人物在现实中是很多很多的，其实是群众的主体，保护这样的好人，就是保护社会。我们难道不该问一问，保护社会是不是国家的责任?浮在社会之上，任由社会滑向丛林化，是不是改革应采取的方向?
最后，我要感谢陈建斌。以上解读也许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他作为创作者的本意，但文艺作品本来就是提供给人们以不同的方式解读的。以直觉把握时代，激发其他角度的思考，正是文艺独特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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